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農業一向是很高效的。滿清時代每次打敗仗都要被賠款。這一沉重的負擔基本上都落在農民身上。因為那時候別的產業產出很有限。盡管如此，國家都頂過來了，沒有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抗戰八年中日本人在中國大肆收刮糧食，再加戰爭對生產的全面破壞，中國的農業也頂過來了，也沒有發生全國性的大饑荒。但是解放后由于對公有制的迷信，造成對工農業的大破壞，特別是農業。五十年代初實行統購統銷，取消了農產品的市場，接著搞合作社，初級社還沒有穩固就強迫農民組高級社，大躍進時直接建了人民公社。從1949 到1978的29年糧食供應越來越緊張，吃飯問題變成中國的第一大問題。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大家最迫切希望解決的就是如何能吃飽肚皮。餓著肚子別的什么都談不上。可見那時候大家關心農業的程度。杜老肩負農業改革的重任，為全國目光聚焦之所在。每年中央的一號文件就是談農業的改革，其重要性無與倫比。現在四十歲以下的人在記憶中沒有挨餓的經驗，不能體會挨餓的滋味。也很難領會當時全國人民對農業改革的期待。
杜老不負眾望，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力排眾議，支持包產到戶。就在一兩年內糧食緊張的程度就得到緩解。我和杜老很少個人接觸，但是他對解決全國人民吃飯問題中的貢獻，讓我從心底里欽佩。特別是他手下的研究班子很多都是我的朋友，因此有不少間接的溝通。
杜老不僅僅對農業改革貢獻巨大，他對中國整個發展的道路也有清醒的認識。他認為中國要走市場化和民主化的路。這一點在老干部中是很少很少的。可以說他是老干部中的鳳毛麟角。我認為他在當時對中國道路的認識超過了鄧小平。可惜的是在八九事件以后，他的影響被消弱。
（作者系天則經濟研究所榮譽理事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天則經濟研究所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