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村里沒有姑娘叫小芳，但它樸實又善良
我是一個自認還有點良心的公務員。
除了這句話，前言的其他部分是在正文快完成時才寫的，原因是我自己也被這句話惡心到不行，不愿在它正下方打字。
然而我最終決定保留下這句話，只是加一個簡短的聲明：我想表達的意思，并不是“其他公務員都沒良心”，也不是打算揭露什么“黑幕”，畢竟以我的級別和資歷，就算“黑幕”確實存在，我也碰不到。
那我的“良心”從何說起呢？其實也沒啥大不了的。
我在北方某省的某省直機關工作，2014 年 4 月，被派到L 市 D 縣 L 鎮 P 村擔任“包村干部”。（作者注：“包村干部”只是俗稱，它還有個官方名稱，我就不寫了，對基層稍有了解的人都會猜到，猜不到的，也不影響閱讀）
從理論上講，這是一個光榮而神圣的使命，也是一段慘淡而淋漓的人生，由于主要職責是扶貧，去的都是最窮、最偏僻、最破敗的農村，又不能每天回家，那日子簡直可以用拋妻棄子、背井離鄉、顛沛流離、吃了上頓沒下頓……來形容。總之一句話：對“城里人”來說，那基本等于野外生存。
然而這只是理論。事實上，農村生活并沒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糟（當然也沒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好），只是每個人的經歷不同、視角不同，感受也不一樣而已。
我經歷的實際情況是這樣的：每周一早上八點，從省城的家里動身，乘長途車前往 200 公里外的 P 村，即使路況良好，也要中午十二點才能到村里（途中要轉兩次車，還要走好幾公里的路）；通常情況下，周五下午兩點就可以閃人了。
也就是說，我每周工作的時間實際上從五天縮短到了四天。如果家里有事，村里又恰好沒事，我也可以向帶隊領導請個假，周二再去村里，或者周四就回城，但這一年中，我居然從未這樣做過——我認為這跟我們單位管理比較嚴格有關，也跟我在村里的日子比較滋潤有關。
我平時住在村西新建的村委辦公室，它們是一排磚混結構的新房子，我搬進去時它才剛建成 4 個月，但一點“甲醛味”都沒有。村里專門給我騰出一間二十來平米的房間（這個面積對我來說嚴重超標了），里面床、衣櫥、辦公桌、沙發、空調、冰箱、網線一應俱全，辦公設備還包括聯想 4 核筆記本和惠普掃描復印一體機，雖然不算先進，但應付村里這點工作綽綽有余。
我住處的隔壁是“多功能會議室”，由于很少有會議在那里舉行，所以里面的 42 寸液晶電視、投影儀，還有 600 多本圖書，實際上算是我的“專供”。
平心而論，農村的生活條件肯定不如城市，比如風沙很大、蚊蟲特多、廁所不能沖水、淋浴間是臨時搭建的所以門關不上……但考慮到 P 村是個貧困村，能有淋浴間就不錯了，再說人家又不收我的水費。更令我滿意的是，雖然平時工作不少，但農村的節奏畢竟比城市慢得多，這讓我有時間做一些更像“生活”而不是“生存”的事。
比如每天清晨醒來，我可以在淋浴間隔壁的小廚房里煮點面條，或用多功能豆漿機打點豆漿，黃豆都是從村民那里買的，保證綠色天然無公害；午飯后，我可以在村委辦公室前的文化廣場上散散步，跟同樣無憂無慮的村民聊聊天；傍晚，我站在麥田邊上看夕陽西下，看金紅色的原野盡頭升起裊裊炊煙，有好幾次差點就作出詩來了。
那年夏夜，我居然還能坐在會議室里優哉游哉地看世界杯，雖然那里沒空調，但農村的夏夜十分涼爽，有時甚至要裹一層毯子才坐得住。
這幾乎是在村里度假的節奏。
當然我得承認，不是每個“包村干部”都有這樣的運氣。首先，“每個周末回家”對很多人來說就不現實，因為有些貧困村距省城 500 多公里，交通又不方便，去趟村里的時間都夠出趟國，所以這些人只好每兩三周才回一次家。其次，我是第三批省派“包村干部”，由于前兩批“包村干部”已經摁著這些貧困村使了兩年的勁，所以我“進村”的時候，就不必再像第一批人那樣住在陰冷潮濕、隨時存在塌方危險的房子里，跟蟑螂和蜈蚣作伴。
