題記：太祖父那一輩從山東曲阜來到蓬萊，從蓬萊闖關東到了東北營口，又從營口來到鐵嶺深山里小縣城掏鹿，又從縣城到了成子山下深山里德賢村，從德賢村來到鐵嶺，從鐵嶺來到沈陽，從沈陽來到上海，從上海來到南京……哪里是我的根？哪里我是鄉愁的村頭？哪個城市是故鄉？我的根在哪？為了時常能夠記住鄉愁和探望故去的父母，把他們葬在離他們的出生地1680.2公里的地方——我工作的城市南京。
——寫于2018年春節
亞里斯多德說過：“為了生活，我們來到城市，為了更好地生活，我們留在了城市。” 或者我們應該說：為了更好的生活，我們從小城市來到大城市，從一個城市來到另一個城市。我知道，深圳這個美好的城市，在1000多萬人中，有深圳戶口的只有300萬人。
一、薇依《扎根》與孟德拉斯《農民的終結》
法國學者西蒙娜·薇依在《扎根——人類責任宣言緒論》一書中說：“扎根（enracinement）也許是人類靈魂最重要也是最為人所忽視的一項需求。這是最難定義的事物之一。一個人通過真實、活躍且自然地參與某一集體的生存而擁有一個根，這集體活生生地保守著一些過去的寶藏和對未來的預感（pressentimentd＇avenir）”。所謂自然地參與，指的就是地點、出生、職業、周遭環境所自動帶來的參與。每個人都需要擁有多重的根?！懊總€人都需要，以他作為自然成員的環境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靈性生命的幾乎全部內容?！盵1]是的，扎根是一個人生活穩定、工作穩定、心理穩定和努力向上和創造美好生活的前提，更是社會發展穩定發展、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中國人的“根”，文化之根仍在農村，一到過年過節，首先想到的是老回家、回鄉、回農村，中國目前的大多數人要從城市回農村或見父母、或見爺爺奶奶、或尋根祭祖、或走親訪友、或為了尋找兒時的記憶……。據《人民網》2018年2月16日報道：《交通運輸部：春運前15日全國共發送旅客11.12億人次》：“2月15日除夕當天，也就是春節假期第一天（全國鐵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發送旅客5194.4萬人次，……春運前15日（2月1日-15日），全國鐵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累計發送旅客11.12億人次。”[2]改革開放40年來，城鄉流動是社會整體變化、社會結構性轉型、中國進入城市社會的整體進化過程的經典寫照。
在中國的城市鄉之間，40多年來，演繹著人類歷史上偉大、最壯觀、最波瀾壯闊和最賦有人情味的人口大遷徙！5—6億鄉村人成為了城市人。一方面，一部分鄉村人帶著鄉愁過上了城市里人的生活；一方面，留著鄉愁，鄉村里留下了大量的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社會在變革、經濟在發展，全球化和城市化使得城鄉人口大遷徙，而其演義了人類現代歷史上悲愴的故事，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孟德拉斯在他的《農民的終結·導論》里批評當時的一些研究者說：“19世紀的社會科學表明，它們對鄉村事物的不了解令人驚訝。它們的分析和解釋的努力都是針對工業經濟和都市社會的?！盵3]一個諾大的中國鄉村，存在著多樣化的情況，很多研究者僅就個體看到的鄉村來描述中國。實際上，中國有蘇南的華西、永聯這樣的已經變成特色城鎮的鄉村；也有蘇北已經工業化了鄉村；還有全國2200多個已經商業化的淘寶村；有上萬個已經成為旅游景點的美麗鄉村；還有像湖北某縣仍然有9900多個自然村，其中10戶以下的占40%；還有像浙江莫干山那樣有大量的“洋家樂”、傳統民宿的國際性化山村；亦有南京國際慢城那樣農民“就地城鎮化”的鄉村，就像我們看到那樣，還有遍布全國的大量的“空心村”，當然還有東北某地那四十年未曾有變化的鄉村……，不一而足。中國農村已經呈現了多樣化、多層次、差異化和多類型的發展狀況。