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豬肉產量快速增長，目前已經達到一個相當高的水平，占世界豬肉產量的比重由20 世紀80 年代初的20% 左右上升至目前的近50%，人均豬肉年消費量已經超過40 kg，達到歐盟的平均水平。可以說，我國已經總體上解決了豬肉的供給問題，但在基本告別豬肉短缺時代的同時，生豬產業也在醞釀著深刻的結構性轉變。近年來，國內外經濟形勢不斷變化，我國生豬產業正逐步參與全球產業鏈分工，在此背景下，我國生豬市場波動、國內居民消費以及產業發展環境呈現出新的特征和發展趨勢，供給結構調整和產業競爭力將成為未來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國生豬產業發展的主題。本文將從生豬產業發展的環境和背景變化出發，對我國生豬產業的發展趨勢做出判斷。
1 我國生豬產業發展的背景和環境變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取得了矚目的成績，未來仍將深入推進。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增加值在GDP 中的合計份額由1978 年的72.3% 上升至2016 年的91.4%， 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大幅下降，由27.7% 下降至8.6%，但目前仍然高于大多數發達國家。美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長期在1% 左右變動，歐洲發達國家如英國，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近10 多年來都在0.7% 左右變動，因此可以預見，未來我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所占比重還會進一步上升，第一產業比重也會相應下降（圖1）
2016 年，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7.35%， 在國家“十三五”規劃中，2020 年城鎮化率的目標是60%，有專家預測，到2030 年城鎮化率將達到70%。工業化和城鎮化對于生豬產業發展存在兩方面的影響。有利的方面是在產業鏈上形成產業的支持，并提高居民收入，促進豬肉消費量；不利的方面是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在資源要素的競爭中相對更有利，從而擠壓生豬企業的生存空間，使生豬生產成本上升，成本上升引起的供求重新相互適應過程很可能引起比較劇烈的市場波動。
1.經濟步入新常態
目前我國經濟步入新常態， 經濟發展由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總體來看， 未來一段時間，經濟發展增速相對以往高速增長的時期將有所放緩。這在一定程度上將會影響消費需求，也會對豬肉需求的增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尤其是對豬肉戶外消費影響較大。
由圖2 可以看出， 近年來經濟增速的下降對餐飲業收入增長影響明顯， 餐飲業同比增速呈現階梯式下降，而豬肉消費是餐飲消費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可以推斷，豬肉戶外消費增長放緩。目前的發展思路是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來突破經濟新常態的限制，從而推動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而在生豬產業中，區域布局和產業組織的結構性調整以及技術的進步是推動產業發展的主要途徑。
2.逐步嵌入生豬全球價值鏈
近些年來，我國生豬產業嵌入全球價值鏈的程度不斷加深，在價值鏈中總體上處于不利地位。全球價值鏈的高端主要被歐美等發達國家控制。在上游環節，我國原種豬越來越依賴于國外，主要進口自美國、加拿大、法國和丹麥等國家。
2001—2007 年， 我國種豬進口量基本在3 000 頭以下，之后大幅度增加，2008、2011、2012、2013 年的進口量都達到10 000 頭以上， 2013 年進口量高達19 404 頭，盡管2014—2016 年進口量有所回落，但仍處于較高水平（圖3）。
