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兼業概念相比較
【摘 要】半工半耕是農村社會學的中層概念，其概念形成有一定的理論淵源，作為描述和解釋轉型期農村社會結構的概念，具有獨特的理論價值。半工半耕是農村社會學和農業經濟學交叉的概念，這一概念源于對“誰是農民”問題的追問，在具體語境下又源于農戶兼業經營的社會學分析，是具有厚重經驗基礎的理論概念。半工半耕揭示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機制和趨勢，在重要的農村、農民和農業問題上均能夠形成獨特的理論判斷，這是兼業概念不能完成的。從目前研究的趨勢看，半工半耕有望成為社會學本土化的一個基本概念，為認識轉型期中國農村社會、農民階層和農戶生計等問題提供基本框架，有助于推動解決“三農”問題。
【關鍵詞】半工半耕；兼業；中層概念；農村社會學
轉型期中國農村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變革體現為兩點：第一是農業生產方式從集體農業轉向家庭承包制，家庭成為農業生產的基本單位，鄉村重回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第二是城市化背景下農民大規模外出務工經商，改變著農民家計模式和農村社會結構，這屬于現代意義的社會變遷。本文將闡述這一社會轉型背景下當代農民和農村社會結構的基本形態特征。在方法上，費孝通、黃宗智和賀雪峰等學者提出的“半工半耕”概念是本文的理論基礎。目前學術界雖然初步提出了這一概念，尚未對這個概念的經驗含義及理論價值進行深入研究，這導致當前“三農”問題的研究陷入諸多歧途。在研究過程中，我們將與農業經濟學上的“兼業”概念進行比較，呈現出“半工半耕”作為描述和解釋轉型期農村社會結構概念的獨特理論價值。
一、關于“農民”的界定問題
當前的學術界，“農民”概念并不作為一個分析概念，“農民是誰”模糊不清，各類研究者均設定了一套關于“農民”的概念框架。經過歸納可以發現目前社會學界關于“農民”主要有兩個基本界定，這兩個界定是初步的。
其一是傳統小農生產者。這是傳統農民的面貌。卡爾·馬克思定義為“小塊土地所有者”，由于他們之間缺乏社會分工，形成一個個相互之間孤立的“馬鈴薯”，“每一個農戶差不多都是自給自足的，都是直接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消費品，因而他們取得生活資料多半是靠與自然交換，而不是靠與社會交往”[1]。按照農業經濟學家弗蘭克·艾利思的說法，自給自足僅僅是局部特征，他主要從“不完全市場”角度給出了一個農民定義，“農民是主要從農業中獲得生活資料，在農業生產中主要利用家庭勞動的農戶。農民部分地參與常常是不完全或不全面投入和產出市場。當農民把全部生產變成充分發展的市場生產，農戶就將變為農業家庭企業，農民也就不再是農民。”[2]在這里，農民作為傳統小農生產者是與現代“職業農民”相對的概念。
其二是身份意義的農民。在具有嚴格封建等級制的古代社會，農民是階級體系中的絕大部分，在封建等級制瓦解的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農民不再是一個身份階級，而是作為自由身份進入城鄉勞動力市場。當代中國農民的身份是中國特有的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確認的身份。人民公社時期，同一個基本核算單位內，農民收入差別很小，經濟生活狀況基本相同。所以到1978年，中國的7．9億農民用社員這個名稱就可以概括了[3]。由于1950年代中國開始的重工業化導向的趕超型工業化，國家嚴格限制農民自由流入城市。1958年實行嚴格的《戶籍登記條例》，該條例確立了戶籍身份作為國家分配糧食、就業和相關管理的標準，規定農民由農村遷入城市必須持有城市勞動部門的錄用證明、學校的錄取證明或者城市戶口登記機關的準予遷入的證明，向常住戶口登記機關申請辦理遷出手續。目前，中國的城鄉二元戶籍身份制度仍然沒有徹底取消，身份屬性仍然是農民的基本屬性，這是社會學研究者最為關注的農民特征。
