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古藺縣一個區的糧站站長鄒英杰，名字和他性格一樣：俠義、勇敢、果斷、機智。
1950年，他參軍赴朝作戰，作為偵察兵，一天夜里摸到李承晚軍營抓“舌頭”。被幾百號士兵圍住，他竟脫離險境，背著“舌頭”溜回了部隊，為此受到上級通令嘉獎，榮獲二等軍功。區糧站站長行政21級，位在股長，官雖不大，卻管著全區20多座倉庫，進進出出幾百萬斤糧食。這些倉庫里裝的糧食又分為兩類：國庫糧和商品糧。商品糧系指供應糧，按指標供給老百姓；國庫糧是國家救急糧，根本不能動用的，誰動誰掉腦袋。
一天，他去一個鄉檢查工作，這個鄉幾百號饑民正圍著噸糧的倉庫叫餓，男哭女啼，幼悲老嚎，慘不忍睹。一個皮包骨頭的孩子牽著他的衣角哭喊道：“鄒站長，鄒叔叔，我爺我奶整整20多天沒見過一粒米，快餓死了，你行行好嘛，給我家一碗米，熬熬米湯喝。”又一位白發大娘抱著一個小孩，拉住他手叫：“鄒站長，你大慈大悲，救我孫兒一命，你看他快不行了。”
他注目一看，大娘懷里是個不足兩歲的幼兒，枯瘦如柴，兩頰泛黃，眼窩深陷，因長久缺乏營養兩片小嘴唇快龜裂得開口，著實可憐，叫人看了心疼。他歉然道：“我哪有糧食啊！”嚎啕乞求的饑民，不約而同地用手指倉庫。他搖搖頭，表示愛莫能助：“那是國家的官糧，動了要殺頭的。”大家聽他這一說，不少人跪的跪，哭的哭，嚎的嚎，不放他走。見此情景鄒英杰忽然想到古書上寫過“包公賑災放糧”的千古美談。他打定主意，向糧站工作人員吩咐：“開倉，每人給10斤糧食！”
“站長，這是國庫糧啊！”糧站工作人員為他這冒然舉動十分不理解，好意地提醒他。
“國庫糧……”他猶豫了，知道國庫糧是不能動的，可眼前的父老鄉親卻餓得如此悲慘，難道見死不救？我是共產黨員，糧站站長，能眼睜睜看見老百姓餓死不成？做官要有良心，做人要有義舉，他再次吩咐工作人員：“開倉，每人分給10斤。”
工作人員怕負責任，仍不愿動，他搶過糧倉鑰匙說：“殺頭有我頂著，你們怕什么？是拿來救命，又不是貪污私分。”
一片吹呼，一片感激。他流著熱淚，笑看著幾百號饑民，扶老攜幼扛著一袋袋糧食，消失在荒蕪的田園中。他高興地回到家，覺得人生做了件最大的好事，進得門，5歲兒子杰杰撲向懷中，他雙手舉起兒子在臉上親了親。兒子第一句話卻是：“爸爸，我今天還有1兩糧食沒吃啊！”他道：“今天你吃2兩，爸爸讓你多吃1兩怎樣？”
在那個年代，全國人民的口糧都有供應標準，不僅按工種、地區、職務不同，還有年齡之分。一般城鎮人口為22斤，3—5歲為10斤，5—8歲為16斤，8—12歲為18斤，12歲以上與成年相同。當時不僅吃糧要票，其他副食品也要票，肉、油、糖、蛋、酒、煙、茶、鹽、醬油、醋，世面上沒有不要票的東西。據統計，大大小小就有82種票證。由于物資匱泛緊張，好些家庭一日三餐均按國家供應的標準吃飯，斤斤計較，少了親情。此時兒子聽爸爸說讓他多吃一兩，高興得跳起拍著小手：“好啊，好啊，今晚吃二兩了。”聽兒子這一鬧，鄒英杰忍不住潸然淚下：“好久才能結束這困苦難熬的日子，不讓孩子挨餓啊！”
未待兒子吃完飯，妻子風急火急地跑回來，一臉刷白，滿頭冷汗，見著他便上氣不接下氣地問：“英杰，你把國庫糧拿來分給大家吃了嗎？”他默然，不知該怎么回答。妻子忍不住的放聲哭道：“天呀，你怎么這么傻，這事作得嗎？不砍頭也要坐牢呀！你再有同情、憐憫心，也不能拿著身家性命開玩笑。”他不知出于失悔還是出于猛省道：“好漢做事好漢當，我不連累你們母子。”他說完，摘下腕上手表，取出衣兜里僅有的幾十元人民幣，直徑向公安局跑去。身后傳來妻子的哭喊聲，以及兒子的呼叫“爸爸，爸爸……”
他沒有得到寬大，先是刑事拘留，后轉為逮捕。想不到審訊他的預審員竟是當年同一偵察連，比他低一級的班長。在縣公安局的審訊室里，兩個戰友坐在了一起，不過一個坐在高椅上，一個坐在矮凳上，四目相對，感慨萬千。
