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與城鎮化進程中的非遺保護：機制梳理與政策思考
摘要：我國當前的新型城鎮化與非遺保護實踐在目標和理念上具有一種內在的契合，由此反思以往城鎮化中的文化否定以及非遺保護中的博物館式保護的局限，能夠提供新的思路導向、新的選擇。在認識論層面，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留住文化”的理念能夠為新型城鎮化提供文化支撐，新型城鎮化的理念則為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提供與社會經濟的歷史趨勢相結合的機會，從而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傳承注入活力。最后，文章從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新型城鎮化的統籌和整合角度作了一些具有政策意涵的思考。
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否定；新型城鎮化；文化生態保護區
從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來看，中國的現代化發展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其突出表現是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取代以GDP為中心的城市化，國家開始提倡探索經濟建設與文化保護互相支撐、整合統籌的發展模式。
以GDP為中心的經濟增長優先的城市化，需要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需要標準化，對代表多樣性的地方文化持無視的態度或否定的態度，其城市擴張的過程大致就是一個破壞傳統文化的過程。正是在這種趨勢造成傳統文化大量流失甚至瀕臨消失的背景下，國家采取主流經濟理念之外的特殊政策，開啟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并且，正是因為認識到這種社會主流思潮之下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效果的局限，國家又創設以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中心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希望建立特殊的區域，對非遺項目和代表性傳承人進行整體保護。但是，如果整個社會仍然是以GDP 為中心的經濟發展模式，文化生態保護區內的民眾也是要像一般地區的民眾一樣要經濟效益的，我們就很難讓文化生態保護區發揮理想中的功能，因為外部環境有很大的示范效應和壓力。
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并不單純追求大城市的經濟擴張，還尊重傳統社區的文化價值，把社區固有文化視為空間合理改造的保留財富，讓居住條件、生活條件的技術提升、舒適度改善，工作便利與社區的延續可以相互兼顧，達到最大限度地整合。非遺在這種發展模式中占據重要地位。顯然，這種發展模式與文化生態保護區在理念上是兼容的，既形成了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外部良好條件，也為文化生態保護區范圍內的市鎮建設解放了思想，放開了手腳。新型城鎮化是必須尊重居民的活態文化，也就是在根本上與非遺友好的城鎮化，在一些非遺項目豐富的地方，新型城鎮化甚至可以就是一個小型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建設。
新型城鎮化肯定是非遺保護的機會，也是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機會；而非遺是新型城鎮化的文化底蘊、文化依托，文化生態保護區可能建設成為新型城鎮化的理想范本，因為那意味著最有效地傳承非遺，最全面地保護自然環境和物質文化傳統的“家園”。
一、城鎮發展與文化否定
自從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近四十年以GDP的增長為首要目標的經濟發展帶動了城鎮化的發展。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公布，到2015年年底，中國的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6.1%，城鎮常住人口達到7.7億。顯然，中國已經是一個以城市人口為主的國家。這些數據表明，我國相當于用三十多年的時間走過了西方近兩百年的城市化歷程。這種速度帶來的成效是驚人的，而導致的社會問題也同樣是驚人的，其中，“重經濟，輕文化”是一個逐漸顯現嚴重后果的問題。大致說來，中國的城鎮化構成一種雙重的文化否定：一個是對大量城市新人口的文化否定，一個是對城鎮自身文化的否定。