但我相信，“包村干部”們至少有一點經歷是相同的：我們都遇見過一群質樸、善良、有點頑固又有點天真、有點討厭又有點可愛的村民。
不是每個村里都有一個叫小芳的姑娘，但那村子仍值得我懷念。
在“各級領導的關心指導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這不是套話），我在愉快玩耍的同時也干了一些活，它們總結起來可以用三號字寫滿 20 頁 A4 紙。但說實在話，真沒什么了不起的。2015 年 5 月底，我平淡祥和的“包村生涯”到期，撤回原單位，又恢復了過去“案牘之勞形”的狀態。
我在單位不算“重要人物”，一般下午六點左右就能下班，但每天不停地寫講話、寫匯報、寫總結，也足以讓我懷念鄉村的時光；更令我迷茫的是，那些重要崗位上的同事們，經常會為了一篇“貫徹××會議精神的講話”加班到凌晨。然而不論他們怎樣努力，領導講話時總也不見有幾個人仔細聽，講話念完，也就沒人記得講話的內容，好像它從來沒存在過一樣。
就這樣，我，還有我的同事們，不停地從一篇講話走向另一篇講話，生活似乎很充實，然而空閑下來，卻會兩眼無神地茫然自問：我們到底忙了些什么？我們可曾改變了哪里、可曾幫助了誰？窗外，堵車依然一望無際，比它更一望無際的只有霧霾；200 公里的遠處，那個村子倒是沒有這些，但它沒有的遠不止這些——然而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我都沒能幫助過它。
于是，我打算趁記憶還算鮮活的時候，把自己做“包村干部”時的一些見聞和感受寫出來，也許，我只是說也許，這能有一點什么意義。
這些東西當然是幼稚和膚淺的，但正因如此，它可能還保留著一點“赤子之心”，這大概是它唯一的優點吧。我是城市里長起來的孩子，雖然在基層工作過幾年，但從未真正融入過農村——這肯定算不上好事，然而它讓我保留了旁觀者清的視角，讓我能夠忠實地記錄下好的、不好的、好和不好都有的、以及說不上好或不好的。
雖然本文大部分內容都是些無關緊要的瑣事，但為保護他人隱私，文中人物仍使用化名，涉及的單位、部門，也基本不使用正式名稱，所以大家完全可以把它當成虛構的故事看。對我個人來說，我寫的東西全是親眼所見或親耳所聞，但考慮到眼見未必是實，有圖難有真相，我可不敢發什么“如有假話天打雷劈”之類的誓。
所謂“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下士時”，很多事情在短時間內是難以查究真相的，何況我到過的農村較少，就算看到的現象全部真實，也未必代表其他地區農村也存在這樣的現象。
所以如果有人問，全國那么多“包村干部”，怎么不見別人出來說這些，難道只有你碰上過這些事？我只好回答：也許真的只有我碰上過；也許很多人都碰上過，只是他們有種種顧慮不想說，或者以為司空見慣懶得說。“馬向陽”并沒去過一百個村，一樣能拍《馬向陽下鄉記》；而當年數百萬知青上山下鄉，寫出“知青文學”的又有幾個？
哦，對不起，我又自戀了，這個東西，還算不上什么“文學”。
以上是為前言。
第一章 裂痕
如果只有農村人進城，沒有城里人下鄉，城鄉之間能實現“一體化”嗎？
——題記
第一節 “閉關鎖村”與“對外開放”
“X書記（作者注：這是村民和當地干部對我的稱呼。通過這個稱呼，相信很多人就能猜到“包村干部”的正式名稱了），你知道嗎，咱村以前可好了，啥事都沒有，自從你們‘包村干部’來了，什么亂七八糟的事都出來了。”
當我聽到這句話時，正坐在 P 村村支書王今宗的車上。那是一輛我叫不出型號的紅色兩廂小車，已經脫審 6 年，兩個后視鏡都已碎掉，右轉向燈不亮，底盤多處破損導致路面上的塵土不斷被卷進車內。不過再多的塵土也遮掩不住長期運送咸魚給它留下的腥味。
在車輪與砂石路面摩擦的聲音、車前蓋顛簸中不斷撞擊車殼的聲音、發動機因不堪重負劇烈轟鳴的聲音中，我竭力分辨出王今宗書記濃重的方言口音，卻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就是他說的“包村干部”中的一員，此時我到 P 村剛好 1 個月。