“鄒排長，我現在還叫你一聲鄒排長，你我都當過兵，都是共產黨員，我就不明白，你為什么竟然敢動用國庫糧做好事？”
他淡淡一笑，顯得很輕松地回答：“糧食的作用是填肚子，現在老百姓都快餓死了，我們為什么還放著不給老百姓吃？國庫糧又怎樣？又沒有中飽私囊。”
斑長已不是昔日的班長，他的任務就是要把上級定性為“階級敵人”的人繩之以法，這是他的職業，也是他崇高的使命。對鄒英杰的案件，上面有明確批示：“查實嚴懲，殺一儆百。”現在他就秉著這個“批示”辦事。他正色道：“老百姓餓不餓我不知道，縱然餓也不是我管的事，今天我只問你，你為什么動用國庫糧食，目的、動機是什么？”
“目的救人，動機救人。”他不繞彎子，直直的像輛開進山谷回不了頭的車。
長期審判的職業己使斑長善于心計，長于權術，他必須要用一切辦法、手段，把昔日的排長變成自己的“勝利品”，否則難以交差和保住這個有權勢的位子。如果審理不下這個案件，別人定會說他縱容包庇，立場有問題。在他主意打定后，便由衷地笑笑道：“鄒排長，你是我老上級，何況我們又是朋友，只要你不為難我，我會盡全力幫助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但一個人做事總有思想和動機嘛！說千道萬，我真佩服你的勇氣和膽量，不然你怎么能在部隊立功……”
“干脆一點，我到底怎樣配合你？”鄒英杰畢竟是個渾身是膽的漢子，把話挑明問。
斑長干咳一笑說：“比如你對當前國家的形勢有何看法，‘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
鄒英杰道：“你我同一縣，同吃公家飯，難道不清楚？‘總路線’都餓飯，‘大躍進’不可信，‘人民公社’荒土一片。我看著痛心呀！我同意彭德懷元帥對毛主席的批評，他犯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病，用幻覺設想未來，用高燒改變社會，如果早知革命如此結局，當年為什么要去抗美援朝參軍報國？”他直抒胸臆，把心里積壓的東西全吐露出來。
班長把他說的話，一字一句地筆錄在紙上，作為坦白交代材料，上報到地區政法委。政法委一再琢磨研究，最后批復下為無期徒刑。判刑后他妻子來看守所探望他，他無悲無淚，反安慰妻子：“你不再要等我了，你還年輕，尋個志同道合的人好好過吧。我只托你把杰杰帶大，叫他好好讀書，長大要報效國家。我辦公桌里還有幾斤糧票，你代我送給沒有飯吃的人吧。”妻子喏喏點頭，早哭成淚人兒。之后，1962年送來省四監獄勞動改造。
他在改造中，勞動上積極賣力，加上他天生的俠義性格，人緣關系特好，干部相信他，犯人也相信他。但沒有想到，他竟然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為首組織越獄暴動。當時若不是我能冷靜、理智地對待此事，幾乎我也被卷入其中掉了腦袋。
1966年，四川省第四監獄從瀘州遷到南溪縣青龍嘴，我和死緩、無期犯一同關押在嚴管中隊，同組有個比我年輕的犯人叫郭兆蘭，四川省自貢人，原是中學語文教師，以現行反革命罪被判處死緩。他原是教師，自幼喜歡文學，在讀高中時，就看過我寫的那篇《“流毒全國的大毒草”——給團省委的一封信》，故一直呼我的筆名曉楓。我們兩人氣味相投，年齡相近，彼此沒什么猜忌，沒事便在一起談文學，談詩歌，論歷史，道古今。