流動人口是城鎮化過程中產生的一個特殊人群。城鎮化導致了農村出現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他們滿足了城市勞動力需求，這些勞動力進入城市以后成為農民工。農村流動人口進入城市，面對的是陌生的社會體系和個人價值評價體系，比如文化水平、受教育程度以及專業技能等方面的衡量標準，他們因此只能在城市中從事以體力為主的低端工作，從而呈現出收入低、穩定性差、居住條件差（城中村、地下室、工棚等）等狀況。最為關鍵的是，他們成為了城市中一群特殊的邊緣群體，他們在為城市奉獻勞力的同時被城市所鄙夷，他們是臟亂差、沒文化、不文明的代表。總之，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難以過上體面的生活，這個在城鎮化進程中所占人口比例越來越大的特殊群體及其問題是亟需得到關注的。
在農村流動人口被吸引進城市之前，他們所在的鄉村社會就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鄉土中國。中國的農村原先在文化上是非常豐富的，有完整的節日體系、商貿習俗、傳統技藝等等。我們所講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及其保護，其具體的項目大多在農村，對項目的修復也基本上要依托農村。另外，原先的農村還是一種具有自我治理能力的社會共同體，有著內在的社會團結力和穩定性。
但是，農民工身上原有的這種文化及其社會治理的功能并沒有被城市認可。城市與農村的二元結構在以往的城鎮化過程中一直沒有得到改變，反而是愈演愈烈，農民工除了作為勞動力以外，他們身上的其他人性要素都是被城市鄙夷的，是沒文化、不文明的標志。事實上，他們當然是有文化的，只是他們身上所傳承的文化都被視為城市的反面，城市對于人的價值以及文化的界定依據一套有別于農村的評判體系，這個體系從一開始就是排斥農村和農村文化的，農村流動人口在城市中無法得到傳承自身文化的機會和空間。此外，城市在其自身的建設和發展中也未曾考慮過為這群人吸納新文化創造條件和機制。
除了大量的人口轉移，城鎮化還以城鄉空間結構為載體來完成城鎮空間的建設，速度也是驚人的。大范圍地大興土木，大拆大建，全新的城市建筑景觀替代了城鎮化所到之處的農村，這種景觀以高樓大廈、大廣場、大馬路、大草坪為特征。基本上，全國的城鎮建設都以這種模式在進行，城鎮在景觀上形成了全國性的千篇一律。這使得每一個城鎮毫無個性、毫無地方風格可言，換言之，也就毫無文化和內涵可言。被拆除的農村實際上是一種兼具地域性和地方性的文化空間，如果城鎮建設能與之很好地銜接或包容，那是有機會避免以往城鎮化在城鎮景觀上的不足的。
被拆除的地方社會是兼具地方性和區域性的文化空間，比如一個村子里哪里修廟，廟里供奉哪些神，村民房屋應該是什么朝向，每戶房屋之間的格局和距離有哪些講究，房屋上應該放哪些辟邪之物，庭院里應該有哪些必須有的設計用于文化活動，等等，這些都是與當地人在長久的歷史時期形成的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信仰緊密相關的。這種緊密聯系構成了地方社會文化空間的整體風格。
我國的城鎮化進程依然處在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之中，認為農村的就是不文明、沒文化、落后的，城市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文明，是一種值得追求的好東西。因此，在城鎮化建設過程中，農村原有的文化空間從未得到認可，更沒有被很好地吸收進城鎮建筑中，而是被作為糟粕一掃而光。文化是人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風俗習慣、信仰體系、行為準則、價值以及道德體系等等，它覆蓋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城鎮化過程中新建的城鎮是缺失這樣的文化的。在追求廣度和速度的前提下，新建城鎮丟失了區域性和地方性的特質和特色，反而表現得沒文化、沒個性、無活力、沒內涵。
二、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與城鎮化的必然聯系
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不同于以往的文化遺產保護，由一種新的理念所支持。以前文化保護的對象是被界定為文化的現象，通常會強調對于文化原貌的維護，如對各類建筑遺產以及文物等都采取博物館式的保護，即在保護工作中盡量保持對象的原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與此極為不同，追求的并不是對文化原貌的保持，而是對文化的傳承。人的文化活動總是在傳承中創新，在創新中傳承，因此，非遺保護必須把文化與傳承人（或群體）結合在一起，也必須把文化及其傳承人視為活的生命，使之在歷史洪流中得到永續，這樣才能使其在當下的社會中得以傳承和創新，才能使其在未來的歷程中獲得更強的生命力。
