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講座內容是關于中國二、三十年代鄉村建設運動的歷史回顧，題目是“激進與改良”。激進是指我們平常所了解的中國現代革命史中的暴力革命，具體而言是指在農民運動、農民革命、土改運動等過程的激進主義性質；鄉建運動則是屬于改良主義性質的運動。這里既涉及到對這段與中國現代鄉村、農民和農業相關的歷史進程，也涉及史觀等歷史學研究的問題。
我先談一些基本的概念和代表人物的介紹，然后再作進一步的討論。
從晚清到民國時期這段歷史時期中，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除了我們平常所了解的關于辛亥革命、國共兩黨斗爭、抗日戰爭、國內內戰等這些政治史、戰爭史的發展脈絡之外，還有其他也很重要的歷史發展脈絡，鄉村建設運動就是其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歷史內容。
我們都不難明白的是，當我們研究和敘述各種歷史運動、事件和進程的時候，不應該孤立地來看，而是應該把它們放在各種可以相互比較的視角中和各種有歷史意義的坐標體系中來進行分析與論述。這些視角和坐標有利于看清我們歷史發展的不同脈絡，認識潛藏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道路中的愿景、性質和歷史功過。
因此我把二、三十年代的中國鄉村建設運動放在改良主義與激進主義這兩個維度之間的論述：“改良”更多涉及的是現代性敘事，“激進主義”則無疑是屬于革命的敘事，我認為在這個坐標系統中才能更清楚地認識鄉建運動的性質和意義。
在我的思考中當然也參考和采納了目前學術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但是在下面的講述中就難以一一列明出處。
在這個鄉建運動中當然出現一些非常著名的代表人物，有些我們可能已經比較熟悉，如梁漱溟、晏陽初、盧作孚，但是像董時進、沈宗瀚等農學家大家不一定很熟悉，而他們的農學知識、思想和實踐與鄉建運動實際上也有重要聯系，因此也是我思考鄉建運動的重要論題。
從研究方法來看，過去談鄉建運動的論著基本上是從文獻史料出發做研究，對于圖像資料的關注顯然是不夠的。
我因為是研究美術史的，所以我在關于鄉建運動的思考中增加了一些圖像方面的研究，希望從當時左翼美術的角度思考這個時期的農村問題、農民的生活狀態、農村的斗爭等情況，這也是一種圖史互證式的研究。
我的意圖就是在歷史敘事和圖像解讀這雙重脈絡中去講述近現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基本情況。
其實，上面所談的也正是“導論”的第一個問題：關于30年代中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研究的狀況。學術界一直有不少學者作鄉建運動的研究，近十來年相關的論著、論文的發表數量還是不少的，從區域研究到人物研究都有新的進展，這是基本的研究狀態。
但是，就我個人看來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許多專門研究鄉村建設運動的學者的目光就局限在鄉村建設運動本身，似乎比較少研究把鄉村建設運動與激進主義的中國革命如何發動農民運動、土改運動等作為重要的坐標來參照論述，似乎在我們平常所講的國共斗爭中出現的關于農村問題的解決、農民的動員、農民力量的運用等等都與鄉建運動沒有什么關系。
但是實際上從中共當年對于鄉建運動的批判話語中不難發現兩者之間存在的關系無法回避的。離開了這種比較的角度，我個人覺得對鄉村建設運動的理解、認識是不全面的。
其次一個問題就是剛才我講的圖像問題，實際上我主要不是把圖像作為文獻論述中的插圖性質來運用，而是把這些美術創作圖像本身看作是有重要歷史內涵的文本來研究。在我看來很多關于鄉村題材、農民題材的美術圖像的創作本身基本上已經隱含了鄉村建設的一些重要問題。
“導論”的第二個問題是研究鄉建運動究竟有什么意義？
這個研究的意義從兩個方面來講：首先，這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重要論題，這是無庸贅述的。但是在目前近現代史的敘述中，尤其是在一般的教科書和歷史讀物中，鄉村建設運動即便會被提到，但是其具體內容、重要性、地位和意義仍然是相當粗疏的，與它在真實的歷史發展中曾經具有的意義和歷史地位遠不匹配。
這種狀況當然是與主流近現代史敘事中偏重于革命敘事、激進主義價值觀有很大關系，因此我覺得加強對鄉建運動的研究和普及論述是有必要和有意義的。
其次就是對研究現實生活的借鑒作用。70年代末以來的改革開放的起步就是從農村的包產到戶改革開始，其實中國農民問題、農村問題經過一個世紀的發展，當年鄉建運動的經驗教訓是有一些直接借鑒作用的。
比方說晏陽初的鄉建運動特別重視在農村辦教育、搞衛生，以農村的本土資源解決文化、醫療問題。在“文革”的赤腳醫生實際上與當年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的鄉建有很相似的地方，雖然在“文革”中當然不會說是對當年鄉建運動的借鑒。
又比如，改革開放以來在農村進行的選舉村委會的改革，其實這正是當年鄉建運動中最為重要、非常核心的部分，又很多具體的做法都是可以思考和借鑒的。無論如何，鄉建運動對于我們今天思考農村問題和建設農村仍然有它的借鑒作用，這是可以肯定的。
接下來和大家談談鄉建運動的一些基本概念。
“鄉村建設”在我們今天看起來是一個常用的概念，其實現在基本上不叫“鄉村”，而是叫“農村”。
“鄉村”顯然帶有一種歷史的意味和甚至是非主流的意味。那么“鄉”和“農”之間究竟有什么區別？為什么在30年代的鄉建運動思想者和踐行者都叫“鄉村”而不叫“農村”？這個問題也是值得我們今天認真思考。
在中國現代史論述中的“鄉村建設運動”是歷史概念，一個專有名詞。
