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的孩子見不著爸爸媽媽，老人見不著兒子兒媳，甚至老兩口之間，都經常見不了一面。”這樣的現象，經過媒體報道，相信越來越多的人都不會陌生。
這些現象有一個聚集點，那便是農村家庭。談及農村家庭這個話題，筆者發現，很多人都會提及這么一句話：現在的家庭已經不是從前的家庭了。為了弄懂這句話的內涵，筆者搜集了很多的素材，梳理之后發現，近幾十年來，中國的農村家庭真的發生了很多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其中最核心的變化主要有三種：家庭經濟結構之變、家庭居住模式之變和家庭人物關系之變。
農村家庭的經濟結構由農耕結構轉變為工耕結構。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傳統中國最主要的產業始終是農業，最基本的單元始終是農村，最多數的個體始終是農民。農耕文明的底色和基調，決定了中國農村家庭的經濟結構主要是農耕結構，農耕經濟的主要特點是：聚族而居、多代同堂、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等。縱觀歷史，農耕經濟雖有發展，但主要呈現為一種靜態的發展，也就是說清代的農村和秦代的農村，雖然生產方式有所進步，但兩者并沒有本質的區別。
近代以來，工業文明對農業文明的沖擊，在諸多領域造成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局”，這種“變局”集中體現在農村家庭身上，主要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放了生產力，多出來的勞動力急需尋找一個去處；城市對外開放，不斷產生新的工種和崗位，也因此產生大量的用工需求。一個有人，一個需要人，兩者一拍即合，于是成千上萬的農民選擇“洗腳進城”。年輕人進城務工后，老一輩留守務農，于是曾經的農耕經濟，轉變為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經濟。
農村家庭的居住模式由共居模式轉變為分居模式。說到中國農村家庭的居住模式，大家基本上都能想到“四世同堂”或“三世同堂”。中國絕大多數的70后、80后，甚至90后，都有跟爺爺奶奶，甚至跟太爺爺、太奶奶一起生活的記憶。實際上，家庭居住模式是由家庭經濟結構決定的。在農耕經濟時代，人不離土，戶不出鄉，即使家庭代際之間，在生產、生活上有所分工，但不管怎么分，彼時的家庭成員主要呈現為一種共同居住的模式。
現在就大不一樣了，因為農村家庭的經濟基礎變了，農村家庭的居住模式也因之有了巨大的變化，當下的居住模式，可以稱之為分居模式。籠統起來說，就是家庭成員分開居住，有人居住在農村，有人居住在城市。具體說來，分居模式主要呈現為以下幾種情況：第一，年輕人在城市居住，老人小孩在農村居住；第二，年輕人帶著小孩在城市居住，老人留守；第三，年輕人帶著小孩在城市居住，一位老人跟著住在城市照顧小孩，另一位獨自留守。事實上，很多新生現象，比如留守老人、留守兒童、農村老年版“周末夫妻”等，都和農村家庭居住模式的改變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農村家庭的人物關系由家人關系轉變為親人關系。對于家人關系，過去有很多常見的說法，比如“不是一家人，不進一家門”。因為居住模式是同進“一家門”，所以四代或三代，生活是在一起，生產也是在一起，因此傳統的家人關系，是一種密集互動的超級熟人關系。超級熟人關系，主要表現為不同家庭成員之間，對彼此的生活習慣、社交范圍、生產特點等都十分的熟悉。同時，因為父輩占據生產生活資料，掌握生產生活經驗，傳統的家庭綱常倫理也偏向于父母，所以傳統的家人關系，是一種以父輩為絕對權威和核心的超級熟人關系。
家庭經濟結構轉變為工耕結構之后，子輩的城市務工收入，遠遠超過父輩的務農收入，獲得經濟獨立的子輩，越來越多地掌握了小家庭的話語權，父輩的權威核心地位也因此不斷消解。同時因為分居模式的客觀存在，父輩對于子輩在城市的工作內容、生活習慣和社交范圍，由曾經的熟悉轉變為現在的陌生。因此，當下農村家庭父輩和子輩之間的關系，逐漸由超級熟悉的家人關系，轉變為相對陌生的親人關系。這種轉變的一個核心體現就是婆媳關系，現在越來越多的婆婆，在進城的媳婦面前，要重新學會“當老人”，這其中就包括要學會“把媳婦當親戚”。
家是最小國，國是千萬家。認識研究中國問題，需要認識研究農村問題，更微觀地講，則需要認識研究農村家庭問題。家庭是一個社會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各種關系的微縮核心，農村家庭更是認識研究中國城鄉“千年變局”大環境下各種問題的一個核心。把握住了這個核心，有利于建立思考農村問題的認識基礎，有利于深入到農村社會問題的內部肌理去思考解決問題，從而助力于把一些優秀的傳統家庭觀念融進現代價值體系，抑或讓小家庭和大家庭、子輩和父輩之間實現同步發展。說到底，這樣的認識，有利于讓時代的大發展兼顧到更多家庭的小故事，讓發展少一些陣痛，多一份溫情。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重農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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