在飼料環節，豬飼料所需要的豆粕基本上全部來源于進口大豆，主要進口自美國、巴西和阿根廷。2016 年我國大豆進口量已經達到8 323 萬t，占國內消費來源的比重接近90%（圖4）；在預混料方面，帝斯曼、泰高等化工巨頭在高端產品領域占據主導地位；在疫苗方面，美國的碩騰、德國的勃林格殷格翰等大型跨國醫藥公司基本上占領了國內的高端市場。
在上游越來越依賴國際市場的同時，養殖環節也直接面臨著國外養殖業的直接競爭，近年來我國豬肉生產成本明顯高于歐美等生豬養殖業發達國家， 豬肉進口量大幅度上升，2012 年以后，我國每年鮮冷凍豬肉進口量都達到50 萬t 以上，2015 年達到78 萬t，2016 年又升至162.03 萬t，占國內消費的比重接近3%（圖5），這進一步說明我國豬肉的生產和消費都在逐步融入世界市場。嵌入全球價值鏈拓展了我國生豬產業的發展空間，使得充分利用國外資源變為可能，同時也增加了我國生豬產業受制于跨國公司的風險，并增強了國內外市場的互動性，導致國內市場運行的穩定性減弱。
二、未來我國生豬產業發展趨勢
面對國內外經濟和產業的新變化，未來我國生豬產業發展機遇和挑戰并存，在成本上升和需求放緩的同時，會出現需求層次上升、區域布局結構調整、產業組織優化及技術水平持續提升等積極因素。未來我國生豬產業發展的重要趨勢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價格波動與國際市場的同步性增強
在我國生豬產業逐步嵌入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國際豬肉市場的波動會通過豬肉和飼料原料貿易、市場信息流動等途徑傳導到我國市場，同時，由于2015、2016 年豬肉進口大幅度上升，我國生豬市場自身的周期性變化也會對歐美市場產生重要影響。可以預見， 未來我國生豬市場與國際市場變動的一致程度將更高。近年來，我國生豬市場價格波動與美國以及歐洲的生豬市場價格走勢的關聯程度已經有所增強。
由圖6 和圖7 可以看出，雖然我國生豬價格高于歐美，但我國與美國和歐洲的生豬價格走勢基本相近， 尤其是重要的價格轉折點在時間上都比較接近。與國際市場的同步性增強，一方面說明我國生豬市場未來將不再是一個相對獨立的市場，會受到國際市場因素的沖擊，另一方面也需要注意到，我國針對生豬價格波動采取的政策措施可能會引起國際市場的變化，進而反饋到國內市場上，從而減弱國內市場調控政策的效果。
2.消費量增速放緩，消費層次上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豬肉消費總量經歷了高速的增長，由1979 年的995 萬t 上升至2016 年的5 456 萬t，人均年消費量由1979 年的10 kg 上升至2016 年的近40 kg。在經濟步入新常態以及居民收入達到較高水平的情況下，豬肉消費量增速會放緩，同時消費者對安全和高品質產品的需求量會增大。
第一，消費量增速放緩。近年來，豬肉消費量增速已經開始有所下降，2001—2005 年，豬肉消費總量年平均增長率為2.85%，2005—2010 年降至2.30%，2010—2016 年又進一步下降至1.20%，在消費總量增長放緩的同時，人均消費量也逐步達到發達國家水平。1990 年，我國人均豬肉年消費量已經超過美國水平（20 kg 以上），2008 年我國人均豬肉年消費量為35 kg，在2013、2014 年已經超過40 kg， 基本達到了歐盟近42 kg 的平均消費水平（圖8）， 如果以歐盟的消費水平為參照，我國人均豬肉消費增長的空間有限。總體來看，未來由于城鎮化的推進以及居民收入的進一步上升，尤其是農村居民收入的上升，我國豬肉消費總量仍然會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難以重現以往快速增長的局面，預計2030 年人均豬肉年消費量接近44 kg，全國消費總量達到6 100 萬t 左右。
第二，消費層次上升。在消費總量增速放緩的同時，由于居民收入達到了較高的水平，中高收入群體所占比重越來越大，需求會出現分層，即更多的居民不再僅僅購買同質的豬肉來滿足動物蛋白和脂肪的基本需求，而是會增大對于高品質豬肉以及各種特色豬肉的需求。尤為突出的是消費者對豬肉的質量安全水平要求會更高，根據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產業經濟研究室2013 年和2014 年針對廣州居民的調查數據，2013 年，有14.9% 的消費者對于安全豬肉給出5 元以上的溢價水平，到2014 年這一比例上升至20.2%（圖9），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或者收入的增加，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需求強度會增加。