按照現有的家庭承包制安排，農戶獲得“人均一畝三分，戶均不過十畝”的土地，從事農業生產，這么小的經營面積，中國農民的確是典型的傳統小農生產者。不過制度變革和市場經濟引起農民流動和農民階層分化的背景下，農民身份也不能再概括農民階層的性質，把農民僅定義為“傳統小生產者”也已經不再符合現實，必須要在農民階層分化的實踐中去概括農民的內在屬性。當代社會學研究對“農民”的研究較多地是工業化和城市化等市場經濟因素作用下傳統農民職業和身份轉換的研究，主要是“農民工”的研究。這類研究中“農民工”是一個從傳統農民階層中分化出的新的“職業階層”，他們不再是“傳統農民”卻由于具有農民身份而具有了特殊的社會分析價值[4]。這類研究的優點是指出引起農民階層分化的外部市場經濟因素、表現和結果，其缺點是把農業小生產者/農民傳統的制度，傳統農民的生計和身份屬性與“農民工”這一現代工商業者的職業屬性對立起來。這一對立不能理解農民經濟的基本單位是農民家庭，從而難以理解傳統農業生產和外出務工經商之間基于家庭再生產過程中的內在關聯，不能深刻理解農民經濟社會行為，例如，絕大多數農民仍然緊緊抓住土地，不愿意放棄農業戶籍進城落戶，農民在城鄉雙向流動。
本文認為，如果想研究農業或工商業運作的規律，或許可以把農民或農民工群體拿出來單獨研究，然而如果想研究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規律，那么由于現階段小農經濟依然占比較高，那么就有必要研究農村社會結構的基本單位——家庭。當前城鄉大規模農民流動造成農民群體高度分化，為確定農民階層的內涵增加了難度。科學的方法是從經驗事實出發對農民家庭的經濟模式進行分析，指出承包小塊土地的“農民”區別于其他非農民階層的生活機遇的差異，并解釋這種生活機遇的原因和性質。從本文要研究占大多數的農民的理想型角度，他們指的是既從事傳統農業生產又外出務工經商的，仍依托農村和農業完成家庭再生產的農民階層，沿用學術界的概念傳統，本文引入“半工半耕”概念描述這一階層。
二、半工半耕：概念內涵及比較
半工半耕源于對日常生活我們熟知的小農兼業這一普遍現象的概括，其基礎是農業經濟學，而又經過農村社會學者的研究延伸為一個社會結構的概念。經驗研究發現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作為身份階層的農民高度分化，卻能夠辨識出一個占大多數的兼業傳統農業和現代工商業的半工半耕農民階層。目前學界對這個概念及背后經濟社會現象的研究歷史已經有數十年，還沒有進行過系統梳理，下文將對這個概念的內涵進行梳理，并引入兼業概念作為比較對象，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基礎。
(一)農民收入的“半工半耕”
半工半耕是歷史地形成的，是農民家庭回應外部條件形成的農民經濟模式。解放前中國是一個農業國，現代工業經濟比例很少。新中國以來，工業化一直是一個核心主題，前三十年中國實行以重工業化為主的“趕超型”戰略，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工業化體系，然而由于重工業化“資本增密、排斥勞動”[5]，因此能進城務工的農民特別少。改革開放之后三十多年來，中國工業化持續發展，中國農民面臨的外部環境已經不再是農業中國，而是工業和城市中國，在城鄉二元體制改革和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建立之后，農民不僅能夠配置勞動力從事小規模農業和農村副業生產，而且有機會外出務工。也就是說，農民經濟具有一種復合的、轉型的特征，這決定了研究者要從農戶如何組織他們的家計來適應現代市場經濟來界定中國當下農民性質。
從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一個總的社會變遷趨勢是“傳統農民”從傳統農業生產轉向現代工商業生產，同時又由于現階段農民現代化并不徹底，因此他們又具有傳統農民的特征，因此一個典型農戶有著“半工半耕”的收入結構特征。較為直觀的是農民收入結構的統計。張車偉的判斷是：從長期趨勢來看，認為農民收入增長的源泉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它不再是一個單純的“農業”問題，也非“三農”問題所能涵蓋，而原來越來越多的是和非農就業相關聯的問題[6]。事實沿著這一長期趨勢發展，標志性的是2013年農民收入結構數據，農戶家庭收入結構中工資性收入首次超過家庭經營收入。2013年工資性收入4025元，占人均純收入的45．2%，超越家庭經營純收入成為農民收入的首要來源；家庭經營純收入3793元，占42．6%；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分別占3．3%、8．9%[7]。這一數據表明，農民形成了務工收入與務農收入約各占一半的“半工半耕”的收入結構。