但是在具體的工作層面，非遺保護依然面臨至少兩方面的困難：一方面是非遺保護的指導思想深受以往文化保護理念的影響，強調非遺項目的“原汁原味”；另一方面是非遺保護的對象因受歷史上文化政策的影響，在現階段處于瀕臨消失的境況，與物質文化遺產以及自然環境的關系已經疏離。其中，非遺保護對象這種令人擔憂的現狀進一步強化了博物館式的保護理念。這種博物館式的保護理念基于對文化和傳統的一種靜態認知，在非遺保護中是不可取的。
非遺保護從來就是面對傳統社會、社區的現代變遷而提出來的，其中最重要的社會變遷就是城鎮化。城鎮化是我國社會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由之引發的社會變遷是不可避免的。非遺保護是對這一狀況的一種應對性措施，即探討如何在城鎮化進程中保護、拯救和修復傳統文化；反過來講，所有實事求是的非遺保護就是要探索適應城鎮化趨勢的非遺保護，是一個適應城鎮化趨勢的社會工程，也就是探討如何讓傳統文化在城鎮化過程中獲得相應的位置，發揮積極作用。非遺保護與城鎮化的關系是雙向的，既需要非遺適應城鎮化，同時也需要城鎮化為非遺留下空間，在兩者相互配合和欣賞的情況下，城鎮才會是一個有文化、有內涵、有區域性、有特色的城鎮，非遺才會得到新的發展空間，不再是博物館遺留物，而是能夠進入現代生活并且被大家欣賞之物。
進一步而論，文化生態保護區主要是針對原先非遺保護工作中的缺陷提出的，是要克服對項目和傳承人單獨保護的缺陷的。相對于以往文化保護的博物館式的保護理念和措施，非遺保護認識到文化與人的關系，因此提出在保護項目之外還要保護項目的傳承人，非遺項目的保護必須依靠良好的傳承機制。但是，這種聚焦非遺本身的認識和做法并不徹底，將非遺從所在的社會現實中抽離了出來，讓其脫離了原有的文化生態環境。因此，單純保護非遺項目及其傳承人是不夠的，難以達到在現實生活中保證其活態傳承的效果。文化生態保護區理念是提倡一種整體性保護，即以非遺的傳承為中心，建設一種現實有效的綜合社會體制和機制，保證非遺及與其相關的物質文化遺產、自然環境的整體傳承。從歷時的角度而言，非遺在每一個時代都是與當時的社會現實緊密相連的，是現實世界的組成部分，充當著不可替代的角色。因此，非遺保護絕不是對項目和傳承人的單純保護。只有讓非遺與時俱進，才會讓其獲得最大的活力；只有建立起非遺與當下社會現實之間的關系，非遺才會獲得可持續的發展。
已有的18個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大都涵蓋若干縣市，所涉及的范圍已經是城鎮化以各種方式在進行的區域。文化生態保護區從理念到現實，從文化項目到人及其生活的整體發展，都必然、自然地遭遇城鎮化，這是我們討論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現實。受我國歷史上文化政策的影響，傳統文化沒有能夠以正當的姿態進入我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而是被作為糟粕排除在外，只有在現代化速度相對緩慢的農村還可以依稀看到傳統文化的身影。我國的非遺項目大部分都在農村地區，非遺的傳承人大部分是農民，他們在城鎮化過程中必然會變為城市流動人口，必然要面對城鎮生活。他們身上所傳承的傳統文化和非遺項目是否會隨著城鎮化的趨勢而消亡，取決于能否在城鎮化的進程中較為有效地創新非遺保護的理念和機制。
非遺保護始終以文化的承載者為基礎，我們不能苛求農民傳承人拒絕城鎮生活，反而要積極支持傳承人順應城鎮發展，要為他們爭取更多的權益，使其真正地成為城鎮化的受益者。非遺保護機制也應適應和進入城鎮化的進程，適應城鎮化的非遺保護機制必然是要以進入城鎮的傳承人為基礎的，因此，農民傳承人能否真正進入到城鎮化的進程中，將決定未來非遺保護工作的生命力。只有當農民傳承人成為城鎮化的受益者、城鎮化進程的參與者時，才能說他們真正地適應了社會發展的歷史趨勢，才能證明他們擁有未來。只有在這個時候，他們才成為真正面向未來的傳承人。
經濟發展始終是城鎮化追求的一大目標，因此，是否將非遺保護與規劃納入城鎮化藍圖，取決于非遺能否對社會經濟的發展起到積極作用。文化生態保護區的一大特點就是非遺項目的聚集，比如晉中文化生態保護區中包括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35項，省級87項。這些聚集的項目能夠為城鎮化建設提供較為充足的傳統文化資源，能夠帶動文化產業的發展，同時也能增加城鎮的文化內涵和活力。總之，文化生態保護區不是要為非遺項目建立一座桃花源，而是要保證社會經濟的發展與非遺項目的傳承這兩個目標同步落實，也就是達到新型城鎮化與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在內容上的包容與在過程上的一體化。
