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正得到更廣泛的社會認同，無論是教育、學術研究，還是傳統(tǒng)節(jié)氣與節(jié)日、習俗等方面，都在蓬勃生長。我們相信，在一個寬松的環(huán)境里，在開放的中西思想交流與對話中，經歷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會不斷有更富創(chuàng)造性的思想與實踐發(fā)展出來。近期，山東鄒城孟子研究院舉辦了一場“心性儒學與政治儒學”研討會，對當前傳統(tǒng)文化與社會治理思想的種種議題進行了深入討論。我們選登部分發(fā)言，供讀者參考。
文明演進論的基本原理，是儒家和主張自由的人的共同立足點。兩個共識：一是在內政、制度轉型方面，付諸人民作為變革的內在動力；二是外交方面、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方面，付諸和平、商貿、化敵為友的和平主義對外原則。
在古今中西交會的時間點上，需要有人發(fā)出正道之聲，以抵御忽視個體權益的極端國家主義與泥古主義這兩種思想的合流。在這樣一個時代應該有黃鐘大呂的正音發(fā)出來。
近些年來，我在多篇論文中對儒家與自由主義思想的關系問題做了論述，對忽視個體權益的極端國家主義和泥古主義的合流進行過批評，對某些偏激的、怪異的思想多有針砭，甚至嚴加痛斥。這次我想圍繞本次會議的主題，談三點基本看法。
1、不能缺乏演進的歷史觀
第一，要從歷史或文明演進論的眼光來看待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或者儒家傳統(tǒng)。如果她是一個“活”的傳統(tǒng)，必然要經受文明演進的歷史淬煉，要經歷古今之變。當今時代正處在古今之變的最后關口，三千年未有之變局，現(xiàn)在是處在砥柱中流的最關鍵時期。一百七十年過去了，這個古今之變的制度難題，是我們要處理的中心問題，也是歷史演進論的中心問題。所以我們要用歷史演進論的視角來處理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來處理儒家思想的流變、賡續(xù)與發(fā)展問題。
在此，有兩種思想我不贊同。第一種是用后現(xiàn)代的、持續(xù)革命的激進主義思想來抵制文明的演進論，它主要是忽視個體權益的極端國家主義的，屬于左派激進主義的思想脈絡。
此外，還有另外一種，是極端保守主義、泥古主義的、復辟的“反動”思想，這種極右思想也不符合文明演進論。
但我們發(fā)現(xiàn)，非常吊詭的是激進的忽視個體權益的極端國家主義與反動的復辟主義、泥古主義，在當今恰恰形成一股強有力的合流，而其合流的要旨是抵御文明演進論的思想，尤其是抵御自由的社會體制機制演進的思想。
對此，我們在方法論和歷史觀中應該引起警惕，應該對這兩種思想的合流給出預警，并正面地予以理論應對，要提出或者發(fā)揚一種文明演進論的制度建設的思想。這是我談的第一個方面。
我認為，無論是時下活躍的主張自由的學者，還是健康的新儒家學者，都缺乏一個富有活力的歷史觀。自由主義缺乏歷史觀，這點我多次指出了。但是儒家思想也缺乏歷史觀，比如梁濤教授做的是儒家思想，他的價值取向是自由的，但是他并沒有提出一個文明演進論的歷史觀，他的學術研究和他的價值取向缺乏一個文明演進的制度通道，所以顯得有些割裂，價值主張是一回事，學術研究是另外一回事，我覺得這樣不行。雖然我對梁濤教授很支持，但是他的義理研究和他的價值取向要找到一個文明演進論的歷史學敘事。
我這是以梁濤教授為例子，其實好多泥古主義的大陸新儒家，也缺乏富有生命力的歷史觀，黃玉順教授倡導生活儒學，屬于自由的譜系，但也缺乏文明演進論的歷史觀。在這一點上，我作為一個主張自由的人，要檢討自己缺乏歷史觀，同時，我覺得與會的諸位儒家同道們也缺乏歷史觀。當然，傳統(tǒng)儒家的歷史觀是舊的歷史觀，不是文明演進論的歷史觀，因此需要儒家朋友們予以深度地挖掘與富有想象力的開出。
2、民眾的權利意識與實踐
第二，當今是轉型的關鍵時刻，我們的價值訴求以及轉型的動力機制何在？對此，主張自由的人和健康的儒家是有共同點的，這個共同點應該和前面指出的極左派與極右派的合流有重大不同。
在后者看來，動力機制是系于擁有權柄的人。無論是試圖影響朝政的政治儒家，還是走向極端的國家主義者，其考量，都是想把他們的思想觀念變成政策。這種把社會演變的動力機制拱手繳械的做法，是應當摒棄的。
健康的儒家和主張自由的人，應該看到社會轉型的動力機制是在廣大的人民，我們要在社會和民眾中尋找社會變革的動力，這是主張自由的人與健康儒家的共同點。人民共和國、私人財產權、個人權利的保障以及與此相關的結社權、言論權、生命權等等，都是在塑造著一種新型的人民，這個人民才是社會變革的最根本的動力機制。
儒家一直有民本思想傳統(tǒng)，而民本轉化為民權是需要理論轉型的，而儒家的民本思想內涵，也的確在古今之變的歷史大變革中已經得到理論的提升。
總之，中國當今社會變革的動力機制和根本性的正義力量是來自人民，來自每個個體。每個捍衛(wèi)自己權利的中國人，在歷史大變革的社會轉型中，成為一個共同體的人民，這是我們社會變革的動力基礎。
3、化敵為友的國際觀
第三，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儒家思想和主張自由的人在這方面也有著契合處，因為他們尋求的是一個和平主義的、化敵為友的世界，這是一個大道之行、和而不同的世界秩序結構。我覺得這個結構適合整個現(xiàn)代社會的國際法的價值訴求，在這一點上，中國傳統(tǒng)的天下思想和國際法思想是有著內在契合點的，而這恰恰是抵御囂張的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一種有效的力量。
其實，東方和西方的思想傳統(tǒng)中，都有化敵為友的和平主義的世界觀。我們看到，民粹主義、極端的國家主義者很囂張，處處在制造敵人，這樣一種虛驕的心智，均屬不切實際的高調。自我設敵，實際上是一個準戰(zhàn)爭狀態(tài)，最后的結果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化友為敵，這是激進者和保守復辟的儒家思想共同造成的亂世之象。
與此相反，在當今世界的大格局中，尋求一種和平主義的、化敵為友的，通過法律規(guī)則，通過正常的經濟貿易，通過相互合作的交往，通過一種擴展的秩序，建立起一個有效、和平、公正的世界秩序，由此達成一個和平的新世界，這才是中國主張自由的人和健康儒家的國際關系理論，它們源自古典的自然法意義上的國際法和儒家和平主義的天下觀念。
以上三點從邏輯上看，一個是基本原理，另外兩個是內政、外交的共識。也就是說，健康儒家和主張自由的人要構建一個基于文明演進論的基本原理，并在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發(fā)出共同的聲音，這構成了上述我的三個基本看法。
文明演進論的基本原理，是儒家和主張自由的人的共同立足點；兩個共識，一是在內政、制度轉型方面，付諸于、人民作為變革的內在動力；二是外交方面、在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方面，付諸和平、商貿、化敵為友的和平主義對外原則。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講席教授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xiàn)網轉自：作者的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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