我是 2014 年 4 月到 P 村的，那時距我從基層考入某省省直機關才 10 個月。從 2012 年開始，我們省每年從省直機關中選派 500 多人，派到全省 500 多個最貧困的村去做扶貧工作，每批為期 1 年，我參加的已經是第三批了。我們單位每批派 3 個人，分別去 L 市 D 縣 L 鎮的 3 個村，我被分到了3 個村中離 L 鎮政府駐地最遠的 P 村。
這是個挺普通的村子，戶籍人口 700 多，實際常年在村的不足 300，除了外村嫁過去的媳婦，所有人都姓王，全是親戚。這些人耕種著 1400多畝耕地，其中絕大部分都用來種植小麥和玉米。
王今宗書記是 P 村村支書，也是我認識的第一個 P 村村民。他是個中等身材、皮膚黝黑、筋肉結實的中老年人，只比我母親小一歲。這位老人家也算是飽經風霜了，年輕時在磚窯廠里做過工，后來開過半掛大貨車，還經營著村里唯一一家飯店（話說他的職業好像都跟 PM2.5 密切相關），直到 6個月前，他的族叔王大冬從村支書的位臵上退下來，推薦他“接任”。
此人雖然在社會上摸爬滾打多年，但仍保持了待人誠懇、說話直率的品性，于是我們很快就混熟了——不熟的話，他也不會當著我這個“包村干部”的面，指摘“包村干部”的不是。
我很奇怪，我們“包村干部”是來扶貧的，按說應該“只干好事，不干壞事”才對，怎么會惹出“亂七八糟的事”呢？
后來跟他詳談，我發現他說的亂，其實一點也不亂，概括起來無非三類：第一類，村民抱怨利益分配不均，吵吵嚷嚷鬧情緒；第二類，村民嫌棄自己村的村干部不如“人家村的村干部”干得好，嘰嘰喳喳提意見；第三類，村民“就知道錢”，村干部想組織他們干活，他們先問村干部要錢。
我沒跟他扯“干部要任怨任謗”和“有批評才有進步”之類，他聽不懂。何況我又憑什么要求一個村支書泰然處之呢。
再說，這些問題也確實是“包村干部”帶來的。據我了解，從前 P 村很落后，村民普遍很窮，互相之間既不會攀比，也沒有利益糾葛。由于出村道路太爛，很少有人出遠門，別的地方發展成什么樣，他們既不知道也不關心，關起門來過自己的小日子，覺得還可以。后來“包村干部”來了，上面的好政策也跟著來了，修路、通水、扯網線、建廣場，村民出去打工的多了、見的世面多了、得的好處也多了，卻變得“不高興”起來，仿佛看什么都不順眼。當然，除了錢。
這是很多“返鄉見聞手記”中都說過的問題：從前“老實巴交”的農民已經變得“嫌貧愛富”，誰錢多就崇拜誰，誰給錢多就趨奉誰，沒錢一切免談。這些人“自尊心”很強，對“城里人”瞧不起“村里人”的行為敏感，但他們自己好像也不大瞧得上自己——特別是那些“進過城”、“見過世面”的人，更是如此。
我把這歸結為“長期閉關鎖村”之后，突然的對外交流所帶來的陣痛：當富庶繁華突如其來地出現在村民面前，他們其實還沒有做好心理準備——三十年前，“城里人“看見歐美的高科技、高品質生活時，還不是一樣受到沖擊？再說，“見錢眼開”與“趨利避害”之間的界限并沒我們想象中那樣明顯，每個人都有權羨慕和追求更好的物質生活。
所以我對王今宗書記說的“亂七八糟的事”并不在意，只回應道，這是個必然的發展過程，這個階段過去就好了。
唯一讓我在意的，可能是“拜金主義”的野蠻生長，會把農村“熟人社會”的溫情沖淡，由一部分人的財富打造的光鮮亮麗外表把“貧窮”擋在了幕后，很多因病致貧、因殘致貧的人被隱藏進陰暗、僻靜的角落里，如果只是繞著農村簡單轉幾圈，你甚至很難發現他們的存在。
某天晚上，我們單位在 D 縣的對口下級單位領導請我們吃飯，我在飯局上說起這事，引來一陣共鳴。
“對對，這就是現在的農民，他整天罵你‘嫌貧愛富’，其實他自己更甚，哪怕是他自己的爹娘，他也嫌。”李部長乘著酒興說道。他曾在鄉鎮工作過十幾年，做過鎮長，也當過書記，絕對資深的基層干部。
“他們也確實不算‘富’，不然‘包村干部’來干嗎。”我說，“只是他們比以前聰明了，知道問村干部要好處了，可是村干部沒這么多好處給他們，所以村民罵娘，村干部也罵娘。”