當我們在中國現代史中一般說到“鄉村建設運動”，肯定是指在20年代到30年代發生在中國農村的由知識分子與某些官員和廣大村民共同合作、改造農村的這么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是從晚清起步，可追溯到1904年米春明、米迪剛父子在河北定縣翟城村創辦的“村治”。
辛亥革命后，這個“村治”的影響繼續擴展。20世紀20年代，余慶棠、陶行知、黃炎培等提倡辦學，南北各省聞風而動，紛紛從事“鄉村教育”，以圖實現改造中國的目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國的鄉村建設運動進入了高潮。其中以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鄒平和晏陽初領導的河北定縣兩個試驗區影響最大。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全國的鄉村建設運動被迫中止，只有晏陽初堅持在四川等地繼續推行鄉村建設，并隨著形勢的發展逐步由國內轉到國外繼續進行試驗。
現在的教科書或在許多論著中都說鄉村建設運動最后的失敗是必然的，因為它沒有解決中國農村的根本問題，沒有從根本上動員農民反抗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對農村的壓迫等等，也就是說他它沒有從真正社會革命的角度去解決中國的農民問題和改變農民的命運。
把研究止步于“不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社會的政治問題，因而鄉村建設運動最終都是失敗的”這樣的結論，其實這種結論是當年梁漱溟早就認識和講過的。問題在于如何才能解決中國的社會政治問題，改良主義與激進主義有不同的認識和價值追求。
從成敗的角度來看，鄉村建設既是對不同政治力量和知識力量在社會改造、為中國尋求出路的能力的一種檢驗，更是百年中國最主要的兩條發展脈絡“激進—革命敘事”與“改良—現代性敘事”之間的影響、競爭和替代等歷史發展的呈現。
我個人覺得從鄉建運動最后被迫終止有更直接和具體的原因，就是抗日戰爭的爆發，以及抗戰勝利后接續而來的國共內戰，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這些規模巨大、極為殘酷的戰爭使正常的鄉村改革、鄉村建設無法進行，這是很簡單、很明顯的原因。至于從理論上說它由于沒有試圖改變根本的政治制度所以必然失敗，我認為這是一個無法驗證的假命題，因為我們無法設想假如沒有抗日戰爭，鄉建運動在中國農村的發展是否一定全部失敗，這是我們無法論證的。
第二個概念是“鄉村建設派”。從廣義的角度來看，凡是在二、三十年代進行鄉村建設運動的各種不同的社群、團體及其領袖人物，他們都屬于鄉村建設派。
但是我們又會發現在很多著作中還有一種狹義的用法，那就是專門指梁漱溟先生所領導的山東鄒平鄉建研究院，這個狹義的“鄉建派”的主要特征是以恢復中華文化古老的儒學思想作為鄉建運動的思想基礎，帶有中華本位和文化復古的某些特征。這種狹義的鄉建派以及梁漱溟先生個人，顯然在整個鄉建運動中有很大影響，甚至在1949年以后梁漱溟先生在關于中國農民問題的爭論中所引發的那場風波，也是他的鄉建派理想與已經從根本上產生變化的中國政治語境的深刻沖突，接下來我們還會講到這個問題。
另外從“派”的角度來說，也有一種說法把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稱作“舊派”，主要是因為以儒家思想為主導、以中國文化本位為根基的基本特征。
那么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由于信奉基督教、依靠美國的援助等特征而被稱作“新派”，其特色是西方的、教育的、平民的。
第三個概念是“鄉村建設理論”，就是以鄉村教育、鄉村改造和鄉村建設來解決中國的出路和前途問題的改良主義理論，流行于20世紀20～3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鄉建理論就是梁漱溟和晏陽初提出一系列論述，其他的鄉建領袖當然也有各自的思想論述，由于時間關系在這里只能簡單介紹梁、晏的基本思想理論。
梁漱溟先生是現代新儒學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鄉建理論的基礎是以中國傳統文化為本位，是從儒家文化孵化出來的。梁漱溟的鄉建理論是作為復興中國的起點和基礎來加以論述和提倡的。
從二十年代晚期開始，他在廣泛調查和試驗的基礎上，將源自定縣翟城村的“村治”設想發展為鄉村建設理論，認為解決農民問題、復活中國傳統文化是改造中國、復興中國的唯一出路。而中國傳統文化（主要是孔子文化）又鑄造了中國的倫理思想和社會組織結構，形成了“倫理本位”和“職業分途”的思想與社會結構。
梁漱溟認為中國現實問題的解決，只能走農業立國、鄉村建設的道路，其他如俄國的革命道路、歐洲近代民主政治的道路以及革命暴力斗爭的道路，在中國都是走不通的。他把復興儒學文化以解決鄉村問題看作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后覺悟”。
他提出的鄉村建設方案是：從鄉村教育、農業改良、行政改革做起，由鄉村影響城市，以農業促進工業，逐步建設一個保持“倫理本位”和“職業分途”傳統的新國家。
梁漱溟的理論是針對中國作為農業大國現實，提出中國還是要農業立國，以鄉村影響城市的理論很自然會使我們想到在后來的中國革命論述中的那個著名口號“以農村包圍城市”，事實上這兩種口號有實質上的區別，在梁漱溟這里是“影響”和“促進”，是要在保守的保持中國傳統倫理文化的基礎上去適應現代化發展的需要。而“包圍”的目的是要奪取全國政權，完全是另外一種歷史敘事。
晏陽初先生從美國留學回來關注的是教育，所以晏陽初的鄉村理論最核心的部分是人的問題。他的鄉建理論的出發點就是針對中國國民素質的狀況，他用四個字來概括：1.“愚”（愚昧）；2.“窮”（窮困）；愚昧是因為農民沒有知識，窮困使得農民忙于應付生存。3.“弱”，中國人體質上的弱。過去有一種說法是“東亞病夫”，認為我們這個民族在體質上是弱，這種說法的具體語境還可以討論，但是中國社會的衛生醫療狀況導致體質上的“弱”和國民不講公共衛生則是可以肯定的；4.“私”（私心、沒有公德），缺乏公德陶冶和公民訓練。要克服這些缺點，只有在教育方面下功夫。
