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時間北大國際發展研究院姚洋教授撰寫了《重新認識小農經濟》一文，該文認為小農單位面積產量不低，同時，中國小農經濟的優勢在于，通過農業的“無剝奪的積累”實現工業化。本文作者不認同姚教授的小農經濟優勢觀，雖然作者也支持小農生產方式，然而作者眼中的優勢是自然友善、生態耕作、以物易物、守望相助，作者將之命名為“小農非經濟”。“非經濟”三個字指向了小農生產中的人文關懷，既反對現代農業中的規模化、專業化操作，也反對一味地以經濟指標來衡量“小農經濟”對發展的貢獻。作者認為以“小農非經濟”的方式就可以重建和諧的農業社會生活。
誠然作者的主觀意愿很真誠美好，然而，無論是小農經濟還是“小農非經濟”，中國農業面臨的真實處境是不斷推進的土地集中和農業資本化對小農的排擠。根據最近一個調研報告，安徽中部丘陵地區一個村莊，即便沒有外來的資本下鄉，9%的農戶占有全村67%的土地，其中不到2%的農戶占有全村28%的土地（這里“占有”指使用權）【1】。目前，沒有跡象表明土地集中的趨勢已經停止。而這一集中的過程，正是依托了市場經濟的平臺。
情系小農，必須反思市場經濟下小農的境遇，反思市場經濟本身。對此，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人民食物主權”明天發布的文章也會與這一議題相關。
正文
可能是由于經濟增長減速，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大量農民工游走城鄉之間的復雜原因，這些年國內出現不少回歸小農社會的聲音。近日讀畢北大國際發展研究院姚洋教授關于小農經濟一文，更是發覺這類敘述難見全面，甚至存有謬誤，故此斗膽一述管見，只圖避免可能存在的誤解。
姚教授首先整理小農社會的歷史起源，并試以“小農的單位面積產量是高于大農場的”推論來論證小農在人多地少的東亞“長盛不衰”具有歷史合理性。接下來，作者提出小農的第一優點，即由于小農家庭需要預測市場、計劃生產，同時靈活把握消費支出，催生了大量擁有社會技能和經驗的人才。第二，小農社會還能促使“無剝奪的積累”，實現低成本的工業化。最后，作者指出不能拋棄小農經濟，是因為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無法實現大規模的農業經營或商業化，還指出“指望通過農業發家致富很難，世界上還沒有先例，而在中國更不可能。”
而以我所見，情況或許不如姚教授所論。請讓我試論如下：
1、農業生產還需考慮成本投入
小農模式籍由農民精耕細作，在風調雨順的情況下的確常較大農場有較高的單位面積產量。但是，且不論小農對自然災害常難有抵抗能力，其較高的單位面積產量也往往基于其更高的投入成本。比起大量使用機械的現代化大農業模式，小農生產所耗工、時極高。由于小塊土地上較低的機械使用效率，小農生產需要大量使用人力來完成各種繁重的農事。此外，小農生產的成本更在于其所耗費時間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與其務農，若將時間花在別的行業上或許能夠賺取更高的收入。況且，這耗工耗時的農業生產，換來的只是相對于大農業更高的單位面積產量。而要將這些產量轉化成為實際的收入，中間還隔著一個怎么銷售的問題。正是因為這一銷售問題，多少小農由于缺乏銷路而無可奈何將辛苦數月的產出賤賣甚至直接放棄。所以，要說以單產論，農業還需考慮成本投入，農民背井離鄉，遠走城市務工，就是最現實的寫照。
2、“人多地少”并不意味小農具有絕對優勢
我國和日本等東亞國家或許有類似的客觀情況，即“人多地少”的國情。然而，“人多地少”并不是小農生產優于大農業的充分條件。誠然，東亞國家大多由于“人多地少”而發展出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規模農業生產模式，然而，隨著工業的發展，不少利用機械完成的工作具有更高的效率，由此創造出的社會財富也更多，并且這些工作往往也能提供更高的收入。“人多地少”的東亞四小龍和現在的中國不都是在向勞動密集型工業釋放農業勞動力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嗎？在工業化進入科技化的現代，許多生產活動的人力效率越來越高，豈不應該進一步發展現代農業釋放更多的勞力嗎？如此，我們才能一方面提升農業的效率，另一方面利用釋放的勞力生產更多的社會財富。
3、比起人才，小農生產的難度催生更多的是貧苦的農民
且不論個人遇上社會發展機遇的偶然因素，若按姚教授說的小農模式在生產消費上的難度催生了“大量”人才，怎不見西方國家的大企業家有什么小農背景，反倒是國內仍有數百萬計的貧困的農民家庭？小農模式下生產者數量眾多，難以獲取全面的市場情況，因此常常在農產品銷售鏈條上處于遠離消費的一端，獲利往往只占零售價格的極小部分。而且由于協調統計的困難，難以避免出現由于盲目跟風造成的生產過剩和價格崩塌現象。也正如姚教授所說，由于小農戶在面臨不確定性時風險較大，在投資消費時難度也極大，常如賭博，若不是盆滿缽滿，就是血本無歸。正因如此，比起那些脫身農業的“大量”的社會人才，百萬小農出身的農民仍過著貧窮的日子。
