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濟南冷水溝村為例
內容提要:百余年來的華北鄉村研究，已經形成一套慣用話語體系。長時段視野下村落傳統的形成與變遷的梳理、經驗與理論的互證表明，冷水溝村借助優勢傳統和地近省城的便利，與外部市場聯系不斷增強，村落個性日趨鮮明，經濟與社會文化發展水平相對較高，但既往研究卻常常批評其封閉、保守、貧窮、落后。現代性主導下的鄉村研究，形成了一套慣用話語體系，切割了社會歷史發展的地域性、連續性與整體性，誤解甚至曲解村落歷史與村落性質。要解決現代性話語困境問題，需要堅持正確的歷史觀，特別是要從長時段視野下考察，重視歷史的整體性與連續性，凸顯基層社會實踐活動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關鍵詞:冷水溝村；現代性話語；近代華北鄉村研究；滿鐵調查
一、引論
近代以來，中國鄉村問題一直是學界普遍關注的研究領域，涉及學科涵蓋經濟學、政治學、人類學、社會學、法學、歷史學、民俗學等，參與者既有中國本土知識分子，也有歐美日韓的學者，成果豐碩。①這些研究對深入認識中國鄉村的社會結構和特點，洞察鄉村問題之根源，推動鄉村乃至整個中國之發展，貢獻很大。但同樣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是，在此過程中近代華北鄉村研究也逐漸形成許多影響廣泛而深遠的慣性思維和表達，影響了人們對鄉村歷史結構、社會性質及其發展路徑的正確認識和設計。②對于這類現象發生的原因及其突破路徑，有不少學者進行過分析，例如黃宗智關于“悖論現象與規范認識危機”、“學術理論與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分析，③李丹對中國鄉村問題研究中各類代表性觀點的方法論考察，④以及趙旭東的“知識社會學反思”，⑤等等。但問題還遠未解決。因此，在當下的華北鄉村研究和鄉村建設實踐中，許多“值得中國學者深思再深思”的慣性思維仍然大量存在。特別是許多研究常常陷于自相矛盾的“怪圈”之中而不能自拔。例如，李丹就指出，馬若孟批評黃宗智的主要理由是后者的研究“基于過于單薄和選擇性太強的一些村莊，卻要得出關于整個華北的結論”，但馬若孟本人的研究分析卻也因同樣的問題而遭到威恩斯的批評。⑥這些悖論現象的長期存在說明，問題的發生既有思想層面的根源，也有學術方法層面的原因，而問題的解決不能單靠某個層面的努力，必須把文本梳理、話語分析與經驗研究結合起來，重新考察和認識鄉村問題發生及鄉村社會變遷的內在邏輯。
濟南冷水溝村為開展上述嘗試提供了很好的案例。早在抗戰時期，南滿鐵道株式會社(下文簡稱滿鐵)為適應日本殖民統治的需要，就在此開展過內容豐富的“中國農村慣行調查”(1940年11月—1941年12月)。⑦20世紀70年代以來，日、美、中等國的許多學者，又以上述調查資料或追蹤調查為基礎，從法學、經濟學、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等不同的角度，研究了該村的歷史與社會結構，以及村落發展理論等問題，推出一大批相關學術成果，⑧其中馬若孟的《中國農民經濟》、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以及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⑨更是在國際學術界具有重要影響。從研究時間持續之長、參與主體之眾、涉及學科之多、資料積累之豐富、成果影響之大等特點來看，濟南冷水溝村的案例在近代華北鄉村研究史上并不多見。但整體上看，目前的研究也存在許多問題，尤其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問題與前述華北鄉村研究中所存在的種種問題有極大的相似性。緣此，筆者擬以滿鐵資料和地方檔案文獻為基礎，結合田野調查資料，重建近代以來冷水溝的發展歷程與特點，探尋其生成機制及變遷趨勢；并系統梳理冷水溝的學術研究史，以之與村落歷史經驗比較，發掘其中的話語差異及生成機制，進而管窺近代華北鄉村研究中的種種慣性表述及其困境。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二、村落空間與早期冷水溝村落社會特點
