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賢，舊稱鄉紳，一般指科舉中取得功名而生活在鄉村并有較高地位者。在綿延數千年的古代社會里，地方鄉紳在國家行政體制之外代替或配合官府處理大量社會公共管理事務。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征程中，傳承和弘揚鄉賢文化，正是汲取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寶貴智慧和經驗，為農村治理提供經驗。
在我國漫長的農耕文明歷史上，鄉賢歷來都是社會各界普遍推崇的一個文化群體。他們憑借自身的學識涵養、道德文章，在基層社會自治、民族文化的傳承中起著詩書傳家、尊師重教、淳化風俗、和睦鄉鄰、穩定秩序的作用。這種作用不是來自行政權力，而是來自“不言之教”，如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爸未髧襞胄□r”的廟堂美談，離不開鄉賢教化的民間善舉。 這里，我只就自己不久前從一部電視劇中受到的觸動和啟發說說鄉賢的教化功德。這部電視劇叫《宋耀如?父親》，講的是宋家故事。
宋耀如一家
宋慶齡、宋美齡、宋靄齡三姐妹的故事，是我國現代史上家喻戶曉的一段傳奇。宋家庭院里，這三朵名花雍容華貴，各有姿態，百年流芳，是一處絕無僅有的人文風景。用心栽培出這片風景的，是她們的父親宋耀如。在宋門佳話的百年流傳中，這位父親在多數情況下都屬“綠葉”角色。這部電視劇，還原了宋耀如在宋家的核心位置。我們可以看到一位偉大的父親，一位令人景仰的鄉賢。 宋家子女多翹楚，絕非偶然，而是源自這位偉大的父親。三姐妹的傳奇，始自宋耀如的傳奇。在他主導下，宋家的家族文化、貴族氣質，經百年傳頌，在一種喧囂、匆忙、浮躁、戾氣遍布的社會氛圍里，形成了鮮明對照，散發出難得一見的真善美本色。 我看了這部電視劇的腳本和樣片，受到很深觸動，想到兩個話題——
信仰與追求
什么叫信仰？以智慧認定的真理自愿服膺、由衷信守，決不為名利、榮辱、安危、窮達等任何外部因素所動。 宋耀如是我國近代民主革命先驅者之一。他在美國多年的留學生涯，回國后長期持續的基督教牧師工作，以及參與民族工商業早期開拓的艱苦實踐，使他自然而然形成了對自由、平等、博愛的信仰，對基層民眾疾苦的理解、體恤和仁愛，對國情民瘼的深刻洞察。這些素養，是我國開眼看世界的一代鄉賢共同的精神特征，也決定了他和孫中山一見如故，成為其民主革命的堅定擁護者。他能為民主革命事業殫精竭慮，付出了年華、財富和身家兒女，前后追隨孫中山長達20年，若沒有信仰支撐，難以想象。而這種一以貫之、始終不渝的精神，對其子女無疑具有強烈的示范和“身教”作用。
由于歷史的原因，中華民族整體上不具備本質意義上的宗教信仰，精神世界里欠缺來自宗教的敬畏與自律。千百年里，我們供奉的是天地君親師，同時又有“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古訓——這樣一種文化心態，在風清氣正的時代，有利于形成鼓勵向善、向學的社會氛圍。但在懲罰善意、欺凌君子的逆導向社會氛圍里，恐怕就會導致愚昧野蠻、玩世混世、沒有底線的亂象。什么都不信的結果，是什么都可以干。謀略文化盛行，舉世所求盡是眼前物質利益，聲色犬馬，且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全然不知真理為何物，不知道義在何方，不知責任在何處。 這時，有人花了很大工夫，回首百年歷史，講述宋耀如的故事；更有民盟的同人，花了很大工夫，組織今天的論壇，確定鄉賢文化的傳承這一主題。我們應該從中聽到歷史的回聲和呼喚：中華民族的真正復興，需要在全社會重視培養光明信仰、磊落操守和健康追求。在這個培養過程中，要充分尊重并借重鄉賢群體留給我們的寶貴精神資源。
貴族精神與平民意識
貴族精神源于歐洲，與中國古代君子氣質相當。其主要內涵，應該是善良、自律與學識、品德相結合的修養，有強烈的正義感和責任感，以天下為己任，富于勇氣，敢于擔當。這些品質，我們在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胡適之等鄉賢身上看得分外清楚。 貴族精神中的社會責任感，主要表現為對社會公眾事務的擔當。對上不卑，對下不亢，尤其是對下，蘊含著一種可貴可敬的平民意識，體現出對弱勢群體的同情、關切和樂于付出。 宋耀如養育出的宋慶齡是現代中國最具貴族精神和平民意識的婦女領袖?？箲鹌陂g，她在香港發起成立“保衛中國同盟”，致力于戰時救濟和兒童保健工作。抗戰勝利后，該同盟改為中國福利基金會，主要從事婦幼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福利救濟事業，為解救民生疾苦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她一生熱心婦女解放，始終和人民群眾聯系在一起。身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經常深入各地視察工廠、農村、部隊、民族地區，關心群眾生活，永遠都謙和平等待人。
宋慶齡
宋家三姐妹中，論敢于擔當，要屬宋美齡。在中國抗日戰爭最為艱苦卓絕的階段，她曾于1943年專程訪美，在參眾兩院聯席會上用流暢、清晰、富于感染力的英語演講，強調“戰勝日本比戰勝德國更重要。美國應該讓她的人民到中國去戰斗！”她說到四萬萬中國人民用血肉之軀抗擊侵略者的壯舉時，用“與其忍辱接受失敗，不如光榮地冒失敗之險去爭取勝利”的豪言壯氣淋漓，長時間的掌聲、歡呼聲，為中國贏得了世界正義輿論的強勁聲援。
鄉賢群體中的絕大多數，并不在政治高位上。他們為中國社會的穩定和持續發展發揮著基層支撐的作用。在縱向治理體系中，他們融通上下；在橫向文化交流中，他們溝通中西。鄉賢群體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費孝通教授，曾對士紳階層進行專題研究，他在《中國紳士》一書中說：“在中國傳統社會里，出現了一種新型的人，學者—知識分子，他們被排除于政局之外，但還擁有社會威望。這樣的人并不試圖按照他們自己的利益來控制政治權力，而是提出了一系列倫理原則，來限制政權的力量。”
這段文字，雖寫于60多年前，但其現實意義尤其強烈。60多年來，一次次政治運動對鄉賢全面整肅，對鄉賢文化徹底破壞，已使鄉村結構破碎、文化空虛，甚至呈凋敝狀態。當前的中國，太需要一大批擁有社會威望的學者—知識分子，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是依據大眾利益，提出倫理原則，發生實際影響，在政局之外影響政局，克服官場弊端，改進政治效能，推進社會進步。這是宋耀如為代表的一代鄉賢終生為之奉獻心力的名山事業，也是需要新一代知識分子勉力擔當的歷史使命。我們有足夠的理由說，中華民族的復興，有賴于鄉賢群體的復興。在這個意義上，我熱切矚望，前有古人，后有來者——在經過了巨大的歷史曲折之后，鄉賢群體再度出現并活躍于中國社會舞臺上，鄉賢文化重現生機。
本文作者張梅穎：民盟成員，第九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十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現任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副主席。本文為作者在第二屆中華藏書文化論壇上的主旨演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群言》2016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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