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市農工辦主任的農民立場
中共咸陽市委農工辦主任 趙強社
“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就有關“三農”改革發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論斷、新舉措，為破解“三農”問題實現農業現代化提供了基本遵循，使這一時期成為“三農”發展的黃金期。各級黨委政府對“三農”工作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農村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農村工作研究的熱度前所未有。筆者從2007年起任中共咸陽市委農村工作部門負責人已逾十年，有幸見證和參與了這一改革歷程。十年來，咸陽黨委農工部門的名稱也多次發生變化，從新農村建設辦公室到統籌城鄉發展辦公室，再到城鄉發展一體化辦公室，反映了農村政策演變的軌跡，也是三農理念創新的路徑。筆者通過研讀黨的“三農”方針政策，從田間地頭了解農業生產態勢，從時代變革中體察農村脈動，從神經末梢感知農民需求，以農民的視角反省政策，以良知良心建言獻策，夙夜憂思，取得了一些關于“三農”工作的感悟和收獲。十年來，筆者既是地方“三農”工作政策的制定者又是政策的執行者，既是理論的研究者又是實踐的探索者，既是農民的兒子又是行政官員，多重身份使自己在解決農村基層各類問題和矛盾的體會中，在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的體驗中，在總結農民自主改革創新經驗的過程中，對黨的農村政策有了切身的感受、思考和比較。認為當前破解“三農”問題仍然任重道遠，與黨委農村工作部門“說起來重要，忙起來次要，干起來不要”的地位相似，“三農”問題也存在“三多三少”的現象，即暴露的問題多，解決的辦法少；政策文件多，含金量少；理論多，農民的話語權少等。我的體會是：破解“三農”問題決策是否正確，政策是否有效，措施是否得力，關鍵是我們各級黨委政府和領導干部想問題，做決策，出政策，定措施，是否真正地站在農民的立場。
農民的立場就是公平的立場。所謂公平就是每一位公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該有的權利和義務是對等的。改革開放30多年來，為什么我們一邊講重視“三農”，并出臺了一系列“惠農”政策，一邊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事實。理想和現實的差距，政策疊加和效果堪憂的對比，說明了“三農”問題的根源不在“三農”本身，也不是僅靠有限的政策調整能夠解決的，而是根本體制問題。城鄉分割的“二元”體制是農村發展、農民增收的根本制約。“二元”體制的最大問題是歧視，將農民放在二等公民的地位。長期以來，由于封建等級觀念和二元體制的影響，扭曲了我們對農民的認識，農民往往被看成愚昧和落后的“社會底層”，這種偏見和狹隘的視角，把農民應得的權利視作對農民的恩賜。這種恩賜意識讓政策導向誤入歧途。比如把農業政策叫做“強農惠農富農”政策，把治理農村三亂行為叫做“減輕農民負擔”，把國家對農業的投資稱為“財政支援農業資金”等，就連取消“農業稅”本身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仍要在輿論上與封建社會的“皇糧國稅”相提并論，令人汗顏。如此等等，沒有任何對農民利益剝奪的愧疚心理，沒有意識到“多予少取放活”方針是還農民欠賬的行為。因為“恩賜”所以對農業的投入難以保障，因為“恩賜”，扶貧款、農業補貼像“唐僧肉”被克扣、盤剝、貪污，而習以為常。二元體制使我們從思想觀念、行政方式、行為方式上自覺不自覺的養成“重城輕鄉、歧視農民”的二元思維。2011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北京中華民族博物館館長王平女士提出的“不要鼓勵農村的孩子上大學”的提案語驚四座，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維。她的理由是：“上大學是要很大費用的，一個農村家庭有一個大學生就返貧了。”“現在大學生找工作并不容易，農村的孩子上了大學也可能連工作都找不著。”她顯然只是看到了問題的表象，卻沒有認識到問題的本質，因而開錯了處方（仍是加劇二元體制的處方）。還有那些“農民工積分落戶”“以宅基地換住房”“以戶口換社保”等的所謂改革舉措，都是將農民放在不平等的地位上，仍然歧視農民，損害了農民利益，加劇了城鄉發展、市民與農民新的不平等，這樣的政策是不會受到農民歡迎的。2010年，溫家寶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我們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讓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嚴。”對農民來說，最大的幸福和尊嚴就是平等。為什么農民對我們的一些惠農政策有意見，對我們的一些工作不配合，對我們的一些改革不參與，因為政策的制定農民鮮有話語權，沒有反映農民的實際利益。不公平讓干群關系裂痕加劇，讓社會群體階層固化。如果我們還不給予農民應有的話語權，還不還給農民平等的國民待遇，還不將改革的紅利讓農民共享，還不將農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還不改掉那些不合時宜的歧視農民的陳規體制，破解“三農”問題就成了永恒的難題。