中國人的最大多數生活在農村，所以要在農村開展平民教育。將平民教育和鄉村建設結合起來，就有希望改造中國。針對中國農民的四大病癥，他主張采用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大方式，開展“文藝”、“生計”、“衛生”、“公民”四大教育。
“文藝”教育就是要通過文藝中的審美培養對人性的理解、同情，從人性的角度從根本上改變國民的精神價值觀念；所謂“生計”教育，就是指謀生的手段、也就是適應經濟發展的各種技能；“衛生”教育，晏陽初從美國回來后特別關注中國農村的衛生狀況，比方說水源的污染、村民的衛生習慣、農村的接生技術等情況，他要通過衛生教育來提高整個民族的衛生水平。至于“公民”教育。他認為我們要培養的不僅僅是新的村民，而且更要培養的是新的公民。
梁漱溟和晏陽初的這些理論基本上就構成了這個時期的鄉建運動的理論核心，在理論的引領下，我們看到鄉建運動是怎樣以各種具體措施來落實他們的思想，回應他們要解決的這些問題。
1、下面簡單介紹鄉建運動的代表人物，雖然有一些大家可能也比較熟悉，但是他們與鄉建運動的一些具體關系還可以在這里講一講。
梁漱溟是生于1893年的北京人，在辛亥革命前參加了同盟會，辛亥革命之后在司法部工作，同時還在北京大學的印度哲學這門課程擔任教職。1921年梁漱溟發表了一部重要的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是其文化哲學理論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論著。
《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被譽為”震古爍今之著作”
1928年他到廣州擔任廣雅書院校長，同時關注農村的問題。在1929年他回到北平，與一些朋友從事《村治月刊》的編輯工作，提出村民自治的想法，同時到了河南輝縣百泉村辦河南村治學院，任教務長。辦刊、辦學校是梁漱溟具體投入到鄉建運動的起點。
1931年，在韓復榘支持下在山東鄒平縣創辦鄉村建設研究院，出版《鄉村建設》。韓復榘作為一個軍閥在民國時期是很有意思的一個人物，他對于梁漱溟的鄉建理論很感興趣，所以在河南省支持他，后來1931年他到山東省當省長的時候，梁漱溟跟著他就到了山東鄒平。在這個地方，梁漱溟就真正開始了他的鄉建實踐。
這些鄉建實踐在當時是非常大膽的，因為他提出了中國農村的基本問題首先要解決農村基層政權的腐敗、貪污和各種落后的情況，而解決的方法首先是要依賴村民自治，也就是從底層開始改造中國的政治權力結構。1933年7月，召開鄉村工作討論會，推選梁漱溟、晏陽初、黃炎培、章元善、江恒源、許士廉六人為主席團，至此鄉村建設派正式形成。
1953年9月，梁漱溟應邀在政協常委會上就過渡時期總路線向中共反映農民問題，因為他一直以儒家文化的本位看待中國農民問題，有為農民利益代言的道德勇氣。兩年之后，由馮友蘭帶頭，對梁漱溟的文化、哲學、鄉村建設理論開展全面的和公開的批判，為時半年。當時有所謂“二梁”受到批判之說，一個是梁漱溟，另一個是梁思成。同時還有胡風和胡適也同時受到了批判。批判“二梁”、“二胡”，構成了1955年前后中國意識形態與思想界的背景之一。梁漱溟還有一個很重要事情是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批林批孔”的運動中拒絕批孔，因此又受到了批判。
1988年梁漱溟病逝于北京，據他生前遺愿，他的一部分骨灰就埋在山東省鄒平縣小黃山。他去世之后馮友蘭還寫了很長的挽聯，看起來也是挺有意思的。這就是梁漱溟先生。
中國平民教育家和鄉村建設家
晏陽初是四川人，1890年出生。他在傳教士辦的學堂中接受教育，在1912年的時候他的傳教士老師介紹他到香港讀書。在香港讀了四年書之后，1916年晏陽初到美國留學，在耶魯大學讀經濟學和政治學。這也是晏陽初后來被批判為是“美帝走狗”的基本背景。
1918年在耶魯畢業，然后就到了法國。當時中國在“一戰”中派了華工團體去歐洲，晏陽初以北美基督教青年會干事的身份去到法國，他的主要工作是代華工寫信回國。由此而產生了教華工識字的想法，也是觸發了晏陽初后來進行平民教育的一個最早的契機。他嘗試從復雜的中國文字中選中一千個常用字用來教華工識字，后來還創辦了歷史上第一份中文勞工報紙《中華勞工周報》。他離開法國后回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繼續讀完了一個教育學的碩士學位。
1920年七月回國，先在上海基督教青年會從事平民教育工作，編寫了教平民識字的基本教材。1922年晏陽初發起全國識字運動，號召“除文盲、做新民”，在湖南長沙組織平民教育討論會，并推行他的《全城平民教育運動計劃》，發動長沙市的幾百名小學老師來幫他上街游行派傳單，宣傳平民教育的意義和做法。他得到一些名流的贊助，在長沙成立了200所教平民教育的夜校等各種類型的學校，先后招收的學生也有2500人，也算是有一定的規模。
在長沙開展的平民識字運動是晏陽初平民教育理論的第一次大規模實驗，取得了重大的影響。青年毛澤東也曾經作為義務教員參與過晏陽初在長沙的平民教育運動，記得以前我們在課本上讀過青年毛澤東的故事，說他在給長沙的人力車工人上課的時候首先就寫了一個“工”字，然后底下緊接著寫“人”字，就說你看工、人合起來就是“天”，有天大的力量。
下一步的發展更為關鍵。1923年晏陽初到了北京，在一些文化名人、名流的支持下組織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簡稱“平教會”），任總干事。平教會成立后先后在華北、華中、華東、華西、華南等地開展義務掃盲活動。晏陽初明確認識到平民教育的重點應該放在鄉村，因此專門設立了鄉村教育部，經過在各地的調查，平教會選擇了“村治”思想和實踐的發源地河北定縣作為平民教育的實驗試點。
