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湖橫橋堰為中心
一、區域背景
江南地區的核心是環太湖流域，地勢低洼，湖蕩汊港等水體形態密集分布于內。其水源主要來自西部茅山、天目山的溪流，經苕溪（分東苕、西苕）、荊溪等大流匯入太湖，再經由“三江”下泄入海。明清時期的“三江”地區一般是指吳淞江、劉河、望虞河等。明人早就指出，“東南民命，懸于水利，水利要害，制于三江”①。清代人普遍認為，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杭州、嘉興、湖州與太倉的土地雖不及一省之多，但其賦稅“實當天下之半”，堪稱國家的根本；而且在地勢上，這些地方是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水利修治顯得十分重要②。由于江南地區水流“紆迴百折，趨納有準”，其患常常在“塞”③。洪澇期的排水作業，當屬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務，在這樣地理條件的局限下，江南產生的治水技術也與此密切相關。
在傳統的蘇南地區，因處于太湖水系的下游，為基本的排水地帶，歷史上一直是以吳淞江為中心的；在浙西，則基本屬于太湖水系的上游，是水源地帶，水利事業的興廢長期以湖州府的漤港為中心。就整個歷史時期而言，這里的水利社會史，可以說是以吳淞江為主導的，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對它的關注程度遠遠高于其他地域，這也深刻影響著明清時代及后來人們對江南水利的基本認識，并且經常強調這一帶的過剩水量如何排泄的問題，從某種程度上講，這里的水利史是以洪澇災害史為主流的。
因此，在以往水利史的研究中，較多關注的是太湖水系上游與下游的洪澇災害，特別是下游以吳淞江為中心的排水于道治理問題，研究成果較多④。然而，與澇相對的旱，在江南歷史上也經常發生，以高阜地帶最為明顯，危害并不亞于那些大水災。明代后期的江南大旱災與清代特大旱災的屢次發生，使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這里的水利社會。以清代而言，江南發生過的特大旱災，至少有14次，即發生于順治九年（1652年）、康熙十年（1671年）、十八年（1679年）、三十二年（1693年）、四六年（1707年）、五三年（1714年）、六十一年（1722年），雍正元年（1723年）、二年（1724年），雍正十一年（1733年），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慶十九年（1814年），道光十五年（1835年），咸豐六年（1856年），都表明旱災在江南的嚴重性⑤。譬如，乾隆五十年（1785年）夏秋之交的大旱，使河流四涸，井底干枯，許多地方連日常飲水都感到困難，更無暇車救農田了，人們開始外出求水。嘉慶十九年（1814年）夏季由于旱期太長，地上都長了毛，河港全枯，行路不必再循橋壩，各隨走向⑥。這樣的旱情，實在令人驚怖。
與松江府、蘇州府相毗連的浙西嘉興府，河港分布也相當復雜。明清兩代，該府統轄了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平湖、崇德（清代改稱石門）、桐鄉七個縣⑦，都號稱水鄉澤國。以水地面積與平地比較來說，水就占了十分之五、六，而且環江帶湖地區，縱有浦，橫有塘，其支流隨地域不同則有港、涇、蕩、浜、瀼、淹、溇等稱謂⑧。清代著名的水利專家、地方官王鳳生的水道概述⑨，可以讓我們更加清楚地認識這里的水文環境：