有關近代冷水溝村的社會歷史及其特點，學術界已經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不乏極具啟發意義的分析。例如，馬若孟稱其為“有一種現金作物、一種手工業和一個非農業就業機會的”、“生活水平高于大多數村莊”的村莊，⑩黃宗智稱其為“具有高度發達的家庭手工業”的村莊，(11)杜贊奇將其界定為“宗教性村落”。(12)但總體上看，這些研究只抓住了該村落的個別層面，并沒有對其整體歷史軌跡、特點及內在邏輯做全面系統的梳理分析，因而，也無法建立起對村落早期歷史的整體認知，使長時段下的動態考察以及經驗與認知的互證分析，缺少了一個可靠的歷史基點。重新梳理分析滿鐵資料及相關地方文獻，筆者認為正確認識和解讀冷水溝村的早期歷史，需要把握以下三個基本面相。
從社會經濟層面看，村莊規模比較大，發展水平相對較高。到20世紀40年代初，該村已有360戶、1800余口人，(13)規模不但明顯大于周邊村落，在整個華北地區也屬于“比較大的”。(14)馬若孟曾依據1941年滿鐵對河北順義縣的調查等資料，對其中42個村的村莊規模進行過統計分析，結果是其中69％的村落不足100戶，而超過200戶者只有3個。(15)同時，冷水溝村還具有水稻種植的特色，村民“大部分從事打草繩的副業”，許多人還從事佃耕、木工、瓦工、釀酒、制糖、屠宰、商販、當差、進城打工等兼業，(16)因而它在周邊地域中“也是比較富裕者”，(17)很早即有“吃不窮的冷水溝”之譽。(18)
在社會秩序的維系上，形成既重視習慣(convention)與情義、也重視契約與利益的傳統。人們常常把遵從習慣看作思想保守，把重視血緣視為缺乏理性。滿鐵調查表明，冷水溝村村民的許多日常活動也都因習而成，如祈雨、分家、家譜存放、過繼子嗣、看風水、街坊間稱謂、典地、買賣中介，等等。特別是在傳統禮儀方面，處處充滿成文或不成文的觀念與規矩，如若不遵從這些規矩，則有可能被視為“破壞村里習慣”的“惡人”。換言之，習慣為冷水溝村村民日常生活提供了行為指南與價值評判的標準，是維持村落秩序的重要力量。但大量資料也表明，冷水溝村村民有鮮明的個體理性與自覺，有鮮明的契約意識，具有契約使用廣泛性和契約程序嚴謹性的特點，特別是強調契約主體的普適性，在許多情況下雖父子兄弟亦不能例外。因此可以說，在該村村落秩序的維系上，最具關鍵意義的還是契約。
在社會組織體系上，該村形成多層級、多功能的互助合作關系。這種合作，既有常態性的也有臨時性的，既有村落內的也有村際間的，既有生產性的也有消費性的。其中，最基本的形式有三種：一是家庭，主干家庭或聯合家庭在村內居多，個別甚至數代不分家，數十口人勞動生活在一起。(19)二是宗族。馬若孟曾認為該村的家族勢力較弱，理由是“有些家族有墳地，但它們既不收費也沒有共同財產。家族成員只在婚禮、葬禮或兒子們分家時聚會。家長在做出重要決定前并不需要先與族長商議”。(20)他的這一判定，顯然是受了華南地區宗族組織典型模式的影響。但事實上，該村主要家族的基本制度要件都存在，如族長、族譜、祖塋等，并程度不同地發揮著作用。這也說明，作為一種具備多種社會功能的合作組織，宗族在冷水溝村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廣泛的情感意義和現實意義。三是村政組織。到抗戰前夕，該村已建立起比較完備的村級組織及其成員產生機制，雖然其構成與活動需要當局的認可且必須完成當局派遣的任務，但它們也是村民合作管理村落設施、治安、救濟、糾紛調解等公共事務的一個平臺。(21)
在上述村落景象的形成過程中，下述兩個因素發揮了關鍵性作用。
其一，特殊自然環境促成村落早期農業開發特別是稻作傳統的形成。
村落是基本的生產單位，它的存在和發展與特定的自然空間體系密不可分，尤其是在農耕時代，自然資源狀況對村落的發展具有決定性意義。冷水溝村所在地區位于泰山北麓山前沖積平原和小清河南岸沖積平原的交匯處，地勢平坦，土地肥沃，故早在商周時代該地農業即得到開發。(22)特別是受地質構造影響，地下水資源豐富，“常有喀斯特泉群出現”。(23)與此相應，村落內的農業生產資源也較好：一是泉水多，隨地而涌，長流不斷，即使地勢稍高之處，挖井3-5尺深即可見水；二是土地品質好，基本上是產量比較高的銀糧地和銅糧地。(24)村落的農業開發也比較早，到民國時期已發展到比較高的水平，生產性用地約占全村面積的93％；(25)基本農作物產量也比較高。據滿鐵1941年對該村12個家庭調查，在五種主要農作物中，水稻平均畝產201斤，小麥177斤和高粱197斤，均高于戰前1931年的全縣同類作物的平均產量，(26)也高于滿鐵同期調查的其他村落，如山東恩縣后夏寨。(27)