(二)農村社會的“半工半耕”
如果僅僅把半工半耕結構等同于收入結構，那么半工半耕結構它就成為一個統計學的概念，只具有描述性功能。社會學的目標是把半工半耕發展為一個解釋性的概念，就是能夠通過這一概念構造較復雜的邏輯鏈條，得到比一般觀察深刻得多的解釋命題。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社會進入快速的轉型期，中國社會正在從不完全的自給自足的產品經濟社會向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轉型，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等[8]，這些概括過于宏觀，缺乏一些介于宏觀和微觀的中層概念指導經驗研究。半工半耕是社會學三十多年來提煉的一個中層概念，能夠揭示中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轉型特征。從學術傳統來看，“半工半耕”這一概念主要受惠于費孝通、黃宗智和賀雪峰等學者對中國農村經濟社會變遷的持續觀察，這是一種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社會結構變遷現象。
費孝通較早地指出，中國傳統農村從來不是純粹的農業經濟，而是農副業結合或“農工混合”的鄉土經濟，甘陽稱之為費孝通在社會學研究的突出貢獻[9]。在相關論述中，費孝通指出，正是由于這種傳統手工業和農業的結合，為傳統農村土地制度和傳統農村秩序再生產提供支撐[10]。延續這一進路，在20世紀80年代的農村調查中，他敏銳地注意到農村工業化創造出一個工農結合、城鄉結合的經濟結構新格局，農村經濟一詞已經失去其原來的含義[11]。費孝通實際討論的是農村半工半耕結構這一現代社會變遷過程。黃宗智先生長期關注農村社會變遷，基于1980年代的鄉村工業化的經驗，他注意到農村形成“半工半農”(半工半耕)這一結構。在黃宗智研究的蘇南村莊，資本化的副業(區別于傳統家庭副業)、住宅建筑、運輸，以及更重要的鄉村工業，吸收了很大部分鄉村勞動力[12]。在后來的研究中，黃宗智認為半工半耕區別于“傳統農業+手工業(副)”。傳統社會中農業是作為主業，家庭手工業(及小商業、外出雇工)是副業，而在今日則不同，大規模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農業對于農民逐漸成為一項“副業”，外出兼業成為青壯年勞動力的主業[13]。費孝通、黃宗智的研究觸及到半工半耕的核心。
最近數年持續跟蹤研究的是賀雪峰教授，他試圖把半工半耕作為理解“三農”問題的基礎性概念，他的突出貢獻是引入社會學的視角，把家庭代際分工放入農戶經濟分析，解釋半工半耕結構的社會再生產能力。他把半工半耕定義為農民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基本方式：中國農民家庭收入來源中，大約一半收入來自務工，一半收入來自務農，絕大多數農民家庭既有務工收入，又有務農收入。這樣的農民家庭存在著“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家計模式”，即年輕子女進城務工，年老父母在家務農，這是中國農村勞動力再生產的模式[14]。半工半耕由于工業化擴張不斷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而擴大范圍，從局部地區的結構變遷現象到全局的結構變遷現象。半工半耕是從沿海發達地區開始，并隨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擴張向中西部農村滲透。“半工半耕”最早是在鄉鎮企業發達的蘇南地區，最初表現為農民“離土不離鄉”，其次表現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之后，大規模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中西部農民的“離土離鄉”的務工潮。賀雪峰估計，半工半耕收入結構大約已經占中國農村的80%，這個比例三十多年來一直穩定上升。