4、中國的工業化靠的就是大量農民放棄小農進城務工
南非學者不熟悉我國的工業化歷史，認為小農經濟支撐中國工業發展，尚可理解。但大多中國人都了解我國改革開放后工業發展時期農民進城務工的歷史吧。我國工業化的發展速度之快，的確世界鮮有，究其原因，要說是“人口紅利”倒不如現實地承認是由于大量勞動力涌現而互相競爭失去議價能力的“低人權紅利”。看看春運時多少不被城市接納而拎著大包小包擠火車返鄉的農民工，和那些在城市角落從事底層工作，落下老人孩子的男男女女，我們大概也就無法睜著眼睛說出“工業化沒有讓農民流離失所，變成城市貧民”和“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東亞各國實際上都沒有太多的貧民窟”的話了吧。
姚教授認為“世界沒有靠農業發家致富的先例”，就此，我想談談所謂中國農業的回歸，重新建立小農模式的基礎，到底該不該是小農經濟。
這幾年，日本也流行起關于小農模式生產的討論，他們的經濟學家藻谷浩介和幾位日本放送協會的記者出版的《里山資本主義》一度成為日本的國內暢銷書。我想結合其中“打破百年依賴金錢的經濟常識”提出的里山資本主義，闡述我認為的“小農非經濟”模式。
“小農非經濟”的人文關懷
“里山資本主義“的精華之一，在于將籍由貨幣的等價交換部分取代為“無法用貨幣換算的以物易物”。藻谷教授借考察時收到日本農民贈送的刻寫有感謝語句的南瓜，闡述無法計價的禮物帶來的人文聯系。我以為，我國從前的小農社會也帶有不少類似的交換，并形成了“睦鄰友好”、“遠水救不了近火”的注重人與人關系的網狀人際關系，費孝通先生稱之為“差序格局”。正是這種鄰里協助、相互關懷的人際關系，幫助中國的小農社會撫平了自然災害帶來的創傷。同時，這種以物易物的交換常常發生在小區內部，使得資源就地消費循環，因此不像為了外部市場而生產的“小農資本主義”一樣難以協調生產造成生產單一且過量而滯銷浪費。
“里山資本主義”精華之二在于向比較優勢形成的專業化提出挑戰。現代經濟學提倡的專業化生產成為社會分工的基礎。就現在的發展不難看出，其結果是將人們的工作具體細化為“生產鏈條的螺絲釘”，每人只專注于生產的單一而重復的環節，隔離其與成品的聯系。這樣的結果不難見諸于現代社會人們心靈上的空虛。相比而言，小農社會或里山的農民因身體力行各項生產的多重環節，可以從生產過程中得到更大的個人滿足感。因此，綜上所述，小農社會并非能用現代“經濟學”衡量的社會，這種“小農非經濟”社會不但能在個人層面獲得精神上的滿足，更能形成社群內部人際的和睦關系。
“小農非經濟”的自然可持續性
比起依靠化石能源的現代大農業生產模式，小農的生產模式主要依靠農民的體力勞動。雖然如前所述，這種勞力勞動耗時耗工，但若能在“非經濟”邏輯的社群里獲得合理報酬，則是一種更可持續的生產模式。這種替代規模生產的方案也是“里山資本主義”的最后精華。現代化的農業生產，乃至工業生產，依賴大量只計開采成本的化石能源，將能源消耗的真實成本大量外部化，造成物質豐富實質破壞環境的社會假象。這種的環境的危害，不僅影響范圍廣闊，更會形成難以短期恢復的生態改變，正如看似遙遠但影響日漸顯現的全球氣候變化。“小農非經濟”的模式充分意識到化石能源成本的不可計價性，通過取而代之的人力勞動，拉近人與生產的關系，重新意識物質消費的真實成本，從而形成節省資源、回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依靠農業之所以難以“發家致富”，之所以沒有國家依靠農業發展，正是因為發展的定義取決于“經濟學”的邏輯，要致“富”。倘若想重新審視小農社會，則需要放下“現代金錢經濟學”的有色眼鏡，發現其中人文和生態上的價值。即便如此，讀者也許仍難免質疑，這樣的所謂“小農非經濟”模式是否實際可行。當然，在我們對生活的要求日漸提升的今天，要極端地將所需完全“以物易物”、人人從事各項生產、并將一些復雜的生產過程以家庭為單位完成是不現實的，但倘若認識到現代以經濟為依歸的發展模式面臨的人文和自然的困境，就應該有改變的勇氣。的確，我們生活的物質質量也許下降，但就像魯迅曾說的“在好地獄，人們還知道自己是在地獄，所以想改變地獄，但在偽天堂久了，人們就習慣了，并以為已經是在天堂”，是活在“偽天堂”還是“好地獄”是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
注釋
【1】張建雷、曹錦清、陽云云.“中農經濟的興起：農業發展的去資本主義化及其機制,”《中國鄉村研究》2016年第13輯。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方農村網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