上世紀30年代初，晏陽初和平民教育促進會同事在河北定縣
1926年晏陽初來到定縣翟城村推行他的鄉村教育計劃，1929年平教會總會遷往定縣，全力以赴地在這里開展鄉村教育的實踐。剛才講過晏陽初的思想中認為中國農民的核心問題是“愚、窮、弱、私”四大病，他的“學校式、社會式、家庭式”三大方式并舉和“以文藝教育攻愚，以生計教育治窮，以衛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四大教育連環并進的方案就是他推進鄉建運動的基礎。
在河北定縣推行的鄉建活動都從：為農民的切身需求出發、從具體的事情出發，例如指導農民修建井蓋與圍圈，減少通過飲用水傳染的疾病；訓練學生向村民宣傳衛生知識，建立保健所和培訓合格醫生；為村民引入優良棉花和蛋雞品種。更為根本的改造是建立村民自治組織，改組縣鄉各級政府。
晏陽初在定縣的鄉村教育實踐得到國民政府民政部的肯定，要將晏陽初的經驗向全國推廣，在各省抽出一個縣進行鄉村教育試點，先后成立了定縣實驗縣、衡山實驗縣等鄉村教育實驗區。
更有意思的是，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湖南省省長何建把晏陽初邀請去湖南去長沙，希望晏陽初幫他動員全民投入抗戰。晏陽初在湖南曾經掀起一個試驗，把全省2/3以上的縣級官員都罷免了，培養和訓練了5000名知識分子、學者到政府部門中去工作。這是一個很大的舉措，說明中國的鄉建運動與政權結構和管理的改造有很密切的關系。
我們剛才講過鄉建運動在抗戰全面爆發之后基本上就停止了，只有晏陽初輾轉四川等地堅持進行他的鄉村建設的嘗試。1945年抗戰勝利后，晏陽初向蔣介石提出要撥款在全國重新開展鄉村教育和鄉建運動，蔣介石當時所面臨的是國共內戰一觸即發的歷史關頭，所以就拒絕了他的要求。
結果晏陽初就向杜魯門總統和美國國會議呼吁為中國鄉村教育運動提供資助，結果美國國會就通過了一個法案叫做《晏陽初條款》，規定當時美國政府援華每年撥款中起碼有不低于5%、最高不超過10%的份額是用于晏陽初所領導的鄉建運動的。
1949年重慶軍管會解散平教會，有媒體將晏陽初稱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批判平教會是“反動組織”。晏陽初離開大陸后，輾轉到了臺灣、美國，1956年在他幫助下菲律賓建立了國際鄉村改造學院，推廣晏陽初的平民教育思想，協助后進國家培訓從事平民教育工作的教師。1985年晏陽初第一次回到大陸，獲準訪問河北定縣，也受到了當時高層領導的接見。1987年他再次回國訪問。1990年晏陽初病逝于美國。
對晏陽初的評價，在很長一段時間曾經是盡量淡化的，因為革命敘事與鄉建的改良主義敘事的沖突關系。改革開放之后，對晏陽初的評價逐步改變，但是也出現了一些偏頗，在網上檢索的有些信息其實是不真實的，夸大了晏陽初在世界上的聲望和影響，這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第三位要介紹的鄉建代表人物，盧作孚也很值得我們關注。可能人們一般都知道盧作孚，在四川人中他最有名的是創建了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發展到擁有140多艘江海輪船和近萬員工的大企業。其實盧作孚不僅是成功的民營企業家，同時也是社會活動家，早年曾加入同盟會，并參加了四川的保路運動。
在1927年，盧作孚在重慶北碚以峽防局為基本機構開展鄉建運動，這個峽防局本來是作為一種民防自治的機構，但是他很快轉進了鄉村建設運動。
盧作孚的鄉村建設主要三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對當地生態環境的改造和建設，比如修建道路、整治環境衛生、廣植樹木等；其次是大力發展地方的實業經濟，先后投資建設鐵路、煤礦、染織和農村銀行等，在這里更為突出表現了他作為企業家的實干才能；還有就是創辦教育與文化事業，以及一些社會公共事業，如各類民眾學校、圖書館、公共運動場、平民公園、地方醫院等，這些現代的公共文化設施即便在今天看起來都還是非常先進的。
盧作孚在1930年還發表過一篇比較重要的文章，題目就叫《鄉村建設》?？偟目雌饋恚R作孚的鄉建思想和實踐就是要實現“鄉村現代化”，具體來說就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把交通運輸的建設與鄉村城鎮化結合起來，而文化教育則是為這個現代化事業培養人才和普及文化知識的基礎。他制定和實施的北碚鄉村建設20年發展規劃，可以說是創造了一種鄉村建設的北碚模式。
盧作孚后來的結局是比較悲慘的。我剛才忘記說了，盧作孚和梁漱溟都是同一年出生的，都是1893年。在1950年代初期的民營資本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運動中，在“三反、五反”的時候，他被人揭發說他腐蝕國家干部，1952年2月盧作孚在重慶的家中自殺，就是這么一個悲劇。
下面介紹最后的兩位人物，這兩位人物一般在談鄉村建設運動的時候人們未必會關注，但是其實他們非常重要，這兩位都是中國現代著名的農學家。
董時進（1900-1984），1924年獲美國康奈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1925年歸國擔任北平大學、四川大學等校農學院教授及院長
董時進大概是近十多年來才被重新的關注，有學者寫了一些文章稱他是中國關心三農問題的第一人。他不屬于“鄉村建設運動”中的領導人物，也沒有開創鄉建派別，但是他在農業思想、鄉村建設與政治乃至農業與政黨等方面都有相當清醒的認識和探索。這位“先知”不是書齋中的冥想者，而是現實生活中的探索者與踐行者。
董時進于1920年畢業于北京農業專門學校之后就去了美國繼續深造，1922年赴美國深造，1925年獲得康乃爾大學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回國。回國后先后從事農學教育工作和政府的農業行政工作，另外也在鄉村從事農村建設和從事推動民主憲政的社會工作。
