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2018年，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40年。在進入新時代的歷史關口，為了辨明未來發展的方向，我們必須深入到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之中，厘清這一場事關中國人整體利益與人類未來可能性的世界史事件，理解其發生發展的內在邏輯，探索未來發展的新命題。職是之故，《文化縱橫》雜志社特組“改革開放四十年”專題，希望以此為起點，引發思想界更為深入的討論。
在現代化的思路下，占據中國多數人口的農民是否必然等同于保守力量？歷史學者姜義華先生指出，中國社會具有深厚的農業文明底色，此乃百年來中國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基本前提。而改革開放最突出的特點也是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激發了這些曾被貼上“落后”標簽的農民的活力，將其身上的積極性和獨有的創造能力轉化為改革的不竭動力。
▍改革開放的底色源于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
改革開放是一場中國主動融入現代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和全球政治經濟秩序，以國家現代化為目標的文明運動。盡管這場文明運動是面向西方的，但其底色卻是中國的：改革的精神內核在于激發人的活力，這與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有著深刻的內在關聯。這意味著，我們需要追根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以期真正理解改革開放的文明意義。
筆者在《中華文明的根柢：民族復興的核心價值》一書中曾提出：中華文明是在應對環境挑戰的過程中形成的，一種以農耕文明為主軸，以草原游牧文明與山林農牧文明為兩翼，以傳統商業、手工業予以維系，以現代工業、現代農業、現代服務業予以提升的復合型文明。
在中華文明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農耕文明起源甚早，可能已有五六千年之久，農耕文明區域雖然較小，但人口集中，生息在農耕地區的人口往往占全體人口的80%以上。正是在這一時空意義上，農耕文明構成了中華傳統文明的主軸。農耕文明的基本形態是小農經濟，小農經濟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單位和生活單位，具有頑強的生命力。這是因為農民對主要生產資料土地和生產工具擁有較多的支配權與自主權，且自身擁有較多的人身自由，能夠有效地利用各類資源發展農業生產；此外，小農的土地、勞動力、資金、生產工具等要素可以在一定范圍內流動，這雖然會導致土地集中，使社會兩極分化，但卻有利于調動小農的生產積極性，即便農業生產一時遭受嚴重破壞，也能頑強地迅速恢復與再生。
總體而言，小農經濟構筑了中華農耕文明幾千年繁榮綿續的主要基礎，是中華文明傳統的經濟根基，與此相適應，傳統的政治大一統國家體制才得以產生并長久運行。這是中華文明作為一個具有原生性、獨立性的文明體系，歷數千年而不中斷，并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原因。
因此，從古至今，農耕文明的基本特性深嵌于中國政治社會倫理之中，作用于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構成了中國人特有的文化基因——我們今天依然按照農時節令來劃分季節變化，依然重視由農業生產中領悟到的人類生活與自然生態的共生關系，依然堅持在人際關系網絡中去理解個人價值的倫理觀念。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中國革命之所以獲得成功，最根本原因就在于調動了中國最廣大的農民群體，而非局限于發動城市工人階級。鄧小平那一代共產黨人，也正是理解并抓住了這一點，從農村改革入手，注重調動億萬農民的積極性，才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并由此獲得了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
▍重新理解文明視野中的農民性及其歷史意涵