“對，這些人啊，就知道要好處。你啥也不給他的時候，他無所謂；可是你給他一塊蛋糕，他還想要第二塊，你不給，他就咬你手指頭。”李部長說。
“唉，所以難啊。”楊處長嘆道。他是我們單位某處的副處長，這次我們三個由他帶隊。此人是標準的機關寫材料出身，之前從未到基層工作過，人出奇地老實巴交，工作也極為認真，但對基層的事比較撓頭。“大家‘胃口’越來越大，就憑我們這點本事，滿足不了啊。”
“要我說，一點也不難。”李部長大手一揮，“你一塊蛋糕都不給他，他就老實了。這些人的‘胃口’永遠滿足不了，‘餓’著他最好。”
我們三個都愣了。要知道，我們來這里，就是“送蛋糕”的，可現在有人用“基層工作經驗”告訴我們：“送蛋糕”沒用，“無為而治”才是最好的選擇。
我瞬間有些慚愧。雖然我贊成“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但我們?送來的“蛋糕”中，很多本來就是從農民這里拿走的，把它們送回來是我們的義務而不是“恩賞”，豈能想送就送、不想送就不送？
就拿這頓飯來說吧，盡管“八項規定”允許晚間的個人宴請，李部長也言明這頓飯由他自己掏腰包，可他的工資來自包括農民在內的納稅人，我們一邊吃著農民的飯一邊討論要不要?“餓”著農民，是不是有點吃飽飯罵廚子的味道。
不過后來我發現，我大概也有點誤會李部長，他可能并非歧視農民，只是用不太恰當的語言陳述了一個包括農民自己在內的人普遍認可的事實：農民雖然看起來“拜金”、“勢利”，但這種“拜金”和“勢利”還沒有跳出幾千年來“樸素平均主義”的范疇。
比如王今宗書記就同意李部長的看法。“就該啥都不給他們，那就誰也不會有這個那個的窮毛病了！這幫人，整天就知道瞎嘰歪！”我不止一次聽見他這么說。
每逢這種時刻，另外兩名“兩委”成員王星宗（他算是王今宗書記的族弟）和黃主任（她是 P 村西邊的 W 村人，嫁到村里，是唯一的女干部，兼任婦女主任）通常都會拼命點頭表示贊成。
這三個都是說話直率的人，所以我說話也直率，數次“批評”他們：你們這種觀點，完全站在了“當官的”立場上，沒考慮群眾利益。有一次我覺得不過癮，說完后又給他們念了一段剛剛在任彥申先生的新書《如何是好》中讀到的話：
“任何一項善政，都不可能立竿見影地為所有人帶來同樣的好處，總會有人先得到好處，有人后得到好處，有人得到的好處多，有人得到的好處少，還有人暫時得不到好處。于是，便產生了種種不滿意、不平衡、不滿足的聲音。你不能因為做了好事反受指責而放棄做好事，而應繼續做更多的好事來緩解不滿的聲音。”（作者注：引自《如何是好》，任彥申著，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3 年 9 月版，第 58 頁。）
這段話說得挺直白，三人都聽懂了，不過他們回報以冷笑：“這家伙胡說八道！你去問問咱村里的人，他們嘰嘰歪歪是因為你好事做少了嗎？你以為你再多給他們點好處，他們就不嘰歪了嗎？你要是這樣想，就去試試，看你給他們多少好處，他們能不嘰歪。”
我大義凜然地反駁說，我沒本事讓他們不“嘰歪”，但就算我有，我也不打算這樣做。有人“嘰歪”，至少能讓我不敢懈怠，不挺好的嗎？
面對我的義正辭嚴，王今宗書記只微微一笑：你沒本事讓他們不嘰歪，但是我有。難道我做的好事比你多嗎？X書記，你還是不了解農民啊，就拿上次分玉米種子那事來說吧，我啥好事兒7也沒給他們，他們怎么就服氣呢？
他說的“分玉米種子那事”是這樣的。
據說王今宗書記平時居官清廉，唯一一次“侵吞村民利益”，是在他剛上任不到一個月的時候。那時的“包村干部”韓主任（注：韓主任時任我們單位辦公室副主任，所以我稱他為“主任”；村民則稱呼他“包村干部”的頭銜），從農科院弄來 10 斤優質玉米種子給村里，結果被王今宗書記和另外 8 名村干部——他們分別是 2 名村“兩委”成員王星宗和黃主任，4 名“小隊長”，1 名民兵連長（注：村里已經不再招募民兵，但在理論上應該招募，所以這個頭銜保留著）以及 1 名村會計——“私分”了，每人分到 1 斤多。
