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一場千人參與的基層民主協商對話會在寧鄉黃材鎮開展。參會的主角是黃材鎮17個村(社區)的千名群眾，協商的議題是圍繞即將開園的炭河古城和村民自身的行為規范和切身利益議題。
協商對話如何實現？議題如何產生、共識如何達成？協商成果怎么落實？這是老百姓最關心的問題。距離今天，這場協商對話會已經過去近5個月，第一場協商會上進行協商討論和投票表決最終達成的三項成果皆被運用，直面矛盾、和群眾“打商量辦事”的方式更是有效地處理了矛盾。
第一場黃材鎮民主協商對話會就三項議題進行民主協商：炭河古城景區管理文明公約、炭河古城景區管理文明細則、加強炭河景區生態環境保護共同守則。協商對話會成員進行討論發言和票決協商。
這場協商會后，炭河古城順利開園，大量游客涌入，人氣火爆。黃材鎮的群眾成功適應由農村跨越到城鎮的景區生活，并努力做好炭河古城的管理者、經營者、宣傳者和景區形象的維護者。
這場全省首次舉行的基層民主協商對話會，是寧鄉市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的新試點、打造的新樣本。寧鄉市政協通過構建基層民主協商對話會，對基層民主協商形式進行了一場有益的探索。
正如寧鄉市政協主席鄧杰平所說，這場協商對話會的本質是“協商于民、協商為民”，為群眾發表意見、反映訴求、參與管理暢通了渠道，這是解決了基層治理“最后一公里”問題的嘗試。
11月，第二場民主協商對話會即將開啟。這種基層民主協商的形式，如何為寧鄉培養一種開放包容的城市精神？從制度設計到現場實施，在過程中，還有怎樣的故事？力量湖南專訪寧鄉黃材鎮民主協商對話會的總召集人、黃材鎮黨委副書記陶濁。
“基層民主協商會是一種制度自信的根本表現”
記者：6月24日，在黃材鎮舉行了第一次千人民主協商對話會，主題是就炭河古城景區文明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這場協商會有怎樣的意義？協商成果如何被利用？
陶濁：民主協商會議從開始籌備至今，有重要的意義。
第一是基層民主協商的主動實踐。召開這個會議的背景是中央下發《關于加強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相關推進的意見》。無論民主協商也好，基層治理和黨的執政也罷，我們應該也有一個制度的自信，而基層民主協商會議就是一種制度自信的根本表現。
第二，這是黃材鎮一個自下而上的鄉村振興計劃。炭河古城開園后的火爆程度，是地方領導和推動人員未曾預料到的，炭河古城里的文化內涵、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造就了黃材鎮大量游客的涌入。第一次民主協商對話會形成了三個決議，第一個是景區文明公約，第二個是景區文明守則，第三個是環境保護——在景區的秩序營造和規范經營方面，這三項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門店經營業主的意識、周邊沒有參與經營的群眾的意識、以及周圍群眾對于環境的保護意識，都為我們四個月以來100多萬游客量、收入達到5000萬營造了一個很好的基礎。
民主協商是必要選擇
記者：炭河古城開園后，人氣火爆。第二場民主協商對話會將在11月召開。在這過程中，民主協商會從制度設計到實施，如何切合實際確定協商主題？又有怎樣的難點或者疑惑？
陶濁：黃材鎮的交通區位不利于旅游業的發展，周邊旅游產品的提供還不夠成熟，我們前期抓緊建設，用一年八個月的時間把炭河古城從一張圖紙到建設完畢，這一時間段精力全部集中在建設上，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周圍的配套和產業的打造。
四個月，百來萬的游客量給我們提供了機遇和挑戰，景區周邊自發的旅游配套設施如雨后春筍般，這時遇到了兩個問題：第一是不上檔次，沒有有品牌的參與門店；第二是惡性競爭，隨著幾萬人的日接待量，不同程度地出現了景區飯店惡意競爭的苗頭。
如果政府僅僅通過行政推動能力，一定程度上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所以民主協商也就成為了一個必要的選擇，這也是我們第二場民主協商會設定的一個主題。
記者：接下來的民主協商對話會的開展有怎樣的方向和計劃？
陶濁：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是關于打造“田園綜合體”，對黃材鎮的旅游開發，我們首先考慮旅游產品的提供，預期打造一個民俗村，但這是否能實現？毫無疑問，又回到了群眾的組織上——黃材鎮的村民要以自己的勞力，自己固定的房產來進行資本的投入。他們是否愿意？這又牽涉到一個民主協商的問題。因此，這是我們在第三場民主協商對話會上準備協商的主題。
第一次民主協商會就形成了良好效果，我們需要繼續推動，這是加強社會治理的一個手段。景區是我們始終關注的一個重點，黃材鎮還有其他的村，也會以此為圓心擴展到外面去。黃材鎮在未來一段時間堅定做旅游產業的目標是不動搖的。
為基層治理豐富思路
記者：民主協商對話會為群眾發表意見和參與管理暢通了渠道，解決了基層治理“最后一公里”的問題。這如何影響、助推改進、改變基層政府治理方式？
陶濁：民主對話協商會搭建了一個平臺，是人人都可以協商的一個對話機制平臺。從制度設計上來看，這是用疏堵結合的方式解決問題，以疏為主，讓更多的人參與到這樣一個平臺，這樣提供更多的建議和發展的思路，也為我們的基層治理、如何豐富和開展旅游豐富思路。
作為基層政府，我們在行政上的手段要接地氣，使群眾容易理解。其次，從統一的經營管理層面來看，需要回歸市場。
比如，在景區客流穩定的情況下，作為基層政府，必須謀劃如何提高整個景區從體量到質量上的接待能力。我們倡導成立一些餐飲、酒店、住宿行業的行業協會，在政府和門店之間形成一個緩沖的社會體制，通過行業內部協商、政府協商、民主協商，結合目前已經成型的旅游市場，通過民主協商來整體推動和組織。
記者：事實上，黃材鎮在剛開始發動村干部開展民主協商對話時，村民對民主協商對話概念模糊，也有“是不是走過場”的疑慮，但是在開展協商對話會后，村民對于這個新的協商對話形式十分認可，覺得是在解決問題，凝聚共識。如何真正確保民主協商制度不是走過場，真正產生實效？
陶濁： 群眾的態度關鍵取決于政府的態度。究竟是形式大于內容、還是內容大于形式，關鍵在于議題提出后落實的情況。政府收到群眾意見之后，除了改變決策、推動落實之外，還需要把政府想表達的東西通過鎮到村、村到組、組到網格、網格到屋廠——重新落實下去，在落實的過程中又要把意見帶上來，否則就會形式大于內容。
在黃材鎮的建設過程中，民主協商的方式和平臺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也會矢志不渝地按照寧鄉縣委、縣政府、縣政協的指示去開展，推動社會發展。（實習記者/黃璐 陳婉瑩）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力量湖南（微信公眾號）201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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