過去人們大都從負面角度來談中國的農耕文明，習慣于以批判性的眼光看待小農經濟和中國農民。現在我們反過來看，中國革命的勝利、建設的展開、改革的成功以及由此產生的文化積淀，實際上都要歸功于廣大的中國農民。對于中國農民的特點以及我們自身的農民性，有必要在文明和歷史的整體視野中予以重新理解。
首先，中國農民有其獨特性，這集中體現在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上。自古以來，如何保證小農經濟穩定而有序地發展，如何合理配置土地、資本和勞動力，有效地調控它們的流動，一直是歷代制度構建的核心課題。這一課題延續到近現代，則轉化為如何通過調整農民和土地的關系來激發農民活力，進而推動民族獨立和國家現代化建構的問題。
如在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對自身代表的階級基礎、革命斗爭的依靠力量等問題，曾經歷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由脫離實際到從實際出發的認識過程，結果最終打破了共產國際對于農民問題的偏見，決心放手發動農民群眾。毛澤東從一開始就非常注重發動農民的力量，熱心于組織農民運動；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毛澤東總結失敗教訓，上井岡山開辟農村根據地，領導農民開展土地革命，點燃了后來二十多年革命斗爭的星星之火。在此基礎上，共產黨充分激發了農民的革命性力量，打造了一支農民軍隊，打贏了一場規模空前的現代農民戰爭。
新中國成立以后，主要問題還是農民問題——這次面對的是怎樣把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既提高他們的積極性，又克服小農私有制、家長制、自給自足的弱點，為國家工業化建設提供有力支撐。無論是發起農業互助合作運動，還是在全國推行人民公社化，都是為了打破根深蒂固的家長式小家庭制，促使農民從一家一戶的傳統生產方式和原有的自給自足狀態中走出來，實現農村的整體動員。但是，這種社會大同主義的全民所有制探索，由于一度被拔得過高而脫離了當時的實際，使我們付出了很大的代價。我們在《毛澤東年譜》里可以看到，從一開始的全民所有制，退到公社一級的所有制，再到大隊一級的所有制，最后到生產隊一級的所有制，毛澤東自己其實一直在主動地往下退，他也在反思公社化是否脫離了農民的實際。
進入改革開放的歷史新階段，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主要任務是實現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要實現這個目標，不可能繞開數億農村人口，也不可能不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改革開放從農村入手，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一方面是讓農民對自己的土地有支配權，能夠自主安排生產經營、支配勞動成果，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另一方面，則是放松對農村的控制，為農民離開土地、剩余勞動力轉移和農村能人“折騰”提供空間，通過承認鄉鎮企業、城鄉個體經濟、民營經濟的合法性，廣大農民得到了“非農業”的就業空間，進入到了商業、工業領域。與此同時，黨和國家大力推進“開放”政策，在沿海地區引進外資建立了大量的加工制造業基地，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進程變得可持續。此外，由大量剩余勞動力帶來的低工資和由集體土地制度帶來的低地租優勢，使中國的工業產品開始走向全球。
改革開放解決了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無法突破的資源限制、市場限制，以及由這兩重限制帶來的工業升級和勞動力轉移的困境。不同于西方工業國家通過全球性的殖民擴張實現資本原始積累的歷史路徑，中國無法依靠對外殖民掠奪來轉移矛盾、發展國內工業，只能在充分挖掘內部能動性的基礎上去參與國際市場競爭，這也必然會導致我們在一定時期內犧牲國內各階層，比如農民、工人的眼前利益。從基礎設施的建設、企業的發展、公共事業的興辦，到近年來備受爭議的“土地財政”，實際上都建立在農民的土地之上，都建立在對農民利益的相對剝奪之上，但這種相對剝奪對于長遠發展來說又是必需的，需要以工業化的進一步發展來克服。從社會主義改造時期、改革開放時期中國農民與土地的復雜關聯，及中國農民與農業生產、工業化進程的深刻聯系來看，中國農民既不同于馬克思所描述的作為“中間等級”的西歐農民，也不同于斯托雷平改革時代處于農奴制和資本主義相互交織環境中的俄國農民，他們既非無產階級也非資產階級，他們的能動性可以在不同歷史條件下得到充分發掘和調動，他們在中國語境中是一種元要素意義上的存在。