嘉郡，澤國也……眾水發源天目，上承杭、湖兩郡之委，以下達吳淞之江、黃歇之浦，其間群流交貫，吐納潮汐，瀦為澤，迤為川，析為港汊，尤難更仆數。……府境之水，其大者有三，一曰漕渠（即運河），一曰長水塘，一曰海鹽塘。……以上各水，皆郡之來源，至于漢塘，東至平湖縣境五十余里為市西河，受陶涇水（即界涇），東經縣治入當湖，又東三十里，或由廣陳出朱涇，或由新倉出姚家廊下，或由潔芳橋、呂公橋出溪塘、新塘，至龍頭，均歸東泖；又由普濟橋東出金絲婕橋，至金山，又自城西出孟家橋，至嘉善，又自東湖出東塔橋，合陶涇水，東流入乍浦獨山，統歸泖湖，由黃浦以入海⑩。
嘉興府在明代實行分縣改革后，南部地勢較高的縣內，大抵旱多潦少11。平湖舊隸海鹽，至明宣德五年（1430年）分析其東北境之當湖鎮而立縣12，稱平湖，意思是與湖相平。它既與西邊的海鹽、海寧有著相似的地理背景和水利條件，又與東邊的松江府接壤，與淀泖水系相溝通，也屬浙西要隘之一；歷史上這里發生的旱情多于水患，與真正低洼水鄉的社會生活，還有較多的不同，須時時關注水利方面的建設，蓄存水源。乾隆年間的地方文人這樣描述平湖：“面山環海，左枕三泖，右控具區，洵西浙之藩籬，東瀛之門戶也。城郭之中，街衢紛錯，舟楫通行，……東湖一區，實為眾水之所潴蓄。13”基本上將平湖縣的環境特質予以清晰地展示出來了。
平湖縣城設于當湖鎮，但作為湖泊的當湖，在城的東南部，也稱東湖，周40里，分九派，東西南北無所不達，堪稱嘉興府南部諸縣的噤喉。就西南地勢來說，海鹽視平湖稍高，迤邐而西，至海寧，地勢更高，直至石門、仁和，綿亙五六百里，都是“仰藉此水，以資灌溉”14。嘉慶十九年（1814年），以嘉興府通判身份攝平湖縣事的王鳳生15，對這里的地理情況顯然了如指掌。他說：
東南瀕大海，以乍浦九山為其綰轂，北匯三泖，西界嘉興，南界海鹽，西北界嘉善，東北界江南金山縣，川原沃衍，泖水一日兩潮，均沾利澤。雖東南隅稍形窿阜，而渠港流通，亦能曲達16。
但總體而論，平湖縣是“原隰不齊”，大概是“原十之七，隰十之三”，容易發生亢旱的地區集中于東十九都、二十都、十四都等，因此必須關注水利建設，多建堰閘17。至于平湖境內的水鄉地區，多賴潮汐以資灌溉。無論是高阜地帶，還是低洼地區，都需要保持河港的通暢，既利于引水通潮，也便于適時的排泄水流，因此特別忌憚泥沙淤塞、堰壩過于重隔18。
距離平湖縣境東北約30里的地方，是著名的三泖，地屬松江府華亭縣。那里本來稱作“谷泖”的水體，往南經過泖橋，再向東南到達平湖縣境內的廣陳鎮，由廣陳往西就到著名的當湖了。當湖東南就是捍海塘。谷泖又分細為長泖、東泖。由泖港蜿蜒至橫泖，是為東泖，出東泖為泖橋19。
由于三泖在松江、嘉興一帶至為重要，清代浙西有不少官紳對此作過詳細的解析。海寧人、生員吳騫就曾考察過三泖的位置與水流，他指出：“三泖本出三江之口，西入虹橋，趨當湖，一支西南入海鹽，復經海寧、石門、仁和，匯于塘棲，南達省會之北新關，流入太湖。”又說魯應龍的《閑窗括異志》謂當湖泖港，至今直通太湖，“尤其確證”19。此后，王鳳生對其繁復的源流變化與沿革，曾予詳細考證。他說，三泖者，一曰圓泖，近泖橋處較為寬大，故又稱長泖，從泖橋而上縈繞百余里，別稱長泖，其源就來自平湖的當湖。通過古今對比，他認為：“當以北至山涇、南至斜塘、中有泖塔者為圓泖，踰懸星涇而北，南至泖橋者為大泖，其由泖橋南至當湖者為長泖。”具體位置，根據當時新修的《松江府志》，他指出：“長泖在今金山、平湖之間，雖淤廢成田，闊如支渠，而其名尚存；大泖在今婁、金之間，已為田為蕩，絕無形跡；圓泖在今婁、青之間，周不過二十里，即近山涇之泖。21”
王鳳生在任平湖縣令時，吏治勤敏，深受百姓愛戴。他的考訂，顯然明確了三泖的沿革與位置，而且也揭示了其間的環境變遷。
毋庸置疑，地方水利一直是江南環境史與社會生活史的核心內容。作為研究清代中國水利社會史的權威學者，森田明曾深刻地指出，水利灌溉、治水等事業是無法單獨實施的，必須與歷史的自然環境、社會經濟方面的各種問題密切配合，方能進行22。本文的考察，即以浙西鄉村的一個水利設施橫橋堰作為解析的個案，擬對地方水利社會史進行重新建構，并就政府如何介入一個鄉村小水利設施的全過程，予以特別關注。
二、關于橫橋堰