農民的立場就是求實的立場。求實是我們黨的思想路線的核心，其精髓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縱觀十多年來關于“三農”的政策汗牛充棟，“三農”改革探索如雨后春筍，一批批“三農”學者你方唱罷他登場。但多如庸醫的方子——不治病。關鍵是我們一些黨員領導干部、三農專家都是“居廟堂之高”而做決策，在象牙塔中制定政策，用腦想學問而不是用腳做學問，多是陽春白雪，少見下里巴人。表現在：一是照樣畫虎。以戶籍改革政策為例。2014年國務院出臺了《關于進一步推進戶籍制度改革的意見》，提出了“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合理確定大城市落戶條件，有序放開中等城市落戶限制，全面放開建制鎮和小城市落戶限制。”這一原則沒有考慮到2.7億農民工大多都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打工這一現實和農民工渴望落戶大城市的愿望，這樣的政策一出臺反而阻隔了他們進城落戶的步伐。而許多省市相繼出臺了意見，也是原則性的這么幾條，上下一般粗。二是閉門想象。如江西省提出“要廣泛宣傳農民在城市購房是升值，在農村建房是貶值”的理念（二元思維）和20多個省市在房地產去庫存中，出臺鼓勵農民工進城購房的政策。農民有錢早去購了還用你們鼓勵嗎？沒錢你們鼓勵有用嗎？還有鼓勵農民工返鄉創業等等，都是一廂情愿。三是刻舟求劍。不能與時俱進地對農村現實深入了解，仍然“刻舟求劍”地制定不切實際的政策，就好像把高樓建到沙漠一樣。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家一戶的經營方式是與我國20世紀80年代農村低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現在農業農村的生產力性質已發生深刻變化，與現行生產關系不適應的矛盾愈來愈突出，但不少“三農”工作者卻對“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長久不變”理解絕對化。四是投鼠忌器。農村金融政策滯后，農民發展缺金融支持，工商資本下鄉本可以彌補，一些專家又想當然地怕工商資本侵占農民利益，所以主張限制工商資本下鄉。建設新型農村社區是改變農民生產生活方式的有效途徑，但因一些地方借此逼農民上樓套建設用地指標，所以一些專家就以此反對新型農村社區建設，而不是對存在問題加以規范。結果“倒洗澡水時連孩子也倒掉了”。很多學者、決策者都聲稱站在基層和農民立場，但他們對基層和農民并不了解，他們生活在不同于農民的生活方式中，并鮮有人真正到農村調查或者走群眾路線。一句話，少了些實事求是的品格，少了些無私的品格。
求實就是讓“三農”的政策順民意、得民心、有實效、接地氣，就是要把嘴上說的、紙上寫的、會上定的，變成具體的行動、實際的效果、農民的利益。做到這一點，其實很簡單，就是政策一定要從群眾中來，再到群眾中去；一定要從基層來，再到基層去。研究和制定政策的人，一定要先當群眾的學生，再當群眾的老師。毛主席說：“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他曾經說過，中南海是沒有多少知識的，知識在工廠、農村和商店里。有些在辦公室、書齋里想不出、想不通的問題，有些在各類會議上議而不決、難以解決的問題，到農村去看一看、問一問、聽一聽，就豁然開朗了。有時苦思無策的事情，農民已有創新；有些困惑已久的問題，農民早有答案；而有時我們杞人憂天地擔心，基層卻并未發生。密切聯系群眾是我們黨最大的政治優勢。但不知從何時起，這一優勢變成了群眾工作的時代之問：“為什么現在交通便利了，反而離群眾遠了，通信發達了，反而與群眾交流難了，干部文化水平提高了，群眾工作的水平反而降低了。”究其原因，根子是我們多了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少了實事求是的務實作風。毛主席在《反對本本主義》中提出“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習近平總書記在《談談調查研究》中強調，黨員干部“必須深入實際、深入基層、深入群眾，多層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調查了解情況。既要調查機關，又要調查基層；既要調查干部，又要調查群眾；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既要到工作局面好和先進的地方去總結經驗，又要到困難較多、情況復雜、矛盾尖銳的地方去研究問題。基層、群眾、重要典型和困難的地方，應成為調研重點，要花更多時間去了解和研究。只有這樣去調查研究，才能獲得在辦公室難以聽到、不易看到和意想不到的新情況，找出解決問題的新視角、新思路和新對策。”一個“三農”的決策者和政策制定者，只有少些文山會海，多些調查研究；少些官架子，多些鄉土氣；少些個人私利，多些群眾觀點，將自己置于農民生存的環境之中，讓自己成為農民中的一員，才能保證自己的背景、思想和行為邏輯同農民的一致性，才能真正收集到真實的信息，做出正確的決策，找到破解“三農”問題的政策和辦法。
