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本文集《從來就沒有救世主》的出版是2011年，自那時至今，世界經濟似乎仍未擺脫2008年金融危機的陰影，凱恩斯主義者的誤診讓失望已極的民眾繼續等待救世主的顯靈。奇跡卻沒有發生。希臘的財政和債務危機反復地蹂躪這個西方文明的濫觴之地。歐洲央行的數量松寬掩蓋不了意大利銀行的壞賬，羅馬不得不在長達八年的拖延之后，著手處理數千億歐元的不良資產。安倍經濟學虎頭蛇尾，結構改革之箭爛在囊中也沒有射出，政客承諾的繁榮遲遲未現。
唯有在金融危機的發源地，“看不見的手”以看不見的方式悄然清除了格林斯潘的遺產——濫發貨幣留下的違約債務以及大幅縮水的金融資產。市場而不是美聯儲充當了清道夫，通過痛苦的破產清算矯正了嚴重失衡的資產負債表。美國經濟于2011年前后步入復蘇，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資金回流，致使美元幣值節節升高。
太平洋東岸被迫去杠桿之時，西岸在熱火朝天地加杠桿，“四萬億”的洪荒之力強硬地造出了一個V型反彈。然而透支未來的亢奮不僅無法持續，而且讓后人的日子更加艱難。中央政府于2016年確定“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的任務，緩解多年執行凱恩斯主義政策所積累的系統性風險。
本書的第一部分回顧2008年以來世界和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結合第四部分，著重批判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援引包括中國在內的各國政策實踐，說明擴張性宏觀政策的短期刺激與麻痹的雙重作用，以及這些政策的長期危害。危害之最莫過于人們誤以為印鈔可以創造價值，財政支出可以創造有效需求，不知經濟增長的本源是企業的創新和效率的提高，不知創造有效需求的最佳方法是提高收入，而收入又取決于企業的效率。誠如法國經濟學家在19世紀初所言“供給決定需求”，這也是今日“供給側改革”的核心精神。
在回顧與分析的基礎上，本書的第二部分提出若干關于改革的建議。在中國的改革歷史上，成功的方案不是出自古代的宮廷或現代的辦公室，而是源于實踐中的摸索和市場上不斷的試錯。政府的作用更多地在于總結民間的模式創新和制度創新，及時地調整法律和政策，總結和推廣民間的經驗，就像1980年代黨中央將小崗村的自發改革推廣到全國一樣。
沿著供給側的思路，第三部分探討微觀層面上的企業創新，特別是互聯網時代的創新。互聯網和基于互聯網的移動技術對傳統行業產生了巨大的沖擊，在接連不斷涌現的新技術和新型商業模式面前，傳統企業先是感到震驚和不知所措，隨即又恐慌性地擁抱互聯網，“不觸網則死”和“一觸即靈”成為萬應的商業箴言。筆者認為，互聯網的出現既沒有改變商業的本質，也沒有改寫經濟的規律，如同蒸汽機、電力和電腦一樣，互聯網不過是工業革命以來層出不窮的新技術中的一項，企業要充分利用這項技術進行商業模式和管理方法的創新，而不能本末倒置地盲目相信“互聯網思維”的神話。
第四部分記錄了筆者從創新到制度、從制度到社會、文化的思考歷程，與其說尋求答案，不如說是提出問題。創新驅動經濟的增長，制度特別是私人產權制度決定創新，那么有利于創新的制度又是從哪里來的？與人們的愿望相反，歷史沒有展現出單線條的因果關系，沒有為識別那個終極推動的智者預備不朽的榮譽。社會制度體系在觀念、政治、經濟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影響中演化，有時前進，有時停滯，有時倒退，偶然事件和微不足道的人物可以改變歷史的方向。能夠找出某些邏輯關聯已十分幸運，若想歸納總結出不可抗拒的歷史規律就屬于人類的“致命自負”（哈耶克）了。
（作者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本文為作者新著、財新全新經濟類書系——“理享家”圖書第一輯之《回蕩的鐘擺》序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2017年08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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