王今宗書記承認這事，而且理直氣壯：全村將近 200 戶農戶，就 10 斤種子，分給誰不分給誰？均分吧，每家得到的種子還不夠喂只雞的；不均分吧，分不到的肯定有意見；只有村干部均分才不會有事。何況這種子誰也沒種過，不知道到底好不好，分給人家，萬一收成不好，人家還抱怨，圖個什么呢。
果然沒人有意見。很多村民知道這件事，但他們大多很平靜：“村干部肯定是可以有點好處的，不然為什么要當村干部？”。據說也曾有極個別人稍微表達了一下意見，說韓主任你應該多弄點種子來，結果引來鄰居的一致嘲諷：你沒分到種子有什么了不起，又不是只有你一個人沒分到！上次韓書記10給貧困學生的書包也沒我的呢！我都不抱怨，你抱怨啥？
——寫下這段話的時候，正值寒冬，我所在的城市突然有數萬戶居民停暖。在等了一整天還沒恢復供暖之后，他們開始在網上抱怨，于是收獲了這樣的評論：哎呦，你們不就停暖一天嗎！我們這些還沒有集中供暖的人都不抱怨，你們抱怨啥！
這些評論者可能不會想到，他沒有集中供暖，不是有集中供暖的人的錯；就像那些村民也不會想到，他沒有書包，不是沒有種子的人造成的。他們像所有人一樣渴望為自己爭取權益，然而這種“爭取”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樣：他們實際上不是爭取“自己有”，而是爭取“別人沒有”；他們不會認為，別人有了蛋糕，所以我也要努力得到我的，而是負氣地想，我還沒有蛋糕，別人憑什么得到呢？
可想而知的是，前一種心態也許會讓大家都有蛋糕，也許不會；后一種心態則只能讓大家都沒有。這大概就是孔子說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吧：當蛋糕不夠分的時候，很多人的愿望并不是把蛋糕做大，而是寧可所有人都沒有蛋糕。
李部長和王今宗書記大概都看到了這一點：進步導致差異，于是帶給村民的痛苦反而多于幸福，由普遍蒙昧和集體貧窮產生的“和諧光景”卻能讓他們快樂。
于是，P 村出現了看上去十分矛盾的現象：一方面，村民崇拜財富，因為這可以讓他們獲得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村民也渴望“均貧富”——哪怕是“均貧”都好，因為這可以讓他們獲得心理上的安寧。當然它的內在邏輯并不矛盾：在森嚴的城鄉二元結構逐步瓦解的過程中，村民不可避免地受到城市物質文明的影響；但他們的靈魂依然根植于鄉土，“自然經濟”還沒退出他們的精神世界。
我當然無法一次性實現所有人的“普遍富裕”，只好一遍遍向村民解釋：所謂“公平”，是每個人的基本權益都得到保障，每個人都能過上與自己的能力和付出相匹配的生活，而不是“絕對平均”；搞產業開發，當然是動腦多、出力多、投資多的人先富，搞社會保障，當然是喪失勞動能力、家庭條件困難的人先得。這可不是“不公平”啊！
這些解釋無一例外地失敗了。我收到的答復幾乎千篇一律：你別整那沒用的，反正你什么“好事兒”都不給我們，也就罷了；如果你有“好事兒”，給他不給我，不行。
——“我不管他什么條件我什么條件，反正給他不給我，不行，沒商量！”這是我在多達上百位村民口中聽到的同樣一句斬釘截鐵的宣誓。有時我竟然也會去追問，那如果我誰都不給呢？他們通常都會一笑：那就是你的事了，我沒意見！
這些村民好像并不清楚，當他們抱著?“均貧”的心態追求財富，真正得到實惠的并不是他們，而是我——我不必費心尋找比韓主任更多的優質種子，只要保證大家都沒有種子就好。我的懶惰有史以來第一次得到了如此光明正大的理由，所以那一年，我沒給村里弄來一粒種子。
未完待續
中國鄉村發現轉自：頭條號 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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