南宋淳熙九年（1182年），趙善任秀州知州，建海鹽堰81處，后來屬于平湖縣的有39處。當時已經有人指出，由于歷年久遠，民逐私利，這些堰多被任意改建，以致蓄泄不時，旱潦無備23。
至于橫橋堰，本是一個普通的水利設施，由于地理形勢的緊要，居然在清代歷朝經常引起官紳們的高度關注。它建于何時，圯于何時，早已無從稽考。據說，本來是一個泄水的地方，而非來水處所24。它位于平湖縣城東北45里，東承三泖之流，原來并無堰壩設施；橋本身也荒圮日久，附近居民就筑起堰壩，阻塞了河道25。清前期的人這樣論道：
橫橋，實因橫泖而名也。初有橫橋而無堰，何以名橫橋堰？從后之人名之也。閘亦后建，何以不名閘？閘毀復堰，不知閘而名之也26。
毫無疑問，上述對于橫橋及其建堰的歷史，已經相當模糊，有史可據的，應當是從乾隆年間開始的，而且其在水利上的獨特意義，也開始被確認。
海寧人吳騫的《重開平湖縣虹橋堰記》曾說：
予夙聞平湖有虹橋堰者，在當湖東北四十五里，曰后厙港之側，逼近松江府華亭縣界，上承三泖之流，潮汐直貫虹橋，西注當湖，支雖九派，而西南與鹽官之谷水合，故宋《祥符圖經》有谷泖之稱，不知何時虹橋傾圮。村民初設舟為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漸填塞，侵占成平地，必迷失其故蹤。此水不通，則自平湖以西諸邑皆不免涸轍之憂27。
這個虹橋，就是橫橋28。當時人普遍認為，橫橋堰是東南數縣水道的關鍵，但在平湖縣新舊地方志中記載極少29。相對而言，道光三年（1823年）平湖縣令汪仲洋的報告（汪氏用的也是“虹橋”一詞），要明確得多。他指出：
虹橋堰并非水口總匯，而溪塘大河上下包納，岸闊流深，此塞彼通，或可聽諸自然，顧開通橋堰，其利雖僅得其半，而不開通虹橋堰，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溪塘大河、虹橋堰相為表里，其導引泖水之內入也，猶人有食氣二嗓，饑飽得分物有由入，其泄河水之外出也，猶人有大小二腸，清濁分途，物有由出，一通一塞，猶為偏重，氣脈俱絕，不亦僵乎？是不獨平湖之病也，由平湖而南則海鹽，由海鹽而西南則海寧，直西而石門、桐鄉，由平湖而西則嘉興、秀水，由平湖而西北則嘉善，俱病30。
從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勢漸縮，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間，浙西頻年旱暵，平湖縣的當湖之水自救一縣不暇，更焉能波及他邑。以故，海鹽、海寧諸縣尤顯困頓，每遇六、七月間，無論支流涇汊，都化為斷港絕潢，數十萬頃田疇彌望槁壤，小民奔走告災無虛日。地方官只是仰禱于天，不知俯察于地。當湖聯通三泖，頗有諸縣噤喉之謂。當湖東北45里的橫橋，很早傾圮，村民最初設舟濟渡，既而筑堰，又且日漸填塞侵占成平地，致使泖水來路不通31。
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蒞任平湖知縣，適逢大旱。他力排眾議，果斷地下令開決橫橋堰，使得泖水順暢到來，直達苕溪，澤被鄰境32。五十二年（1787年），鹽商方瑞登等奉鹽道盧崧的命令，進一步將其改建成三洞環橋，橋的東部建有石閘1座，募夫2名，專司啟閉之事33。這是橫橋堰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首次大事。王恒為此特地撰寫了一篇碑記，以述開堰經過及其效驗：
乙巳四月，余來承乏，適遇亢陽，遠近支河莫不焦涸。六月既望，坊之耆老環籲請開。余馳詣覽觀，揆形度勢，有必不可斷遏者，亟為決放，嚴禁阻撓，水得大來，田無孔暵，在一邑之內，既獲有秋，而演漾余波，北至蘇州，西漸省會，不第同郡各邑之均為沾溉，泖之利益大矣哉34。
