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深處的革命
摘要: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目的不只是打倒“資本主義當權派”，更著力于城鄉社會生活的革命化改造?本文從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和社會關系三方面，討論“文革”以革命重塑社會日常生活的努力?紅衛兵運動中的“破四舊”?“大串聯”及后來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均以限制物質生產與供應的方式，達到革命目的；舊思想的簡單沖擊及“學毛著”的儀式化，則使以“破舊立新”為宗旨的思想革命流于形式；“清理階級隊伍”帶來了人人自危的社會情勢，導致社會關系政治化和社會裂痕的出現?正是這些發生于生活深處的革命，使后革命時代的社會生活長久難以擺脫革命的影子?
關鍵詞:文化大革命；物質生活；精神生活；社會關系；革命化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要求以“無產階級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來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雖只限“精神”，然以革命重塑日常生活的訴求卻表露無遺?從此后的歷史進程看，持續十年的革命，確實給城鄉社會生活帶來了深刻影響。
“文革”對當代中國的影響之重，使其甫一結束就入學界視野，歷史脈絡和關鍵事件的討論繁多，不過很少觸及生活。多數研究中，“文革”時期日常生活的討論都隱于社會影響分析。如在李懷印筆下的秦村，“文革”“一直是一個有趣而令人激動的記憶，即使在三十年后，每當回憶起那場經歷時，他們的情緒依然如此。”高默波認為，“文革時期，像高家村這些農村地區，不僅農業生產活動沒有受到干預，并且在教育?醫療衛生?文化娛樂等方面還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不過寶森則強調“文革”“的確擾亂了人們的生活。”亦如黃樹民所言，“文革”確給農村帶來了傷害，只是“相形之下，文化大革命對于農村造成的傷害，不會比其他的政治運動更嚴重。”無論“激動記憶”還是“擾亂”式傷害，“文革”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都顯而易見。整體上反思“文革”，日常生活的討論不可或缺。
近年的“文革”研究，日常生活始受關注。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雖仍以政治事件為線索討論“文革”，但“天下大亂”的分析已觸及社會生活。金大陸以上海為中心，指出“社會生活”的研究對激活“文革”整體記憶頗為重要。孫沛東對“文革”期間廣東人著裝的研究，也回到日常生活。不過總體上看，“文革”時期社會生活研究仍未真正展開，除了金大陸的上海研究，至今少見“文革”社會生活的專門討論。鑒此，本文從物質?精神與社會關系三方面，初步討論革命化生活的再造之途，以期為學界的“文革”生活研究拋磚引玉。
一?革命場景下的物質生活
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毛澤東提出了“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的革命路徑。“大亂”的實現，主要仰賴紅衛兵運動的興起。8月1日，毛澤東給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信，明確表達了對他們的支持。“不論在北京，在全國，在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凡是同你們采取同樣革命態度的人們，我們一律給予熱烈的支持。”一周后的“文革”決定，對紅衛兵運動亦大加贊賞，“一大批本來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闖將。他們有魄力?有智慧。”毛澤東和中央的肯定，鼓舞了“闖將”的士氣。自此，全國高舉“革命造反”大旗的紅衛兵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
雖然紅衛兵組織普遍建立，但如行動若限于校園，自然不會對社會生活造成太大沖擊。不過《決定》發布十天后，毛澤東戴上“紅衛兵”袖章登上天安門城樓，高唱“造反有理”的歌曲，表達了對紅衛兵支持的同時，更掀起了全國范圍的“造反奪權”高潮。在“造反有理”的號召下，紅衛兵運動沖出校園，在全社會開展了“向一切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發動了猛烈攻擊”的“破四舊”運動。實際行動中，“破四舊”未止于思想?風俗等觀念領域，反演變為強迫抄家的荒唐之舉。至此，意在清除“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革命，開始進入尋常百姓家。
