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一一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項探索》
中國社會是超大型社會，又是一個有悠久歷史的社會，為推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不僅需要人們的決心、毅力和奉獻，而且需要人們對中國社會在現代化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作各種理性的思考和探索。近期出版的王滬寧教授新作:《當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在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認真分析了中國村落家族文化的變革及其與現代化的關系，把近年來有關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思考推進到了一個新的層次，引起了人們的注意。
當今中國社會是從傳統農業社會發展而來的。盡管四十年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和政治發展，已使得中國社會發生巨大變化，但就總體而言，中國社會并沒有根本改變農業社會的格局。80%的人口至今仍居住在鄉村的事實，足以說明問題。因此本書作者指出，“鄉村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中國社會的發展，制約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的”。
中國鄉村積淀了幾千年中國歷史，一定程度上是農業社會的活化石。歷史文化傳統在鄉村具有很大的力量，其中又以作為中國鄉村傳統的組織特征和文化特征的家族文化最具影響力。
本書作者所界定的村落家族文化，是指以自然村或行政村為范圍的家族關系以及由它產生的種種體制、行為，觀念和心態。自然村或行政村是中國社會最基層的組織，因此，作者所要探討的村落家族文化，對中國社會發展來說，就不僅僅具有一般家族文化的意義，而且具有很強的社會政治意義。
近年來，經濟體制改革有力地推進了中國鄉村經濟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沖擊和消解了傳統影響力;但是這種發展卻是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形式下實現的，因而發展本身又無形中為家族文化的某種復蘇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和社會條件。于是，在經濟體制變革與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鄉村傳統出現了消解與復蘇并存的局面。
與此同時村落家族文化也呈現出雙向運動:一方面，村落家族文化受歷史運動總態勢的推動，逐步走向消解;另一方面，七十年代末以來，為推進社會經濟發展(尤其是農村發展)而采取的各種改革措施和各種社會環境的變化(尤其是市場機制和大眾傳播引起的變化)。這種變化，又在產生強化村落家族文化的客觀要求和主觀愿望。這種變化是中國社會發展的結果，符合現代化潮流，但它所具有的負效應，畢竟給中國社會發展提出了新課題。本書作者在考察中發現:現代中國村落家族文化的這種雙向運動，已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發展產生影響。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的經濟生活方式下，農戶承擔了獲取生產和生活資源的首要任務，基層組織的資源積累和提供功能已被大大削弱。在這樣情況下，家族結構就隨著自身在經濟生活中重要性的提高而重新抬頭，從而使家族功能越出家族系統范圍，具有社會意義。與此相應，鄉村基層組織的社會管理與調控功能嚴重削弱。作者敏銳地指出:這種發展可能產生兩個后果多一是利益區域化解體，利益家族化強化多二是社會政治體制從村落家族退出，廣大農民游離于社會宏觀控制。為此，社會體制必須適應變化了的鄉村社會，并變革自身。作者明確指出，如果不及時創新體制，讓這種狀況發展下去，將會影響鄉村的政治發展，影響整個社會的調控水平和調控質量。
本書作者認為，村落家族文化長期趨勢的消解與短期表現的回復的矛盾;社會體制的宏觀加強與微觀弱化的矛盾，已成為中國村落家族文化總體發展的兩個基本矛盾。這兩個基本矛盾正在引起或將引起鄉村社會機制的許多方面的邏輯與理論上的矛盾。如社會有限資源與超大規模的需求的矛盾，調控形式與發展規模之間的矛盾，社會體制的秩序原則與家族文化秩序原則之間的矛盾，松散的行政體制與消解村落家族文化之間的矛盾，經濟活動的發散性與組織體制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生產關系發展的社會性與村落家族的血緣性之間的矛盾，發展了的生產力與龐大人口之間的矛盾，集體事業的資源不足與家庭積累方式之間的矛盾。為了著手化解或解決這些矛盾，保證中國社會長期順利發展。作者提出了推進中國鄉村發展的總體思路:一是體制創新，二是革故鼎新村落家族文化。如果說前者是近期方案的話，后者則是遠期的構想。
作者認為體制創新的依據并不在于村落家族文化變化本身，而是在這種變化背后的經濟關系和物質關系的深層性轉換:(1)財產轉換，即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以及財產主體相應由集體組織向家庭組織轉移。(2)行為轉換，主要指在經濟關系和勞動組織變革后，鄉民在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中行為模式的轉換。(3)組織轉換，即鄉村組織機制的變化，包括人民公社體制消除與鄉村體系的確立，集體公共組織的削弱，家族作用的上升。(4)身份轉換，即農民由身份固定不自主向身份自主轉換。(5)文化轉換，即由原先的集體主義的意識形態較濃的文化氛圍向家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較淡的文化氛圍轉換。