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10月9日早晨以102歲高齡辭世。這位被稱為“中國農村改革之父”的老人的去世，引發了人們無盡的思念。在他當年的門生——《中國稅務》雜志原社長張木生看來，杜潤生可謂那代秉持初心的“真”共產黨人中的最后一員，他們不為意識形態，而為人民切實利益，為了民族大義，毫不利己專門利人。
張木生上世紀80年代在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杜潤生是他的領導。1990年之后，張木生有機會在生活中與杜潤生走得越來越近。張木生對杜潤生感悟日深。10月13日，張木生接受財新記者專訪，回憶了他心目中的杜潤生。
張木生說，杜潤生是一位秉持初心的“真”共產黨人，關鍵的一點，就是能夠身體力行，一絲不茍地堅持下去。一是善于講道理，善于宣傳群眾、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一是腳踏實地、真正從中國實際出發的工作作風和思想方法。
上世紀80年代，百業凋零，發展經濟、解決人們溫飽問題為急務。但文革雖已結束數年，多數人仍秉持慣性思維，搞“路線斗爭”，信奉“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似乎萬事沒有調和的余地。杜潤生卻善于“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用萬里的話說，讓他一講，不同意見的雙方都能接受。人們常常以杜潤生在1980年75號文中的“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來印證杜潤生在意識形態習慣思維包圍下的工作智慧。因此，杜潤生才得以波瀾不驚、有條不紊地推動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靜悄悄地走下神壇，卻未發生震動。
張木生認為，秘訣就在于杜潤生善于繞過爭論，用調研事實說話，并充分尊重不同主張，讓其各有空間。如何把中國的事辦好，讓人民得到實惠是核心。這一定程度上源于杜潤生本性具有的純粹和寬容。這位老人，非常有涵養，也非常高尚，他不僅讓人說話，而且要讓人服氣，其目的就是要通過各種各樣的辯論，最后激蕩出正確的適合中國實際的政策，但對自己卻考慮很少甚至沒有。“所以，大家都說杜老是云水襟懷，松柏氣概。”
對人，杜潤生總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包括整過他的人。有時，張木生對杜老講某人的問題，甚至口出貶語， 回答總是善意的，比如，“這人有長處”，“那人肩膀很硬”。“老人說過的最狠的話，就是說某個人不厚道。”張木生說。
杜潤生更是一個具有科學精神的人。張木生說，杜老在游泳和打網球時，特別講基本功，那一招一式相當專業。而他審閱過的文件和自己的文稿，細到標點符號都要改過，詞義的推敲更是細致貼切、頗見功力。
晚年的杜潤生，念念不忘”只完成了三分之一“的農村改革。他告訴張木生，80年代五個“中央一號文件”解決的問題，無非是雙包到戶、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多種經營、農村可以自由、農民進城、貿易自由、鄉鎮企業異軍突起、民營企業遍地開花。但是，中國沒有建立起來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那樣的綜合農協，農會也沒有建立起來。杜潤生說，讓農民自己掌握，自覺的、有組織的、有保證的去參加城市化，農民變成為市民。這樣，農民才真正有了國民待遇。
2007年，國內學界關于中國未來發展方向掀起了一股探討思潮。杜潤生也參與其中，曾經有過兩篇文章，一篇是針對民主社會主義的爭論，一篇是口述有關新民主主義理論的歷史還原。九十多歲的老人堅持，中國不要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也不可能全盤接受瑞典模式，要解放思想，永不僵化，不被過去的錯誤的烏托邦式的信條所約束，堅定地走新民主主義道路。
九十歲高齡時，杜潤生一定要再去看看長城。站在長城腳下，杜潤生手搭涼棚，把長城的蜿蜒起伏看了一遍。他說，這是我最后跟長城的告別了。
如今，這位把長城裝在心中的百歲老人也駕鶴西去。張木生說，這是一個時代的終結，是胡耀邦、萬里那代開明領導人時代的終結：富有民主作風，讓人發表各種不同意見，從不打棍子、扣帽子；腳踏實地，把中央和基層相結合，來研究和討論中國的問題和困難。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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