在長期的農業開發中，該村逐漸形成了水稻種植的傳統。黃宗智曾說，影響農作物種植種類的因素有許多，但決定性因素是生態、交通和市場。(28)冷水溝村稻作傳統的形成同樣如此。從生態方面看，水稻的種植對熱量、水分、日照等自然條件以及肥料、勞動力等社會條件的要求都比較高，因而與小麥、玉米、高粱等作物的普遍種植不同，山東的水稻種植“呈明顯集中趨勢”，主要分布在少數河谷、湖濱地帶。(29)冷水溝村所在的小清河流域正是其中之一。早在明末，歷城人劉勅就曾記載：“稻，歷有二種，荊稻糯稻，荊可炊飯，糯可釀酒。”(30)從交通和市場看，冷水溝村地處濟南近郊，傍依著一個規模較大的消費群體，而稻米又被視為上層社會的奢侈品，有“但供貴人口吻”、“自古貴人食肉稻”之說，(31)這對于稻作產品的銷售極為有利。據1941年底的調查，該村稻米平均每斗14.8元，其價格僅次于小麥(20元)，明顯高于高粱(10元)、小米(9元)和豆子(13.6元)。(32)此外，稻米產量也相對較高且穩定，一般畝產在250-300斤，明顯高于小麥(200-300斤)、高粱(240斤左右)和小米(150斤左右)等作物。(33)對于這種比較優勢，該村村民有著清醒的認識：“大米比其它糧食價格高”，“水田生產就是為了賣米”。(34)由此，該村的水稻種植獲得顯著發展，到20世紀40年代初水稻種植面積近1400畝，占該村耕地面積的33％以上，且“完全是商品作物”。(35)而同期山東全省水稻面積為20余萬畝，僅占全部播種面積的0.1％。(36)
稻作傳統的形成對冷水溝村的社會經濟結構產生了深遠影響。上是顯著提升了其農業商品化的程度。黃宗智曾梳理過20世紀40年代滿鐵對華北33個村莊的調查，并把其中7個經濟作物種植面積超過30％者界定為“高度商品化的村莊”。(37)從前述冷水溝村水稻種植經營的情況來看，其商品化水平比這些村莊還要高些。二是該村形成了以稻谷和稻草加工運銷為中心的多層次的產業鏈。三是稻農的生產經營有明顯的社會化特征，特別是勞動力、肥料等生產要素的市場化。四是有效地緩解了冷水溝村村民的生存壓力。據統計，1940年時該村超過87％的家庭擁有耕地在15畝以下，而其時家庭平均人口5人，每人生存所需土地要3-5畝，即如果單純依靠農業，87％以上的家庭將處于溫飽線之下，甚至處于貧困和饑餓狀態，是不可能有“吃不窮的冷水溝”之說的。(38)
其二，地理環境對村落社會經濟及文化傳統的影響。
村落是基本的政治和社會單元，村落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受其所處政治和社會空間體系的影響。就冷水溝村而言，具體表現就是它作為城郊村落而深受濟南的輻射。自明洪武九年(1376)山東移治歷城，濟南就成為全省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尤其是教育與宗教文化特別發達，有“士好經術”、“學校如云，名里相望”之譽(39)和“五里一庵，十里一寺”、“有村就有廟”之說。(40)近代以后，隨著膠濟鐵路(1904)、津浦鐵路(1912)開通和商埠的建設(1904)，濟南迅速發展為新型工商業中心城市，其市面之繁榮，“比起南京的下關，和杭州的新市場，要遠勝數倍，竟可與青島、天津相抗衡”。(41)
冷水溝村地處濟南近郊，傳統時代村民徒步進城也能夠朝出晚歸。近代以來，火車、汽車和自行車等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現，(42)進一步密切了其與濟南的關系。從經濟上看，兩地間的商貿往來頻繁，濟南在接納其稻米、草繩等產品的同時，也為其提供了食鹽、布匹等基本生活物資以及糞肥等重要生產資料。同時，城市的新發展也為村民提供了許多就業機會，進城經商、學徒、做工者越來越多，個別家庭的男人甚至全部在城里打工，只留下女人在家里耕種土地。從文化上看，文化中心濟南帶動周邊村落形成了比較深厚的教育傳統。早在科舉時代，該村的私塾教育就比較發達，最多時一度達到7所，曾培養出舉人。村里社會聲望最高、土地房屋最多的家庭，都曾是科舉道路上的成功者，這對激發村民的教育熱情具有十分顯著的作用。辛亥革命后，該村也緊隨時代變化創建現代小學，并借助村落人脈關系和地理之便，逐漸將村辦小學發展為區(縣)公立完全小學。抗戰時期，一批因躲避戰亂而離城返村的教師，在村民支持下創辦具有中等教育性質的“農業補習班”，教育體系的層次因此有了根本性提升，也為提高村民受教育水平創造良好條件。據村民估計，20世紀40年代初村內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已達80％左右，80％以上的村民能識字和書寫姓名。(43)雖然這種估計難免摻雜水分，但與1949年時全國適齡兒童的入學率只有25％、文盲總數占人口總數80％的情況相比較，(44)冷水溝村村民受教育的程度仍然十分可觀。特別是新教育的主導者多數是具有愛國主義、民主主義甚至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新派人物，不斷地把城市里的新思想、新觀念傳播給青少年學生，顯然有利于開闊其視野。(45)據初步統計，1939-1948年間冷水溝村小學高級班畢業的學生總數達100多人，其中多半后來在村落內外從事教育及各種行政管理工作。(46)