這五方面轉換的最基本動因自然是來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變化，來自物質生產力的發展。因此，體制的創新就應根據中國社會發展的總體要求，針對面臨的問題，進行選擇和再造。雖然作者沒有具體展現新體制的結構與功能，但作者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總體設想，主要內容包括:增加資源，穩定核心，堅固基礎，擴大手段，扶助鄉政，理順人事，完善規范，加強監督。所謂革故鼎新中國村落家族文化的構想，并非主觀的想象，而有其歷史與現實的基礎，有其充分的理論依據。作者詳細分析了前人有關村落家族文化變革的思想，其中主要有龔自珍與孫中山分別以鼎新組織和制度為主要內容的文化適應觀，梁漱溟的以“鄉村建設”為主要內容的文化改造觀以及“文革”前試圖通過大規模群眾運動迅速改變或消除村落家族文化的文化革命觀。作者提出的革故鼎新的基本原則是:借助社會發展與轉型的力量，在現代化過程中平衡村落家族文化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從而推進村落家族文化的變遷與轉型。顯然，該原則的基點在于:把村落家族文化的轉變與社會的轉型密切結合起來。這一設想是現實的，符合中國社會發展漸進性的內在要求。
社會轉型意味著傳統社會走向現代化社會。對中國社會來說，以村落家族文化為主要表征的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過渡，意味著群體性由血緣關系轉向社團關系;居住方式由聚居性轉向流動性，組織結構由等級性轉向平等性，調節手段由禮俗性轉向法制性，經濟形式由農耕性轉向工業性;資源渠道由自給性轉向交易性，生活方式由封閉性轉向開放性，歷史走向由穩定性轉向創新性。這些轉變的根本動因在于社會生產的發展和資源總量的增加。近十幾年改革所促成的農村生產發展，已經使村落家族文化在這些方面發生不同程度變化。作者十分重視這些方面的變化，認為這些變化為村落家族文化的全面革故鼎新提盡，供了現實基礎。
盡管作者一再認為中國社會的現代需要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與轉變，但他并不完全否定家庭與家族文化的內在意義和價值。作者以對西方社會和文化的深切感受反觀中國社會，覺得對中國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應持現實主義的態度除保守的、落后的、不合時代的成份，同時升華有價值的。應該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剔，合乎人類群體生活的成份，發揮其潛能。在作者看來，社會是一種大秩序，家庭或家族是一種小秩序，在現代化進程中，這兩種秩序原則不是沒有協調的可能，關鍵在于變革傳統的家族文化。作者認為村落文化的革故鼎新應該有雙重任務:一是創造宏觀社會條件促進村落家族文化的消解;二是調控其機制以充分利用其潛能。
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表明:社會生活的一切關系形成，變化和發展，都根源于社會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因此，對社會的分析和探索，不能僅以社會表象為主要分析對象，相反，應探索這表象背后起決定作用的現實的社會物質生活和經濟生活，這是深層的決定因素。明乎此，作者沒有將分析停留在對艱苦調查來的資料的分析總結上，而是探索這些實地調查資料所反映的問題同中國社會和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從而揭示出這一變化與發展對中國社會現代化的影響。作者之所以能比較好地進行這兩方面的研究與探索，是因為作者在歷史唯物主義指導下形成了一個有價值的分析概念:“資源總量”。通過這一概念，作者不僅從根本上把握住了村落家族文化，而且對中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進行了建設性的探索。作者認為，資源總量制約著社會選擇組織形式，一個社會沒有足夠的資源總量，它就只能選擇較為古老和簡單的組織形式。村落家族文化在中國長期經久不息的原因，就是中國社會長期以來資源總量一直處于貧弱狀態。社會資源總量的貧弱意味著社會不能從宏觀上為其成員提供必須要的生存資源和發展資源，而要社會成員依靠自己的群體來獲得必要的資源。在這種態勢下，村落家族共同體便成為成員不從社會整體獲瑣資源的替代手段。這‘就無形中加強了村落家族共同體的凝聚力和親和力。因此，村落家族文化要消解，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就是社會資源總量的增加。作者指出，可以設想，一旦家族成員可以較為方便地從家族共同體外獲得生存資源，村落家族文化就會消解。要增加社會資源總量，唯一的辦法就是大力發展社會生產。
在作者看來，在中國目前社會發展水平下，社會體制要將九億農民統合進自身體系所需的資源總量，是目前的生產力水平難以創造的。社會體制的資源總量不足，社會體制就不能有效地，平衡地滲入整個鄉村基層，更難直接滲透到鄉村基層中的每個家族共同體和鄉民。這為中國社會客觀現實所決定。在這樣的情況下，基層組織所具有的調控能力，對中國社會的穩定與發展無疑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正是由于充分認識到了這一關鍵點，作者才會對變革中鄉村基層組織調控和組織社會生活能力的削弱表示出極大的關注，共疾呼:社會體制必須適應變化了的鄉村社會，并變革自身。
本書的主要內容是中國村落家族文化，但由于本書不是就文化談文化，而是從中國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的總體要求來把握和分析村落家族文化，所以，從嚴格意義上說，這是一本政治學著作。本書后半部十五篇有較高水準的調查報告，不僅為本課題的研究提供了豐富材料，而且也為本書增色不少。作為同行，還從此書感受到:中國政治學已從純理論研究走向實實在在的現實間題研究;中國政治學的生命力在于對中國社會的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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