季羨林曾回憶了抄家對物質生活的影響。“屋子里成了一堆垃圾。桌子、椅子，只要能打翻的東西，都打翻了。那一些小擺設、小古董，只要能打碎的，都打碎了。地面堆滿了書架子上掉下來的書和從抽屜里丟出來的文件。我辛辛苦苦幾十年積累起來的科研資料，一半被擄走，一半散落在地上。睡覺的床被徹底翻過，被子里非常結實的暖水袋，被什么人踏破，水流滿了一床。”與季羨林相比，于光遠碰到的抄家者雖未動武，也不斷向其索要文稿。季、于的知識分子身份與遭遇可能給人一種印象，抄家是否只發生在文化人身上?事實并非如此，趙鐵林就指出，“造反團”的抄家可謂挨門挨戶，說是“破四舊”，其實，“值點錢的東西就都被搶走了。”卜偉華也發現，抄家的影響相當廣泛。北京僅在1966年的8、9月，被抄家的就有11.4萬戶。整個“文革”期間，北京被非法沒收的私房達52萬間，其中私人自住房82230間。上海的情況更甚，從1966年8月23日至9月25日，被抄家的共15.77萬余戶，占全市總戶數的6.5%。
抄家的破壞性雖較直接，終究只發生在部分人身上，不足以反映物質生活的整體變化。紅衛兵運動對工農業生產的破壞，于生活的影響更為廣泛持久。8月8日的《決定》曾有“抓革命，促生產”的內容。9月14日，中共中央又專門發出《關于抓革命促生產的通知》，要求“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產，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建設雙勝利。”但頻發的通知并未阻擋革命向生產領域的蔓延。早在8月底，上海商業職工就加入到紅衛兵的“破四舊”狂潮，還通過調整商品供應種類來體現革命行動。類似情形不止發生在上海，全國范圍內，一些被認定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商品如中高檔化妝品以至繡花枕頭都被迫停止經營，理發店里的吹風等服務項目也被迫取消。這些都直接影響了普通民眾的日常生活。除了商業失序，工農業生產混亂所致的物資緊張，對生活的影響尤重。在毛澤東的“大亂”倡導下，1967、1968年的工農業生產受到嚴重破壞，跌入“谷底”。以1968年為例，當年工農業總產值2015億元，比上年下降4.2%。主要工農業產品均出現減產，其中糧食減產4%，棉花減產2%，鋼減產2%。生產下降帶來的直接后果是民眾收入與生活水平的下降。1968年，全年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只有737.3億元，下降4.3%，人均消費只有132元，下降3.7%。糧食、食用油、肉禽蛋等主要社會消費品零售量，都有不同程度減少。以糧食看，1967-1969年城市人均糧食消費量始終低于200公斤，1968年只有18885公斤，低于1965年的210.65公斤。當然，關于“文革”期間的民眾日常生活，也有不同認識。金大陸對上海蔬菜供應及糧食消費考察發現，混亂雖一直存在，但無論造反派還是其他政治掌權者，對民眾的日常飲食消費都相當重視。不過王冠中等人指出，上海的情況特殊。自新中國成立后，各種物資供應中存在著“全國保重點，重點保上海”的策略，與其他城市相比，上海物資供應相對豐富。盡管如此，“文革”十年，上海人均年消費家禽也只有0.64只，鮮蛋2公斤，分別比1966年下降了20%和22%。重點保護的上海如此，其他城市更可想而知。一位嫁到中國的美國婦女回憶，應該會在經歷過“文革”生活的人中引起共鳴。
在革命混亂的年代里，可以得到的生活原材料一點點減少。越來越多的時候，我們的飯桌上只有米飯和一個用花生油稍微炒一下的蔬菜……情況同饑荒不同，大米還有供應，但是想達到均衡飲食的標準已經是不可能了……幾乎每個人，包括我自己在內，幾乎整天都在為吃飯發愁……研究如何使用肉票的最佳方案，成為家里每天談話時的主要話題，一談就是幾個小時。
城市生活物資獲取多賴商業流通，即便生產不受影響，社會無序也會造成困難。在生產與流通都被納入革命軌道后，物質生活的“革命化”可以想見。當然，如此說并不意味著農村未受影響。與城市革命的迅速高潮化不同，文革初期的農村形勢相對穩定，這源于中央對農村的特殊規定。1966年9月4日，中共中央《關于縣以下農村文化大革命的規定》提出，“北京和外地的學生、紅衛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縣以下各級機關和社、隊去串聯，不參加縣以下各級的辯論。”農村的“破舊立新”，“應當依靠本縣貧下中農和革命群眾的力量去進行，必要時可由省、地委有計劃地組織一些學校紅衛兵和革命師生，下鄉幫助宣傳和協助行動。”