此外，冷水溝村也形成了比較深厚的宗教傳統。從時間上看，這種傳統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洪武年間；從內容上看，既有佛教、道教等信仰活動，也有形形色色的民間崇拜；從組織活動上看，既有固定節日的祭祀，也有特殊時日的即時祭祀，尤其是在遭遇旱災時，往往以村政領袖為中心，全村動員，組織祈雨。從村內所存碑刻文獻來看，維系此項傳統者不僅是村落內部人士，更有來自村落外的物質捐助和精神支持，其中包括身居濟南的士紳與官員。(47)簡言之，基于自然地理環境的稻作傳統和城郊之利，確保了近代初期的冷水溝村村民實現了相對較好的生存發展。
三、社會變遷與冷水溝村村落傳統之嬗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以建設新國家、新社會為目標，展開了持續而艱巨的探索，從早期的以集體化和工業化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改造，如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運動等，到20世紀80年代后以市場化、工業化與城市化為中心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國家的政治體制、經濟結構、社會文化形態發生巨變。在此背景下，冷水溝村村落空間要素、村落組織結構與社會運行機制，發生巨大改變。對此，學術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總體上看，以社會學及人類學學者的成果居多，重在現實政策的設計，而鮮有歷史與當下的比較，特別是甚少關注前文所提到村落的基本面相及其支撐因素的當下樣態。(48)
透過村落檔案的分析和實地考察，筆者認為，全面準確地認識1949年后特別是當下冷水溝村的基本樣態，應該把握以下要點。
(一)它仍然是一個規模較大的村落。據統計，1984年該村有3553口人，在所在冷水溝鄉10個行政村中人口位居第一，遠超其他各村；1987年有3382口人，是所在王舍人鎮37個行政村中人口最多者；2006年有3230口人，在王舍人辦事處所屬各村中位居第三。(49)
(二)它仍然是當地經濟發展比較好的村落之一。據統計，1977年冷水溝村全部耕地均已實現有效灌溉，高產穩產田所占比例位居全縣851個生產大隊之前7％；糧食產量大幅度提升，不但在當地遙遙領先，(50)在全國也居于前列，成為當地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51)改革開放后，該村逐步實現從以農為主的經濟向以工商為主的經濟的轉變。以其勞動力就業結構為例，1993年全村有勞動力1610人，從事農業者只有290人；2008年全村有勞動力1751人，從事農業者約有400人，其他則多從事建筑、工業、林牧漁、運輸倉儲郵電通訊、批零貿易餐飲、計算機及軟件信息服務等工作。(52)村民收入逐年提高，1984年人均純收入600元，1994年達到1305元，明顯高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近年來更是出現了多位資產豐厚的農民企業家。村民生活水平也顯著進步，該村1994年通過小康村的評估驗收，2006年村民人均住房面積達到40平米，有線電視、固定電話、互聯網、自來水以及清潔能源的家庭普及率也在周邊村落中居于前列。(53)
(三)它的村政組織比較完善，功能突出。新中國成立后，冷水溝村很快成立了正式的黨組織及其領導下的農民協會、共青團、婦救會、民兵等組織，接管了村政權，完成了政治與社會重建工作。此后一直到當下，期間雖經歷了一系列政治運動及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巨變，相關村政組織的名稱也多有變化，但人員構成保持了很大的穩定性、連續性，確保了組織的完整性與權威性。冷水溝村集體經濟收入較為豐裕，2006年達到350余萬元，在周邊30多個行政村中位居第二；(54)村落公共基礎設施亦有很好的改善，建有配置優良的專用村委辦公樓、衛生室、文化站和健身廣場，村落建設得到整體規劃，所有街巷道路都實現了“硬化”和“亮化”，垃圾和污水實現了集中處理；社會保障措施也有顯著改進，所有村民在村財政補貼下都參加了“新農村醫療合作”，70歲以上的老人及殘困孤寡等都有程度不同的生活補助。(55)