1980年代的比例大約在20%，且區域分布不平衡，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1990年代比例應在40%左右，甚至更多，且區域上逐步擴大至全國范圍；2000年之后，比例上升至80%，已經是一個相對穩定的最高值。這樣一個高比例可能還要維持20年甚至更長時期[15]。
(三)半工半耕和兼業概念的比較
與半工半耕相近的概念是“兼業”，目前學界沒有自覺地進行區分。從概念比較中，更能理解不同問題意識的差別，達到相互啟發的目的。筆者認為這兩個概念的關系是：半工半耕是農村社會學借用“兼業”概念而發展出來的一個農業經濟學和農村社會學交叉的概念，半工半耕概念在不斷地應用中逐漸具有特有的含義，主要強調特定工業化背景下的農村社會結構。
兼業是農業經濟學描述農民收入結構和農業經營體制的重要概念，兼業的定義是“農戶以家庭為經濟單位，同時經營兩業”[16]，兼業的另外一面是“專業化”“職業化”“單一化”，是現代工業的生產方式。兼業概念一般用來描述農業經營的行為及制度，是農業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兼業的社會基礎是農戶，兼業的基本原因是農業生產的季節性特征，一個農業勞動力在農閑時能夠從事非農經濟活動，從而獲得勞動力的充分利用。從這個角度來看，兼業是工業化背景下一直存在的農業經濟形態，不僅存在于發展中國家，而且發達國家的農業也是如此，例如法國也普遍存在兼業經營的狀況[17]。
“半工半耕”是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的農戶經濟模式，不僅指出農戶兼業經營的特征，而且指出農戶如何兼業經營。具體到中國轉型期農戶經濟，半工半耕是以“小農兼業”形態出現的，不過仍然有含義的差別，根本在問題意識的差別。半工半耕的問題意識來源于對農民經濟的社會學分析，落腳點在“農民”“農村”，而不是“農業”或農業經營體制，因此它是農村社會學的基本概念。如果僅僅以兼業概括農戶經濟，那么并不能從經驗意義上準確了解轉型期中國農民普遍的經濟社會地位及相應的家庭分工模式。半工半耕概念能夠確定轉型期農民的長期經濟社會地位并由工業化和城市化推動現代化的長期趨勢。農戶短期內可能由于家庭生命周期的原因缺乏農業或非農收入，卻不表明農戶的經濟社會地位發生了改變。從長期來看，只要農民還未完全融入城市，那么農戶就需要依賴半工半耕方式獲得基本收入。“半工半耕”有特定的家庭分工機制。目前城市勞動力市場具有“年齡分層”的特征，決定了是青壯年外出務工，年老勞動力留守務農，形成主要以家庭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這些豐富社會學內容，兼業概念無法反映出來。
綜上所述，“半工半耕”最基本的含義是，一種特定時期的農民收入結構/家計模式/家庭勞動力再生產模式，相當于“小農兼業”。而從已有研究來看，半工半耕包含了豐富的社會學意涵，主要指工業化和城市化影響下的農村社會結構，是農村社會各生產及社會要素配合的穩定模式，超出了兼業概念所能包含的內容。這一概念，從經濟層面，指出了農民嵌入農村小農經濟，外出務工或留守務農是作為農戶兼業經濟存在的；從社會層面，農民經濟嵌入農村社會結構，農民經濟的穩定性源于農民家庭的穩定。半工半耕概念有助于解釋承包有小塊土地的農民的階層地位和行動模式。
三、半工半耕和農村社會結構變遷