[4]孟德拉斯在1964年出版的《農民的終結》一書開篇就說：“二十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就是20世紀下半葉當今世界向社會科學提出的主要問題?！盵5]孟德拉斯在1960年代就論證了法國都市化過程中的都市與鄉村差異縮小的發展事實。到1980年代，法國城鄉社會結構的變遷證實了孟德拉斯的觀點。他在《農民的終結》一書出版20年后的1984年，為該書寫了一個《跋》說：雖然法國還有農業勞動者，但是他們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孟德拉斯自己認為，《農民的終結》一書是給在法國存續一千多年的農業開出了“文明的死亡證明書”。他還很感慨地說：“對另一些人來說，我是農民的陳舊價值的懷舊歌手。宣告農民的終結在讀者中引起懷舊的傷感：盡管作者努力做到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樣‘科學’，但他永遠無法控制他在讀者中激起的感情共鳴?！笔堑?，法國的農業已經走出了傳統農業的羈絆，有農業，但是沒有了傳統意義上的農民，農民成為農業工人、農場的職員。這樣的職業性農民，在城市里、在鄉村都會有根，農民變成市民就會“接受其道德、理智、靈性生命的幾乎全部內容?！倍股鐣w進入一個開放型的社會，而非傳統的農業社會。
孟德拉斯指出的“振興鄉村”及農業發展的出路就是：建構“都市農業”、“都市人農業”和霍華德提倡的田園城市、花園城市、花園城鎮、田園小鎮。建立現代農業體系和規模農業。（在我的調查中，中國的一些地方管理者理解的“都市農業”是：農村產品供給城市，就叫“都市農業”，這是一種典型的誤讀）。孟德拉斯說：“最發達的國家，農業從業人員基本上分成三部分人：一是農場主——相當于中型企業經理；二是占有生產資料的‘自我雇傭’型的農業生產者——相當于典型的中產階級；三是被雇傭的農業機械的科技人員—相當于技術工人?！边@應該是中國未來“農村振興”的發展方向。未來讓農業的從業者是城鎮市民，即有文化、有學歷、有知識、有契約精神城市市民，讓農民成為現代化農業體系和技術農業、規模農業、觀光農業、精準農業、智慧農業中的一個職員和農業技工（工人）。如果仍然是傳統的小農經濟為主體，靠天吃飯，幾千年的農業發展已經證明，既擺脫不了貧窮，更不能建立一個整體具有現代性的社會。
二、文化之“根”與鄉村振興——城市為什么沒有“根”？
“拔根”與“扎根”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一個特有的社會現象。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從鄉村到城市，至今已經有4—5億農民涌進城市，成為城市人的建設者，或是“城鄉候鳥人”、或者是城市新市民，就如見諸報端的那些表達：“新昆山人”、“新蘇州人”、“新深圳人”，“新海南人”……。但是，無論是城市人還是城市中的外來人，面對城市社會的快速變遷，都不同程度上存在著“無根性”的文化心理結構和行為文化特質。[6]特別是春節作為民族傳統文化習俗的集中表達之一，傳統節日的人口大遷徙和“空間大挪移”，在現代社會結構的變遷中，很好詮釋了“鄉村的無根性”和“城市的無根性”。
春節是中國文化在空間折疊與時間折疊上的最充分、最徹底和最深刻一種社會存在。一張紙可以折疊，在某種意義上平面物品在理論上都可以折疊，在黑洞的力的作用下，空間折疊表現為空間扭曲和折變演繹，一旦某一巨大空間被折——兩點被折扣到一起，時間和空間便發生了特定變化——既沒有了時間也沒有了距離。這既是一種理論假設也是一種客觀存在。