應該說，上述規定短期內保證了農村革命沒有出現城市的混亂。但好景不長，隨著革命形勢發展，同年12月15日的《關于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將上述限制廢除殆盡。新指示要求農村革命同樣要“建立和發展以貧下中農青少年為骨干的紅衛兵”，革命方式與城市一樣，“也要采用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實行大民主。在隊與隊之間，社與社之間，可以利用生產的空閑時間，進行串聯，還可以組織一批革命學生下鄉串聯，和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參加農村文化大革命，但不要包辦代替。”新指示打通了城鄉革命界限，受城市奪權啟發，相對穩定的農村開始步入革命狂流。
由于新指示明確農村革命重點為“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因此奪權亦成農村紅衛兵的首要工作。在山西張莊，七個造反組織剛成立，就將“大隊領導干部”視為攻擊目標。公社體制下，生產隊及大隊干部同時是農業生產組織領導者，奪權勢必影響農業生產。因此奪權混亂剛開始，又被緊急制止。1967年2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一封《給全國農村人民公社貧下中農和各級干部的信》，強調“農村人民公社各級干部絕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3月7日，又發出《關于農村生產大隊和生產隊在春耕期間不要奪權的通知》，再次明確“農村干部(包括正職)大多數是好的和比較好的”。這些既為困境中的農村干部松了綁，也穩定了漸趨混亂的農村形勢。因此，農村革命雖也有過短暫的奪權混亂，但類似城市那樣的大范圍抄家并未出現，至少在前兩年，農村物質生活未受太大影響。
限制奪權后，農村革命在1967年底進入新時期。12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的《關于今冬明春農村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將農村革命重點定為宣傳毛澤東思想，具體形式是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學習重點包括“斗私，批修”，節約鬧革命等。革命的新方向雖似思想改造，但對物質生活的影響更為劇烈，統購統銷及糧食分配都成了革命內容。“文革”之前，受三年饑荒影響，農村糧食征購相對穩定，未有大起大落。但在“斗私批修”影響下，糧食征購和革命連在一起，“表忠心”、“獻紅心”與批判資本主義相結合，不少公社提倡交售愛國糧、戰備糧。山東省嶗山縣松樹莊大隊，就要求在糧食分配上，“一定要胸懷祖國，放眼世界，要識大局，顧整體，發揚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精神，多賣余糧給國家，支援祖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支援世界革命!”“斗私批修”使征購過頭糧情形再現，人為擴大了農村缺糧面，以致1968年與1969年農村人均糧食消費僅為170公斤，為三年饑荒后的歷史最低值。
“文革”帶給農村物質生活的最大影響尚不是統購波動，“斗私批修”下的“割資本主義尾巴”影響更甚，典型做法是限制副業、取消自留地和集市貿易。人民公社時期以自留地為核心的家庭副業，在改善社員生活、活躍城鄉市場方面有著無以替代的作用。但在革命洪流中，生活讓位給了革命。黑龍江阿城縣1969年9-10月，就收回社員自留地、小片開荒地44000畝。江蘇秦村，不僅自留地受限，家畜養殖也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每戶可飼養家畜家禽數量有嚴格限定。辛逸也指出，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家庭副業。陜西子長縣澗峪岔公社，自留地減了一半，自留羊一家只準養一只，樹只準留兩棵，多余充公。安徽鳳陽縣的一些社隊，則對社員的家畜家禽，采取了禁、限、毒、罰等措施，以致社員六七年不敢養家禽。
除了生產限制，取消集市貿易也是約束“資本主義”的重要途徑。1968年1月18日的《關于進一步打擊反革命經濟主義和投機倒把活動的通知》規定，“堅決取締無證商販和無證個體手工業戶。農村人民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和社員，一律不準經營商業。”不少地方執行通知時，直接取消了集市貿易。至1976年文革結束時，遼寧全省原有的506個集市被全部關閉。集市取消給農村生活造成了極大不便，農民再也不能依靠集市貿易實現生活物資的互通有無。實在需要，則只能冒險交易。對此，皖北李家樓的村民印象深刻。“70年代張集的集市也不讓趕了，說是為了割資本主義的尾巴。不過，我們還是經常偷著去那里買賣生活必需品。一看到民兵乘車來抓人時，我們就逃跑。等他們離開后，我們又聚到張集。”