其次，中國農耕文明始終以人為中心，這是在漫長的農業生產歷史中形成的核心理念。一方面，相對于以宗教或神為中心的文明形態，中華文明的知識與價值譜系以社會中的人、倫理中的人為中心，將人文化成視為實現人的最高價值的根本途徑。人文化成，即尊德性、崇禮義、重教化、尚君子，以倫理為本位，而不是以上帝、真主或佛祖為本位，因此中華文明并不包含湯因比所說的“統一教會”和“統一宗教”對全社會的統治，而是一種以倫理為本位的泛道德主義文明。這體現了小農經濟對于家庭及社會長久保持和睦與穩定的強烈訴求，也體現了大一統國家有序與穩定運行的原則需要。
進一步說，我們的文明可以包容宗教，但卻始終立足于人的現實生活，講求的是歷史主義、實踐主義，這并不是說中國人沒有理論思維，而是說我們更加強調知識必須立足于實踐，我們的整個知識譜系都是為了傳承實踐。中國的廣大群眾、廣大農民群體，在長期的農業生產過程中，既需要考慮外部的自然環境，也需要強調人的自主勞動，所謂“盡人事，聽天命”，并不是絕對的宿命論與神義論，而是一種樸素的實用主義思維方式。例如，中國上古時期的創世神話，燧人氏鉆木取火、神農氏嘗百草、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等等，主題都是要解決人在生存和發展過程中的實際問題。這種實用主義態度，盡管也可能會轉化為功利主義和迷信，但是如果加以引導和升華，則又可以走出一種以“人本”為基礎的理想主義、普遍主義。
如春秋時期，從荀子的“人生不能無群”、“群居和一”等思想，到墨子的“兼愛”、“非攻”等思想，都強調人的群體性、社會性，強調作為群體的廣大的人。這都說明，中國文化自古以來都以人為中心，重視“人事”。古人倡導圣人之說，圣人也是人，歸根到底還要落到人身上。在這個意義上，毛澤東的《實踐論》正實現了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與先進的馬克思主義的深刻結合。中國人信奉的不是上帝的旨意或教條，不是靠神意、本本來指導我們的生活，而是始終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注重在生活實踐中求得真知，這正是中國文化與馬克思主義實現結合之處。另一方面，中國農耕文明中的人，存在于家庭、家族、宗族等社會生產、交往和生活的基本單位中，實際上構成了一種以等級差序為特點的家國共同體。在等級差序結構中，每一個人、每一個層級都有相對確定的位置，但正如“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等名言俚語所述，其角色地位并非永遠固定不變，這是由中國古代高頻次的內外戰爭、權勢轉移造成的。而這種等級差序及其可變性、可流動性，不僅意味著社會結構上的流動，也意味著活動空間上的流動，從而使家國共同體得以保持活力并獲得頑強的生命力。這種對于內在流動性的體認，也是改革開放能夠動員廣大農民從土地往城市和工業領域轉移的重要原因。而所謂的“安土重遷”，只是在相對穩定或者說缺乏選擇的條件下的歷史性經驗，在存在改善生活空間的前提下，中國農民并不缺乏邁向新領域和新世界的熱情和欲望。
再者，中國農民具有相對的自主性和靈活的創造性。以往人們總是以保守、封閉、自利來批評中國農民，只看到小農經濟的某些局限，而忽略了農民本身的相對獨立性。事實上，正是因為廣大農民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在與生產資料相結合的過程中能動地發揮了創造性，我們才能發展出世所罕見的發達的農耕文化，從而塑造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演進路徑。比如中國歷史上各種發明創造，大多是廣大農民在日常生產過程中不斷積累、改進而創造的；我們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方式和改造自然環境的悠久傳統，都是廣大農民智慧的體現。在近代，中國農民被視為是保守、落后的力量，但這種保守性和落后性是整體社會結構決定的，并非農民群體的本質特征。相反，在生產條件和社會結構發生變化之時，農民群體的積極性、能動性、創新性就會凸顯出來。
比如在改革開放年代，農民群體中涌現了一大批順應時勢、求新求變的先進人物，90年代的鄉鎮企業熱潮，正是很多農民企業家在原有的隊社企業、集體企業的基礎上積極面對市場進行生產調整而發展起來的，而2000年代以來的很多民營企業，其創始人和領軍人物也是農民群體中的杰出人物。到今天，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無數出身中國農村地區的商人、小企業主們早已走遍世界各地，無論是在競爭激烈的歐美市場，還是戰亂頻繁的非洲中東地區，都有這些出身農村的中國人的身影，比如走遍世界的溫州商人，很多都出身農村。他們早已直面全球化，在全球貿易體系中苦心經營、積累財富，又將資本投入到更大的事業中，組建民營企業，面向全球進行建設和投資。