3.生產成本進一步上升
自1990 年代以來，我國生豬生產成本在持續上升，散養戶和規模養殖戶的平均成本由1991 年的3.13 元/kg 上升至2015 年的14.16 元/kg，逐步超過美國、丹麥和其他一些歐洲國家。可以預見，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生豬生產成本仍然會繼續上升，并進一步拉開與歐美國家的差距，未來導致生豬生產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勞動力供給偏緊，同時，隨著工業化和城鎮化的持續推進， 勞動力在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 中獲得的工資將會不斷上升，第一產業將面臨用工短缺的局面。2012 年中國農村人口為6.95 億人，據聯合國的人口預測， 到2022 年中國農村人口將凈減少1 億人，農業勞動力將進一步減少，這會導致農業領域的工資上升， 最終推動我國生豬產業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第二，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糧食的需求量會進一步增大，在國內糧食生產效率不能迅速提升的情況下，糧食的進口量也會進一步增加，因此飼料原料的價格會進一步上升。此外，我國耕地資源和水資源總體趨緊，糧食生產成本仍然會維持在較高水平，這也會促使飼料成本上升。由表1 可知， 我國糧食價格全面高于歐美國家，這種局面預計在短期內難以扭轉。
第三，隨著我國畜牧業的快速發展，畜禽養殖業成為重要的污染來源。養豬業是畜禽養殖業中規模最大的行業，污染物排放的問題也比較突出。為治理養殖業的環境污染問題，2014 年以來，國務院及有關部門推出了一系列法規和政策，如新的《環保法》、《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關于打好農業面污染防治攻堅的實施意見》、《關于促進南方水網地區生豬養殖布局調整優化的指導意見》、《畜禽養殖禁養區劃定技術指南》、《“十三五”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等都對畜禽養殖業的污染防治做出了規定，這會顯著提高養殖業的進入門檻，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生豬養殖成本。
第四，近年來，在經歷了牛奶的“三聚氰胺” 以及豬肉的“瘦肉精”等食品安全事件后，食品安全越來越受到全社會關注。未來社會各界對食品質量安全問題的治理力度會進一步加大，企業質量安全的投入成本也會上升。
第五，2006 年以來，我國生豬疫情比較嚴重， 尤其是在2006 年和2011 年先后爆發了豬藍耳病和仔豬腹瀉，引起了大量豬只死亡，養殖戶受到嚴重損失。2012 年以后，我國生豬疫情總體比較平穩，但未來形勢仍不樂觀。嚴峻的生豬疫情形勢會加大生豬養殖戶和企業的預防和治療費用，從而增加成本。
4.區域布局再調整
目前我國生豬生產的分布與人口的分布關系密切，各地區生豬養殖量與當地的人口數量基本呈一定比例，其原因首先是以往我國生豬生產以散養戶為主，大規模養殖場較少，所以生豬生產比較依賴人工，在工業化和城鎮化程度不高的情況下，各地廣泛存在的農業人口成為生豬養殖的主力軍；其次，我國居民的豬肉消費習慣以鮮肉為主，在交通基礎設施發展不足時，活豬運輸成本較高，所以生產靠近消費的情況比較普遍。由于目前各地區城鎮化和工業化的速度存在差異，資源稟賦條件也有所不同，未來我國生豬產業的空間布局可能會出現兩方面的變化趨勢。