1938年他在成都創辦的《現代農民》月刊一方面積極傳播現代農業技術知識，另一方面發表農村政治時評，以作為農民的喉舌為己任，側重在揭露、抨擊國民黨鄉村政權的腐敗。那些文章光從題目上看就可以使人們感慨不已，如“保長的威風”、“駭人聽聞的鄉長”、“役政的弊端”等等。
在他的思想中，中國農村最重要、中國農民受到的最大迫害的根源不是土地問題，而是政治黑暗與貪官污吏，這對農民的殘害是最大的。
從中國農村問題出發，董時進積極參與現代政治中的黨派活動，但是卻一再受挫。到了1947年5月，董時進干脆成立中國農民黨，該黨在政治上強調自己的獨立性，對時局的發展持中立和觀察的態度和主張。
這種特立獨行的政黨立場顯然不會被無情的歷史所見容，但是當時的董時進對此尚沒有清醒的意識。1949年4月，董時進謀求農民黨作為參加新政協的單位而遭到失敗，李維漢在6月約見董時進時批評他的農民黨是地主黨，勸告董時進還是以從事農業建設為好。董時進于是很快宣布農民黨解散，他的農民政黨夢徹底破滅。
他認為中國的農村問題不是土地分配不均的問題，而是因為地少人多，硬性的土改會導致以后出現很大的問題，他甚至預言到以后政府還會把土地收回來的等等很多的情況他都做了一些精準的預言。
1950年他到了香港后，繼續關心中國政治與農村等問題，寫過三本小冊子。其中有一本是他離開大陸前在全國約十個省的區域中旅行筆錄，所涉及的社會生活面很廣，所記錄的不僅僅是生活現象，更有對社會心態的轉變等等問題的觀察。作者的思考也非常深刻和犀利，應該說這是一份研究中國現代歷史的重要文獻。
在定居美國后，董時進以記憶中的中國農村生活和家族歷史為題材，寫了《兩戶人家》這本自傳體小說。這本小說在前幾年在國內出版了，內容是以作者父輩兩兄弟的家庭興衰為內容，既是董家的真實家史，更是中國農村的真實縮影，對于讀者理解那個時代的中國鄉村生活與農業問題很有幫助。
最后要介紹的這位先生是沈宗瀚，今天在大陸知識界對他的了解恐怕比對董時進的了解還少，雖然在1990年代北京的幾個學術單位都曾經舉辦過一些學術活動紀念沈宗瀚先生。
沈宗瀚（1895—1980），農學家、作物遺傳育種學家、農業行政管理專家，美國康奈爾大學博士
沈宗瀚與董時進的經歷基本上是一樣的，也是北平農業專門學校畢業，1927年在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得農業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回國。但他有自己的特點，他不像董時進那樣進行關于農村問題的政論、政黨的活動，而是一直從事農業的技術革新、良種的培育等工作。
沈宗瀚一生最突出的成就是作為作物遺傳育種學家，在金陵大學期間培育成功的小麥良種大大提高了產量，深受農民歡迎。在抗戰期間他提出的一些措施也對發展后方糧食生產有很大貢獻。最后在國共內戰的艱難時局中，他仍然堅持推行農業革新，仍然風塵仆仆地來回奔走于杭州、上海、臺北、廣州四川等地，還在與農民、官員、農業技術人員討論如何實現農業減租、推廣農業技術、培養農業技術人員等合作事項，近十年來國內學術界有一個重新挖掘、研究民國時期的農學家的研究動向，董時進、沈宗瀚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人物。
2、接下來我們要談的是就是近現代中國鄉村建設的歷史脈絡。
這個歷史脈絡可以從古代說起，因為中國以農業立國，戰國時期就有“農家”學派，是百家爭鳴里的一家。楚國的許行是被稱為農家學派的創始人，孟子同時，他的這兩個姓陳的門徒原來是孟子的徒弟，后來他們離開了孟子投靠了許行。那么許行的思想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主張“賢者與民并耕而食”和“市賈不二”，提倡人人平等勞動和物物等量交換，以實現其社會改革思想。是一種帶有烏托邦色彩的農業思想。
作者：呂思勉（1884—1957），著名歷史學家、國學大師，與錢穆、陳垣、陳寅恪并稱為“現代中國四大史學家”
歷史學家呂思勉曾經在《先秦學術概論》把農家分為兩派：一是言種樹之事；二是關涉政治。農業與政治，這兩點的結合似乎可以看作是現代鄉村建設的傳統淵源，但實質上還是有根本性不同?，F代鄉建運動要面對的是外患（帝國主義）和內憂（激進革命）。
我們跳過中間的歷史而談到清代，為什么要談清代？因為清朝順治皇帝開創了一種叫做“鄉約宣講”的制度，每個月的初一和十五基本上是固定的宣講日，由專職宣講人向農民宣講來自歷朝皇帝的道德訓誡，其內容自然是勸善戒惡，后來更增添了講解法律規條。
清朝政府非常重視這項活動，不斷要求各地官員要以最大的熱情和加倍的努力使鄉約真正發揮對農民進行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普遍來說都只是徒具形式。講約員或只是喝茶抽煙，或只是偶爾舉行一次，而他們自身的品行和能力更值得懷疑。
蕭公權的《中國鄉村——論19世紀的帝國控制》這部著作很深入底研究了這種制度及其實施的情況。
他指出：“整套復雜的鄉村控制體系，是統治者設計出來的，目的是要把對權威的害怕貫輸在人民的腦海里，養成他們接受現狀的意愿，防止他們發展自立的能力——簡言之，使他們在政治上無害、在思想上遲鈍。這些制度并沒有達成理論上應有的結果，但它們的長遠作用，藉由歷史環境中各種因素的加強，有助于強化一般村民的特點，讓他成為溫順的、缺乏自信的、無法自立的人?！?/p>
的確說得很有道理。為什么要把這個鄉約宣講放在我們的鄉建歷史脈絡里來談呢？因為在鄉建運動種提出的村民自我教育、自治等問題其實也是回應清代以來關于鄉村教化統治的這樣一種歷史的脈絡。
3、我們下面看這個歷史脈絡中主要的幾個最重要的鄉村建設流派。
剛才說過，最早的鄉建實踐來自河北定縣翟城村的米氏父子——米春明和米迪剛，他們來自當地的一個望族（米迪剛還曾在日本學習），從1902年就開始開展識字運動和鄉村自治的工作。1904年之后更是開始以翟城村為示范，實施一系列改造地方的舉措，積極開展以興辦新式教育、制定村規民約、成立自治組織和發展經濟為內容的鄉村自治。
