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存在著兩大基本矛盾：開放政治和能人政治的矛盾；自治和行政化的矛盾。這兩個矛盾交互作用，成為目前鄉村治理中的核心問題。
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1號文件也以鄉村振興為主題，進一步明確了“產業振興、生態宜居、鄉村善治、鄉風文明、生活富裕”五大目標。鄉村治理有效，是鄉村振興的重要保障。
目前，鄉村治理存在著兩大基本矛盾：開放政治和能人政治的矛盾；自治和行政化的矛盾。這兩個矛盾交互作用，成為目前鄉村治理中的核心問題。
我國鄉村治理的基本制度是黨領導下的鄉村自治。自治，意味著面向全體村民開放的政治空間和話語表達空間，換言之就是建立在一人一票基礎上的平等話語權。但事實上，村干部并不是一個簡單的活兒，牽涉的利益雖然不大，但利益中有人情，人情中有利益，因此真要解決村民的矛盾和糾紛，本人沒有相當的威望，是根本不可能的。
鄉村社會主要有三大群體：富裕起來的企業家、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在家務農的農民。這三個群體在財富、資源、人脈、威望等方面，往往是遞減的，因此也就造成了處理事情能力的遞減，并由此帶來話語權的遞減，最終導致對村莊事務處理能力的遞減。另一方面，從意愿上來看，村干部只有些許誤工費收入，對進城務工人員和務農的農民吸引力都不大，但對企業家而言，村干部能和政府產生更多互動，因此，這一職務對他們更有吸引力。
可見，不論是從能力上、還是意愿上，富人、能人都更可能成為村干部。這也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現實，而且經濟越發達的地區越是如此。然而，這就同時造成了馬太效應和沉默的螺旋效應，能人本身就有較大能力，又通過村干部強化了利益格局，并且獲得了縣鄉政府的支持，因此更加敢于、可以在村莊事務中發出聲音，而普通村民則更加沒有機會參與到村莊治理中，開放政治的空間越來越小。
另一方面，縣鄉政府為了實現鄉村的加快振興和有效管理，也更樂意看到能人擔任村干部，進而達成利益共同體。事實上，一些縣級政府、鄉鎮政府甚至直接插手鄉村選舉，指定候選人，必須選政府指定的人，造成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同時，由于政府權力不斷以項目、財政支付村干部報酬、下派村干部等方式全面進入鄉村社會，也造成了村干部的行政化。
如何實現鄉村善治，根本上就是如何處理能人政治和開放政治的關系。如何處理行政管理和鄉村自治的關系，這是關乎鄉村之亂的重大議題，值得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在理論上不斷創新。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青在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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