(四)它的文化教育發展較為突出。其中，筆者印象最為深刻的有兩點：一是它擁有一個覆蓋周邊數十村落、涵蓋幼兒園小學初中、師資與設施都比較優良的教育體系，對于提高村民文化素質發揮了顯著作用。據不完全統計，1949年以來僅該村培養的各類教師累計就有157名，(56)這在整個中國村落體系中都十分罕見；二是村落社會文化生活頗為豐富，該村不僅編纂有村史，也有村民出版詩詞文集，特別是師友、親朋、夫妻間送迎吊慶、詩書唱和，頗有古風。
分析上述基本面相的形成，固然要重視宏觀層面國家政策的普遍性價值，也必須深入考察微觀層面村落自身的特殊性。具體來說，以下兩點尤應給予特別的重視。
從直接層面看，傳統城郊地利的延續和發揚無疑是關鍵因素。事實上，即使在高度集體化的時代，冷水溝村也從中獲益甚多：(1)早在1956年，它就在上級政府和附近企業的扶持下自建電站，成為山東省首批用上電的少數村落之一，到1977年時已全面普及電力使用，特別是農業灌溉完全實現了電氣化；(2)從1964年開始，它在城市企業協助下開展來料加工業務，緩解了就業壓力、增加了現金收入；(3)當地政府利用村內“農業補習班”舊址開辦“速成師范學校”、“農業中學”等，延續了村落教育傳統，為村民創造了廉價而便捷的升學機會；(4)村民通過接班、抽調、考選等方式到城市就業，等等。(57)只是在當時的體制下，這一傳統優勢可發揮的影響有限。
改革開放后，城鄉間壁壘逐漸被打破，經濟、社會和文化資源自由流動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尤其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進，大大拉近了村落與城市間的空間距離，這也使城郊之利的傳統優勢日漸凸顯。近三十多年來，冷水溝村社會變遷的步伐與方向，很大程度上與其對該項因素認知與實踐的不斷深入有著直接關系。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前，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許多青壯年進入周邊企業或城市企業務工；二是與城市企業合作發展鄉鎮企業，承擔來料加工等業務；三是針對城市市場的需求，嘗試開展奶牛養殖等新興農牧產業。(58)這對改善村落社會經濟結構發揮了顯著作用。據1986年的抽樣調查，非農收入大幅度提升，其比重已達到該村家庭平均全年總收入的76％。(59)
但這些新興產業大多存在規模小、分散和產品單一的問題。尤其是鄉村工業，雖然技術水平并不高，但生產與管理知識都具有鮮明的外源性特征，遠非村民既有知識和實踐能力所能承擔，因而在經歷過短暫繁榮后，大多很快開始走下坡路，包括那些規模較大的來料加工企業，也因“管理嚴重滯后，人才短缺”而使“集體投入有去無回”。(60)有鑒于此，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冷水溝村一方面對舊的村辦企業實行“關停并轉”，另一方面則把主要精力放在兩個園區的建設上。首先是奶牛園。自1999年開始，它在總結近20年奶牛養殖經驗基礎上，以“統一規劃、統一管理、統一銷售”為指導思想，先后累計投入近400畝地，建成一個現代化的奶牛養殖園，將村內長期以家庭為單位散養的奶牛集中起來，進行工廠化的經營管理。2008年，該村奶牛存欄量一度達到7350頭，占全鎮存欄量的68.1％，(61)日產奶30余噸，成為全國百強奶牛養殖基地。(62)其次是工業園。自2002年開始，該村利用許多城市企業向生產生活成本相對較低的城郊轉移的機會，充分挖掘自身“土地多”、“地價便宜”的比較優勢，通過土地“倒包”(村委返租村民土地)的方式，整合土地近1000畝，建成了自己的工業園。據魏亞妮的調查，到2008年，其工業園已累計引進民營企業50余家，該村在直接提高村民土地出租收益金的同時，還接納了500余村民進入園區企業工作；此外，外來務工人員的大量進入也盤活了村落內的許多閑置資源，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63)對于兩個園區的建設效益要做出一個客觀、全面的評價，可能還需要較長時間的檢驗和觀察。但就目前來說，它凸顯了村落比較優勢，推動了該村經濟社會向自覺性和內生性發展轉變，這是無可置疑的。
