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君說
企業搞創新，究竟難在哪兒？哪個決策尤其關鍵？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周其仁教授指出，企業家面臨各種選擇，做什么產品，到哪里融資，用什么人，但有一條尤其要引起重視：把企業放在哪兒，把自己這100來斤放在哪兒，與誰為伍。創新在什么情況下可以“強壯”起來？從經驗看，就是把支撐創新的力量湊到一起，達到一個起碼的濃度。
自從踏上被稱為“創業的國度”的以色列土地，我們就到處留意這個國家的與眾不同之處。5月17日晚的私董會上，周其仁問大家：“來到以色列，你們看到什么創新？”
有人說：“強制兵役制度。”
周其仁：“新加坡、韓國，只要人口少，周圍有強敵的都用這個辦法。”
還有人說，所有猶太人的門上都有一個裝置，里頭裝有猶太的一段古語。
周其仁：“那是猶太傳統，算不上創新吧。”
又有人講：“進以色列海關，不用填入關表。”
“好，這個觀察很細致，入關手續極簡，說明他們對自己的信息和安保技術有把握。”
“除此之外，還有什么新鮮的？”周其仁接著追問：“在以色列坐大巴，感到司機服務有什么不同？耶路撒冷老城里的那些小商販，跟國內有什么區別？就直接觀察而言，以色列人日常應用的多數技術并不比我們那里高明多少，城市比其他發達國家更樸實一些，絕大多數以色列人該干嘛干嘛。早上我在海邊跑步，見到一個壯壯的男子，戴副手套在垃圾桶里撿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創業的國度》這本值得一讀的暢銷書，題目是不是有點言過其實了？”
但參訪過幾家以色列公司后，我們有了新印象。這個2013年總人口不過800萬剛出頭的國家，居然擁有3.8萬名科學家！高科技部門貢獻了總就業的10%、經濟總量的15%，以及出口的50%。研發經費占GDP的4.2%，雄踞全球第一。其他如初創企業、風險投資，以及在納斯達克上市公司的數量，都名列世界前沿。最讓人刮目相看的是，每家機構都會自豪地告訴你，有多少改變世界的關鍵技術來自以色列研發中心、以色列初創企業和以色列人！
“這就帶出一個猜測，即使在創新的國度，創新也是少數人的活動。”周其仁說，800萬人口里有3.8萬名科學家，全球比例最高，可畢竟也是極少的一部分。這就帶來一個要命的課題：創新為什么難？
“創新從一個個新想法開始，但新想法總難以在多數人那里獲得響應，一個賣燒餅的、端盤子的、看門的、開車的，創什么新啊，大多數人的生活就是隨大流，流行什么做什么，習慣什么做什么，那畢竟經過了歲月的磨煉。新想法冒出來人見人笑，誰也不支持嘗試，創新就會被按住。所以恐怕要承認，多數人的日常生活一般是遠離創新，甚至對立于創新的，這就是創新的困難所在。新想法一呼無人應，久而久之就淡了，大家一起回歸平庸。
“什么情況下創新可以‘強壯’起來？從經驗看，可能是把支撐創新的力量湊到一起，達到一個起碼的濃度。什么叫濃度？就是有相似想法的人，聚集起來，以很高的頻率相互激發。
“歷史上，科學、藝術、技術，甚至手藝，凡涉及創造性的行為，一定是同類分子湊在一塊兒，達到一個起碼的密度或濃度。古典時代，所謂‘言必稱希臘’，其實就是個別希臘的城邦。文藝復興，離不開佛羅倫薩那一個地方。產生了休謨、斯密、里德等一大批影響現代世界思想家的‘蘇格蘭啟蒙運動’，實際上就集中在愛丁堡幾間大學、酒館和咖啡館，17世紀那是個小城鎮，人口不過幾萬，野蠻痕跡處處可見，但就是因為湊成一個小環境，形成一個氛圍，許多領域的偉大人物、思想、著作，就一連串地往外冒。當代也一樣，說美國科技創新了得，講來講去主要就一個硅谷，斯坦福大學周邊一片不大的地方，創新元素湊夠了，達到起碼的濃度，新想法和新成果就像噴泉一般涌流。”
這對中國老總們有什么意義？
“大家做企業面臨各種決策，進軍什么產業，做什么產品，到哪里融資，用什么人，可有一項最重要，那就是為企業選一個什么樣的成長環境，還有你自己這100來斤放到哪兒。這在我看來比什么都重要。立志創新，一定要把自己和公司放到對創新有呼有應的環境里去。從全中國看，改革開放30多年，論創新環境，恐怕只有深圳、中關村等幾個地方有模有樣。無非就是那里的創新響應度高一點，‘怪怪’的人多一點，大家‘見怪不怪’，日日夜夜集中更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謀求創新。”
舉座聽得目不轉睛，周其仁接著講：“人在什么情況下干事越干越帶勁兒？有同伙的時候。什么叫同伙？第一，他愿意聽你說，哪怕是驚世駭俗之見；第二，他能聽得懂，能呼應和響應；第三，即便不能呼應和響應，他也關注你、欣賞你。有時候一個人的想法，就是講給那為數不多的幾個人聽的，就是做給那為數不多的幾個人看的。聽完你的想法，鼓掌就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響應，如果急不可待地要補充和討論，那是更大的鼓勵。相反，如果一呼無人應，一個人再強大，在創新上也難以成事，所以孤掌難鳴的事情不能干。
“誰心里沒有一點兒火？問題是濃度不夠，小火很快就滅了。所以，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搞創新非得有一個‘群’，有了‘群’，濃度超過臨界值，才能發生更多‘反應’，才能走出一條事先完全沒有想過的‘道’來。”
2011年，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學研究所被美國《科學》雜志評為“全球最適合學術研發機構”的第二名。據說這家研究所的科學家只需過條街，就能到對面的生物科技中心，與相關產、學、研界人士交流。《創業的國度》一書中也特別提及以色列經濟崛起的關鍵，即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總結的“集群效應”：
——在某一特定地域中，大量相互關聯的組織在空間上集聚，比如企業、政府機構、大學，集群會為其所在地區帶來指數級增長。
——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做著相關的工作，更容易獲得專業信息。集群不僅存在于工作場所，而且會滲透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中。咖啡館里，接孩子的路上，還有教堂里，處處都會有集群的痕跡。
周其仁說：“所以你就明白，為什么好公司都是抱團的。我們生在哪個地方，不一定非要在那個地方干事，（轉向身邊的延安老總）別光邀請我們到你那兒看一看，世界那么大，你也去別處看看。中國傳統文化對離開家鄉是評價很低的，講求落葉歸根，一旦背井離鄉、客死他鄉，好像就很慘。其實現代化對很多地方的人來說就是‘客死他鄉’，那我們就下決心別死在出生之地，雖然愛鄉之情人皆有之，但干事要選選地方，孟母還有過三遷，那是為了孩子。各位為了公司實現夢想，當遷則遷，莫要含糊。”
“下決心，各位！”
本文載于《做踏踏實實的企業家——周其仁隨訪以色列七夕談》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正和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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