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贊同文老師（《真正的土地市場才能改變分類比例的扭曲》）的絕大部分觀點，對其中的部分內容有不同的意見，但都是一些小地方。
趙教授也有兩個觀點我非常欣賞。第一，土地財政對中國的城市建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我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土地財政研究，很多人認為房價是土地財政推高的，我的觀點剛好相反。如果沒有土地財政，中國人的居住會變得非常困難，這一點我跟趙教授的觀點非常一致。第二，農地入市的問題已經過時，已經不是中國農村問題最關鍵的點。
不過，我覺得文教授和趙教授的交鋒不夠精彩，因為他們基本上還是各自表達自己的觀點，并沒有在某個特定問題上有直接的交鋒。所以，我接下來會從把問題激化的角度給兩位每人一個建議，希望加大他們兩人對抗的力度，探討得更激烈些。
對于文老師，我建議你可以去研究一下香港的土地市場。我們今天討論的核心問題應該是土地效率。對于一座城市而言，土地效率最根本的問題是如何用給定的有限土地解決盡可能多的人對于空間的需求。
內地的土地制度最初學的是中國香港特區，我們可以回過頭看一下我們的老師——香港——它的土地效率怎么樣？香港的土地效率是極其失敗的，過低的土地開發率、極度狹窄的人均居住面積都能證明這一點。香港的規劃人員，從學歷、專業能力和敬業精神來看，可能都是世界一流的。他們的失敗證偽了趙教授的觀點，城市規劃不是萬能藥。
剛才趙教授提到一個數據，中國現在大概有10萬平方公里的城市面積，趙教授認為這是一個非常輝煌的成績，但我認為這還遠遠不夠。因為1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未來我們要住10億以上的城市居民，中國未來的城市人口一定會超過10億人，這意味著在每平方公里上面要住1萬人。這不是指北京、上海這樣的核心都市，而是指整個中國的城市化地區。我覺得這個城市面積是不夠的。
舉一個國際上的例子。東京現在有3800萬人左右，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東京這個城市的國土面積是1萬平方公里左右，但是建成區達到了8000平方公里，也就是說它每平方公里建成區上的人口其實不到5000人。
剛才陶教授提出一個問題，中國核心都市的房價問題。北京和上海市中心區的房價，我并不認為在全世界屬于特別高的。北京、上海市中心區的房價，比中國香港、紐約、倫敦低，甚至比東京要低。但是在郊區房價方面，從東京房價最貴的地方出發，在軌道交通一小時，甚至40分鐘能夠到達的地區，房價是每平米兩到三萬元人民幣。40分鐘的通勤時間，我相信是任何一個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人都能夠接受的。在東京有一份正常工作的人，一定能買得起一個每平米兩到三萬人民幣的房子，也就是意味著他每天花40分鐘的通勤時間，就能夠比較有尊嚴的解決自己的居住問題。2015年12月的時候，北京昌平地區的樓面地價已經達到每平米4.7萬元，開發商如果不虧本，樓價至少要達到每平米7.5萬元以上。所以，目前我們城市建設的工作并沒有完成。從土地效率來看，我們學習的這個老師本身是一個非常失敗的案例。所以我建議文教授可以通過研究香港的土地市場，在這個問題上面形成更有效的批駁。
我建議趙教授可以去研究一下越南的土地問題。越南的土地是私有的，這意味著文老師所說的土地產權問題在越南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們可以對比一下越南和中國的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可以說中國絕對贏了越南。越南目前的經濟發展是不錯，但是它的城市建設一塌糊涂，土地分成非常小的小塊，變成私人所有之后，它給城市建設帶來的障礙，甚至帶來的一些無法解決的問題，在越南有非常典型的表現。所以，趙教授可以用越南的例子來反駁文教授。
我們過去30年最大的社會現象就是城市化，但是未來20年我們要面對另外一個問題——城市化的后遺癥。城市化后遺癥，我發現的有三個大問題，其中兩個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有一個是中國所獨有的。
第一個問題，大都市病、城市居住困難、房價高漲。毫無疑問，土地用途配置得不合理，確實是中國房價過高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在北京這樣的城市保護耕地，確實是18億畝紅線所導致的結果之一。
第二個問題，農村空心化。在高速城市化之后，全世界都面臨過農村空心化的問題，包括在所有的大國當中人均耕地最少的國家日本也面臨過。日本在上世紀80年代時，農村地區出現了大面積的土地拋荒。我們未來面臨的農業生產問題絕對不是沒有耕地可用，而是有地沒人耕種。
第三個問題，我們農村地區實際上現在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土地閑置，但是中國并沒有食品短缺，這說明在一些農產品的畝產量上，我們是超過發達國家的，這只能是通過化學品無節制的濫用來實現。所以，食品安全問題，這也是城市化之后導致的問題。
（作者譚華杰，萬科集團首席研究員）
文貫中回應
譚先生對我也有批評，要我研究香港的批租模式。其實我的 《吾民無地》一書專門有一章節批判香港模式。在我看來，中國香港和新加坡本來就是城市，隨著人口的增長和收入的提高，不斷自我現代化，而不是城市化的問題，因為它們并不需要從農業社會走出來，不需要消化巨量的農村人口。香港和新加坡的模式怎么能向中國提供這樣的全面轉型的經驗呢？
我一直跟趙燕菁教授說，中國臺灣，韓國，以及日本短短三十幾年實現了從農業社會向高度城市化、高度現代化、收入分配比較平等的社會轉型，全世界都承認其成功，它們又位于我們的家門口，為什么就視而不見，不愿好好學習呢？我同意譚先生對香港模式的批評。我在《吾民無地》一書中對新加坡模式也提出了批評。
現在有些學者的態度很奇怪，說到中國好的方面，就去和歐美、日本比，例如高鐵，說是把最發達的國家也比下去了。這自然沒錯。但是，一說中國不好的方面，參照系立即轉換，不再提發達國家，也不提東亞其他經濟體了，而去找一些第三世界差的國家，以便證明中國已經做得如何好，或者那里的情況比中國更糟糕。這會使政府不去面對要素市場遲遲沒有發育出來帶來的種種弊端，甚至對要素市場的發育抱有恐懼和排斥的心理。我覺得不能葉公好龍，口頭上說要推動要素市場的發育，而事實上卻劃出各種底線，使要素市場無法發育出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觀察報 2017-0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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