在清末的“新政”中，袁世凱在農業方面也多有貢獻，率先成立了直隸農務局，創辦農業報刊和農業試驗場和農產制造所，宣傳農業科技知識。
剛才也說過，晏陽初于1926年選擇河北定縣進行以識字教育為中心的鄉村建設試驗，進入三十年代后形成高潮。除了河北定縣之外，全國各地相繼出現了以梁漱溟為首的山東鄒平鄉村建設實驗區、中華職業教育社所進行的江蘇徐公橋等實驗區、江蘇省立教育學院所從事的各實驗區、金陵大學農學院所舉辦的安徽烏江農業推廣實驗區，等等，總計達千余處，其中尤以鄒平和定縣的實驗區為典型。
據南京國民政府實業部的調查，1934年，各地鄉村建設團體達600多個，這些團體建立的鄉村建設實驗區、實驗點達1000多處，關于鄉村建設的報道、評論、爭議在各種刊物連篇累牘出現。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有專節“鄉村建設運動”，把當時的鄉村建設實踐分為六個類型：西方影響型（晏陽初）和本土型（村治派，梁漱溟，陶行知在南京建立的曉莊師范），教育型（晏陽初，陶行知）和軍事型（彭禹廷在河南鎮平縣建立的地方防衛政體），平民型（晏陽初，陶行知）和官府型（例如由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直接支持的浙江蘭溪和江蘇江寧兩個實驗縣）。
并指出，所有這些鄉村建設類型的共同點都與政治密不可分：“通過教育及經濟改革復興農村，意味著與政治當局建立起支持和保護的關系。這當然是因為在一個組織起來的計劃中，任何同農民打交道的企圖必然引起政治方向的問題和合法性的問題，而不管該計劃是否有明顯的政治目的或者活動?！?/p>
鄉村建設運動的主體目的和內容主要有三大塊：第一，對鄉村政治進行自治化和民主化的制度改革；第二，對農業經濟推行企業化和市場化的股份制合作社建設；第三，對農民素質實施知識化和文明化的普及教育。從當時報刊的有關記載和報告來看，鄉村建設的具體內容包括：改善農村政權，組織鄉村自衛；組建各種合作社，推廣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設立各種教育機構，推進基礎教育；改善衛生和醫療狀況，整治村容和道路，禁絕鴉片和賭博，破除迷信，等等。
即三大核心：地方自治、平民教育和農業經濟建設，顯示了一種力圖對農村政治、農業經濟和農民素質進行全面改造的現代性模式。
其實第一個方面的內容非常關鍵，也就是力圖實行農村政治的自治化和民主化，是鄉村建設運動中最早和最明確提出的目標，雖然各實驗區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各有不同，但是他們的實質都是在追求這一目標。
最突出的例子是1931年梁漱溟在鄒平縣的實驗區廢除了原來的7區157鄉鎮及各區鄉鎮公所，改劃為14鄉336村，相應設立村學和鄉學。村學相當于鄉級政府的鄉公所，鄉學相當于區級政府的區公所。在實踐上，梁漱溟把它們辦成為既是鄉村的文化教育組織，更是行政自治組織，其實就是“政教合一”，而這個“教”不是宗教，而是教育。
具體的操作院子是民眾選舉和聘任相結合，是一種民主性的鄉村社會組織，并要求全體鄉民遵守倫理道德的原則。其主要領導者和辦事人員不僅由民主推選產生，而且都要求德才兼備，熱心于鄉村建設事業；其職責除了從事教學工作之外，主要是辦理本村、本鄉的一切公共事務和上級政府交辦的事務。
晏陽初在河北定縣的機構改革做法是設立公民服務團，是屬于村一級的，然后是鎮委員會，然后才是縣委員會這三級。不管他們用什么樣的名稱，不管他們有什么樣不同的規模，實際上看都是力圖以民主推舉、職責分明、民眾可以監督罷免的方式實現鄉村自治。
晏陽初和梁漱溟他們都反復強調要改造農村的話，那么民眾不能一盤散沙，肯定是要有一個領導者與領導機構，但是按照原來的很多縣級政府機構的非常腐敗的狀況，肯定不能完成這個任務。所以一定要通過自治的民主的方法來改造基層政權。其他鄉村建設運動實驗區也都同樣把鄉村自治作為核心內容之一。
可以說，鄉村的政治自治建設在鄉村建設派的理論及實踐中，不僅是中心內容之一，而且是整個鄉村建設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如晏陽初認為，鄉村建設要達到目的就必須要借助鄉村政府的力量，但是原有的鄉村政府只知道剝削農民，因此要進行鄉村建設，首先就要改革鄉村政治。
再看看鄉建運動中的農村經濟企業化和市場化嘗試努力。
各鄉村建設實驗區都成立了多少不等的各類合作社，主要有金融合作社、生產合作社和運銷合作社。金融合作社主要是信用合作社，種類比較單一。生產合作社種類最多，各地根據其農業資源和出產的不同而設立不同的合作社。運銷合作社主要是為了解決產銷的市場問題，既組織和指導社員進行生產，又把社員和其他農民所生產的物品經過粗加工運往所需地區直接銷售，其中鄒平的美棉運銷合作社是比較成功的范例。
當然，上述各種合作社，無論從資金上來看，還是從人員上來看，其規模都是很小的；其生產經營的市場化程度也是有限的，距離真正的企業化和市場化還很遠，但它顯示了企業化和市場化的方向，具有了初步的企業化和市場化性質。
鄉村建設運動的各個實驗區都建立了數量眾多、形式多樣的農村教育機構。這些鄉村教育活動既提高了農民的文化素質和技術水平，而且使農民逐步破除了守舊心理和傳統觀念，通過逐步掌握農業科技知識而提高了自信心和個人尊嚴。當年的鄉建運動在今天看起來也是很有啟發性的，而且是能夠與世界的發展趨勢接軌的。
4、下面看到的這些圖像資料是當年一些村治的記載文獻、刊物等。
這是翟城村最早的村治執行委員會下面所擁有不同的機構，管轄的內容相當全面，可以發現早期的村治運動提出的問題不僅僅涉及到農業生產、教育，還涉及到社會的禁妓、禁煙、禁賭等問題。這是梁漱溟在1937年出版的著作《鄉村建設理論》，集中體現了他的鄉村建設思想。
1937年3月，集中體現梁漱溟鄉村建設思想的《鄉村建設理論》由鄒平鄉村書店出版。圖片致謝李公明教授