輩分比吳騫小很多的嘉興人姚駕鰲，乾隆五十年（1785年）大旱的時候，他尚未弱冠。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大旱時期，姚駕鰲從友人李肖舟處看到了吳騫給陳焯的信，知道橫橋堰地方可以將泖河水引入內河，引貫西南，以資灌溉。姚氏本來要向當地政府申請這樣引水濟旱，但恪于眾議而未成功。這時，海鹽的吳榕園也倡議開堰，就一起聯合了海寧、海鹽等地16人向平湖縣令劉肇紳呈請35，七月二十七日就開始派人勘辦，八月初五引水至王店，漸通海寧硤石36。
關于這一次開堰的具體情形，以海鹽鄉紳王純的回憶最為詳備。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三月，王純在海寧硤石的張氏“詠斯樓”，寫下了《開平湖橫橋堰后記》。他感嘆道，從平湖縣令王恒經營橫橋堰開始，到吳騫等人恢擴其事，不數十年間已興廢無常，“可知人存政舉，總期后之踵而行之”37。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現大旱情。七月初八，嘉興生耆胡繼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開橫橋閘，并請嘉興縣開麒麟壩，也獲得了成功。至于遇到大水如何措置，姚氏提出四條策議，以供當道參考38：
首先，因嘉興府西南地區遇旱即涸、遇水即溢，而河畔桑地每年遭受農民的擴墾，加挑稻桿剝入河灘，使臨河桑地幫闊，數年間就可增加4、5尺，結果“地日廣，河日狹”，嚴重的地方還不能通船，所以政府要嚴責坊保監督流浚河道，不許地方民眾私占；
其次，各地魚籪有阻遏河流之害，必須盡快“請縣拔籪，以通流水，使南北通流”；
第三，大水成災，過去多因開河失誤所致，應當由官方事先曉諭鄉村，以免怨咨蜂起；
第四，太湖、淀山湖、脰湖、三泖等都是浙西鄉村泄水的重要去處，曾因盜艘出沒，居民筑堰塞斷水口，使旱不能進、潦不能出，需要趁農暇時下令附近居民改土堰為柵欄39，堰外再加閘板，“無事則下閘截堵，有事則啟閘流通”。
姚駕鰲的策議，可以反映有清一代江南鄉村水利方面的基本問題，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其后，當地居民在橫橋堰西面3里的斜橋又筑堰一道。這道堰壩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大旱期間，由嘉興知府宗源瀚通令開決，挖掘深通40。這一年新建的斜橋，由平湖知縣邢守道捐錢建造41，宗源瀚寫了一篇建橋記，以表彰其功。斜橋堰的開通，使河水及時溉及農田，并波及鄰境，“旱不為災”42。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兩地都準備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興府接上級政府令，要求各縣“疏浚下游水道，以資涸復、播種春花”。海鹽知縣汪仲洋對此作了很好的表態，主要是申請重開橫橋堰。他強調從浙西水利的長遠考慮，應當在嘉善、平湖通水人泖處加強水利工作；至于經費，應請籌款墊付，再由各縣分攤。根據汪氏對平湖橫橋堰水利情況的實地查勘，工程估單中涉及的開掘淤沙、重建麒麟壩閘與橫橋堰閘的工料、修橋費用等，需要庫紋銀20609.93兩⑤。
嘉興人姚文枏是浙西名宦，也是徐用福的姻親。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他指出了浙西環境的惡化、水利舉措與地方社會的關系，議論也較深刻：
最為害者，土漲后鄉人私筑土堰，有十余條之多，以便行路，阻遏來水。嘉善境內，亦有之。余親歷各境，中年人猶指所變桑田不少也。近復漸增漸多，是非水性之不 利，實人事之不修。若不極力疏通，日后河道勢必全塞，浙西之生計將絕44。
不久，嘉興知府宗源瀚即向上級政府再次提出開決橫橋等堰、引泖水濟旱的請求。宗氏的立論依據與開堰原因，是歷朝地方官紳的實地勘察經驗，以及紳士的各種言論。宗氏提到，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閏六月二十日以前的旱情，幾乎造成災荒，他提倡應該利用農暇，抓緊水利的修復工作。況且橫橋、斜橋一帶，河泥壅塞，已占河面三分之二，再不疏通，將會產生旱無以納、潦無以泄的慘象。宗氏又說：