生活里的時間與空間折疊是一種文化隱喻、文化實證和文化符號象征，在一定時間和空間內，多類型、多樣態文化，現代性、傳統性等多種文化，被現代性和現代化的手段和方法，重樹、重構使之儀式化，賦予某一時間作為某種文化的共時性的“超時空””，這種文化和空間同時能夠成為民族性的集體記憶、集體行為和文化心理結構的集體烙印，在本質上，這個時間空間在某種意義上就被折疊了——現代和傳統兩點被折疊，穿越回到傳統以表達現代性，一切被表達為過去的回歸、重疊和新的開始，時間和空間在心里上、在儀式上凝固一種文化符號后，個體與群體的文化心理結構也演變為新的開始意識和文化，春節等民俗節日就是被折疊的空間和時間，在這個共時性的空間與時間里，舊的、新的，現代的、傳統的，禮法的、法禮的，“有機團結”和“機械團結”的……在心理上、空間上、時間上集聚和轉換，特別是人流的轉換，從城市到鄉村、從鄉村到城市、從城市到城市，文化時空被壓縮、折疊為共同的心理空間，每一個人把這個時間和空間當作棄舊換新原點，也是社會心理文化空間與時間折疊的一種隱喻，在新的開始的之前，我們尋根、祭祖，尋找自己來到城市前的足跡以滿足人類本源性的懷舊文化。
幾千年來，中國一直是以農業立國的傳統農業生產型國家。從周宣王“不籍千畝”肇起，到近代社會以前，幾乎所有的改良、變法和某種意義上的改革都集中在農業領域或針對農業、農田和小農。有商周時代的“井田制”；有春秋時代管仲“相地衰征”；有戰國時代李悝“任賢重農”和商鞅變法中“重農抑商”；有漢代漢武帝的“算緡”、“告緡”令，征收商人資產稅來限制工商業以促進農業發展；有北魏與唐代“均田制”和“兩稅法”的推行；有宋代王安石變法的“青苗法”；有明代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還有清朝雍正的“攤丁入畝”等等。歷朝歷代都花費巨大精力放在對農業“變法”上，且集中在“土地稅”、“人頭稅”及“服勞役”上下功夫。但是，幾千年的中國農業、農村對老百姓來說，其發展總是千瘡百孔——多數時間食不果腹，表現為“鬧饑荒”的災年多于豐年，以至于人們見面的第一句話“吃飯沒”？直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甚至七十年代仍然如此，吃飯問題一直是中國幾千的大問題，幾千年來的多次變法和革新的努力都未能真正解決吃飯問題，當然也不能解決農業生產力解放的問題而只是在國家稅收、百姓服勞役等方面有多樣化的變化。到了改革開放1978年后，才真正解決了中國人的吃飯問題。
回過頭來看，我們也試問：中國的農村曾有振興過嗎？就“振興”一詞而言，其內涵之一是“整頓與恢復”的意思。宋代田況所著《儒林公議》卷上：“范仲淹入參宰政，富弼繼秉樞軸。二人以天下之務為己任，謂朝政因循日久，庶事隳敝，志欲刬舊謀新，振興時治，其氣銳不可折。”中國歷史上屈指可數的幾代盛世如“文景之治”、“貞觀之治”、“開元盛世”及“康乾盛世”其真實的一面也都被后來歷史學家捅破過、說破過，盛世屈指可數！哀鴻遍野、餓殍遍野、斷壁殘垣、青黃不接等詞不絕于史。中國有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是凝固化的和超經濟強制的集權體系，導致形成汪洋大海般的封建型傳統小農業經濟，城市與鄉村各持其短，長期停滯且未能變化和變革，如費孝通先生所論：未能有文化自覺。直到近代前夜的1848年，中國的城市人口只有10.9%，而這時（1850年）的英國城市人口已經達到50%以上，英國是人類歷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過農業人口的國家。不難看出，或者再一次強調指出：解決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出路是城市化、城市化和農業現代化，而現代化的結果是田園城市或者花園城市，這已經被世界歷史和發達國家的經驗所證明。
在1848年以后的100多年時間里，中國社會烽火連年、戰亂頻仍、軍閥爭戰，天災人禍不已，到了1949年時，中國城市人口仍然只有10.6%。近90%的人都是農村人，相關記載是4萬萬同胞，也就是說現在70歲左右的老人90%生在農村。到了1978年，中國城市人口也只有17.8%，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中80%的人是在農村出生的。就是到了2000年，中國城市化人口不到30.1%，80—90年代出生的仍然是70%左右來自農村，——只有到了2010年以后，根據統計城市人口達到50%以上，及到2018年，中國城市人口接近60%。但是，真正有城市戶口的人口只有百分之五十多，大量的農民工和沒有戶口的、長期居住在城市里的勞動者成為了“新城市人”，可以這樣說：2000年前后出生的人，50%左右來自農村。2010年中國城市人口第一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開始進入城市社會時代，仍然有40%以上的人口來自農村，因此說，鄉村是我們當代人的根之所在，鄉愁是我們的共同的感受與記憶。
