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是中國每年級別最高的經濟會議，主要任務是總結當年的經濟工作成績，分析研判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及變化，并制定未來宏觀的經濟發展規劃。2016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的開局之年，在剛剛閉幕的此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分別發表了重要講話，總結了“十二五”的工作情況，并且明確了2016年的五大重要任務，其中“要打好脫貧攻堅戰，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瞄準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加大資金、政策、工作等投入力度，真抓實干，提高扶貧質量。”再一次被提上了會議議程，成為未來5年的工作重點。
國務院扶貧辦于2014年6月發布的《建立精準扶貧工作機制實施方案》和2014年12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動員社會各方面力量參與扶貧開發的意見》明確指出了“精準扶貧”的內涵，通過對貧困戶和貧困村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引導各類扶貧資源優化配置，實現扶貧到村到戶，逐步構建精準扶貧工作長效機制，為科學扶貧奠定堅實基礎，并且將“精準扶貧”作為中國扶貧系統的新工作機制和工作目標，調動社會各界力量促進精準扶貧工作從頂層設計、總體布局和工作機制等全面有序有效地推進。
面對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的新形勢和新特點，精準扶貧工作也必須要適應新變化，做到與我國的宏觀經濟形勢整體步調一致。
從宏觀層面上說，精準扶貧符合政府職能明確化和經濟發展持久化的要求。經濟新常態引起的宏觀上的改革與變化，對于扶貧工作的影響是廣泛而持久的。對于精準扶貧工作，這是宏觀環境與宏觀趨勢的重大變化，而且是對精準度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要求在扶貧中政府的職責更加明確，更加精準，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場的作用發揮和規則制定更加充分和規范。
從中觀層面上說，精準扶貧要求區域精準化和個體精準化。在經濟新常態的發展中，一是各地區都在對自身的發展戰略、布局、重點、方式等進行調整和優化。這對本地區的扶貧工作會產生相應的影響。二是國家實施區域性的重大戰略規劃，將不同的行政區在一個新的戰略平臺上整合為一個新的發展共同體。其次，在我國，除了貧困的連片化區域化現象較為明顯，若干貧困戶的碎片化現象是未來扶貧工作難啃的“硬骨頭”，精準扶貧就是要把主要力量集中于個體層次上，從貧困戶的精準識別做起，同時總結精準扶貧對象彼此之間的內在聯系和要求，進行問題的精準識別和精準分析。
從微觀層面上說，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市場競爭愈發激烈，對于貧困地區的經濟活動主體與各種經濟資源的分配也提出了更加嚴峻的挑戰，需提防兩種不利影響。一種需求排斥，由于不同貧困戶在貧困表現、貧困根源、貧困特點和減貧需求等方面存在區別甚至顯著區別，精準幫扶就應該針對貧困戶的具體情況提供針對性的幫扶措施。但實際幫扶工作中，很少甚至根本不考慮不同貧困戶的實際情況，有的幫扶活動總是關注生產環節（例如更換品種、擴大生產規模），其實貧困戶更希望得到市場營銷方面的幫扶，把現有產品更好的賣出去。另外一種是入門排斥，現行的不少幫扶項目對貧困戶都提出了入門要求，有的門檻還很高，以至于貧困戶無法承擔只能選擇放棄，減貧項目的受益者更多變成了能夠承受入門要求的非貧困戶。這就是由于市場競爭產生了排斥弱者的力量，使得真正的貧困戶經濟發展空間更小，機遇更少，進而導致精準扶貧或脫貧的封閉化，自主發展的造血功能受到壓抑。
為此，要通過運用多種手段，整合政府、企業、社會組織和個人的多方面力量真正實現精準扶貧。
建立多維的貧困對象識別機制。目前，鄉鎮地區的人力、物力和財力普遍有限，讓其負責逐村逐戶排查識別扶貧對象，社會成本較高，因此應推動識別層級扁平化，強化縣、村兩個主體的識別權，其次要調動村莊內部群眾積極參與識別和評議，通過開展村民大會等方式讓群眾普遍認可的、需要扶助的“真貧”對象納入精準扶貧范圍，防止識別中的“漏桶效應”，提高群眾的滿意度。另外，由于精準扶貧是一項牽涉到多個部門的綜合性工程，上級政府必須將扶貧任務向下分解到村，讓村級組織和干部予以落實到戶，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要處理好政府管理與村民自治之間的關系。
如何實現二者的有序銜接，我認為積極引入社會組織成為中介，在政府與村級組織之間扮演評估、監督和服務角色是處理好二者關系的有效路徑。第一，社會組織能夠有序承接政府在扶貧工作方面的職責，將扶貧政策和任務推進到村、監督入戶；第二，社會組織依靠其專業技能能夠組織和協調村委會和村民參與扶貧規劃、調研以及扶貧資金、項目的分類管理；最后，專業的社會組織還可以充當獨立的第三方服務和評估機構，全面監督和評估精準扶貧的實施情況，及時向政府與村級組織等部門反饋精準扶貧存在的問題，并及時提出有針對性的完善措施。
強化分類管理和動態考核機制。民眾的生計空間是一個多元復合體，在生產生活實踐中，自然環境提供了生計行動的地理空間，土地等物質資源與市場條件提供了生計行動的經濟空間，社區管理提供了生計行動的制度空間，社會網絡提供了生計行動的社會空間，信仰、習俗、輿論等傳統提供了生計行動的文化空間，所以致貧的原因也不是由單一資本決定的。所以精準扶貧就是要注重對扶貧精細化的考量，針對不同的貧困情況、致貧原因以及地理環境，采取切實有效的扶貧措施。因而，需要分類實施差異化管理，產業發展、搬遷移民、社會保障、民政救助或勞動力轉移等扶貧手段并用。除此之外，扶貧工作還要注重其持久性和長期性，降低脫貧人口返貧概率，這就要求在考核評估環節要特別注重其持續性和動態性，一方面要注重考核評估貧困人口的脫貧效果，進行一段時間的跟蹤監測，使具備可持續發展能力的脫貧人口逐漸退出；另一方面要制定動態的幫扶主體考核機制，使幫扶不積極或效果不明顯的成員退出，支持和鼓勵幫扶效果好的成員推廣幫扶范圍和措施，實現幫扶主體和幫扶措施優勝劣汰。
運用大數據提高精準扶貧效率。大數據是對復雜系統的一種把握工具，運用大數據來把握社會經濟的復雜系統，有助于貧困區域找到最適合自己特殊情況的發展方式，促進本地區的長遠、持續和平衡發展。首先要改變傳統思維，健全扶貧信息系統，注重扶貧主體與客體的“供需對接”，提高扶貧工作的預見性與準確性，推進精準扶貧，有效規避市場風險與挑戰，重視新時期扶貧管理方式與內容創新，改變政府扶貧治理結構，持續追蹤扶貧效果并及時提供指導，強化資源整合與政策保障，提高扶貧水平，改善民生。另外要完善網絡基礎設施等大數據系統運行所需硬件基礎，通過開展社會經濟調查、建立數據交易和整合平臺和推進數據建模、分析等增值服務，準確把握貧困人群發展意愿，明晰貧困區域發展要素資源稟賦差異，清晰測量已有生產發展資源利用效率，找準“貧”根尋對“困”源。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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