道光年間，乍浦同知王鳳生，留心郡國利病，奉檄遍勘水道，著有《浙西水利備考》，即言平湖通泖各河道，宜疏復深通，剷削漲河，撤去堰坎，清厘舊址，以免久而淤塞。而汪仲洋通稟中亦議清查私墾，開掘沙涂，嚴禁填占，且于寬深、丈尺、土方、工用，皆有估計，其說甚詳。
為此，應該參照歷史的經驗興舉水利。十月初八日，宗源瀚向上級的報告中，還特別指明，斜橋堰地區已經由平湖縣令邢守道全力興復水利，加固斜橋；而橫橋堰的開堰緣由等情況，需要呈明上級后才能展開具體的工作。宗氏特別表揚了邢守道勤于政事、為地方公共工程極盡心力的精神，十分難得45。
地方公事，除了地方官員的努力興導外，紳士們的言行及積極參與十分關鍵。在清代平湖縣有關橫橋堰公共工程的屢次興廢過程中，這些官紳，顯然頗具鄉望色彩。而且許多事例也表明，沒有他們，橫橋堰的重開工作無一可能成功，自然也不會有水利方面的一系列積極效驗。
這些，時任嘉興知府的宗源瀚看得十分清楚，也多次向他的上級反映這些事實。不過，他首先強調的是政府的態度及其在地方公事中的積極性等問題。宗氏的想法，得到了浙江巡撫楊昌浚的首肯。為了保證水利工程按計劃、有序地展開，禁止任何違犯政府舉措行為的發生，宗源瀚還以嘉興知府的名義，向府內各城鄉地區發布了一則通告：
欽加三品銜、候補道、浙江嘉興府正堂、世襲騎都尉、加一云騎尉宗為出示曉諭事。本年十二月二十日，奉藩憲惲札開據，該屬紳士徐用福、姚文枏等呈稱，厙港等處工程，現已會同印委祀土開工，所有各處阻絕水道之大壩及攔阻潮汐往來各籪，墾乞扎府出示曉諭，一律拆拔，呈請察核等情到司，據此查疏浚厙港各處工程，該紳等擇日開辦，所有鄰近阻絕水道之大壩及攔阻潮汐之魚籪，自應一概拆除，永遠禁止，據呈前情，除批示外，合亟札飭，札到該府，立即遵照，查明鄰近各壩、各魚籪有礙水道之處，刻日出示曉諭，勒令一律拆除，永遠禁止，如有抗違，即行拿究，一面轉飭平湖縣妥為彈壓，照料查禁，均毋違延，切切。等因。奉此查泖浦塘、厙港等處工程前經本府會同縣委稟奉藩憲詳準，撥款開浚，其大徐塘等處歸姚紳捐辦開通，現已先后開工，所有各該處阻絕水道之大壩及攔阻潮汐往來之魚籪，自應一律拆除，永遠禁止，以通水道，除飭平湖縣將開浚各工妥為彈壓照料并隨時查禁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該鄉民漁戶人等知悉，凡所有鄰近各壩、各魚籪有礙水道之處，刻日一律拆除，不準再有筑設，如敢抗違及阻撓情事，定即拿究不貸，各宜凜遵毋違，切切，特示。光緒廿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給46。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直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楊氏所允準的“俟農隙之際，察看興辦”，并未得到實行47。也許與楊昌浚因牽涉刑案而去職有關48。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六月份，浙江布政使惲祖翼49，對嘉興府規復水利、加強河道疏浚的工作，予以高度評價。他認為，凡是有礙農田水利的，應該予以排除，宗源瀚領導的嘉興府水利規復工作，意義重大，“從此，遇旱則嘉屬之七縣、杭屬之海寧、錢塘均受灌溉；遇潦則并仁和、錢塘、歸安、德清等縣亦同暢泄，地方受益，實非淺鮮。”因此，他出面向浙江巡撫劉樹棠呈請，要求按照嘉興府的計劃，由省里墊付公款銀17500兩，以后“按絲輸捐，分年歸補”；對徐用福盡心地方公益，姚文枏捐資工費銀2800多兩的義舉，應向中央申請嘉獎50。很快，巡撫劉樹棠就作了批示，并在七月十四日向中央稟報，獲得通過；而關于表彰徐、姚二人功績的奏請，也同時在二十八日得到允準51：這是清代大規模整治浙西嘉興府平湖縣等地區水利的最后一次，影響深遠。