三、城鎮化與非遺保護、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的契合
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必由之路上的一項經濟工程，更是社會全面發展的系統工程。以往的城鎮化建設因缺少文化視角，光有GDP的增長，所以很難實現社會的全面發展。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必須健全體制機制，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的要求，這標志著我國進入新型城鎮化時期。“新型”體現在要調整曾一度以經濟發展為目標的指導方針，開始認識并強調文化的重要性，強調在城鎮化過程中“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城鎮化”。其中，在本區域內發掘非遺、傳承非遺，無疑是實現以人為本的城鎮化的一條有效路徑。
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實現人的城鎮化”的理念需要通過有效的機制才能落實到現實層面。作為文化主要范疇的非遺能夠成為這一機制的基本要素。非遺是一個群體性名詞，人通過非遺或者說文化能夠更好地凝結在一起，通過非遺獲得群體生活、道德生活、日常生活的秩序和意義，非遺將人與人、人與周圍的環境凝結成一個有機整體，使得群體生活有張有弛，不斷更新，充滿活力。進城農民、新舊市民只有在文化中才會真正成為城鎮的主人，新型城鎮化追求的“人的城鎮化”也才是可能實現的。城鎮化是要通過經濟的發展來為人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但人的生存境況除了好的生活條件之外還講究人自己是否被承認，自己是否能夠成為自己的主人。一言以蔽之，以人為本除了給人們提供好的生活條件，還要承認其為文化的持有者，還要為其文化的傳承提供更好的條件。
此外，城鎮化還是一個空間再造的過程，這個空間再造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就是吸納農村以擴大城鎮空間，其次就是再造社區，即讓吸納進城的鄉村和農民真正成為城市的一部分。以往的城鎮化所強調的是經濟效益，被吸納進城鎮的鄉村和農民是被作為經濟載體和勞動力來看待的，進城的農民就如被改造后的新社區一樣，成了功能性的存在，他們原先的文化屬性被負面看待，甚至被消除掉了。原先的城鎮化將空間再造問題理解為物理意義上的空間再造，實際上，城鎮化是一個文化空間的再造過程。文化空間再造體現的是對人的深層關照，要突破以往關于新建社區的建筑理念，即新建社區并不單單是功能性地給人提供日常居所之物，而是要給人提供一個棲居之所，這才是宜居城鎮的核心內涵。宜居概念包含著三層意思：首先是指生活的環境好；其次是指生活在一個和周圍的人具有友好關系之環境中；在更深的層次上是指被承認的條件，即強調大家生活在這里，是這里的主人，而非被視為需要改造的對象。宜居所關涉到的這三個層面都需要依托于現實中活態傳承的非遺。換句話說，只有居民的文化能夠在這個空間里被承認，得以順利傳承，那么，這個空間對于居住在其中的人來說，才可能是宜居的。
新型城鎮化的空間建設必須依靠非遺才可能實現，這樣的空間再造包括兩個部分，一個是對已有空間的再造，一個是重新建造空間。前者譬如廟宇、戲臺、祠堂等，這些集聚文化內涵的空間原先被視為封建迷信的場所，要經由特定的社會命名機制才能冠冕堂皇地進入城鎮，這個重新命名的過程就是對這類空間重新承認和認可的過程。反過來說，只有承認了這類空間，它們順利地進入城鎮才有可能發生。此外的空間是需要新建的，比如社區、廣場等。在建筑這類空間時需要注重這類空間的文化內涵，比如廣場的修建并不光是為了展示社區的現代性，還要使廣場具備將居民吸引來的能力。只有居民被吸引到廣場上，才有可能實現社區內居民的社會團結，而廣場能夠吸引居民的一個內在動力是基于居民群體自身的文化。因此，新型城鎮化的城鎮空間建設一方面要以區域內的非遺為基礎，一方面也要配合非遺保護建立起有效的非遺傳承機制，這樣才可能使得城鎮的空間成為文化空間，才可能使得城鎮成為宜居之所。
新型城鎮化要以文化作為基本手段彌補以往城鎮化只重經濟的缺陷，以此來調整城鎮化建設的方針策略。文化生態保護區是以區域概念為依托彌補以往非遺保護只重視非遺項目和傳承人保護的缺陷，以期將非遺項目和傳承人納入區域社會進行整體性保護。毫無疑問，文化生態保護區與城鎮化必然交融在一起，非遺及其保護就是新型城鎮化所需的，新型城鎮化的目標和指導思想就是非遺保護進入區域社會的必然路徑。
四、政策思考