第一，隨著東南沿海地區城鎮化的加速推進和環境控制力度的加大以及生豬養殖成本的進一步上升，生豬生產會進一步向資源相對豐富、環境承載能力較強、交通運輸便利、消費需求旺盛或靠近主要市場的地區轉移，如東北、西南地區以及中部傳統的主產區是轉移的主要目的地。近幾年這一趨勢已經逐步顯現，2011—2015 年，江蘇、浙江、福建和廣東4 個沿海省份的生豬出欄量在全國的份額由15.7% 下降至13.6%，其中浙江下降最明顯，由2.92% 下降至1.86%，福建由2.95% 下降至2.41%， 東北三省在全國的出欄比重由8.71% 上升至8.76%， 其中黑龍江由2.47% 上升至2.63%， 吉林由2.24% 上升至2.35%，遼寧由4.01% 下降至3.78%。地處西南地區的云南省在全國的出欄比重由4.48% 上升至4.87%，另外，河南、湖北、湖南以及山東幾個資源條件較好且生豬產業比較有基礎的省份在全國的出欄份額由28.8% 上升至30.3%， 其中河南由8.10% 上升至8.71%，湖北由5.85% 上升至6.16%，山東由6.40% 上升至6.83%。
第二是地區之間的分工加深。沿海地區和內陸地區在生豬養殖上存在一定的互補性，沿海地區技術水平較高，內陸地區資源豐富、環境承載能力強。未來有可能基于這種互補性在生豬產業上形成一定的分工。沿海省份的生豬企業可能更專注于發展種豬育種產業，為內陸地區提供種豬或仔豬，內陸地區的一部分養殖戶或企業專注于生豬育肥環節，這樣可以充分利用兩類地區的優勢。在國際上，相鄰國家之間在生豬產業鏈上的分工可以為我國提供啟發。美國每年從加拿大進口大量仔豬，在最高峰時每年的進口量達到1 000 萬頭，近年來雖有所減少，也維持在400 萬頭以上，主要原因是加拿大仔豬的生產效率更高，仔豬價格較低。仔豬的進口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美國的生產成本，從而進一步促進了美國豬肉對外的出口，可見加拿大和美國形成了比較明顯的產業鏈分工。在歐洲，丹麥和荷蘭的生豬育種技術水平很高，種豬的繁育能力較強，德國的生豬養殖技術和豬肉屠宰加工能力較強，因此，德國每年從荷蘭和丹麥進口大量仔豬，如2015 年，德國從荷蘭、丹麥幾個歐洲國家進口仔豬數量在1 300 萬頭左右，占其生豬屠宰量的20% 以上；丹麥2015 年仔豬出口數量為1 200 萬頭，占本國生豬產量的38% 以上，同時丹麥2015 年從德國進口了14.6 萬t 的豬肉和豬肉制品。
5.生產組織結構持續優化
生產組織結構優化的第一個方面是養殖業的規模化程度提高。由于生豬產業環保要求進一步提高， 疫病形勢仍然比較嚴峻，養殖業技術和管理人才緊缺，我國生豬養殖業進入門檻越來越高，根據國家發改委有關數據，2012 年以后，散養戶和小規模養殖戶的成本都超過了中規模和大規模戶，而且大規模戶與中規模戶之間的成本差距也在縮小，說明我國生豬產業規模經濟的特征在逐漸增強（表2）。
近年來雖然規模化發展的速度較快，但散養戶和小規模養殖戶的比重仍然較高。2015 年，我國年出欄500 頭以上的養殖戶所占比例為43.3%，年出欄1 000 頭以上的養殖戶出欄比例為31%，年出欄3 000 頭以上的養殖戶出欄比例僅為20%，這與歐美國家有較大差距（圖10）。
2010 年，丹麥、意大利、荷蘭、英國、西班牙存欄1 000 頭以上的豬場存欄比重都超過了80%， 法國和德國的這一比重分別達到77.1% 和64.5%。美國2012 年豬場存欄數在1 000 頭以上的豬場存欄比例達到了94.7%，存欄在2 000 頭以上的豬場存欄占比達到87.4%。由此看來，我國生豬產業規模化發展的空間仍然較大，未來規模化發展步伐會進一步加快。
組織結構優化的另一個方面就是通過各類主體的合作形成優勢互補的組織模式。首先是中小養殖戶的聯合，雖然與大型企業相比中小規模養殖戶在競爭中處于劣勢，但如果中小規模養殖戶通過合作社等形式聯合起來，加強技術實力，聯合采購飼料原料并共同建立銷售渠道，則仍然有希望與大型養豬企業相抗衡。其次是以“公司+ 農戶”模式為典型的大規模企業與中小養殖場的合作，此種模式可實現大企業與中小養殖農戶的優勢互補。目前，“公司+ 農戶”模式運行最成功的是溫氏集團，近年來溫氏集團的生豬產業發展迅速，2016 年在全國生豬出欄數達到1 712.7 萬頭，占全國生豬出欄量的2.5%， 未來“公司+ 農戶”模式仍然具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再次是托管模式，即專業的豬場管理公司與養殖業投資者合作，由于生豬養殖業的技術和管理經驗門檻較高，初入行業的投資者將豬場轉由專業的管理公司來托管可以降低運營風險，也充分發揮了養豬專業人才的優勢，美國的派斯通（Pipestone）公司是這種模式的代表，國內近年來也有不少探索，如安徽德林豬場管理有限公司的托管業務得到了行業的認可。另外，隨著互聯網技術和互聯網經濟的發展， 生豬產業鏈中的各方面要素可能會更靈活地通過網絡空間組織起來，形成更為復雜的產業合作方式， 從而催生出新的、有競爭力的產業組織模式。
