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的中國在人口學方面經歷著兩個重要變化：人口老齡化日益嚴重，以及由農村進入城鎮的流動人口的迅猛增加。人口老齡化與國內人口流動這兩方面的變化相互間有沒有影響？西方現有有關移民的理論與實證分析是否適用于中國的情況？我們認為對這些問題的考察有必要考慮中國戶籍制度對于人口流動的影響以及農村移民主要以低技能勞動力的形式參與城鎮勞動力市場的特點。為此我們通過一個簡單的理論模型刻畫了中國農村人口向城鎮的流動決策與其年齡的關系，并基于這個模型分別用微觀與宏觀數據就老齡化對人口流動的影響進行了實證分析。
圖1演示了我們理論模型的主要思想。這里，我們設想農村人口如果進入城鎮就業，其收入隨年齡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變化。這主要是由于長期以來，中國農村移民以低技能勞動力為主，他們的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體力。20到35歲是青壯年農村移民體力最佳而收入也最高的年齡段。農村人口進入城鎮就業不僅僅取決于其在城鎮可能獲得的收入，還受到其在農村可能得到的收入的影響以及其由于離開家鄉需要承擔的家庭分隔的成本。
我們設想由于大多數農村人口難以在城鎮安家，因而常常是夫妻分居、難以照料子女與家中老人。而這些成本在成家后都隨年齡增長而顯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文獻中也提到農村人口在年輕時通常都會有一些通過招工進城的機會，考慮到這些機會成本，以及受教育的機會成本，我們因而設想整體的家庭分隔成本隨年齡呈先下降后上升的關系。
最后，我們在模型中對農村人口如果留在農村可能的收入做了一個簡單的不隨年齡變化的假設。如圖1，綜合而言，農村人口的最優決策是在人生中體力最好、家庭分隔成本最小的一段時間內流動到城鎮勞動力市場。這段時間的長短在相當程度上受到了家庭分隔成本的左右。而隨著人口的老齡化，這個成本必然會逐步提高。另一方面，隨著農村收入的整體相對提高，農村人口流動到城鎮的年齡區間也將進一步縮短。
如果我們從經濟體整體效率的角度考慮，由于戶籍制度導致農村人口無法在城鎮定居而產生的家庭分隔成本顯然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效率損失。如圖所示，農村人口在城鎮的生產力比其在農村的生產力要高，而且是在各個年齡上都高。因此，這些人只有一直都留在城鎮勞動力市場上工作才是最有效率的。但是由于有家庭分隔成本的存在，這些農村人口只在人生中一部分的年齡段上選擇在城鎮工作。
那么農村人口流動的實際情況如何呢？圖2是我們根據2005年1%人口普查數據對農村戶籍人口的年齡分布以及各個年齡的農村人口的流動到城鎮的情況做的一個基本描述。
如圖2所示，農村人口流動到城鎮的比例在20歲之后是隨年齡增加而不斷下降，特別是在30歲之后，這種下降趨勢更加劇烈。很難想象這些30出頭的壯年勞動力是因為在城里的收入不如在農村家鄉而離開城市。對現實情況的理解讓我們認為更合理的解釋是由于家中上有老小有小需要照顧而被迫返鄉。為了檢驗這一假說，我們通過一系列回歸分析考察家中是否有兄弟姊妹，以及兄弟姊妹的數量對于農村人口流動的影響。實證結果顯示家庭狀況確實會影響移民決策：1）已婚人口移民的概率更低；2）有兄弟姊妹與移民概率呈正相關關系。具體而言，沒有兄弟的個體移民的概率更低，兄弟越多移民的概率越高。姊妹的存在以及數量對移民的影響與兄弟類似但程度稍弱。隨著人口老齡化，兄弟姊妹數量也將進一步減少。如果我們的分析是準確的，那么農村人口流出的比例也將更少。
除此之外，我們還利用省級宏觀面板數據對老齡化與人口流動的關系進行了考察。圖3對中國人口老齡化的情況通過省級平均人口在1982年到2005年的變化情況做了一個刻畫。我們用了這期間的各個子時間段，以及其他人口年齡指標做了分析。各個分析反應的情況都比較類似。如圖3所示，1982年中國各省的平均年齡從18歲到26歲都有比較分散。到了2005年，雖然各個省份的平均年齡都增加了，即對應的點在45度線之上，但那些1982年平均年齡比較小的省份的平均年齡的增加總體更多一些，而那些1982年平均年齡比較大的省份的平均年齡的增加更少一些。從這個角度上看，中國各省的平均年齡呈現了一種總體增加、相對聚攏的長期態勢。考慮到1982年平均年齡比較小的省份多為經濟不發達省份、人口流出省，這些省份平均年齡的增加也就會導致整體人口流出的減少。又因為這些省份的人口老齡化情況相對全國整體情況更加嚴重，所以我們應該會看到農村人口流動到城鎮的減少比通過全國的年齡結構分析得到的結果更加嚴重。
在對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中，我們主要考察各省年齡結構的變化對其人口流向其他各個省的影響。為了保證分析結果的準確性，我們在分析中考慮了各個省份之間的地理距離、經濟發展情況、外國直接投資情況、固定資產投資情況、天氣情況、制造業就業比例、少數民族人口比例、失業率、人均收入等等。而為了避免年齡結果變化的內生性問題，我們還進一步使用來源省每萬人醫生數量作為工具變量。基于各種不同設定的分析結果，我們的整體認識是老齡化確實會對人口流動產生影響。具體而言，移民流在各個目的省份間的分布對于省際地理距離、是否鄰省，以及目的省份人口中有本地戶籍的比例隨著來源省平均年齡的增加而變的更加敏感；那些人口老齡化較嚴重的省份流出的人口在全國各地的分布將更加不均衡，來源省的老齡化加重與流向各個目的省的人口的更加不均衡相關聯。
以上基于宏觀數據分析的認識進一步印證了家庭分隔成本在老齡化對人口流動的影響中所發揮的作用。如果說年輕人在各個地區間的流動還有一些是在探索發現各種潛在機會，對經濟回報還相對沒有那么敏感；那么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加重，人口流動的經濟目的變得更加明確、對遠距離流動也將更加敏感，人口流動的方向也將更加集中。如果不能在跨省流動中獲得更高的經濟收益，農村人口將更多地在省內流動。
我們對于老齡化與人口流動的理論與實證分析并非基于某一特定政策，但我們的分析顯示隨著農村人口更容易在城鎮安家，也許會有助于緩解用工缺的情況。此外，我們對人口流動流向與強度，與人口老齡化的關系的分析對產業規劃也有一定的政策意義。
（原文刊于《Frontiers of Economics in China》2016年4期，原標題為“老齡化與人口流動：來自中國的宏微觀實證分析”，作者為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薩克拉門托分校經濟系教授?rn B. Bodvarsson, 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長灘分校經濟系教授侯維忠、以及廈門大學及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沈凱玲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澎湃新聞》2017-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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