綜上可見，“文革”對物質生活的影響，城鄉皆然。農村雖無城市那樣激烈的抄家，但限制副業、取消集市，更具長期效應。從物質生活上說，“文革”對城鄉的影響都值得關注。實際上既有文革研究對城市的側重，多源于初期造反奪權及串聯帶來的破壞性影響，不過隨著紅衛兵運動式微，尤其多數以知識青年身份下放農村后，社會性文革的陣地大有轉向鄉村之勢。當然無論城鄉，激烈的風潮過后，都迎來了“思想深處鬧革命”的新階段，緊隨而至的是精神生活重塑。
二、破舊立新中的精神生活重塑
1966年7月，在中央印發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形勢和黨的若干方針問題》(草稿)中，毛澤東特意申明“文革”的目的“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8月8日的決定，也有“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這說明，以思想革命化為核心的精神生活重塑，亦是“文革”的重頭戲。
以思想為對象的“破四舊”運動，對精神生活的沖擊要甚于物質。以破舊立新的方式重塑社會精神，首要步驟是舊思想的沖擊和批判。思想作為觀念，惟有輔以相應載體才能為人所識。紅衛兵對舊思想的沖擊主要以舊知識分子為載體，以古書、古跡為依托。政治出身不好的普通人，同樣要接受思想清算。從社會影響看，普通人的思想批判更能觸動社會整體精神面貌的改變。王友琴呈現了中學生思想清算的畫面，“開斗爭會的時候，10名紅衛兵坐在椅子上，20多名既非紅衛兵又非狗崽子的學生坐在地上，10名狗崽子則站在教室前面挨斗。有人拿一根長繩子繞過這10個挨斗者的脖子，把他們拴成一串。有人動手打他們，并強迫交代罪行，交代完還必須說：‘我是狗崽子。我是混蛋。我該死。’”
面對面的清算，可從表面上快速扭轉精神面貌。而對年輕的紅衛兵來說，以理性方式系統批判舊思想相當困難。劉東透露了他們的困惑，“盡管我們作為紅衛兵，也高喊‘破四舊，立四新’，但究竟什么算‘四舊’，根本沒有權威的說法和可行的標準。”標準的缺失，未能成為革命障礙，多數時候的舊思想清算被簡單等同于政治異見批判和個人歷史問題清理。以至日常生活中的小物件，都會成為批判由頭。季羨林在一次批斗會上，看到“明晃晃一把菜刀”、“裝著燒焦的舊信件的竹籃子”和“畫了紅×的蔣介石和宋美齡的照片”后，就幾乎“嚇昏了過去”。這些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在革命橫掃一切的年代，確有可能成為“反革命罪行”的見證。
思想斗爭標準的泛化，對每個人都是考驗，如此情勢極易催生社會心態的變化。懷特指出，“階級斗爭范圍逐步擴大，許多原本認為自己會免除政治危險的人，突然發現他們成為攻擊的對象。例如，對許多干部和知識分子來說，蹲‘牛棚’(在單位臨時建起的監獄)的經歷，目睹一位父親被押到群眾大會上挨批斗時的情景，以及自己被強迫搬出寬敞的住房住進狹窄的茅草棚里，這一切使他們第一次清楚地認識到了所謂的政治犧牲品是個什么樣子。”盡管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識到“政治犧牲品”的命運，但現實斗爭中的標準泛化確可讓每個人都要謹言慎行。
對精神重塑來說，除了舊思想的批判，更重要地是新觀念的確立。不同于“舊”的標準泛化，“新”的指向相當明確，就是以毛澤東思想為核心的無產階級觀念塑造。不過實際操作中，“立新”多被簡化為毛澤東思想的學習。對批判對象而言，清除舊思想的同時就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只是運動中的學習并不求理解，多是教條背誦。季羨林曾憶此情景，“在出發勞動之前，我們必須到樹干上懸掛的黑板下，抄錄今天要背誦的‘最高指示’。這指示往往相當長。每一個‘罪犯’，今天不管是干什么活，到哪里去干活，都必須背得滾瓜爛熟。任何監改人員，不管在什么場合，都可能讓你背誦。倘若背錯一個字，輕則一個耳光，重則更嚴厲的懲罰。”
機械背誦顯示了毛澤東思想學習的教條化，這樣的事情不只發生在知識分子身上，全民皆然。“每個家庭都必須在家里顯要的位置張貼毛的畫像，并用毛的語錄作為家庭的主要裝飾。在一些單位，人們每天早晨給毛跳‘忠字舞’?；仉娫挄r先說‘毛主席萬歲’。”很顯然，如此情景下的毛澤東思想學習，內容不再重要，倒是學習行為本身成了革命與否的標準。這樣的荒唐，身處復旦隔離室里的吳中杰體會尤深。“身邊只有四卷《毛澤東選集》，這是早已讀過幾遍的了。原來還帶有幾本馬克思、恩格斯的書，進隔離室時都被收去了。說是審查對象只能讀《毛澤東選集》，不能看其他書。你們不是自稱為馬克思主義者嗎?為什么連老祖宗的書都不準讀呢?真是莫名其妙!”馬恩書籍的禁讀，昭示這場標榜文化的革命，用意并不在文化本身，而是確立政治思想的一元化。
