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世界上是否還有其他像中國社會這樣如此鄙視小農和決心消滅小農的，即使在研究農業與農村的大學和研究所，人們也會用“小農思維”來指代那些所謂狹隘、不靈活、不開放、沒有希望和前途的想法。個中緣由非常復雜，包括文化的、歷史的、社會的和政治的因素，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貢獻或許不容小覷。我們社會里的幾乎每一個人都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略知一二，中學生和大學生學習得較多，而官員們學習和掌握得就更多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充滿了對小農蔑視和譏諷的語言，如認為小農是“舊社會的堡壘”，是“日趨沒落的”；小農落后、“保守”、“迷信”、“偏見”，他們“愚蠢地固守舊制度”，“就像一袋馬鈴薯是由袋中的一個個馬鈴薯匯集而成的那樣”；他們過著“農民式的孤陋寡聞的生活”。馬克思和恩格斯還將農村視為“窮鄉僻壤”，將小農生活的地區定位為“野蠻國家”。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小農農業是在小塊土地上生產，不容許在耕作時進行分工，不容許應用科學，因而也就沒有多種多樣的發展，沒有豐富的社會關系。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他們不求擺脫由小塊土地所決定的社會生存條件，而想鞏固這種條件。因此，小農生產是“過去的生產方式的一種殘余”。
在范德普勒格看來，小農生產方式中被馬克思和恩格斯等所鄙夷的方面，很多正是其優越的精髓。
按照范德普勒格的定義，小農農業模式通常以生態資本的持久利用為基礎，旨在保護和改善農民生計。小農農業往往以其多功能性為顯著特征，從事農業的勞動力通常來自家庭內部，或者通過互惠關系組織調用農村社區成員，土地和其他主要生產資料歸家庭所有。生產的目的是服務市場以及滿足家庭與農場再生產的需要。小農會通過采取諸多精明的策略，使其農業活動遠離那些市場。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農村開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農村一家一戶所從事的農業生產，就是典型的小農農業模式。作者對小農農業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小農的生活方式、驕傲與自豪感、勞動與就業、精耕細作、協同生產、自我控制的資源庫、資源的高效利用、互惠關系、自主性、內源性與地方性、多樣性與多功能性、附加值的創造、匠人工藝與新奇事物、市場遠距化與部分商品化策略、對生物生命的尊重以及勞動過程中的抗爭等方面。
小農始終會帶著熱情、奉獻精神堅持不懈地投身于農業生產之中。即使是在荷蘭這樣似乎只有經濟理性才得到認可的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中，大多數農民仍然鄭重地將他們所從事的工作稱為自己的“愛好”。小農農業關涉到主體性，強調與自然一同工作、相對獨立和匠人工藝所產生的價值與滿足感，以及人們對他們構建成果的驕傲與自豪，體現了人們對自身力量和洞見充滿信心。正如荷蘭奶農莫妮克·范德拉恩所言：“身為農民，我擁有自由，我安排自己的工作和時間。我們在戶外勞動，在勞動中有很多身心上的選擇與變化。我們與自然和動物結伴。我們每天都面對著指涉生命的價值。我們為我們的牲畜、產品而自豪：它們是新鮮的、美味的。”
在小農農業中，勞動成了關鍵因素，小農將勞動置于舞臺的中心，將勞動與自我控制的且部分自我調配的資源聯結在一起，也與前途和未來聯結在一起。例如，在秘魯的卡塔考斯，小農社區的共享價值之一就是“認同勞動是獲得財富的唯一途徑”。習近平同志也指出，“勞動是財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間的美好夢想，只有通過誠實勞動才能實現”。然而，在現代化席卷全球的過程中，勞動被嚴重削弱了；在資本全球化的今天，無數身強體壯的勞動力和經過正規教育的青年學生，在強大的資本面前淪為了“廢棄的生命”。值此之際，重拾勞動的價值尤為重要。小農農業中的勞動中心性正與就業密切聯系在一起，小農農業模式比其他農業模式可以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因此，科林·圖哲呼吁道：“我們需要再一次將農業視為一個主要雇主，認識到雇用勞動力是農業活動的首要功能之一，這一功能僅次于生產優質食物和維護景觀。然而，現代政策的設計卻是特意要將農業勞動力一再削減，少到不能再少。”
小農倚重的是人與自然的協同生產。自然被用來創建和壯大一種資源庫，這種資源庫又通過勞動、知識、網絡、市場準入等得到補充。在實踐中，資源庫的擴展和鞏固被視為一種財富遺產，它蘊含著驕傲和自豪。小農通過對農業生產季節歷進行縝密的規劃，使得所有相關的活動都能夠互相協調、配合，并且與作物的生長周期相適應。小農農業往往表面上看起來略顯混亂，但其背后深藏著嚴密的邏輯，在仔細觀察下會發現非常高的效率和計劃周詳的秩序。正如學者指出的，“作物并不是亂種的，而是按照合適的距離被安排在一小堆土壤上，當下雨的時候，既不會形成澇災，也不會沖刷表面而洗掉表層土壤”。因此，在對小農農業發表意見之前要特別謹慎，不能從本能的保守主義出發，稱小農為傻瓜。