農民的立場就是黨的立場。這個命題本來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具體行政工作中，特別是在處理農村各類利益矛盾中，我們又自覺不自覺的將農民與黨和政府對立起來。最著名的雷人語言就是鄭州市規劃局副局長逯軍質問記者的那句話：“你是準備替黨說話，還是準備替老百姓說話？”。更為可怕的是，記者采訪當地組織部門的干部竟然認為這是個人言行，言論自由。更有人認為逯局長為人耿直，所以才會說出“不合適”的話。這樣是非不分，難道不值得我們好好反思一下我們的黨員教育？！也許這一明目張膽的奇葩語言只是個例，但捫心自問，這種將黨和政府與農民對立起來的認識，在我們每個人的思想和行為深處或多或少都存在，值得我們好好檢討反思。試舉幾例，一是盲目唯上。上級的決策，不管正確與否，不考慮本地本部門的實際，機械地毫無異議地加以執行。如同鄧小平同志所批評的：“領導人沒有講過的，就不敢多說一句話，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轉。”“唯上”者對上是盲目遵從，對下是強迫命令，在群眾不理解時搞“通不通，三分鐘”，“再不通，龍卷風”。總之是上面說啥就干啥，上面不說就不干。還有對上級下達的一些任務、指標，明知做不到或做了沒效果，仍唯命是從，結果浪費了人力物力，造成了許多設施的閑置，替上級政策“交學費”，形成大量政府債務和村級債務，“雪上加霜”。毛主席曾在《反對本本主義》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只唯上”弊病：“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可謂一語中的。二是主動迎上。受扭曲的權力觀、政績觀影響，不怕群眾不滿意，就怕領導不注意，把“密切聯系群眾”篡改為“密切聯系領導”，把對上負責演變為對上迎合。熱衷于搞形式主義、形象工程、標新立異，甚至欺上瞞下，弄虛作假。一些事情“領導不來，沒人理睬，領導一到，變得重要，領導一講，層層都講”。如在農業結構調整、園區建設中，只求大求洋求轟動效應，吹泡泡，搞假典型，只“壘盆景”而不管農民是否增收。在這些人看來，領導批示的權威性要大于政策，上級政策的權威性要大于法律。三是以虛對上。一些領導機關在制定政策時，調研不充分，情況掌握不實、不全，僅憑上級要求和層層加工報上來的情況制定政策，使政策不切合實際，成為一張廢紙；有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喜歡搞不切實際的達標檢查和目標考核，明明知道基層做不到，匯報情況有水分，仍偏聽偏信，樂此不疲；有些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為了局部乃至個人的利益，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對上級乃至中央的政策陽奉陰違，虛與應付，使一些好政策落不到實處。如：精準扶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精準識別是精準扶貧的基礎。對這樣的一個大戰略，許多地方不在做群眾工作中想辦法，不是把貧困戶的情況精準地記在心上，而是在各類表格中做文章，把精準扶貧搞成了精準填表。據統計，有些地方每家貧困戶要填的各類表格竟達90多種。還有考核中干部給貧困戶“裝兒子”的。這些東西惹得群眾十分反感，其目的都是給上級看的，供檢查用的。用群眾的話說這是官員們的自娛自樂。綜上所述，這種種表現都是站在上級的立場，而不是站在農民的立場，都是把上級的立場和農民的立場割裂開來，唯上唯虛不唯實，其根源都是私心在作怪，都是在處理個人利益和群眾利益的關系時，以個人利益為重的表現。解決這一問題，一是要處理好黨的利益和群眾利益的關系。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全國人民進行國家治理的核心，核心的作用，關鍵在于是不是為了人民群眾的利益，是不是始終站在人民群眾的立場上去研究問題，解決問題。習近平說：“黨性和人民性從來都是一致的、統一的。”從本質上說，堅持黨性就是堅持人民性，堅持人民性就是堅持黨性。只有下不愧民，才能上不愧黨。共產黨和人民群眾是不可分割的整體，共產黨除了工人階級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沒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毛主席說：“如果把自己看作群眾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頭上的貴族，那末，不管他們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眾所不需要的，他們的工作是沒有前途的。”