半工半耕是農村社會結構變遷的一部分，通過這一概念有助于理解現代化背景下整體的農村社會結構變遷。作為一個中層概念，它還具有邏輯自洽及簡潔特征，目前社會學界遠未將其理論價值充分發掘出來。以下從農村社會結構的幾個維度闡發半工半耕的理論價值，主要是建構農戶經濟嵌入社會和政治的結構和制度體系的一些經驗命題。經濟的嵌入性問題源于社會學家卡爾·波蘭尼的研究，經濟體系嵌入社會關系，人類經濟嵌入并纏結于經濟與非經濟的制度之中，將非經濟的制度包容在內是極其重要的[18]。下面依次就農戶家庭結構、農村階層結構及農民城鎮化模式展開初步分析。在論證過程中，兼業概念依然是比較對象。
(一)工業化和農戶家庭結構變遷
中國的工業化開啟了經濟生產方式的變革，傳統直系家庭核心化是一個趨勢，這是家庭社會學家古德提出的“趨同”理論的基本論斷，另一個原因是傳統土地制度發生改變，伴隨著土地、牲畜、農具等主要生產資料曾由家庭私有變為集體公有，家庭經濟的生產組織方式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19]。從半工半耕的家庭勞動力再生產方式來看，農民家庭結構并沒有如已有研究那樣朝核心化方向發展，而是保持三代(直系)家庭。和傳統三代家庭是父母和一個兒子共同成立一個家庭不同，當前的三代家庭是“新三代家庭”。從形式上看年輕夫婦與父母分別是獨立的會計單位，是“核心家庭”；從實質來看，兩代共同服務于家庭再生產，原因是新家庭結構中，因為外出務工，年輕夫婦沒有跟父母分家，父母還有義務為子女照看家庭、培養孫輩、積攢財富[20]。
半工半耕的概念包括，農民經濟嵌入農戶家庭結構及深層價值體系中，同時在工業化的背景下農民家庭形成了新結構，農民經濟和農民家庭結構是互構的關系，基本的社會機制是“代際分工”。代際分工是從家庭內部分工的角度對半工半耕結構特征的概括，是農戶家庭適應城市勞動力市場需求形成的家庭勞動力安排。半工半耕的代際分工特征，從社會學角度頗為重要，它涉及理解中國農民的家庭與農村經濟的關聯。代際分工概念有兩個功能：一是指出了農民價值體系對農民經濟行為的影響。中國農民經濟仍然是一種倫理經濟，經濟深深地嵌入家庭中，正如農民所說的“打工和返鄉均是為了這個家庭”。代際分工概念使我們把農民家庭經濟視為一個整體進入家庭再生產過程，代際之間收入“連為一體”[21]，因此三代家庭才是考察農民經濟的合適單位，這樣就不會低估農民家庭配置資源的能力。二是指出了家庭勞動力是代際分工的基礎，一旦農民家庭再生產出勞動力，則適應市場經濟的代際分工就開始了。這樣就能理解農民工返鄉并不是農民重新回到傳統小農經濟，而是以家庭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結構的再生產。農民返鄉不僅與經濟周期，與城市勞動力市場排斥有關，還有農民代際分工的家庭再生產方式有關，具有內在的合理性。從這個角度看，新生代農民工亦是代際分工結構的一部分，他未來是否返鄉取決于代際分工是否還對家庭經濟發揮重要功能，而不是取決于個人的期望。
比較而言，我們不清楚農戶兼業經營中家庭內部勞動力是如何配合完成家庭再生產的，這與兼業研究缺乏對家庭(共同體)這個最基本的結構的考察有關。“兼業”概念的前提是農戶家庭，從農戶收入結構出發形成的農業經濟學概念，它關心的是農業收入與非農業收入的比例關系及對農業經濟的影響，而不關心家庭內部分工特征。按照農業經濟學家艾利斯的說法，兼業概念因此仍是一個“個體主義”農民概念，農戶家庭內部結構在兼業農民概念下是一個黑箱子[2]191。反之從半工半耕這一概念很容易推出農戶經濟的代際分工特征并引出重要的結論。
(二)制度轉型和農村階層結構變遷
正在現代化過程的中國具有典型的發展中國家的城鄉二元結構特征，城鄉發展不平衡特征明顯，農村階層結構變遷是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學者發現在少數發達地區農村階層結構具有現代工業社會結構的特征，農業按照現代化的方式生產，城鄉一體化特征明顯，在大多數欠發達地區，農村階層結構還具有傳統小農經濟的特征，農民普遍具有典型的“小農”特征，即使農民外出務工也采取“半工半耕”的方式嵌入農村小農經濟，城鄉一體化時代還遠沒有到來。目前的問題是如何解釋城鄉二元結構及農民的階層地位，主要問題是中國農民特有的身份和農民的經濟社會地位獲得的關系。