從更深層看，村落自覺性與自主性的顯現無疑具有更重要的作用。這在上述村落產業結構的轉變過程中，有著十分典型的體現。對于如何開發冷水溝村的地理之利，改革開放以來的當地政府和學界人士也曾有過不少的思考和建議，但整體來看，這些建議大多或被直接拒絕了，或被證明是錯誤的。試舉三例：(1)當地政府曾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兩次建議要適應濟南市場需求，利用水土好、勞動力多的優勢擴大蔬菜種植面積。但在冷水溝村村民看來，由于沒有這方面的經驗和傳統，重新學習難度大、成本高，尤其是在其他村落已經開始大規模種植的情況下，再趕潮流容易陷入“豐產不豐收”的困境，因而沒有聽從之。(64)與此同時，冷水溝村村民認為奶牛養殖是新興產業，市場前景好，且村落內有著較長時間養殖業的經驗和基礎，(65)前述奶牛園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基礎上建設起來的。經驗證明，冷水溝村村民的判斷是基本正確的。在筆者調查期間，冷水溝村的奶牛園仍然穩定地運轉著，而一路之隔的鄰村大片的蔬菜大棚，早已全部拆除，重新種上了糧食作物。(2)曾有學者主張冷水溝村的發展首選“仍然是農業”，但要“壓縮甚至完全放棄糧食生產，改種蔬菜和水果”。(66)但筆者最近的調查發現，冷水溝村村民既沒有首選農業，也沒有改種蔬菜和水果，更沒有放棄糧食生產，而是在維持部分糧食生產的同時，重點建設了兩個園區。(3)曾有學者建議該村走工業化的道路，增加投資，加強技術推廣和人才引進。但據筆者觀察，到目前為止，對村落經濟發展最有成效者反倒不是對工業的直接投資，而是利用了一種極為傳統的、幾乎沒有技術含量的經營方式，即出租土地、以土地出租吸引外來投資，進而帶動村落發展。
當然，以上分析并不意味著當下的冷水溝村就沒有問題了，事實上，自然生態的破壞、貧富分化的加劇、官民互信度的下降、社會凝聚力的降低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甚至前述種種具有積極面相的內容，若想給予其更客觀、全面的評價，也還有待于更長時間的檢驗。
四、從冷水溝村看近代華北鄉村研究中的慣性表述困境
將此前人們對冷水溝村的觀察、認知與上述村落歷史進程的實際情況加以比較，其中固不乏深刻見解，但也有諸多懵懂乃至錯謬之處。例如，說該村“沒有任何互助合作傳統”，(67)該村是“封閉”的，(68)其村民農本思想“根深蒂固”，生產上“很少顧及效益問題”，人際關系上“多疑和缺乏合作精神”，(69)其村民思想上“小富即安”、“留戀過去”，缺乏適應新環境的能力，缺乏革新與冒險精神，“缺乏企業家及其進取心”，(70)該村農產品“商品率很低”，“人口流動性不強”，“貧瘠地多”，祖祖輩輩“窮得叮當響”，村民“重感情輕法律”，村落“集體經濟淡薄”，而阻礙其發展的是中國農民“傳統的‘安土重遷’觀念”、“因循守舊、保守”的觀念、強烈個人主義色彩的“‘小農’生活觀念”以及封閉的生活方式，(71)等等。需要說明的是，做出此類判斷者既有官方人士也有專業學者，既有本土學者也有外國學者，既有資深學者也有中青年學者。但值得深思的是，始終沒人關注到這些悖論現象的發生及其原因。
在筆者看來，悖論的發生與下述兩個因素有直接關系。
從內容上看，缺乏扎實的村落歷史研究。雖然研究冷水溝村的中外學者幾乎一致聲稱，他們的研究以滿鐵調查為基礎，或者是對滿鐵調查資料的整理利用，或者是對滿鐵調查的延續。但仔細研讀這些著作后發現，很少有學者系統梳理過這些資料，因此，很多人將村落的許多基本史事都搞錯了。例如，馬若孟曾援引滿鐵冷水溝資料認為該村全部4200畝農田中，有700畝用于種植水稻，“既沒有經受過歉收的痛苦，也沒有受到戰爭的負面影響”。(72)但事實上，當年參與該項調查的旗田巍曾指出：“全村共有土地約四十二頃，其中水田約十四頃，主要種植水稻”，“村落受戰爭的影響較大。治安維持由自衛團、鐵道警備隊等負責，村落勞動力要負責道路、防護壕的挖掘維修，糧食買賣受到管制，戰爭直接沖擊居民的生活”；(73)另一位參與調查者內田智雄也在其調查報告中指出：“村莊的北、東、南幾乎都被旱田圍繞，只有西南部水田比較多，大約有一千四百畝，旱田和村莊面積大約是兩千八百畝”。此外，還有更多的資料記錄了自然災害、戰爭等對農民生產、生活的種種影響。(74)再如，中生勝美曾認為，新中國成立前冷水溝村的女人們是“不參加生產勞動”的，(75)但滿鐵資料的許多記載表明，其時女人們既要負責日常家務勞動，“農忙時也下地干活”，有時還要到市場上(或走街串巷)做農副產品的販賣活動。