在小農農業中，農民的算賬方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理性所能理解的。例如，當農民用從別處掙來的錢購買種子、化肥等物品的時候，這些物品的的確確是“付了錢的”。它們作為商品被購買，但是之后它們則作為使用價值進入農場生產過程，不再需要按照交換價值對它們進行嚴格的估價。這些資源特殊的社會歷史性賦予了小農足夠的自由，這樣他們就可以按自己認為的最佳方式來使用這些資源。可利用資源的價值正是在農業活動中體現出來的，長期來看，它們可以被轉換為老一輩人手中的養老金和年輕一輩從事農業活動的扎實起點。這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由社會規范的，并且有制度化根基的轉換過程。這種轉換與資本轉換為利潤，利潤又作為資本進行再投資以獲得更多利潤的轉換極為不同。但是，這種轉換過程并沒有因為這一不同而顯得沒有意義。恰恰相反，無論是從短期還是長期來看，是它激活了農業活動。
小農還利用匠人工藝創造各種新奇事物。小農的匠人工藝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一門無字的語言，是無法以精準、明確和量化的概念來表達的知識。只有經過長期的學徒生涯、訓練和經驗的積累才能掌握這門技術。在知識的門類中，它顯然是一種經驗性或者實踐性的知識，類似羅伯特·錢伯斯所言的鄉土知識和詹姆斯·C.斯科特提出的米提斯。利用匠人工藝，小農創造各種新奇事物。這些新奇事物可以是新的實踐、新的制品或者僅僅是改變一個特定情境或任務的定義，但卻代表著對現有規則的偏離。
小農農業模式代表著一種對市場約定俗成的遠距化，這是小農保持自主性的重要策略。小農在組織自己與市場的具體關系時所遵循的原則是最大限度地實現靈活性、可移動性和自由性。這種對外部關系的組織和安排是為了保證能在適當的時候進行收縮或擴張，避免對生產要素市場的依附，即盡可能避免陷入外部控制之中。正是因為這一策略，小農避免了馬克思的誤判，即“只要死一頭母牛，小農就不能按原有的規模來重新開始他的再生產。這樣，他就墜入高利貸者的擺布之中，而一旦落到這種地步，他就永遠不能翻身”。市場遠距化不僅限于第三世界的小農，歐洲的農民大多也只是部分地融入市場。甚至，第三世界的小農很可能比歐洲的農民更“充分地融入”市場，而這種高度的“融入”帶來的是高度的市場依賴性，這也恰恰是這些第三世界小農的主要問題。因此，與中心國家的農業系統相比，邊陲國家的農業系統總體上更加處于依附地位，商品化程度更高，更加立基于“徹底的商品流通”之上。這一結果正是由“自由市場”發起的，是無數專家學者的“科學”建議，其實質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小農制度的蓄意破壞，不僅造成了更多的“廢棄的生命”，也嚴重威脅著世界范圍內的食品安全。
小農農業充滿了對生物生命的尊重。在小農邏輯中，“好的產出”處于核心地位并具有重要意義，它指的是每個勞動對象的產量，而且產出要高且可持續；但是就像小農所說的一樣，他們不會用“強制”的方式達到目的，而是在以“精心照料”或“匠人工藝”為特征的框架中盡可能實現高產出。因此，在小農農業中，一些內部指標起著規范作用，例如，根據一頭牛的生長過程和日常表現來確定最合適的飼料配給量。人們必須精心照料牲畜、作物和大地，如果精心勞作，每個勞動對象的產出就會提高。正如古德曼等指出的，小農模型的根基來自這樣一個觀念——地育萬物，量力而出，農民通過勞動“幫助”土地孕育物產。
本書還深化了小農抗爭的內涵，拓展了小農抗爭的外延。范德普勒格指出，為自主性而進行的斗爭呈現出多種形式，不同形式之間往往相互聯系。它可以通過傳統的“農民戰爭”，也可以借助較為隱蔽的“弱者的武器”，但是，更常見的、幾乎從不間斷的情形是，這種斗爭出現在田野、谷倉和馬廄里，體現在牲畜繁育、作物選種、灌溉活動和勞動投入的各種決策中，可以說無處不在。小農要對生產過程增加控制、進行改善，要按照自己的利益和意愿對生產過程加以調整并從中獲得更好的收益，這些目標的實現往往伴隨著漫長而艱苦的斗爭過程。其中，勞動過程是小農進行社會斗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競技場，如為改善現有資源、進行細微調試而付出的頑強努力，這些努力會帶來更富足的生活、更可觀的收入和更光明的前景。因此，抵抗發生在大量異質的且日益相互關聯的實踐中，存在于制造“優質肥料”、繁育“良種母牛”、建造“美麗農場”的方式中。小農正是通過這些實踐構建出了自身的獨特差異性。另外，當與消費者之間的聯結被食品帝國中斷時，小農會通過直銷、農民市場、新的農業食品鏈的創造等途徑去積極探索、建立新的聯結。這樣的抗爭表明，既然食品帝國趨向于把一部分小農變成多余的部分，新的小農也必將開始把自身重新定位為權利不容忽視的公民。
*本文節選自《新小農階級（修訂版）》譯者序，作者葉敬忠，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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