“城市無根”最典型的是深圳。目前深圳有1500萬人左右，有深圳市戶籍的人口僅354.99萬人，占常住人口的31.2%。[7]一些沿海發達地區如上海、浙江、江蘇、廣州等地，外來人口都超過50—60%。另外一個最典型的是東北，很多城市是人口流出的，據說東北接近有100萬人在海南省生活，曾經的背井離鄉“闖關東”，有在從大東北來到大海南。鄉村，理論上和實際上不生活的“根”，人們不愿意在傳統鄉村扎根，鄉村只是“鄉愁的根”。
城市無根性——我們看到的是：居住在城市里的一部分人就像“無根浮萍”一樣，“漂在城市里”，或者像社會學家描述的那樣的是一種“邊際人”，總要回到鄉下去找鄉愁的“根”、尋找過往文化記憶的根，不要忘本是一種文化倫理，回鄉探望是一種親情。
簡單說，現實生活的變遷與社會轉型使每個個體很難確定生活地點和坐標。[8]而曾經的農村鄉愁并不是現在這樣僅僅是拜見父母、回憶孩提時代玩耍的“鄉愁”，那時的農村鄉愁是：愁吃、愁穿、愁工作、愁生活……這也是我在那個時代真實而直接的感受。
當代的“鄉愁”和那個以傳統的“鄉愁”已經有了本質的區別，現代的鄉愁已經成為一種情感，一種情懷，一種生命的懷舊，一種愛的回歸，是一種曾出生在農村的中國人的集體記憶！
為什么城市里沒有你我的根？為什么當想到振興鄉村的時候，似乎就是想到曾有過一個美好的鄉村和農業？有過么？奴隸社會有過嗎？封建社會有過嗎？近代社會有過嗎？幾千年的歷史鄉村對于城市而言，是貧窮和落后的代名詞！農民的生活曾經有過衣食無憂嗎？不然，我們為什么努力建設“小康社會”？回答似乎是不確定的！傳統鄉村積貧積弱，被城市剝削的農村——所以梁漱溟才說：“我所主張的鄉村建設，乃是解決中國的整個問題，非僅止于鄉村問題而已”，[9]“鄉村運動正是民族自覺的開端”[10]。很多仁人志士要想改變中國都是從改變中國貧窮、落后和愚昧的農村入手的。
三、我們的“根”未來在哪？在城市？在鄉村？
能夠讓來自鄉村的人在城市扎根、讓從其他城市來的人在城市扎根是需要很多條件的，既要建構優質的城市市民生活空間和文化土壤，又要有已經優化的城市文化治理，還要“讓城市充滿選擇機會”，更要讓城市文化和生活空間具有寬容、公正、公平和正義的屬性。不僅要滿足和創造人們生存的多種需要，西蒙娜·薇依說還需要創造“靈魂的各種需要”，這些需要包括了城市社會的“秩序”、“自由”、“責任”、“平等”、“榮譽”、“懲罰”、“言論自由”、“安全”、“風險”、“私有財產”、“集體財產”和“真理”等條件。讓人們感受到“有靈魂的生活”，而其核心是一個最基本需要中的需要，一個人獲得個人的尊嚴和社會的尊重的前提！并把這種人的尊嚴和尊重構建成一種社會的義務！義務是社會個體存在的一種價值和良知的行為表現。[11]社會整體意志的良知能夠創造對個體的尊重，并將這種尊重推廣為一種義務，這樣的城市肯定是美好、理性和科學的、民主與法制的！
在現代城市社會的發展與變遷中，人口在流動，社會在轉型，空間在變化，人們普遍存在著“無根”的感覺，無以為家。雖然有的城市有時可以讓人沉靜下來，感受城市的文化和風情，但在高速的社會轉型中，這種感覺往往只是短暫的，甚至稍縱即逝的，而現代生活中的很多非典型社會問題的表現形式之一就是人們都“刷存在感”，尋找存在感。
城市本身提供了個人價值增長的特殊環境，城市與個人發展的有著本質聯系，人們在城市中不自覺的創造著“自我文化”的“扎根”過程。