(76)此類歷史認知上的錯誤事例尚有許多，不一一列舉。有些研究也曲解了村落發展的歷史進程。例如，相對于冷水溝村自身傳統而言，許多本質上是回歸性和修補性的社會經濟現象，在一些研究中卻被視為創新和發展，所謂“傳統的以親情為中心的家庭關系、宗族關系、鄰居關系、平均主義逐漸被商業交換、競爭、契約關系等制度化關系所取代”，村民“視野大大地開闊”，沖擊了“陳舊的思想觀念”，“從根本上改變了過去農村那種封閉性的人際關系和社會交往方式，開始向開放型轉變”，等等，(77)都是此種敘事邏輯的典型體現。當然，產生這種現象最重要的原因是此前的研究較缺乏對村落歷史長時段的系統考察。
從方法上看，對村落性質的認識存在較為嚴重的“形而上學”傾向。在如何使用滿鐵資料問題上，參加過該調查的安藤鎮正等人曾提出應從整體上把握和使用。對此，學術界也注意到了，黃宗智就曾引述這些建議說：“這批資料必須作為一個整體來讀”，如果只通過索引查看一些細節進而“來說明個人某些觀點”，那“將會歪曲其中實際情況”；(78)杜贊奇也曾引述說：“利用這批訪問資料的最好辦法是泛讀和精讀結合，而不要零摘碎取。”(79)不過，黃、杜等學者也沒有做到這一點。黃宗智僅僅從村民“一般只和同村的人聊天往來”等個別現象，就斷定魯西北平原的大部分村民“有相當閉塞的世界觀”，從個別村民長期擔任莊長這一孤立現象，就認定冷水溝村“具有高度的穩定性”，對外界的反應“基本上是共同體的‘封閉’”。(80)這顯然沒有考慮更為廣泛、復雜和多元的社會經濟生活因素。對此，杜贊奇進行了批評，并從宗教、宗族、親戚、軍事性會社、水利組織等“村民之間以及村莊與外村人之間千變萬化的組織及人際間的關系”，勾勒了冷水溝村的“開放性”特征。杜贊奇在批評黃宗智的同時，卻也僅僅從村政人員組織集體祈雨這一現象，就認定“村領袖們的主要社會職責是組織宗教活動”，“有極強的宗教色彩”，屬于“宗教性村落”，(81)而沒有看到“祈雨”既不是村政組織所承擔之唯一職能，更不是其常態性工作。有些職能如國家差徭之征發、村落秩序之維護的重要性遠在祈雨之上。有些傳統如教育與宗教則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特別是他沒有注意到滿鐵資料多處記載，冷水溝村村民在自述其參加宗教性活動的盡因時，許多人表示那只不過是“根據以前的習慣做而已”，部分則表示對此完全不相信。(82)由此不難理解，面對同樣的資料，黃、杜二人的解讀結果卻截然不同，這看似矛盾的現象，內在邏輯是一致的，即西方形式主義理論的思維局限，使他們自身也無法擺脫自己所批評的那些問題的影響。(83)
上述問題的發生與近代以來華北鄉村研究所處歷史語境有著直接關系，深受以西方文化為底質的現代性思潮的影響。(84)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長期以來，“關于社會和經濟發展的主導理論，無論是批評還是服膺，均將西方發展模式置于支配西方和中國學界對現代中國史研究的核心詮釋地位”。(85)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套常用范式和慣用話語體系，其意義毋庸贅言，但現代性價值及其思維方式的種種悖論與窠臼也就在所難免。例如，“缺乏歷史性”和“偏重于形而上學”曾被視為現代性思維的兩大結構性缺失，(86)上述的梳理證明，此前人們關于冷水溝村的種種誤讀也正是因此而發生。與此相應，許多具有鮮明同質化與本質化色彩的話語工具，也長期支配著人們的思維方向。以前述關于冷水溝村村民的種種思想批評為例，稍加分析即可明白，它本質上是20世紀30年代晏陽初所言農民“愚、窮、弱、私”四大病象的翻版，(87)盡管兩者是時空環境完全不同條件下的研究。
總之，缺乏具體歷史研究而將種種批評加諸冷水溝村，唯一合理的邏輯就是從研究者所秉持之價值、理論與方法上尋找根源，即他們的現代性追求。就一般意義而言，現代性話語的價值是顯而易見的，但以之解讀具體的村落如濟南冷水溝村，則在某種程度上切割乃至顛覆了其歷史傳統的地域性、連續性與整體性。這既是此前冷水溝村落研究、也是整個華北鄉村研究中各種悖論現象發生的關鍵所在。
五、結語