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間，有關清代平湖縣橫橋堰的興廢與相關各朝水利事業的隆替，已經地方文人之手，結集而成《浙西橫橋堰水利記》。海鹽縣人徐用福受委托52，撰成序文一篇，將橫橋堰的歷史大概予以詳細說明：
乾隆丁未吳槎客（騫）先生致平湖司訓陳君，書達邑宰王公（恒），開堰筑橋設閘。己酉，復致憲幕張君，書請瑯公發款，派員督率大開。兩君皆先生莫逆交，一言而得二十余年樂利，遇也，亦天也。嘉慶己卯、庚 辰，嘉興生耆請府縣啟閘，其時橋與閘已廢。道光三年，鹽令汪公（仲洋）稟估未辦。咸豐丙辰，海寧進士陳君錫麒與同志親訪其地，圖開未成。同治癸酉，署嘉守宗公（源瀚）勘稟大府，先由平湖令邢公（守道）捐廉數百，開斜橋堰，而虹橋港奉批于農隙舉辦，時遷則已。光緒壬辰，夏旱，余請于上，委郡守宗公履勘，士人以無關宣泄，尼之，而雨適至，歷數十年屢圖不成，不遇也，亦天也。以十余縣水利，數萬金工役，臨渴掘井，必無成理。應于海寧、嘉屬合籌巨款，力請于上，專委大員，紳出佐理，開復舊規，建橋設閘，以時啟閉，則澇可消、旱可納，且于旱尤宜。先不可使河水之速瀉，后可納泖水之頻來。浙西絕大水利，萬民有食，成賦無虧。今朝廷方勵精圖治，特簡大臣講求農學。惟講農學必求水利，舍是雖別有善策，恐無能為役。爰集府縣志所載，及前人記牘匯刻一編，如“南湖考本”，俾后之人有所征焉53。
因有切身的感受，徐用福的記錄自然具有很強的真實性，特別是幾次興復橫橋堰的原委，由他道來，更見精核。
三、環境變化
在江南的很多地方，水利設施若非長期細心維護，淤廢是必然的結果。
光緒年間，徐用福對浙西水利及其環境作了如是評析：
浙西水利，首在天目，由余杭南湖灌注；尾在三泖，由松江、黃浦消納。當夏秋之交，海潮盛則泖水亦盛，漫溢內河，俗稱北水。此天生不涸之源，以滋養嘉禾也。善、平當尾之口，呼吸靈通；禾郡當尾之右，潛伏消長。故善、平、嘉、秀必大旱而后屬意于此。獨海寧、海鹽居尾之前，如岸之壖，黃梅無雨，南風瀉泄，萬車齊戽而河先涸，故即小旱而寧、鹽兩境已困，亟思引泖以救灌。蓋地之高下不同，即緩急之情不同也。泖之來源，自青陽匯之龍頭，入嘉屬通道不一，而溪口厙港最要，取其直西也。惟流逆沙涌，不時加疏通，尾閭阻塞，天時不順，地利不求，使萬頃田疇坐聽枯槁。
徐用福還認為，較近的典型事例，是崇禎十六年（1643年）五月至七月間，長期出現的干旱，“農人戽水救苗，河盡涸”；不過那時幸運的是，松江泖水忽然增長倒灌，隨戽隨滿，苗尋不死，歲薄有秋54。
環境的變化雖然緩慢，但細心的人們都會發現，這種變化的結果是相當嚴重的。雍正年間，海鹽庠生馮人佺在他的水利條議中，就已提到，海鹽“城河淤塞，歷有年所，自管家橋而東為尤甚；南門、北門雖有河形，舟楫不通，地脈阻塞，所關匪細”55。乾隆年間的人們，深刻地意識到平湖縣地區“乃以民居稠密，日侵月占，而水道窄、河流淤矣。”顯得不無憂慮56。嘉善人黃凱鈞的《遣睡雜言》，則提及嘉慶十九年（1814年）江、浙夏季大旱時，松江與嘉興兩府地區雖稱水鄉，都因河流日淺，對農田造成嚴重影響。當時較積極的做法，是要利用潮汐上漲時候，及時地進灌田苗57。
災害的不斷產生，使地方官紳不得不重新審視水利環境。咸豐六年（1856年），江南再次出現大旱58，海寧進士陳錫麒與一些關心地方公益的紳士，親身考察橫橋堰等地的水利環境，既作了詳細的記錄，又提出了若干建設性的意見。陳氏自撰的《訪橫橋堰日記》寫道：
自平湖東湖至楊白堤，沿溪塘大河，直趨東北，約三十余里，抵青陽匯口，西入小港，即新埭鎮。出青陽匯而南約六七里，入厙港而西，河面寬者約四五丈，窄者二三丈不等。復四五里，抵橫橋故址。惟見橋石橫斜，兩岸土灘皆昔時河身。橋東舊亦有港，今亦淤塞，潮大時間亦可通。西去里許，抵楊廟。廟南向僅容數武，有王公“橫橋碑記”嵌右墻，完好。廟西有大匯漾，漾西沙沱約漲數畝，皆蒲草，沙腳漾口，土人就筑小堰，闌水種菱，廣十數畝，蓄水不行。西南一港，又有疊堰；數十步外，望有木橋，即斜江堰也。其南馬浦塘，其北不及半里，復有一堰，詢系道光初年始填此堰，名高閘基堰，舊時必亦閘基59。