非常有意思的是他在這個書名的旁邊寫著“一名中國民族之前途”，意思是另外一個書名應該叫做《中國民族之前途》，可見我們剛才所講的鄉村建設不僅僅是農村問題，而是關于中國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問題，這在梁漱溟的思想里是非常明確的。
他的這一段話也是非常重要，他說：“外力的破壞對于農村是有限的。自動的也就是所謂內部的，我們自己內部的破壞是十倍都不止。”“一部中國百年史，就是一部鄉村的破壞史。”“鄉村建設，并不是跟著鄉村，而是在整個中國社會的建設，甚至提升為一個建國運動?！边@就是梁漱溟的《鄉村建設理論》。
我們從1933年四川灌縣征收糧稅的收據可以看到。居然在1933年就提前征收1974年的稅，可以見到對于農村經濟的破壞程度。
《農民》（旬刊）第100期封面，1927年12月1日由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鄉村教育部出版
這是1927年《農民》刊物，晏陽初平教會出版的，我們可以看到目錄和整個的編排都很清晰，是比較成熟的關于農村的刊物。
《民間》刊物中關于大學教育與鄉村建設的關系，也是有專門的文章去討論。
1929年創刊的《村治月刊》，1934年的文集《鄉村建設實驗》，收集了各種鄉建實驗的報告。
《村治月刊》1929年創刊號封面-北平村治月刊社編
5、下面談談革命派對鄉村建設運動的批判。
鄉村建設運動當然存在不少缺陷和問題，在整體性政治條件懸而未決的情況下，鄉村建設所面臨的政治瓶頸不僅阻礙它繼續前行，也是導致它最后失敗的原因之一，這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問題是，鄉建運動的失敗（剛才講過最直接的原因還是因為戰爭）難以成為論證激進主義的暴力斗爭方式的依據，因為在成敗之上還必須討論各種道路的性質、目的和方式的價值判斷。
1936年，新知書店出版了《中國鄉村建設批判》一書，集中了千家駒和李紫翔等中共地下知識分子對梁漱溟的鄒平實驗和晏陽初的定縣實驗的批判。
千家駒認為晏陽初對中國社會的整體認識是有問題的，愚、窮、弱、私只是表面的現象，不能由這四個字本身得到解決的；他還認為梁漱溟的鄉學與村學，雖然披上了“組織農民”的新招牌，也不過是為了維持現存的統治秩序而已。
因此在他看來，這兩種實驗都會把中國帶入歷史的歧路。他想論證的就是必須以階級斗爭動員農民、顛覆現存制度。這正是共產黨當時動員革命的理論依據。在激進壓倒改良、革命敘事壓倒現代性敘事的歷史脈絡中，中國鄉村建設的唯一結局：多元化的、漸進改良的道路被強制納入到一元化的、體制化的和越來越激進的模式之中。
無論是鄉紳、知識分子、開明官員或是西方傳教士及學者，無論是社會團體、政府機構還是西方合作化組織，所有那些在20世紀中曾經關注和處理過中國農村問題的力量最后不得不在中共領導的激進的、暴力的革命面前承認他們的失敗。
現在繼續談談從國共合作到中共領導的農民運動、土改運動的革命之途?？梢钥吹皆卩l村建設運動與以暴力革命為核心的農民運動、土改運動之間，存在著目的、性質、方法和結果巨大差異。
中共對農民運動的認識有一個變化過程。李大釗在1919年發表《青年與農村》號召青年到農村去作宣傳和開發工作，他的出發點是對農民境況的深切同情，他的理想目的是要在農村培育民主、憲政的精神，最后改善農民的生活。更值得思考的是李大釗在1926年一篇文章中對農民武裝的認識，認為農民自衛的武裝組織應該自治的，守望相助的，而不是供軍閥、土豪所驅使的。
中共一大代表陳公博對于中國農民在國民革命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較為明確的認識和論述。但是，在國共兩黨不斷推進對農民運動的認識的同時，甚至是在更早的時候，共產黨地方組織就發動了聲勢頗大的農民運動。
1921年沈定一在浙江蕭山地區領導農民成立了中國最早的農民協會；1923年彭湃領導成立了海豐總農會，也是開展減租斗爭；這些早期農民運動雖然失敗了，卻為日后中共在國共合作中的農民問題上爭得了主要的話語權。
同樣是有來自外國的影響——本來中共就是共產國際的支部。關于中國革命的農民問題并非是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獨立發明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共產國際的認識和指示。
在1920年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明確提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任務包括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在1922年列寧接見了中共代表張國燾等人，強調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要組織農民。于是在1922年7月中共“二大”宣言中，指出農民“是革命運動中的最大要素”，提出了工人和農民要聯手進行革命的重大問題。
關于農民問題的認識產生的巨大變化：由對農民狀況的同情和思考而產生了到農村去開展改造運動的使命感（這幾乎是所有關心農村問題的政治力量和社會團體的認知和行動的出發點）變為在農民身上發現了所蘊藏的巨大的破壞性力量和幾乎是無窮的人力資源，對于國民革命的成功、繼而是對中共領導武裝斗爭的成功的考量迅速成為發動農民運動的主導思想。
從這種“變化論”還可以進一步思考“支持論”，即中國革命的勝利是因為獲得廣大農民的支持。這當然是對一種歷史事實的表述，但是應該思考的是，“支持論”即便只是對一種歷史結果的概括表述，也有過于簡單化的傾向，容易遮蓋了其中更為復雜的問題。
不妨以中共在抗戰結束后在解放區迅速掀起的土改運動及其做法為例，可以對“支持論”多做一點思考。
1946年中共的解放區土地政策突然從減租減息轉向全面的、要求迅速完成土地改革，人為地把原來經過減租減息運動而形成的土地占有和財富分化的對立已經并不嚴重、階級關系和農村生產氣氛比較平和的局面變為急風暴雨般的階級斗爭、無情殺戮的局面。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急劇的政策轉變和農村社會因此而造成的急劇動蕩？無論是中共領導人的自述都認為這是為了動員農民參軍、取得戰爭的人力與物質資源的目的。