從考上大學那天起，就是第一次“拔根”，這類“拔根”，對于農村戶口的人來說是社會流動中“向上流動”的起點和條件，然后就是有各種各樣的“扎根”與“拔根”過程、類型和方式了。似乎多數人都可稱為“游子”，因而才有千古絕唱《游子吟》。有的人從鄉村走進城市求學、有的人從鄉村出來打工、有的人從小城鎮走進大城市、有的人從這個大城市走向另一個大城市、有的人成為臨時工、有的人成為職員、有的成為建筑工人、有的人成為大學教授、有的人成為公務員……人們從一個城市流向另一個城市，從一種行業換到另一種行業……人們不得不去思考在什么時候，在哪座城市里能夠“扎根”，哪個城市能夠更好的讓人們愿意扎根？
當社會發展出現新的生產方式和新技術后，人們越容易被分化為不同階層的群體，一次又一次的創造新的生活和體驗，或許每個人都一直在試想“扎根”，但現實是必須應對如潮的社會變遷，一次又一次被“扎根”，且一次又一次地又被“拔根”——離開家鄉、離開原單位、離開原來的行業、離開生活過的城市，去尋找新的“根”和城市……。城市中更多的則是從“單位人”變城市的“社區人”。
無論窮人還是富人，無論是高學歷還是低學歷者，也無論是城市人還是鄉村人……面對現代化過程中劇烈的社會變遷，如產業結構的變化、新型業態的變化、傳統產業的消失，新興網絡產業、智慧產業、3D打印產業、機器人產業，使得所有社會階層的職業和財富都面臨新的挑戰，所有不同類型群體中，都有可能出現不斷地“扎根”和不斷“被拔根”的過程，“無根性”所形成的不穩定性、現代社會的風險性，成為社會非典型社會問題的基本特征之一。
即使在城市社會精英群體層面，外在形式上表現了城市人生活的“嵌入性的結構”，城市社會所形成的“事本性”構成了典型的社會關系網絡。但是，由于過快的城市變化，包括城市空間的過快變化，城市的“無根性”更為深刻，人們渴望在這個城市所形成的“地點、出生、職業、周遭環境所自動帶來的參與?！盵12]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既要有或者是已經有生活“源文化的根”——鄉愁與鄉村的生活，還要有創業發展和個人價值理想實現之根，讓人們能夠在城市里形成“嵌入性的生活體系”，感覺到城市關懷和溫度。城市社會中被放大的“無根性”，使得任何個體都必須重新進行“社會包裝”和“社會整飾”才能融入社會。[13]真正意義上的現代社會的發展，除了鄉村和鄉愁的根之外，城市人要有城市人的價值理想實現的根。
“一個十分清楚的邏輯關系是：中國實現代化→必須首先改變80%的農業人口的文化心理結構→使更多農業人口走進現代化生活→便更多的農業人口實現文化心理結構的現代化→必須改變傳統農業社會的社會結構和生產結構→使經濟轉型過程與改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相輔相承→最終使“鄉村人”成為“城市人”。使中國從傳統的鄉村社會轉化為城市文明社會。[14]
亦如孟德拉斯所說：“農民是相對于都市來限定自身的。如果沒有都市，就無所謂農民，如果整個社會全部都市化了，也就沒有農民了”?！爱斵r業勞動者不再把自己作為生產者，并開始考慮自己的生產銷路時，他的整個世界都改變了。種地養家的農民和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農業生產者具有完全不同的視野?！?/p>
為了簡明回答我們應該思考的未來振興鄉村的生活，我們還是用孟德拉斯話結尾：20世紀80年代的法國，“鄉下人享有都市生活的一切舒適，統計數字表明，在巴黎人、都市人、郊區人、小都市居民和鄉下人之間，已經不像20年前那樣具有系統的差異，”所有的家庭都有現代化電器和小汽車，而在某些方面在原鄉村地區的居民還有優勢，如住宅空間和冰柜比都市中心區居民要大得多。他認為“鄉下人享有都市的一切物質條件和舒適，從這種意義上說，他們的生活方式都市化了。這種生活差距的消除是在70年代完成的。作為逆流，一些異型的生活形式出現了”。[15]
這里，我在問？未來我們應該在哪扎根？三代四代以后，我們的根在哪？肯定答案是不同的，理解也是不同的。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江蘇城市智庫 微信公眾號（原創）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