這一切都說明，中國的農民絕非天生的“保守與落后”，只要外部環境釋放出機會與空間，中國農民的創造性，也會在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進程中得到進一步的釋放。
治理一個大國，發展一個大國，關鍵在于準確把握其內在文化的基本特性。中國文化的基本特性源于農耕文明，而其根本落腳于農民問題。正因為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其所引領的話語、主張和行動，無不是為了調動中國廣大農民的積極性，把億萬農民內含的巨大活力激發出來，轉化為革命、建設和改革持續不斷的強大動力，從而使中國始終走在正確的前進道路上。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本方法，也是共產黨真正成功的核心所在。
▍現代中國兩次啟蒙的進步意義與歷史局限
現代中國歷史上有過兩次大規模的啟蒙運動，一次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一次是80年代的“新啟蒙”。兩次啟蒙都是在現代工業文明的沖擊下產生的，二者有著一個明顯的共同點，即都是知識分子主張批判傳統文化，并以思想先導者自居，試圖對廣大人民進行啟蒙，但都沒有對中國的文化特性特別是農民問題給予足夠的重視。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期，啟蒙思想家們基于對戊戌變法失敗和辛亥革命流產的深刻思考，認為中國國民性的落后、愚昧和冷漠是少數先覺者救國斗爭成效甚少的根本原因，因此提出要用民主和科學來改造國民性，建設資產階級的國家制度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運動后期，知識分子開始把目光從歐美轉向俄國，接受并引進馬克思主義，使之成為一股有重要影響力的思想潮流。這是新文化啟蒙的一個重要收獲。
80年代的“新啟蒙”知識分子也帶有濃厚的理想主義情懷，他們在思想史意義上續借了新文化運動以來的思想譜系，繼續引入現代西方文明，在理想主義的激情中探求中國的未來，致力于構建現代中國人的精神家園。但是，新啟蒙的不足之處在于，知識分子對普羅大眾缺乏真正“實事求是”的理解，總是靠理念、想象和外部榜樣來裁剪現實，想當然地去訓導甚或指責農民，而沒有對文化特性、文化心理和現實處境進行深入研究。他們雖然也意識到現代中國依然延續了千百年來的傳統生活方式，文化的基礎依然建立在農耕文明之上，廣大人民特別是農民仍依賴于小農經濟而生活，但除了對此進行批判，卻缺乏協助農民改變自身境遇的能力，也缺乏認識農民內在能動性的熱情和能力。事實上，這些知識分子也大部分都是農民子弟，很多啟蒙知識分子在宣揚“啟蒙”思想的時候，很少有人能像當年魯迅那樣，帶著“同情式理解”的視角，關切當時中國農民的生存狀況，并以此思考中國社會的根本癥結和出路問題。
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關于“人文精神失落”的討論，其實就是啟蒙論者從他們自己的邏輯出發，希望用“人文精神”來捍衛知識分子在新的歷史情境中的社會批判立場。然而事實是，伴隨中國工業化的迅猛發展和物質文明的日益豐富，現代社會的世俗化是一個必然趨勢，大眾文化的興起也是一個必然趨勢。對于這樣一些新的趨勢，以及可能產生的新問題，我們不應該感到惶恐，而要樂觀看待。事實上，回看近代世界歷史，歐洲在經歷工業革命的時候，問題比我們更為嚴重。比如讀《資本論》第一卷，可以知道當時英國工業革命后出現的問題異常繁雜，而那時整個歐洲資本主義事實上都面臨著從物質到精神的復雜變化，那個階段的問題要比我們現在更為嚴重。
90年代，筆者參與起草了中央關于精神文明建設的決議，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就是，如何估計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精神世界的變化？我們認為，精神文明建設的主流是好的，但在社會精神生活方面確實存在不少問題，有的還相當嚴重，因此要正確估量精神文明建設的形勢，不能喪失信心，同時也決不能忽視問題的存在。單純地談“精神失落”除了可以使知識分子發泄憤懣情緒之外，無法解決任何問題。有效地應對挑戰應該是“向前看”，將過去的文化和精神成果作為面向未來時可資借鑒的資源，而非不允許質疑、批判最終將之束之高閣。我們看待大眾文化的興起和人們精神世界的變化，要看到其中孕育著新時代的活力，盡管有很多問題，但不能否定這種活力。這些活力來源于真實的社會生活，源于人民的生活實踐，構成了我們前進的動力，因此對于形勢的走向，我們還是要樂觀一些。
