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核心內容可概括為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把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的承包權、土地的經營權這“三權”分開來
近日，中辦、國辦印發了《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其核心內容可概括為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把土地集體所有權、農戶的承包權、土地的經營權這“三權”分開來。有評論說，這是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我國農村改革又一重大制度創新。
在中國改革進程中，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創新意義毋庸置疑，其通過土地所有權和承包權的“兩權分離”，避免了大鍋飯體制下農民積極性匱乏的大問題。在不觸碰所有權的前提下，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改變了農村甚至中國的面貌。
但世易時移，舊制度遇到了新問題，既有的“兩權分離”應對不了農村“人地分離”的新形勢，限制了“土地紅利”的釋放。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推進，很多農民進城，土地不再是掙錢的唯一渠道，這些“剩余”土地閑置就是極大的浪費，但要轉讓給別人經營，如果不能保證經營者的相關權利，那就會影響“土地接盤”的積極性，最終損失的還是農民利益。所以，“三權分置”確實如同當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既是基于現實需要的一種務實選擇，也是具備重大示范意義的創新。
“三權分置”首要的意義在于傳達一種信號。土地經營權地轉移，這些年在很多地方早已或明或暗地進行。但因為沒有“合法”的身份，所以極大地影響了投資者轉包土地的積極性。
農業投資往往具有投資大、收效緩慢的特征，政策不確定性太大導致的高風險，會讓投資者要么不敢大規模投入，要么只想著短期收益，最終無法實現預期中的共贏。現在“三權分置”意見出臺，至少給投資者吃了定心丸，消除了政策風險，其他具體問題可以在改革進程中探索解決方案。
對于“三權分置”，也有一些觀點認為，即便經營權可以轉移，但畢竟不同于直接的承包權有保障，投資、融資會受到經營權轉讓合同期限的制約，總體來說這并非一種徹底的解決方案。如果站在投資者的立場，“三權分置”確實不是最完美的方案，不過需要看到的是，農村的土地問題確實非常復雜。
有些徹底告別農村，能夠變成城市人的農民，自然可以放心地把成承包權都轉讓；但還有相當數量的農民，在城市打工，但未必可以順利融入城市，土地依然是他們最后的保障。如果允許承包權的徹底流轉，很可能給未來留下不穩定因素。所以“三權分置”是保守但也是比較穩妥的漸進方案。
對中國這樣的大國來說，同樣是農村，在經濟水平不一樣的地區，現實情況千差萬別。經濟發達地區可能覺得新政策保守，但對于一些欠發達地區來說，可能已經非常“激進”。所以在政策推行中，非常值得提醒的一點就是，一定要充分尊重農民的自主選擇。
正如過去讓農民“上樓”本是好政策，但在一些地方還是念歪了經，強制收取農民的土地，“逼農民上樓”，結果導致很多糾紛甚至沖突。在土地經營權流轉的問題上，千萬不要出現威逼利誘農民轉讓經營權的情況。不要輕易剝奪農民的土地保障，這正是“三權分置”方案的初衷。
當然，從長遠來看，“三權分置”可能只是過渡，農村土地問題應該有更完美的方案。而這將取決于城市化的進程，如果更多農民能夠完成徹底的城市化，可以在城市就業、居住，有穩定的社保，那他們就會愿意徹底地離開土地。在那樣的背景下，土地承包權就可以實現轉讓，經營權也就變得多余。
農村的很多問題“解藥”在城市，“三權分置”對于城市也是一種提醒——如果盡可能降低城市化的門檻，把社保福利和戶籍脫鉤，讓更多農民能夠便捷地融入城市，那農村的很多問題就能更容易解決。
土地改革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過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對于中國過去幾十年的飛速發展居功至偉，如今的“三權分置”會釋放多大的“土地紅利”？這取決于有多少農村勞動力能夠走進城市，在城市的工業、第三產業中找到位置，發揮出他們的能量；還取決于有多少資本能夠“下鄉”，利用經營權實現農業的集約化、現代化生產。如果這個過渡方案能像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樣，很好地完成它的階段使命，有理由相信未來還會有更徹底的土地改革，釋放出更多的“土地紅利”。
(作者系時評人、 法治周末特約評論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法治周末 201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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