他還說，楊廟前面的河道本來呈十字形，東面正好是厙港，港水由港口西來，過指揮墳前，直趨橫橋；鍾帶廟北的余鎮塘水，本來也是水流通暢，現在河道里重疊設堰，“蓄水如池”，致使北來之水絕斷。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村民始以渡水不便，截流作堰，后復于堰下鑿穴啟閉，節節遞受，節節關防，潮來則開，潮去則塞，不費人力，吐納如意。彼私其利而欲奪之，其不視為害也幾何”。橫港水口最淤淺的地方，只能容小艇通過，岸邊蒲草交叢，“數年后必無水道”。從厙港南人馬浦塘一路，水勢仍然較為暢通，“鄉民往來以木罌或小船作渡，牽牛者往往浮鼻而過”。而且，欲引北流水源，要從開決高閘基諸堰始，首先要開通源會橋港，但是夏秋間附近都在插種田畝，無空余的積土之區；如果先開馬浦塘，估計工長900丈，河面寬5、6丈，挑深5尺，寬3丈，底寬5尺，約土7000余方，需費錢4000串。嘉興府釐局可以抽墊2000串，從地方紳士那里再籌借2000串。結果，準備開工時適逢大雨，潮漫內河，不及施工而止。
再比方說，新帶鎮南約3里之西岸一港，稱魚池堰，“舊時對岸亦泖水來港，直射魚池堰港，以達厙港，今來港淤塞，狹隘不及數尺，無水可通。由魚池堰西南至厙港之流，又節節作壩，是厙港來水斷一路矣”。嘉善、平湖分界處橫港橋堰，是當地人新開的，尚未疏浚；平湖祗園坊有大徐堰，河壩地多魚池，也不利于開挖；平湖、嘉善分界處的祇園寺堰，開通后，水流由雙石橋向西，至嘉善胥五區的大云寺，可以直抵嘉興官塘河。咸豐六年（1856年）初，河道已經水淺，到黃梅時節又逢天旱，鄉農紛紛到衙門告荒。晚至七月初八，天才降雨，泖水終于通達內河。這一次陪同陳錫麒考察地方水利環境的，還有紳士朱海曙、蔣寅昉、徐月樵、陳研農、潘小漁等，他們在六月二十一日由嘉興到嘉善，再至平湖，一路上還有嘉興府司獄尹小庭相助幫辦。七月二十日，他們提出一些開堰浚河的策議，都沒有成功，只好返回海寧61。
顯然，他們的努力，在咸豐年間社會變亂時期，沒有產生任何成效。到同治年間，當一些地方官紳再次提出重修水利時，橫橋等堰興復的時已經成熟，那時主要的誘因仍在于旱災嚴重。
長期在浙江為官的宗源瀚62，在嘉興府任上時講述了清代的一些特大旱情，時間上主要在乾隆朝以后。他給上級政府的匯報中這樣說道：
乾隆、嘉慶、道光、咸豐以來，除道光初年及二十九年兩次大水外，其余乾隆乙巳（五十年）、己酉（五十四年）、嘉慶甲戌（十九年）、己卯（二十四年）、咸豐丙辰（六年），無不大旱62。
同治十二年（1873年）初夏，整個嘉興府地區已經兩月不雨，“田間桔槔聲沸晝夜，支河盡涸，漕渠斷流”。在許多地方官員天天祈禱上蒼的時候，一些有識之士就建議重開橫橋堰，導引泖水前來救旱，不但可以解決嘉興府屬7縣的灌溉問題，而且附近府縣也能獲益。時任嘉興知府的宗源瀚，在閏六月間與平湖知縣刑守道，冒著酷暑，親勘橫橋、斜橋等地情況，并帶動當地官紳重開橫橋堰。對這一過程，宗氏記載較詳：
橫橋，直西數里之斜橋，有堰，猶之橫橋也。泖水挾泥沙而來，至港輒止，愈前愈壅。凡冒暑兩易舴艋，仍徒行，始達堰所。附近生耆踵至，出示乾隆丙午開橫橋堰碑文，遂定計于七月朔日興工，備鍤，甫施，潮已直趨而過。初三至初五數日間，郡河水驟漲尺余，向之東流者，至是皆西流。堰既除，復造木橋，以通往來。捐資者平湖縣知縣邢守道，督工者職員俞文鏡、廩貢生王家梓也63。
至于此堰為何如此深受重視，清代人有許多解釋。據清人的考察，乾隆朝前，海潮僅至泖浦塘，未及平湖的當湖，所以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后，王恒在東湖濱建有“問潮亭”，嘉慶年間潮水仍可及當湖64。因此，處于當湖與泖浦之間的橫橋堰，成為溝通兩者的關鍵。而宗源瀚的解析，則更為深刻：