和城市的批判運動相比，農村思想革命因有了“學習班”看似更有系統。1967年12月14日的指示，就要求各地舉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自此，農村革命進入了思想學習階段。不過在初期的短暫混亂中，農村思想革命也有過對舊觀念與舊習俗的運動式沖擊。在皖北李家樓，“有關宗教信仰的書籍、古典文獻以及族譜也被當作封建思想的象征遭到沒收。出于恐懼，農民們開始燒毀或隱藏了他們的族譜。同時，傳統形式的婚禮、葬禮以及祖先祭拜儀式也都遭到禁止。”馬德森也指出，來自城市的紅衛兵對農村的傳統禮儀并不理解，均將其視作“四舊”毀之。“他們強迫農家搬出并毀掉他們最崇拜的圣物，搗毀刻著歷代祖先名字的牌位，這些牌位供奉在正房的祭壇上。他們沒收并燒毀了含有宗教內容的舊書籍，摧毀神像和護身符，至少在一個地方，他們甚至打碎了模具，這是家庭主婦用來做帶有傳統的護身符的米餅的。”這說明，初期“文革”中的農村“破四舊”并不比城市溫柔，接下來的“立新”中，農村革命甚至超過了城市。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的設立，使農村革命披上了文化面紗。正因此，韓敏指出，“農村學校在傳播社會主義新文化、新理念方面確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懷印甚至認為，各生產隊組建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表演，是“真正令村民感覺興奮和有趣的”。不可否認，類似的政治宣傳表演，雖然內容枯燥，但以當時的條件，也確是農村難得的娛樂活動。至少與繁重的集體勞動相比，它的受歡迎可想而知。但表演的目的不是娛樂，真正令村民印象深刻的，還是滲透其中的政治教育。
農村的毛澤東思想學習，教條化更為明顯。張樂天在浙北發現，毛澤東思想學習活動1968年初就完全教條化了，毛主席從人變成了神，成了農民頂禮膜拜的對象。那些來自城市的紅衛兵在一手將農民傳統的拜神儀式蕩滌之后，又豎起了另一座神，并創造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崇拜儀式。“‘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澤東思想，忠于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活動像一陣風一樣席卷了浙北大地。習慣于順潮流而動的農民用各種方式向毛主席表忠心、獻忠心，L大隊有人把毛主席的石像供在灶臺上，就如過去供奉灶神一樣。‘早敬’、‘早請示’當時是每個生產隊必做的儀式。”類似情形絕非浙北特景，而是遍及全國的鄉村生活常態。“毛(‘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成了一個圣人。他的畫像和語錄被刻在所有農村的墻上。每家都要買幾套他的語錄的紅寶書，家里曾經供奉祖先牌位的祭壇現在擺放了數套四卷本毛選。”江西彭澤縣的升洲大隊，甚至開設了家庭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普通的社員家庭變成了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課堂，到處可以看到父子、夫妻、婆媳、姑嫂同堂學習毛主席著作，一起開展革命大批判，一起斗私批修，一起談論國家大事的生動革命景象。在各個社員家庭里，毛主席的光輝著作‘老三篇’、毛主席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無產階級司令部的戰斗號令，深入人心。凡是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就得到支持、贊揚，凡是不符合毛澤東思想的言行，就受到反對、批評。”
家庭學習班的設立，顯示了精神重塑的無所不在?；蛞蛴诖?，韓敏認為，“政府通過展開對毛澤東崇拜的活動，把現代的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價值觀和文化在全國傳播開來。通過學校教育以及行政組織的宣傳，一種社會主義的新文化被引進了農村。”不過愚以為，韓敏顯然夸大了政治學習的效果。從以上梳理看，無論城鄉，“文革”時期的精神生活重塑形式單一、內容單調，更像新式造神運動。這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教條化學習，雖有繁復儀式，但儀式的凸顯也恰使其流于形式。雖然不能否認，“文革”影響了城鄉社會的精神生活，但卻并非重塑者所期望，更多是社會應對革命情景的潛意識自我調適之結果。