▍如何思考新時代的變化和挑戰
今天，全球正處于一個由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信息經濟過渡的大變革時代。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其變化之大、之快、之劇烈，遠超人類原有的想象。與此同時，隨著城市化率接近60%，中國的城鄉結構、社會結構都發生了實質性變化。
一方面，2011年中國城市人口占比首次超過農村，這是數千年未有之巨變。城市化的推進，不僅意味著整體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意味著我們需要更多的資源來支撐城市生活；不僅意味著勞動分工結構的復雜化，也意味著利益訴求的復雜化。這些變化趨勢，要求我們走上更高的工業化發展階段，生產更多的消費品和公共服務；要求更深刻地融入世界市場，獲取更多的資源支撐自身發展；要求進一步改進治理方式和治理結構，處理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多元利益訴求，全面提高治理能力。
另一方面，中國農村和農民也呈現出新的形態。隨著農業技術的進步，農業對勞動力的需求大大減少，現在農村只需較少的勞動力就可以維持生產和生活，農村的空心化、老齡化趨勢也日益嚴重。同時，我們的農民一部分成為進城打工的農民工群體，一部分成為參與土地增值分配而市民化、食利階層化的人群，一部分成為借助土地流轉而進行較大規模農業經營的大戶，只有少部分還是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業已延續幾千年的小農生產方式，勢必會發生深刻改變。農業生產方式的改變和農民群體的變化，意味著不僅我們對農業、農村、農民的傳統理解和經驗需要進行深刻調整以適應變化，還意味著我們必須積極調整土地制度、農業產業政策、教育政策和社會保障制度，來緩解和釋放農業轉型帶來的社會壓力，保證效率與公平的基本平衡。
更重要的是，新的文明形態正在挑戰中國傳統的文明形態。今天，每一個中國人都可以切身的感受到，我們進入了信息化、智能化時代，我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正在被重新塑造。由于信息社會各種資源（資本、信息、消費）的高度集聚和高速流動，我們的時間和空間概念都已發生顯著的變化。過去小農經濟是按照自然四季來計算時間，我們現在是爭分奪秒來計算，而在大數據之下，基于自然的時間概念更有可能完全被顛覆；過去的空間概念是比較確定的空間，而現在我們身處網絡時代，任何一個點都可以迅速地和世界發生關聯，人的活動空間大為擴展。時空結構和對時空結構的經驗體會，極其深刻地影響著我們對日常生活的感受，對生產方式的組織，對知識與經驗的理解，對個人心理的把握。客觀實在的時間與空間都在變化，由此而來的社會心理、公共文化、交往方式也會深刻變化，這種影響是以文明為尺度的。對于這種趨勢及其可能帶來的變化和挑戰，不僅僅是“第四次工業革命”這一概念所能表達的。事實上，如同過去農耕文明遭遇工業文明的挑戰一樣，新的文明形態將對既有的文明形態產生巨大而深遠的沖擊力。
在這種背景下，有別于以往革命時期的農村包圍城市、建設時期的農業合作化、改革開放時期的家庭聯產承包，我們可能迎來第四次農村與城市關系的重大轉型，這一轉型的主題將是生態文明。面對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需要調動城市和農村兩方面的活力。而生態文明建設的基礎還在農村，在廣闊的山林、草原地區。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再一次通過激發農民的活力來“振興鄉村”，保護我們的綠水青山，共建一個美麗的家園。
放眼未來，我們需要更開闊的視野，需要一種更具有穿透性的歷史觀，來思考應對新型挑戰的方式。中國很快就將實現全面小康，伴隨信息革命的浪潮，我們如何在世界諸文明中走到前面？如何推動人自身的發展、內在價值觀的發掘、社會性的再造、人與人關系的重塑？如何進一步激發人的活力，創造更完整的人，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在這些問題上，中國人應該思考的更早一些。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化縱橫》2017年1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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