按王小章總結，學界普遍認為小農經濟的維持及農村階層結構難以現代化是由于制度變革的滯緩，主要是由于區分城鄉戶籍身份的城鄉二元結構[22]。這種論點的經驗基礎是傳統計劃經濟時期，國家限制農民流入城市，農民無法自由轉換職業和身份，形成計劃經濟制度安排基礎上的城鄉二元結構。這種論點的經驗基礎不再成立。在概念上，城鄉二元結構的本來含義是現代化過程的城鄉不平衡，是二元經濟在社會結構的表現，在中國則是工業化和制度安排共同塑造了城鄉二元結構。經過幾十年的改革，限制農民進城的一系列制度已經取消，制約工商業資本下鄉的制度則仍然保持，當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內容是：一是城市市場經濟體系，國家積極革除傳統計劃經濟分配的體制，建立競爭性的市場體系。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和發展，城市已經形成了以職業為基礎的高度分化的社會結構。二是農村小農經濟體系，這是一種基于身份分配土地的家庭農業制度安排。這是一塊去商品化的區域，農民有權依據集體經濟成員的身份獲得生產和生活資料，這是農民擁有的一項制度化權利，在這個基礎上形成的半工半耕又可以稱之為“制度化的半工半耕”[23]，這是農村階層結構的制度基礎。也就是說當前仍然存在的農民身份制度對農民是保護，而不是排斥。和發展中國家城市工商業資本下鄉排斥農民的圈地運動相比，現代化過程中的中國農村保持相對平等的小農經濟，應歸功于國家制度安排的明智。改革之后的制度變革一方面開通城鄉勞動力市場，不再限制農民進城務工，農民能夠分享工業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在關涉農民土地問題上，建立家庭承包經營制度，限制工商業資本下鄉，因此農村階層結構沒有高度分化，這種社會結構是轉型期大規模農民城鄉流動的秩序基礎。
比較而言，主要指農業生產特征的兼業概念不能準確地描述農戶階層地位，也不能把中國特色的農村經濟制度納入分析框架，解釋小農經濟的穩定性。相對于兼業，半工半耕概念深刻揭示了農民階層地位的制度前提，消除了偶然缺失的農業收入或非農業收入對農民階層地位和農業經營模式性質影響。在現行制度安排下，國家賦予農民承包土地的穩定權利，是不讓農民失去土地的土地制度，那么只要家庭結構允許，農戶就能夠再生產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半工半耕因此是一個描述農民區別于其它階層生活際遇的概念。
(三)城鎮化和農村內生發展
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轉型，從社會結構層面的主題是城鎮化，目前典型地表現為“大規模的候鳥式的農民流動”，這種有去有回的、雙向流動模式構造了何種類型的城鎮化模式是一個重要理論問題。有學者將這種城鎮化概括為“半城鎮化”或者“準城鎮化”，“這樣的農民進了城，但定不了居，雖然離開了村，卻拔不了根。”[24]對“半城鎮化”的評價有兩種：一是“半城鎮化”是社會問題，是農民城鎮化停滯的表現，二是“半城鎮化”并不是社會問題，是農民城鎮化的一個必經階段。筆者贊同后一種觀點。“半城鎮化”實際上是半工半耕的農民階層和城鎮的關聯樣態。但是半工半耕基礎上形成“半城鎮化”，這是靜態的概念，半工半耕基礎上還可能建立動態的城鎮化概念。半工半耕既然是歷史地形成的，也必然隨著歷史發展而消解，這就是城鎮化。半工半耕概念并沒有否定農民轉換地位和身份體面融入城市的能動性，反而認為它恰恰給予農民向上流動的資源空間。
從農民家庭的角度看，向上流動的城市化過程是家庭成員共同完成的，在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基礎上農民家庭普遍形成“接力式城市化”[25]。代際接力有兩個功能：一是最大限度的資源集聚，構成進城購房安居的經濟基礎；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城市化風險，農民家庭不是一次性進城，而是經歷多次接力，才成功融入城市。接力式城市化是農民基于半工半耕結構形成的有序城市化模式，這個過程中農民依據是否有能力在城市安居選擇融入城市的程度，農民成為城鄉二元結構中雙向流動的能動者。在微觀分析的基礎上可以進一步展示城鄉社會變遷形式。中國農民城鎮化是農民階層分化的主要方式，而不是由于農業經濟的分化。隨著城市工商業發展吸納越來越多的農民體面進城，成為“進城戶”，他們占有的農村資源就留給尚在農村務農農民，為適度規模經營的農業提供可能，這是農村內生發展的過程。