三、“清理階級隊伍”中的社會關系政治化
物質與精神顯見了革命影響生活的外在與內在，人與人的關系之變，則顯示了革命影響的社會性。1968年3月，“文革”的初期混亂漸趨結束。而《人民日報》的一篇評論員文章，又道出了革命新方向。
混入革命隊伍內部的叛徒、特務，黨內一小撮頑固不化的走資派，以及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明火執仗地反對革命委員會，是越來越困難了。隨著形勢的變化，他們常常改變自己的策略：或者削尖腦袋，鉆進新生的革命政權里面來；或者施放糖衣炮彈，用反革命經濟主義等手段，把我們的人拉下水；或者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接過革命的口號，到處招搖撞騙，攪亂階級陣線；或者收羅心腹，安插在革命隊伍內部，充當他們的代理人；或者挑起革命群眾組織之間的派別斗爭，煽動無政府主義，破壞抓革命、促生產；或者大刮黑風，否定革命群眾運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偉大成果，等等。但是，不管這些階級敵人變換什么花樣，“左”的還是右的，矛頭都是對準無產階級司令部，對準人民解放軍，對準新生的革命委員會。對于這種情況，我們的同志切不可書生氣十足，把復雜的階級斗爭看得太簡單了。
從文章看，激烈奪權后的革命形勢將更為復雜，因為“敵人”會隱藏在人民中間。接下來的革命重點，不再是那些顯在的“敵人”，而是發現并清除革命隊伍里的隱藏“敵人”。如此，革命便不再限于有著明顯身份標簽的人。表面看來的最革命者，也可能是潛于人民中的“敵人”。該文為接下來的“清理階級隊伍”奠下了基調。
“清理階級隊伍”肇始于“十六條”提出的“斗批改”，真正進入高潮是在1968年下半年到1970年。1968年5月15日，北京市革委會發出《關于清理階級隊伍工作中幾個問題的通知》，明確提出“清理階級隊伍”的目的是“揪斗壞人”。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轉發了毛澤東關于《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斗爭的經驗》批示的通知，要求各地“依靠無產階級革命派、廣大革命群眾和革命干部，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穩、準、狠地打擊一小撮階級敵人，以充分發揮群眾專政的巨大威力，有步驟地有領導地把清理階級隊伍這項工作做好。”自此，一場旨在發現潛在敵人的運動在全國城鄉普遍展開。
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的通知中，何為揪斗對象的“壞人”并無明確界定。時任公安部長謝富治在討論這份通知的講話中透露，“有的同志說文件應該寫具體，政策界限分明”。由此即見，很多干部對“清理階級隊伍”的運動界限不甚清楚。標準的模糊，也使“‘清理階級隊伍’帶有強烈的主觀隨意性，往往成為派性斗爭、挾嫌報私、排除異己、打擊報復和處理一些所謂‘歷史問題’的堂皇理由。”5月15日的北京市講話中，謝富治強調“清理階級隊伍”中無論“壞人自殺”還是“活活把人打死”，都要盡力避免，但又指出“這些事情都是由于沒有經驗所造成的，不要去追查責任，主要的是總結經驗”。如此表態使漸趨消失的武斗又開始出現。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指出，“清理階級隊伍”在全國各地都導致不少干部的非正常死亡。王紹光的武漢研究也發現，“清理階級隊伍”使派性斗爭再度復蘇。“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在武漢興起不久，造反派就開始指責運動代表了一種新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被稱為‘保守隊’，而軍代表則被叫做‘保守派的同情者’。他們被控準備幫助前保守派卷土重來。”運動的影響尚不止于此，政策模糊不僅帶來了運動過程本身的混亂，更讓社會充滿不確定感。“從中共領導人宣布的政策來看，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本來應該有相當明確的對象。但是批閱北京、上海以外的地方運動記錄，就會發現目標變模糊了，過程變得不確定了”。
