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一個令人振奮的宏偉目標。實現這一目標，就意味著要在全國范圍內消滅貧困。然而，真正實現全面消滅貧困的任務，還有很多問題需要進一步解決。而亟待回答的問題是，如何在經濟社會發展新形勢下，對當代中國貧困地區與貧困群體的歷史變遷和現實狀況有明確的判斷？為擺脫貧困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扶持，是否抓住了貧困問題的癥結并找到了實現精準扶貧的有效途徑？
貧困問題已由局部貧困轉變為特殊貧困
時至今日，中國社會的貧困問題已經不是改革開放前期突破整體貧困而形成的局部貧困，而是由局部貧困轉變成的特殊貧困。在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黨和政府扶貧開發的投入也不斷加大的情況下，一些貧困群體或貧困地區逐漸形成了脫貧致富的條件和能力，局部貧困中相當多的貧困群體和貧困地區改變了落后面貌、擺脫了貧困狀態。但是，也存在個別地區貧困狀態依然難以改變的情況。不排除有些地區自然條件惡劣、資源匱乏，缺少擺脫貧困的客觀環境。但也有些貧困地區，即便有可以支持脫貧的自然條件，同時也獲得了充分的政府支持，仍然無法改變落后狀態。面對這些貧困地區或貧困群體，就不能單純強調加強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而應當反思政策支持的恰當性和資金投入的有效性。
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在一些經濟發達地區也存在貧困群體，例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仍然能在城市的某些角落發現一些聚集了貧困群體的“城中村”。此外，在一些經濟社會發展程度較高的地區，由于產業轉型和經濟結構調整的沖擊，某些原來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并非處于底層的人口或群體卻轉而陷入了貧困。
因此，在中國經濟社會總體上達到較高發展程度的新形勢下，再把一部分人和一些地區的貧困理解為局部貧困，已經難以把握其產生的原因和問題的性質。我們這里暫且將之稱為特殊貧困。當然，這種稱謂也具有很明顯的模糊性。這種稱謂不過是要表明，當前不能再從整體和局部的關系來看待中國的貧困問題，而應從經濟結構調整、制度改革、政策實施、環境改變甚至發展戰略轉移，以及市場競爭和市場風險等復雜因素中考察分析新形勢下的貧困問題，應當看到貧困群體的特殊處境、特殊困難以及他們難以擺脫貧困的特殊原因。
精準扶貧旨在應對貧困的特殊性
正是在貧困問題變得復雜化的新形勢下，中央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戰略要求。精準扶貧戰略的提出，意味著某些扶貧政策和扶貧實踐還存在不精準的問題。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社會處于整體貧困狀態，黨和政府大力推動市場經濟發展，千方百計增加社會財富與社會福利，同時采取一些讓利于民、解放松綁的普遍性政策，激發了社會向上發展的強大動力，社會財富迅速增加，人民生活普遍改善，整體性貧困的局面很快被突破。而到了貧困問題由整體貧困轉為局部貧困的階段，原來具有普遍性的扶貧政策和扶貧實踐仍然具有一定的作用。不僅可以用依靠普遍性政策而擺脫貧困的榜樣去引領仍然處于局部貧困的人群，而且局部貧困本身就具有整體貧困的很多共性。
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局部貧困，主要存在于廣大中西部和東北部地區，當時中西部和東北部農村有很多貧困縣、貧困鄉和貧困村鎮。這個時期的區域性貧困和群體性貧困，既反映了改革開放政策與進度不平衡導致的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滯后，也反映了一些地區因為市場經濟薄弱而因循守舊地延續傳統的落后。因此，在這些地區和對這些群體采取進一步加強和推進改革開放及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可以有效地起到扶貧致富的作用。進一步說，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針對局部貧困采取的扶貧政策和開展的扶貧實踐，是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普遍性政策與實踐的擴展和推進。
當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在全國普遍推進之后，越來越多的人口找到了脫貧致富之路，改變了貧困狀態。不僅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貧困群體比例大幅下降，而且就是在貧困縣、貧困鄉或貧困群體中也出現了一些向上流動并成為社會富裕階層的人口。但與此同時，無論在東南沿海還是在中西部和東北部，一些地區的貧困現象還是存在的。于是，一些不可回避的問題擺在面前：為什么改革開放和發展市場經濟的制度與政策已經在全國各地普遍推行，但還有個別地區經濟發展緩慢、社會仍然處于明顯落后狀態？為什么一些地區實現了經濟持續增長，但仍然存在一些貧困人口和貧困群體，并且他們貧困的生活狀況難以改變？為什么某些地區獲得了大量扶貧資助和積極的政策支持，卻仍未擺脫貧困？面對這些現象，僅從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去觀察思考，已經難以把握其癥結。正是針對新形勢下貧困的特殊性，中央提出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對癥下藥地實現精準扶貧。
針對癥結重點突破是實現精準扶貧的關鍵
實現精準扶貧，關鍵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特殊貧困特殊對待，要對不同地區不同條件下的特殊貧困做出深入研究，準確地把握貧困問題的實質，對癥下藥地探尋精準扶貧的有效途徑。在扶貧工作中，應高度重視扶貧工作的精細化管理和數字化操作，精打細算地分配扶貧資金和周到細致地安排扶貧工作任務。需要指出的是，扶貧工作確實需要開展大量細致的工作，但不能把精準扶貧僅僅理解為精細計算和細致操作，更重要的是針對癥結抓住要害、重點突破，而這是實現精準扶貧戰略任務的關鍵或前提。否則，精準扶貧就會脫離實際，流于“精致的形式化”。
還應進一步指出的問題是，精準扶貧中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不能僅僅專注個別事實，埋頭解決個別問題，而不知道把個別貧困或特殊貧困同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背景聯系起來。應當明確地認識到，雖然各種特殊貧困都有特殊的因素，但特殊貧困也是在社會生活信息化和網絡化背景下存在的。信息化和網絡化中蘊含了十分豐富的資源和能量，應當大力扶持貧困人口或貧困群體盡快了解和適應信息化與網絡化的新形勢，通過技術培訓和典型示范，把遠離信息化和網絡化的貧困人口引入這個歷史進程之中。在一些偏遠貧困地區發展電子商務或建立“淘寶村”，是引導一些貧困人口擺脫貧困的有效途徑。在山東、江蘇、浙江和廣東等地已經迅速發展起來很多“淘寶村”，那些參與電子商務經營的村民們，不僅通過互聯網進入了國內甚至國際的廣闊市場，開展了非常活躍的網絡銷售活動，獲得了十分可觀的經營效益，而且通過便捷的信息溝通和沒有邊界的網絡交往，開闊了視野，改變了心態，形成了奮力向上、不斷進取的脫貧致富能力。一些“淘寶村”通過網絡市場大量銷售了本地農副產品，實現了鄉村經濟向網絡經濟的拓展，貧困人口由此獲得了可以持續發展的廣闊空間與有效途徑。
（本文系教育部文科基地重大項目“中國金融市場的交易行為與交易秩序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心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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