記得在1967年8月的一個吃罷飯的晚上，關監舍前我們一起去廁所解便，在等人的時候（按監規規定，解便來去為5人，我們先出廁所，等另外未出來的3人），他突然向我說：“曉楓，你準備動不動？”我看他一眼，莫明其妙地問：“動什么？”他見四周沒人注意，才神秘兮兮地道：“現在外面很亂，我們十幾個人已經商量好，準備行動，你沒見煤廠下面的鐵欄桿已經鋸斷了幾根。”我心里一下緊張，知道這是殺頭的事，共產黨不是“飯桶”是“鐵桶”，別說你十幾個在押人犯，就是幾千幾萬幾十萬軍隊，也不會費吹灰之力把你消滅掉。我笑笑，不動聲色地道：“今天你是不是沒睡醒，在說夢話吧？郭兆蘭，我們是朋友，如這事是真的，我勸你不要介入，立即退出；若是開玩笑，今后不要再開這樣的玩笑。”他怔怔的，不再說什么。
當夜我不能入眠，在狹窄的不足80公分的床板上翻來覆去，望著昏暗的獄燈，久久想著白天的事，到底該如何處理？向政府檢舉揭發吧？不是我的性格，如果別人只是說說而已的虛構，干部還會小視我的人格；萬一是真的呢？第一我未參加，第二我作了勸阻和制止，也連累不到我。于是，我深深地將它裝進肚里。
第二天，我們交談接觸依舊，相互均不提及此事，好像沒說過一樣。大約10天后的早上，監獄出現了許多荷槍實彈的解放軍，宣布戒嚴，犯人分中隊集合在監舍的空壩子里，通過廣播，聽軍管會代表宣讀公告：大意是有一小撮死不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借我黨開展“文化大革命”之機，企圖在獄中組織暴動，妄圖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接著宣布逮捕名單。我們中隊逮了兩人，一是郭兆蘭，另一人叫李發華。
風聲鶴唳，鐵鐐揪心。我在極端緊張的狀況下度過了近半年的時間，郭兆蘭突然被放了出來，他在學習會上發言說：“我重新犯了罪，好在一個同改提醒我，不然今天不會坐在這里，一定死無葬身之地。”我平靜地做著記錄，無任何異樣表情。他發言結束，管教股龔股長把我叫到中隊部辦公室問：“黃澤榮，郭兆蘭今天在會上發言說的誰？”我毫不回避地道：“說的我。”沉默一會，他吸著煙說：“這么好的一個立功機會，你放過了，要是你當時知道后立即向政府檢舉，現在已經不會坐在這里了，可惜呀，可惜呀。”
我淡淡一笑，以極其平靜的口吻說：“我想回家別人也想回家，我有父母別人也有父母，我有妻室兒女，別人也有妻室兒女，我不能加長別人刑期來縮短自己刑期，這樣做我認為不道德，為我人格所不容。”他十分認真地聽著，不停地玩味著自己吐出的煙圈，岔斷我的話道：“你呀，你呀，受修正主義思想影響太深。”大約又過了十來天，監獄召開全獄犯人寬嚴大會，一個無期犯人因檢舉揭發了此事，改判為10年有期徒刑；一個20年的有期犯人檢舉揭發了此事，獲得當場釋放；為首組織越獄暴動的主犯英杰加判為死刑、立即執行，另外10多個同案犯人有的加刑，有的記過。我就是在這個大會上，看見鄒英杰和知道他名字以及眾多傳說的。
他個兒單瘦，身材修長，光頭大腦，兩眼炯炯有光，僅管戴鐐披枷站在人前，仍不減英俊本色。軍代表厲聲問他：“鄒英杰，你是不是為首組織犯人越獄暴動？”
“不是暴動，是越獄。”他毫無懼色。
“誰是主謀？”
“我。”
“有多少人參預？”
“不知道。”
“你們為什么要越獄？”
“你們太專橫殘酷，不給我們飽飯吃，不給我們書報看，成天逼著我們勞動勞動。不跑怎么辦……”
軍代表岔斷他的話：“你不知道，你又重新犯罪了？”
“我本來就無罪，所謂‘有罪’是你們強加的。”
軍代表不再問下去，只草草收場宣判。
宣判死刑后還有10天的上訴期，執行又得配合全國和地區的革命形勢需要，在這等候斬的他被關入監獄的小監。小監是一排石頭嵌砌的矮房，四方四正，很像個石匣子，門是鐵制的，上面有個不足20公分見方的孔，用以送飯送水。小監里沒有燈，成日黑古窿冬；小監里沒有床，睡的地方是塊石板；小監里沒有馬桶，大小便從床下的石洞中流出。
小監設在距獄部辦公場地不遠的地方，有一道磚墻圍著，外有看守武裝，內有看守犯人，全天候24小時都有眼晴。關在這里的人別說跑不掉，就是只麻雀也飛不出去，何況鄒英杰還戴有腳鐐手銬，可是他跑掉了。