如何突破既往華北鄉村研究與鄉村建設中的慣性表述及其困境，此前學術界的許多相關研究與思考無疑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例如，黃宗智曾提出要加強微觀社會研究和地方史研究，以避免學術理論運用上的諸多陷阱(如不加批評地運用、意識形態的運用、西方中心主義等)；(88)李丹曾強調重視不同理論框架在社會洞察力上的互補性與綜合性，以避免“唐吉訶德式”思維(“預期每種制度會產生同樣的因果規律性”)，(89)劉旭主張在底層表述上“大力地反對精英主義和反思精英意識”，(90)等等。特別是近年來以郭于華為代表的部分社會學者，為深入透視中國農村那些最普通的人們“在革命與宏觀歷史變遷背景下”日常生活的改變、記憶及其理解而開展的實證性調查研究，不但具有方法論意義，也提出了許多具有思想史意義的觀點。(91)
冷水溝村的經驗表明，踐行上述主張固然重要，但更具有基礎意義的還是要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其中又以下列四點尤為重要。
其一，對近代以來華北鄉村問題的形成機制及其基本結構特征應該有清晰的歷史認知。近代以來華北鄉村問題的形成，與地層構造過程極為相似，是由不同層面的問題疊加而成的。首先是處于結構最底層的鄉村社會內部的生存發展問題。它以特定的自然環境、政治地理與社會族群等基礎性要素為基礎，直接關涉個體、家庭、鄉村的“生物性的生存”，吸引了鄉民最多的情感投入和“內化最深”的態度關切，(92)形成了獨特的村落傳統，并在面對超越村落層面的民族、國家與社會時，又有堅定的自我利益關切，以及相應的判斷邏輯和回應方式。這在冷水溝村的歷史上也有持續之反映。(93)其次是精英分子基于理論工具而建構的認識論意義上的鄉村問題。它以現代性為價值標準和話語工具，為底層問題的解決帶來了豐富的思想資源與政治、經濟和社會資源。但精英階層的外源性特征，又決定了其與村落內人士對問題的感知與利益的訴求有著天然的不同。既往的近代華北鄉村研究、實驗與建設以及因此而發生的種種爭論，無論從思想淵源還是從組織淵源來看，其具體的話語、內容、主題雖因時代不同而千差萬別，但骨子里卻都是精英階層的現代性意識及其表達。這是其自身內在性悖論及各種慣性思維與表達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其二，在觀念層面，無論是對鄉村社會發展歷程的分析，還是對發展理論的研究，都要凸顯歷史意識。從理論與學術層面看，重視歷史發展的整體性與連續性雖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事實上做到這一點的學者并不多；應充分認識到任何歷史現象的形成都不是某種單一的普遍性因素的產物，而是自然與社會、國家與個人、政治與經濟、傳統與當下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特別是自然環境、文化傳統、社會結構等長時段因素具有基礎性作用。這是確立正確的歷史認知進而確保發展方向正確的前提條件。
其三，在政策與實踐層面，要凸顯基層意識特別是基層社會實踐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所有實踐活動都是在既定條件下展開的，這些條件是客觀的，同時又因村落自然與歷史的差異而是特定的；另一方面，作為實踐主體的鄉民都具有鮮明的自主性與創造性，即都具有深切的自我關照，(94)都是波普金所說的那種“理性小農”。鄉村社會實踐的多樣性以及鄉村歷史進程的多樣性正是由此而來，也說明對鄉民行為的分析“必須放在其特定的、具體的生存境遇、制度安排和社會變遷的背景中進行”。(95)
其四，在學術方法層面，要進一步凸顯跨學科研究的價值與意義，(96)特別是正確認識和發揮史學在整個人文社會科學中的基礎性作用。這既需要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充分重視和吸收鄉村社會史研究的成果，更需要史學家突破自我壁壘，高度關注其他學科的研究動態與走向，積極借鑒其他學科特別是田野工作的理論方法，促進自我發展，并把當下各種社會發展理論納入自己的關注范圍，對其熱點與敏感話題給予歷史視野下的梳理、分析與回應。正如原國際歷史科學委員會主席、英國倫敦經濟政治學院終身教授巴克所言：“史學家不只是進行考證工作，更應該像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那樣對社會發展提出看法，有所作為。”(97)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歷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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