賀雪峰、楊華等提出土地流轉及農村市場機會的出現催生出一個適度規模經營的“中農”階層[26－27]，這一階層代表著農業現代化及農村現代化的趨勢，中農在農村充當村治和社會精英，填補了轉型期農村社會秩序的真空。黃宗智提出農村未來的出路并非一定是城市化，農業商品化背景下小規模家庭農場的發展為農民提供了收入增長的空間[28]。農民的城鎮化及農業的現代化共同指出了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農村內生發展的可能性，筆者曾從農村內生發展能力的角度稱之為“發展型社會結構”[29]。
比較而言，兼業概念給出的變遷概念容易陷入農民和農業現代化的線性觀點。兼業概念把農戶從“傳統”到“現代”的變遷過程描述為：純農戶→兼業Ⅰ→兼業Ⅱ→非農戶①，社會變遷形成工業和農業的專業化分工，試圖從農業收入占比的數量比例關系中解讀出農民非農化和農業現代化的程度[30]。存在的問題是，四類農戶的分類不能準確定位農民的階層地位，農民從純農戶到非農戶的變遷可能改變了農業收入和非農業收入的比例，卻沒有根本改變農民階層地位，因此難以給出符合中國經驗事實的農村社會結構變遷概念。從半工半耕概念出發，以是否體面進城的角度劃分農民階層，考察農民城鎮化的微觀模式并考察土地流轉集中形成的和現階段農業經營主體的分化，建構農村社會結構變遷模型概念更契合實際。
四、結論和展望
半工半耕是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描述和解釋中國當前農村社會結構的基本概念，為認識當代農民、農村和農業變遷提供了基本框架。它的提出源于“誰是農民”的經驗問題，其目的確定一個分析性的“農民”概念：在城鄉二元結構的背景下，一個承包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在面臨現代市場經濟提供較高報酬的就業機會時如何選擇。從農民兼業經營這一基本經濟現象出發構造的半工半耕概念指出，農民是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通過代際分工完成家庭勞動力再生產的半工半耕階層。
自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伊始，“熟人社會”是中國本土的一個特色概念，概括了中國農村社會結構區別于現代社會結構的基本特征，半工半耕強調農村經濟社會結構變遷的特征。這個概念具有強烈的經驗本位特征，考慮到農民的經濟理性、農民經濟嵌入到農村社會結構及國家政治經濟的基本制度安排的關系，按照黃宗智先生的總結，是“理性小農”“社會小農”或“政治小農”[31]這三個概念在經驗層面的三者之間的結合。當然半工半耕概念的提出僅僅是提出了問題，指出了日常生活中被熟視無睹的重要現象及規律，本文僅從農民家庭、農村階層和城鎮化三個維度展示了半工半耕解釋農村社會結構的潛力，是一個初步嘗試，之外還有諸多可以挖掘的問題，例如，不同區域的半工半耕結構的差異及原因，半工半耕如何反作用于中國工業化和經濟增長，半工半耕基礎上的小農經營的現狀、問題及中國特色的農業現代化的路徑依賴等。總之，它不僅屬于“三農”研究，還屬于中國研究，學界還需對這個概念及包含的深刻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含義還要繼續深入研究，從這個概念可以獲得對整個轉型期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全新理解，并從中能夠引申出有利于“三農”穩定和發展的政策。
注釋：
①兼業Ⅰ代表農業收入占家庭年純收入50%～80%之間，兼業Ⅱ代表農業收入占家庭年純收入20%～50%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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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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