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在新解放區實行防止土改擴大化后，土地改革變得極具挑戰，一方面，要保護富農的利益，減少對富農土地的沒收，另一方面，要滿足貧農的利益需求，為貧農分配盡可能多的土地。因此，富農與貧農的利益陷入了零和博弈的困境，那么如何擺脫這種困境？由Kung, James Kai-sing 2008年發表在The China Quarterly的調研報告“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d Reform in China's ‘Newly Liberated Areas’: Evidence from Wuxi County”根據無錫縣4個村土改前后的數據探討了無錫縣如何實現既保護富農利益又不使貧農利益受挫的雙重目標。
作者認為該雙重目標的實現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解釋：一方面，無錫縣土改前的土地不平等程度高；另一方面，土改中進行了土地的跨村轉讓。當富農的利益得到保護后，地主和富農的劃分依據變得尤其重要，那么劃分地主和富農的標準是什么，為什么部分地主的土地相當少？另外，為什么近一半的中農及15%的貧農在土改中沒分到土地？為此，作者基于經濟學家薛暮橋1958年對無錫縣的調研數據，并運用了其中4個村土改前后的數據，探討了以下問題：
（1）富農的利益是否得到了保護，土改中誰獲益最多？
學者Ash認為，富農能夠保留他們自己（或雇傭勞動力）耕種的土地，但不能保留租出去的土地。從文章數據來看：地主的土地從9.06畝下降到2.16畝，減少了6.9畝，而富農的土地僅僅減少了0.17畝。因此，作者提出，雖然沒有富農土地出租的數據，但富農減少的土地微乎其微，其利益在土改中得到了較好地保護。
從Ash的研究來看，貧農在土改中得到了約1.2畝土地，中農分到了約1.1畝土地，而中農的初始土地數量遠高于貧農，因此Ash認為中農從土改中獲益最多。而作者認為不然，從無錫縣的數據來看：中農土改前的土地比貧農多了1.34倍，而土改后僅比貧農多26%，中農在土改中僅分到0.24畝土地，而貧農分到了0.81畝，且貧農得到了更多的儲糧、農具和家具，因此，作者指出貧農在土改中獲益最多。
文章發現，并不是所有的貧農和中農在土改中都分到了土地，50%的中農和15%的貧農沒得到任何土地，究其原因，是因為這些中農和貧農擁有的土地比同階層的多。因此，階層地位是土改中能否分到土地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
（2）土地不平等程度高和土地的跨村轉讓
如前所述，無錫縣在土改中既保護了富農利益又沒使貧農的利益受挫，那么無錫縣是如何實現該雙重目標的？作者認為首先是因為無錫縣土改前的土地不平等程度高，無錫縣4個村土改前的基尼系數為0.588，遠大于北方地區的0.22。但是，這4個村的352戶家庭中只有15個地主，僅占4％，且地主在村莊中分布相當不均勻（村1、村2無地主，村3僅有1個地主，村4集中了14個地主）。據此，作者提出了第二個解釋——土改過程中實行了土地的跨村轉讓，如下圖所示，村3“引進”了98.97畝土地，村4則“流出”了188.82畝，沒收的地主、富農的土地數量遠低于其他階層得到的土地。這種跨村的土地轉讓使4個村有1/3的土地可供再分配，這數字遠高于弗里德曼在饒陽縣得到的7.7%的比例。
（3）階級成分劃分的影響因素
作者認為，社會階層的決定因素不僅包括土地數量等客觀指標，還包括剝削行為等主觀指標，文章首先列舉了兩個典型案例證實了這一觀點：倪某家的人均土地低于平均水平，其長子在外地擁有一份高薪工作，家里有一半的成員居住在外地并出租了2/3的土地，因此被指控為“不在地主”；欽某家只有3.93畝土地，為養家糊口還需要租入土地，因欽某代地主收租，“促進了剝削”，于是被劃為了地主。
文章最后運用ologit回歸模型檢驗了社會階層的決定因素，其中，被假釋變量是社會階層（從地主到雇農降序排列），解釋變量包括客觀指標和主觀指標，客觀指標包括土地、房屋、牲畜數量等，主觀指標包括兩個虛擬變量，即是否雇傭勞動力和是否有剝削收入（如土地出租等）。實證結果表明，與前面的案例分析一致，客觀指標和主觀指標對階層劃分的影響都是顯著的。
文章闡釋了階層地位的決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數量，而土改中的再分配權利的決定因素僅有土地數量，其亮點在于解釋了無錫縣如何實現保護富農利益又不使貧農利益受挫的雙重目標，然而，由于文章只運用了一個縣的數據，因此要謹慎對待這一結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田園詩與狂想曲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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