那天早晨監獄又戒嚴，幾十個解放軍端著有刺刀的沖鋒槍在附近的山崗、亂石、樹叢等地跑來跑去，緊張極了，像在找尋什么東西。到了下午才隱隱約約地聽干部說，鄒英杰從小監跑了。我聽到心里著實為他高興：真有本事，逃出了鬼門關，卻又擔心，怕被抓回來。果不出我所料，不到15天他被抓了回來。據說他跑回老家去看他兒子杰杰，匿藏在一家當年曾被他救過性命的農民家里。這家農民開始很仁義地收留了他，沒過幾天卻心生二意，一是要用糧食養活他，又要承擔包庇、窩藏反革命的風險；二是上面放出話：提供鄒英杰下落者獎勵100元人民幣，誰能交出鄒英杰獎勵500元人民幣。500元人民幣在當時是筆龐大的天文數字，對一個農民家庭來說，簡直是一筆財富。
“人往利邊行”，這家農民偷偷地向當地“人保組”作了舉報，他被捉回來重新關進小監，除戴兩付腳鐐手銬外，脖子上還系了一根鐵鏈，24小時有解放軍輪流值班看守。大家認為他有神人本領的“分身術”，要不怎么能從插翅難飛的小監里脫逃？鄒英杰究竟是采取什么辦法逃出去的，至今也是一個難解的迷，無論干部怎樣拷問，就是得不到答案。結果留在他身上是一道道無言的傷痕以及警衛受上司呵斥后而報復他的刺刀洞孔。由于不斷的嚴重折磨和惡劣的環境，使他身體失去了抵抗力，健康狀況日趨惡化，竟然一天昏厥兩次。
為配合地區“大好革命形勢”的殺人宣判場面，上級來命令：還得等待半月。沒辦法，只好將他送至監獄醫院“特別病房”搶救。這時的鄒英杰已不成人形，虛弱得近似游絲，莫說逃，就是放他出去也會死掉。但是監獄軍管會不敢掉以輕心，竟然派出一個班的兵力看管他，并向獄醫下達實難完成的“艱巨任務”：必須保證鄒英杰活過48小時，務必配合宜賓地區召開的公判大會，否則要承擔責任。
獄醫都是服刑的犯人，個個擔驚受怕，不敢有絲毫懈怠，唯恐出現半點意外。醫院組成了8人醫療小組，寸步不離地守侯在鄒英杰病床前，輸液、輸氧、打強心針，到了20小時，獄醫向軍代表報告：各種臨床體征顯示，鄒英杰頂多再能活幾個小時。
軍代表怒吼：“還有32小時，宜賓才能開公判會，你不能再把時間拉長一點。”
“不能。”
“我處分你！”
“你殺了我也沒辦法。”
軍代表氣得直跺腳，有什么辦法，這是科學。為了不讓鄒英杰就這樣自然地便宜死去，經請示上級，回復：“立即就地執行！”
于是監獄變殺場，醫院變刑房。在“特別病房”里，軍代表宣讀了宜賓地區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對他的死刑《判決書》，最后問他還有什么話說。這時的鄒英杰因剛剛注射了200毫升高滲葡萄糖加樟腦磺酸鈉和可拉明等興奮生命中樞的藥物，一度又從休克死亡的邊緣上醒來，似乎思維也異常清晰，雙眼微開，輕蔑地掃視了一下對方，用極其平靜和坦然的口氣微聲說道：“你們今天的判決是錯誤的、非法的……歷史將會宣判我沒有罪……”
未等鄒英杰把話說完，軍代表氣極敗壞的高喊：“拖出去！給我拖出去！拖……”
4個彪形大漢行刑的解放軍，將鄒英杰連拖帶抬地拽出醫院大門，頓時，醫院的四周響起了陣陣凄厲刺耳的口哨聲，在醫院圍墻外莊稼地邊的一塊小空地上，“叭叭”兩團殷紅的火，從行刑者的槍口噴出，飄在湛蘭蘭的上空。鄒英杰死了，可流出的不是血，是清清的水，因為他身上早沒有血了，他的血早為這死亡前刺刀的穿插的洞孔流干流凈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振鷺于飛（微信公眾號）2017-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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