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基層組織是整個黨組織的“神經末梢”，既敏感又脆弱，其生存狀況某種程度上可以視為整個組織的一種表征。市場社會多元背景下，基層社會的組織化程度日深；相形之下，許多基層黨組織的“軟弱渙散”、“紀律松弛”局面，則呈現出“去組織化”的逆向演進趨勢。其在基層社會中的“邊緣性”、“弱質性”地位，對黨的群眾基礎和執政地位是個嚴峻的考驗。在現有集權化、壓力型、運動式體制的慣性中，這種“去組織化”尚未出現根本改觀的跡象，“再組織化”的任務緊迫而繁難。作者以非公有制企業黨建為例，力圖深入具體的組織場域之中，解剖黨的基層組織“再組織化”所面臨的困境并謀劃其變革的出路。
從組織學的視閾看，非公企業黨組織作為基層黨組織中的新興領域，壓力型運動式的“再組織化”推進方式固然一時能收把分散的黨員“組織起來”并實現某種程度的“政治性嵌入”之效，但覆蓋表面化、能力業余化、活動形式化等弊端，其“再組織化”過程中所面臨的異質組織嵌入的結構性和功能性難題，在在折射出傳統基層黨建領域的癥候。如此，則嚴重威脅組織的動力、活力和影響力，進而挫傷“再組織化”的努力。
作者認為，在新的多元社會背景下，基層黨組織應該以區域化資源整合為基本的組織建構策略，以激發、積累和引導社會資本為主要內容的“軟權力嫁接”為基本的行為策略，實現對基層社會各種組織從結構到功能的組織嵌入。黨的基層組織“再組織化”成功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黨能否改變行政性“碎片化”組織局面，并超越靠“硬權力”支撐的傳統黨建模式，實現黨的基層組織社會屬性的歸位。
★專家點評★
朱德米（同濟大學公共管理系教授）
首先，“再組織化”面臨著黨獲取資源的問題。不同年齡階段的公民對執政黨有著不同的認知，尤其是功利主義價值觀對黨的人力資源管理提出了重要挑戰。第二點是“再組織化”的成效問題，非公企業若不能提供土地、人力等資源，黨組織在其中是無法作為的。浙江溫州等非公黨建示范地區為此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熊阿俊整理)
作者郭為桂系中共福建省委黨校教授、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微信公眾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