斗爭中的界限模糊，讓人人身陷危機。要發現隱藏“敵人”以彰顯革命，揭發遂成最受鼓勵之事。即使沒有鼓勵，在缺失標準的政治斗爭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會經受考驗。“政治壓力所要求和導致的熟人間的相互揭發，從同事、同學、朋友、師生，一直貫穿到父母與子女。”結果是，“許多人被無中生有、捕風捉影地誣為‘階級敵人’，被‘群眾專政’的人數迅速增加。”甚至個人之間的私下談話，都有被揭露之虞。在北京，朋友間的幾句牢騷之語，即因揭發而成“有反動言論的嚴重錯誤”。吳中杰也講述了自己被揭發的經歷。在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上，領導小組拋出一個假黨員案，大會爭論后并未定性。吳覺得案子有疑點，但身為革命對象的他因不能向領導說明，只得將疑惑與好友分享。“我在吃午飯時還是把我的看法與一個教師談了，因為我認為這個人有分析頭腦，而且比較可靠，平時私交也不錯。殊不料下午大會一開始，此公就跳出來揭發我，不但把我私下告訴他的疑問和判斷一股腦兒公之于眾，而且還激昂慷慨地加以批判。”朋友間的揭發，撕裂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使政治成為社會關系的準則。
“清理階級隊伍”中的“壞人”揪斗，農村同樣激烈。在浙北鄉村，“由于清理階級隊伍所危及的人太多，而清理者與被清理者，造反派、干部與普通農民之間都有錯綜復雜的聯系，所以，清理階級隊伍一開始，村里就亂成了一鍋粥，拉關系的、說情的、罵娘的、兩面三刀的、趁機報復的、準備秋后算賬的，什么都有。”皖北的李家樓，沒有標準的政治斗爭同樣成了“清算個人恩怨的機會”。黃樹民筆下的林村，政治狂熱甚至改變了人們的固有性格。“由于處在一個不斷地傾軋斗爭的環境之中，許多人變得冷酷無情。連鴉片洪這樣溫和的人，也變得殺氣重重。”
激烈的政治斗爭，帶來的是社會關系政治化，階級邏輯泛化為日常行為準則。在不確定的政治形勢中，由于無法預測斗爭何時再至，個人相對保險的做法是總結既有運動經驗，以“階級分析”的方式生活。這種情形最直接體現于婚姻關系形成中。閻云翔指出，1960年代階級身份還是會成為愛情障礙。王躍生更強調，“文革”十年間，“階級內通婚主要表現為，貧下中農出身者一般不會與地富等高成分出身者結婚。”相反，“地主、富農家庭青年女性則希望嫁與貧下中農子弟，跳出本階級的門檻，但往往比較困難。”婚姻中的政治考量，直觀反映了革命對社會關系的影響。更需注意的是，這樣的影響會成為潛在認識，不會隨著運動結束頃刻間煙消云散，而是長期留存于社會生活中。
四、結語
由物質到精神再至社會關系，“文革”對城鄉社會生活的沖擊是全面的。上述論述還只是城鄉社會生活變化的冰山一角，但由此足見政治泛化下的社會生活之態勢。這樣一場旨在解決“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革命，最終所及并未限于“當權派”，按照現有邏輯，這是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表現。事實上，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范疇內，政治泛化是必然之事。任何一場革命都需要對象，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后，革命對象至少在表面上成了問題，尤其在通過“奪權”解決了“當權派”問題后，革命何以繼續便成了難題。此時只有兩條路，一是宣布革命勝利，這并非革命者所愿。因為如此，“當權派”問題會再次出現；再就是尋找新的革命方向，“清理階級隊伍”正由此而生。借用兩種矛盾概念，“清理階級隊伍”實際是敵我矛盾內部化，或者說在人民內部矛盾中發現敵我矛盾。這樣，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兩種矛盾狀態中，旨在解決敵我問題的革命實現了常態化，因為表面的敵我矛盾解決后，誰都無法肯定還有多少敵我矛盾潛藏于人民內部。
敵我矛盾內部化帶來的是斗爭標準消失，輔之以革命常態化，一個不確定的社會政治生態因此而生。對一般民眾來說，在不確定的社會政治生態中，最安全與可靠的生活方式自然是謹遵宣傳中的革命政治原則，將自己的日常生活靠近政治與革命，這在上述人際關系及婚姻形成中有明顯體現。當然，也不能完全說，民眾日常生活的政治化是政治形勢迫使下的虛與委蛇，因為革命帶來的不只是動態的政治形勢和物質生活控制，還有類似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這樣的精神塑造。雖然政治學習班對民眾政治態度塑造的作用不可高估，影響亦不能完全忽略。正是在此多重作用下，革命對日常生活的持久性影響得以延續。這也是時至今日，仍需從日常生活層面反思“文革”的出發點，因為今天的生活，仍有其痕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當代世界社會主義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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