這就是在“支持論”背后的真實歷史語境，也是與鄉村建設運動完全不同的目的、性質和結果。改良主義是試圖通過對鄉村進行改造從而達到改造中國的目標；激進主義是以農村、農民作為革命的人力和資源來取得革命的勝利，革命勝利的最終標志就是奪取政權。這就是兩條完全不同的歷史發展脈絡。
6、下面進入圖像的脈絡來看看中國鄉村問題在藝術創作中的表現。
這是從攝影的角度反映中原地區的饑民狀況，是中國農村真實狀況的縮影。
作品《流民圖》，1943年抗戰后期創作的，當然這個作品本身創作的動機和具體的歷史背景、語境都有很多問題是有爭議的，但是不管怎么說就畫面來講他的確是描繪了農村災民在流亡中的悲慘情景。
這是國共合作期間的農民問題宣傳品，當時有很多這樣的宣傳單張漫畫，包括一些農民周刊之類的畫報。這些漫畫里可以看到對于農民悲慘狀態的描繪，以一種階級斗爭、階級怨恨的角度去進行描述。
這些都是廣州的農民協會當時藝術宣傳的單張，《中國農民》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農民部辦的，其實也是共產黨人在辦，這是刊物封面。
黃新波是杰出的左翼美術家，這組作品很有意義。1933年黃新波到上海，當時上海新聞時有關于農村問題的報道，其中一份報紙就報道了江蘇、浙江地區連續發生很多的佃農抗租而被政府鎮壓的事件。
黃新波先生顯然是依據這類新聞報道創作了這一組《平凡的故事》版畫。其內容就是農民交不出租，政府派兵把農民抓起來，農民通過賣兒賣女拿到錢之后去還了租錢，但是人放出來之后沒多久又重新被抓進去，這是政治黑暗、農民痛苦的過程。
這組作品說明基層政權對于農村、對于農民的壓迫是非常嚴重的。這不是后來我們所看到的那些為某種階級斗爭敘事理論而創作出來的，而是有其真實的歷史情境。黃新波創作了不少關于農民的怨恨、反抗的版畫，都是有他的真實歷史依據和生活體驗。
胡適先生比較少談到農村問題，但是1933年他在這篇文章里居然用這么些激進的語言去描述農村的痛苦。
剛才我們講過董時進成立中國農民黨，《農民黨宣言》里面談到農民所受到的剝削主要是因為政治方面的原因，軍閥、官僚利用他們的權威來掠奪人民，所以鄉民貧窮。
李樺是著名的左翼美術家，1947年他創作的這幅作品非常形象地傳達了農民的痛苦。
符羅飛是海南出生的廣東畫家，早期加入了中共，抗戰時期在國統區采訪、描寫了災民，這幅作品有很強的感染力。在左翼美術中，除了斗爭與怨恨的主題以外，還有表現農村生活中的農民圖像，傳達的是勞動者的美學，這與鄉建運動的審美精神也有著內在的聯系。
李樺的這幅《晚歸》非常樸實而抒情，歌頌勞動者在大地上的豐收之情。李樺還有一些這樣的反映田間勞作的水墨畫，也很有抒情的意味。
趙望云是著名的長安畫派代表畫家，1933年他給《大公報》畫了一個農村寫生專欄，他回河北農村家鄉去寫生，這批作品也是反映當時的農村狀況，與鄉村建設運動更有聯系。
馮玉祥看到了他的這個《專欄》非常感興趣，為他的畫配詩。在馮玉祥題的詩中就可以看到關于農村生產的很多問題，比如這里談到外國人種地用機器，我們用氣力。這些都是從現代化的角度來看待中國的農村問題，所以我說在美術圖像的脈絡中同樣呈現出中國鄉建運動的一些基本情況。
這張畫的是老人，馮玉祥的題詩也特別講到農村的問題就是貪官污吏、苛捐雜稅、民不聊生、農村破產。這些都說明來自政治上的黑暗是導致中國農村問題最大的源頭。
廣東畫家余本《晚歸》也表現出非常樸素的情感，甚至帶有宗教般的情感。
余本《晚歸》，油畫，1935年，圖片致謝李公明教授
龐薰琹的這幅作品也是特別有意義，他把《地之子》，中間一個孩子的形象作為中國農民、農村的象征符號，后面兩個成年人其實他認為是中國的象征，從構圖各方面來講有點像基督被放下十字架，一種宗教的悲憫由此產生。
古元是延安的革命版畫家。他于1942年創作的《逃亡地主又歸來》反映了延安時期的土地政策，剛才我們講到“支持論”的時候提到1946年在解放區普遍出現的激進的土改運動，在42年的時候情況就不是這樣的，那時候是歡迎這些逃亡的地主回來，給予他們比較寬大的政策。
但是地主回來之后還是要有斗爭的，所以這是描繪農民在減租會上的斗爭。彥涵也是延安著名的版畫家，他的這幅《浮財登記》具體地描繪了1948年新土改之后，在這個過程中農民分地主的浮財。
從中共關于土改的指示、要求來看，地主的浮財是不能夠分的，能分的只能是土地和一些生產工具，但是在具體運動過程中很多地方為了動員農民向地主作斗爭、分土地，往往手法是先分地主的浮財，衣服、被子、首飾等這些東西，吸引農民進而要求分土地，起來和地主斗爭。
農民在閱讀《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河南偃師縣，1950年新華社攝，圖片致謝李公明教授
劉子久創作的新年畫《領地契》，1951年農民領到了土地契約。對于《共同綱領》關于“必須保護農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權”的規定，毛澤東認為，一邊保護，一邊也可以動搖?，F在保護它，就是為了逐步動搖它。
他提出這樣的質問：為什么不動搖私有？保護之，就不能動搖之？對于華北局批評山西省委設想通過互助合作，用零敲碎打的辦法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毛澤東提出：為什么不能直接過渡，還要經過什么？
這是宣傳畫《合作化高潮》，1953年甘肅省委宣傳部創作發行，說明即便是在土改和49年以后仍然在激烈的行動與比較溫和的政策方面存在著這么一種波動。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村莊與城市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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