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理念具有多方面的創新價值，是整體性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有效措施。不過，在如何有效實施的問題上，我們遇到各種困難，關鍵是缺少容易使力的抓手。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提出，既為全國的發展模式轉型提出了實踐性強的指南，也為文化生態保護區的切實推進提供了具有現實性的路徑。要達到利用文化生態保護區和新型城鎮化的統籌與整合來傳承非遺的目標，我們可以作如下方面的努力。
（一）兩種規劃互留接口。城鎮化由經濟社會發展規劃指引，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依賴文化主管部門的文化規劃，兩種規劃同時在地方政府的領導下實施，但是兩個規劃的實施是否能夠同步且互為助益，是潛在的問題。從非遺保護的角度來講，保護工作單靠文化部門是不夠的，還需要當地的城建、環保等部門的配合，比如在擴建城市的過程中，要與文化生態保護區的文化規劃相協調，將非遺項目考慮在城市發展規劃之中。
比如大理劍川縣內的火把節在縣城擴建之后依然很興盛，其中很大的原因就在于縣城的城建部門和消防部門對火把節的支持。劍川火把節以村或社區為單位，屆時，村里的大火把要豎立在一個公共的空地上，村里人要聚集在這個大火把之下做一些儀式，到晚上看孩子們和年輕人玩火把。劍川在縣城擴建以及道路硬化時盡量保留每個社區每年豎火把的地方，并且在空地上留出一塊活動的地磚，火把節期間，人們可以挪開這塊磚頭，在下面挖一個小坑用來豎火把。這種城建規劃與大理文化生態保護區重點項目規劃的匹配顯然對于各規劃目標的實現都是重要的。
（二）新型城鎮化建設充分利用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理念。城鎮化建設包含兩個部分：一個是物化的過程，包括農村人口及其經濟活動向城鎮集中的過程，農村景觀轉變為城鎮景觀的過程；一個是精神上的城鎮化過程，即居民的文化與生活方式和新的居住空間形成和諧的關系。在這兩個方面，城鎮化都理所當然地要充分利用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理念。
例如，與其清除村落建新城，不如依托村落建設宜居家園。對村落的改造，尤其是對傳統村落的改造，要遵循文化生態保護區的理念。要尊重這個空間的文化傳統，從規劃階段就進行非遺的普查，建立項目名錄、代表性傳承人名錄、歷史文化名錄；最后在建成空間和活態傳承的機制之中，要保留新條件下的文化空間，讓代表性傳承人繼續活躍在社區生活中。對于屬于國家級和省市級的文化生態保護區，在城鎮化發展中理所當然要尊重文化生態保護區規劃，在通過城鎮化建設為居民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的同時，也為非遺項目創造更便利、更好的傳承條件。
（三）處理好城鎮化建設各個部門與文化部門之間的關系。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不僅涉及文化領域，不單是為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的保護。從文化生態的視角看，與非遺相關的物質文化遺產、歷史和自然遺產都應該屬于文化生態保護的范圍。由此，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也不只是涉及文化部門，也需要與之相關的城建部門、國土部門、水利部門、教育部門、環保部門等多個行政主體的參與。城鎮化建設也需要這些部門協調配合，共同完成。推動多部門的配合只靠文化部門是無法完成的，地方政府應該建立協調機制，明確各部門職責，在城鎮化建設中也完成文化生態保護工作。如大理劍川的城建部門在城市建設的過程中不為當地留下火把節需要的適當的空地，不允許當地人在火把節期間在地上挖洞豎火把，那么，火把節就沒法過。
（四）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充分發揮非遺生產性保護對于地方經濟的促進作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中，許多傳統技藝、工藝極具實用、藝術價值，在非遺保護和文化生態保護區建設中適宜納入生產性保護的對象。這種生產性保護對于新型城鎮化的經濟發展具有促進作用，不僅能夠擴大勞動力就業，還能打造區域經濟、文化的品牌。這里以晉中國家級文化生態保護區酒、醋釀制技藝的生產性保護為例。晉中文化有著鮮明的“農工并舉”的特征，晉中民眾在長期的農耕生產、生活中，依托晉中獨特的水源、氣候、土壤條件和農產品原料，形成了諸多極富特色的傳統手工技藝，其中酒、醋釀制成為其典型的代表，汾酒、老陳醋已經成為晉中民眾生活的必需品，并深受國內外消費者的喜愛。因此，國家文化主管部門和地方政府合作，在保護區內設立酒、醋釀制技藝的生產性保護基地，為這些項目服務于當地的經濟利益和文化聲望創造了條件。