6.技術水平會有明顯提高
目前我國生豬產業的技術水平還比較落后，這導致我國的生產效率與歐美發達國家差距較大，用2016 年全國的生豬出欄數除以2015 年末能繁母豬存欄數大致得出我國每頭母豬年提供上市豬頭數為14.6 頭，而在2014 年，歐美生豬產業優勢國家的這一指標基本在22 頭以上， 丹麥和荷蘭最高，分別為28.48 頭和27.79 頭，美國也達到了22.44 頭，其他指標如母豬年產胎次、產仔數、日增長量、耗料增重比等也都有較大差距。未來我國生豬生產的技術水平會有明顯提高，差距也會有所縮小，其動力主要是2 個方面：
（1）產業組織的優化有利于技術進步
目前我國生豬產業規模化發展的趨勢以及“公司+ 農戶” 等組織模式的推廣有利于技術進步。首先，大型生豬養殖企業擁有較充足的資金用于技術的研發和創新，并可以培養大量的產業技術人才，進而提高企業的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其次，大型企業對于現代化的養豬設備、體現高技術水平的飼料、高品質的疫苗以及優秀的豬種產生了龐大的需求，這有利于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從而促進生豬全產業鏈技術水平的提升。
（2）國際技術擴散也會推動技術進步
目前我國生豬產業已經逐步融入世界市場，投資和貿易規模可觀，國外的先進技術可以通過投資和貿易擴散至我國生豬產業。目前在生豬及相關產業領域已經吸引了大量的外資，國外著名的種豬企業如海波爾、PIC、托佩克等都在我國建立了合資或獨資公司；在動物保健領域，勃林格殷格翰公司以及美國碩騰公司都在中國設立了研發中心， 也建立動物保健品制造廠，跨國公司的先進技術可以通過技術人才在企業間流動以及市場中的示范效應等途徑擴散至國內企業。另外，在貿易方面，種豬以及疫苗的進口也會伴隨著相關技術知識的流入， 從而提高我國生豬產業的技術水平。相信未來在融入全球價值鏈過程中，我國生豬企業的學習和創新過程會逐步推動產業向價值鏈高端攀升，同時提升生豬養殖領域的技術水平，最終在全球價值鏈占據主動地位。
三、結論與建議
2007 年開始，我國生豬產業加快了由傳統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轉變的步伐，與此同時，價格波動、環境污染、食品質量安全、成本偏高等一系列問題也變得愈加突出，這些問題既形成了挑戰也預示著發展的方向，未來，通過供給結構的優化調整， 降低成本，提升質量，最終贏得國際競爭力是生豬產業發展的基本路徑。為保證這一路徑的順利實現， 應重視以下3 個方面工作。
第一，積極完善豬肉冷鏈物流體系，降低運輸成本，促進產業在空間上的合理布局。區域布局的調整會改變以往本地生產、本地消費的局面，導致活豬和豬肉的跨地區運輸量持續增大，如果運輸成本過高則會抑制區域的重新布局，而良好的冷鏈物流體系使得冷鮮肉跨地區的供應更加便利，這既可適應我國居民的鮮肉消費習慣，也可降低由活大豬跨地區運輸引起的疫病傳播風險，從總體上降低運輸成本，最終有利于區域布局的優化調整。
第二，為生豬企業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促進現代化生豬企業的形成和發展。產業競爭力的提升和生產方式的現代化必須依靠有競爭力的生豬企業， 為促進生豬領域企業的創立和發展，應理順生豬產業鏈各環節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各項相關政策，改善生豬企業的營商環境，保證生豬產業投資者具有穩定的預期。
第三，降成本和提質量并重。產業競爭力的提升一方面要依靠組織模式優化以及技術的進步和推廣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另一方面也應注重產品質量的提升和多樣化產品的供給，從而跳出“紅海”， 開辟“藍海”。未來可充分利用我國豐富的豬種資源， 發展在品質、功能方面更加多樣化的高端豬肉產品， 鼓勵綠色、有機豬肉產品的發展，同時利用互聯網渠道和新的生物技術實現個性化豬肉產品的定制， 滿足消費者多樣化和高層次的需求。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畜牧雜志（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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