領導干部無論職務多高、權力多大，都應用群眾的視角察民情，用群眾的心思體驗群眾的困難，把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作為工作的出發點，真正做到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難。在脫貧攻堅中，我是反對動不動指責貧困戶“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的，這是一種扶貧委屈論，把個別當一般。我有一個體會，就是我們不怕群眾鬧事，就怕群眾講理，怕群眾和我們講理我們不占理。毛主席曾經說過：“只有不合格的干部，沒有不合格的群眾。”在具體工作中，個別群眾有時會因不理解等諸多因素而產生情緒、意見甚至激烈行為。深究其因，還是干部的問題，或是宣傳不到位，或是工作欠深入，或是方法太簡單，或是考慮不全面，甚至是立場就和群眾不一致。星星還是那個星星，群眾還是那個群眾，不是群眾變了是我們干部變了。遺忘了自己的出身，遺忘了入黨的誓言，遺忘了群眾的疾苦，偏離了工作為了群眾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要求我們每個共產黨員要“不忘初心”，就是要不忘我們黨的理想、信念和宗旨。立場問題向來都是基礎性、根本性問題。堅定不移地站穩群眾立場是黨的性質和宗旨的根本體現，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二是要處理好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的關系。習近平說：“所謂對上負責，就是對上級領導機關負責； 所謂對下負責，就是對人民群眾負責。對各級領導干部來說，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從來都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對下負責寓于對上負責之中，對下負責就是對上負責，兩者相輔相成。只有對下負責做好了，才能真正做到對上負責。對下負責是最大的對上負責。把對上負責與對下負責對立起來，究其根源是黨的宗旨意識淡化，說到底，還是理想信念動搖，精神缺“鈣”。要做到公心對上，真心對下，就要既不瞞上欺下，也不諂上哄下；既對上不媚，也對下不威。作為“三農”工作者，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與農民同呼吸、共命運的立場不能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不能忘，“站在最大多數勞動人民一邊”（毛澤東語），為民履職，為民擔責，為民造福，為民立命。正如一首歌唱到的：“我住過不少小山村，到處有我的父老鄉親。小米飯把我養大，風雨中教我做人……我勤勞善良的父老鄉親，樹高千尺也忘不了根！”（《三農論稿：站在農民的立場》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一書的自序）
趙強社，高級經濟師，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生、教育學碩士、農業與農村發展管理學博士。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鄉村振興戰略研究中心主任。2017年中國農村十大新聞人物。現任中國小康建設研究會城鄉發展一體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咸陽市城鄉發展一體化辦公室主任。曾先后在《學習與研究》、《農業經濟問題》、《經濟改革》、《理論導刊》等報刊雜志發表理論文章100余篇；專著《福利經濟學研究》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西部經濟強市戰略研究》由陜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職業農民培育研究》由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政論集《享受寂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制度創新研究》由中國農業出版社出版;《新型城鎮化論綱》由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三農論稿：站在農民的立場》由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主編著作6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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