（五）將綜合性傳習中心建設成為城鎮的有機部分，或者它干脆就是城鎮化的支撐條件。對于文化生態保護區中設計的綜合性傳習中心，要將其建設成為發展中的城鎮的有機部分。這種中心有規模，聚集著遺產項目和人才，是地方特色文化的大匯聚，完全可以通過博物館、展示館、傳習館的建設，發展成為地方文化的展示中心、學習中心、交易中心。綜合性傳習中心的建設，就是本地特色文化中心的建設，建成之后，它就是城鎮的文脈所在。
作為徽州文化生態保護試驗區重要組成部分的江西婺源的大畈村，就是一種綜合性的傳習中心。其獨特的歙硯制作已經發展出“大畈硯臺街”，并帶動了硯盒加工、油漆加工、綿盒加工、鎮紙加工等配套行業的發展。大畈村共有2300人，80%的人從事硯臺、硯盒等硯產業加工制作。“大畈硯臺街”共有370多家硯店，年產全國80%的歙硯、60%的鎮紙。①集雕刻、書法、繪畫、辭賦、賞石于一身的歙硯制作和雕刻工藝吸引了外地的游客，又推動了當地的文化旅游經濟。較好的歙硯市場和經營模式使得大畈村由農業村成功轉變為城鎮，使農民轉變為手工業者。在非遺保護以及文化生態保護實驗區的背景下，大畈村一些匠人被界定為非遺傳承人、歙硯雕刻大師，這些人在“大畈硯臺街”的歙硯制作、銷售活動以及當地的公共生活中起到核心的作用。
（六）讓“非遺進校園”落在實處，建立非遺項目與青年一代的密切聯系。與傳統時代相比，尤其是在城鎮化加速的當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空間必須納入各級各類的學校。非遺的危機是傳承的危機，而傳承危機的實質是項目與現代教育體制的脫節。非遺進校園，就是非遺進現代教育體制，只有利用學校，才能夠培養更多的傳承主體，同時可以建立起學生對于本地區文化的自豪感和認同感。“非遺進校園”體現在學校課程設置、教材編寫、師資隊伍建設及教學活動等環節。各地選擇富有當地特色的、適于中小學教學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入教材，入學校手工實踐、體育和文藝特長課程。更有一些項目直接進入專科學校，成為當地特色產業的支柱項目。
“非遺進校園”實際上包含走進去與走出來的雙向努力，既要在教學實踐活動中，積極與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項目傳承基地、傳習所、傳承人合作，將課堂教育和課外實踐結合，讓學生通過參與而直觀地認知、理解并樂于傳承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也要組織學生以個人或者小組的形式開展民俗采風活動，以調查報告、攝影、錄像等方式展示非物質文化遺產。
（七）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和民俗空間與城市廣場文化相結合。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城市廣場文化的結合對于豐富市民文化生活和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具有積極效果。我們在調研中發現，這種自發的結合已經廣泛存在，并得到市民廣泛的認可。如陜西榆林市區的大小廣場上在傍晚聚滿了跳傘頭秧歌的市民，并且成立了數支秧歌隊，相互之間比賽、聯誼。廣西劉三姐的故鄉宜州市的廣場上設立大舞臺，各鄉鎮以及城區的彩調隊每晚都在舞臺上表演彩調，對山歌；在節假日，城市里的廣場就會成為市民對歌的歌圩。
我國近年來快速興起的廣場舞體現了人們對于文娛生活的渴望以及爭取娛樂空間的努力，同時也反映出我們長期對于文化廣場的忽略。一些合適的非遺項目與廣場活動的結合將會產生兩方面的影響。首先，讓非遺進入廣場，比如傳統舞蹈、傳統戲曲等，可以將穩定的廣場人群發展成為鮮活的非遺傳承人群。其次，基于非遺對于城市文化的意義，非遺與廣場的結合能夠促進社區文化、城市公共文化的形成。
一個地方成為人們有共同的文化參與、有共享的文化認同的社區，必須沿襲傳統的民俗活動（尤其是集體戶外活動），那么根據本地歷史傳統和地方人文特色保留、改造、增建容納這些民俗活動的空間就至關重要。民俗空間，可能是傳統節慶活動如元宵節舞龍、龍舟競渡的場所，地方廟會的廣場，對歌的歌堂或山坡，也可以是現代設計的公園或廣場。
作者簡介：高丙中，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中國社會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宋紅娟，北京大學社會學系人類學博士，云南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講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民族研究》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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