嘉善楓涇雖通泖，然由楓涇過西塘，則直達吳江，入蘇境；平湖之曹家港，溪塘大河，亦通泖，然偏于縣東，地勢隆阜，不似西流之迅速，是以乾隆、嘉慶以來，為平湖旁邑救旱，皆于橫橋一帶施工，泖濱之人不私其利，且欣然為董，厥成可知平湖人士之賢。夫泖口淤塞，占河面大半，旱無以納，即潦無以泄，一遇淫漲，禾西諸縣水之趨泖者，為壅沙所遏，平湖且先膺其害，比奉大府檄謀疏浚，圖百世之利，是尤平湖人士所宜，距躍俟之者也65。
但是，水利工程常因事易時移，多形荒廢，特別明顯的是淤塞的反復及民間侵占漁利的行為。
從乾隆年間開始，對水利的規復，至嘉慶、道光、咸豐、同治諸朝，都屢有盛舉，然而“沙涂日積，侵占日多”之狀仍時時出現。一遇水、旱之災，地方紳耆只好再度聯名上請，要求盡快疏導。光緒十五年（1889年）水災，十八年（1892年）以后又多次遭受的夏旱之災，都與水利事業不能良好維繼有著緊密的關系。當時，侍讀銜內閣中書、海鹽人徐用福就曾與地方紳士多次提出要按前代事例，興復水利，疏浚河港，重開堰壩，都未成功。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夏，海寧、海鹽等地再次大旱，徐氏將前朝開橫橋堰的舊例寄給郡紳、姻親姚文枏，通過他再轉呈上級，終于獲得成功。河港的疏浚工作，在道光年間已估挑土錢48000余千，此次工程預計更為艱巨，只能擇要疏通，具體工作也就委托徐用福操作。徐氏不敢怠慢，親自“放舟東泖，周察水道”，了解環境。他發現，當時東泖全河早已久塞，浦潮從龍頭至朱仙匯，自東北而南，環包20里，潮來灌入，各口向西南行，屬嘉興之襟喉、浙西下游之關鍵。而浦水通嘉興府境的，有魏塘與漢塘，漢塘靠南，對嘉興府西南部尤顯重要：
漢塘之要口有四：一南條，由鸞子匯折西至朱仙匯，南入平湖東湖，流海鹽北境，西南入嘉之鍾埭，歧港不一，分達漢塘；一中條，由溪口進厙港，過馬浦塘北口，經斜港出斜涇口，合朱仙匯來水，西入善、平界橋，即今開之祗園堰，直至大云寺，西南入香花橋，至鐘埭，均達漢塘；一北條，由汪德口經俞鎮塘，出北周堰、曹家堰，入南北羅涇，過雙石橋，亦至大云寺，達漢塘；一后條，水由青陽匯進口，分流青云橋之南柵港，會于北條，其正流西接楓涇、洙涇、張涇，匯北來之水，勢已平緩，不達漢塘，故大通橋之水南北分流也66。
這四個要口中，又以中條、北條為重。中條已請開浚，北條還隔塞不通。根據當地民眾的指引，需要找出故道，疏浚開寬北條。此次工程，從十二月興工，至次年四月完工；費用達24300緡，由省里先行墊撥，具體從海寧州、嘉興府屬7縣的絲捐中按年分期撥款歸還。同時還獲中央欽定，每隔10年要大修一次。
在這次大規模的水利重建活動中，除徐氏本人出力較多外，姚文枏一人就捐資獨開了大徐塘（在朱仙匯以西、南條進入嘉興府境的首要河道）；此外，知府宗源瀚曾實地參與堪丈工作，候補知縣汪肇敏與候補同知劉頌年一起負責估工，平湖縣令左元鼎參與幫辦，候補知縣張善友負責維持社會秩序，新任平湖縣令史悠祿、平湖縣丞徐德彰也同襄是役，海寧朱逢辰、平湖陸瑞榕等都出資幫助67。可見，這樣的水利規復，顯然是牽動地方各階層的大事。
與橫橋堰相似的，是嘉興縣東南19里的麒麟堰，也稱壩，水通漢塘，南北長36里68。堰由附近居民建筑，也是時塞時通69。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胡繼儒等既請開虹橋閘（既橫橋堰），復請開此麒麟堰，使北水來南，不致遲緩。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松江府南面瀕海的金山縣也有河塘名麒麟堰，與海潮相接，恐潮勢太猛，附近義民申請在塘內筑起土堰，在塘邊還準備了土塊、木樁、牛糞囤圈等物作為阻閉之用，每天開塘放潮兩次，有利無害。金山在平湖東北，遇旱即開堰，其利還波及嘉善70。
四、鄉村水利與社會
水利的興廢，通常都發生于鄉村地區，其間產生的利弊又勾連整個地域社會各方面的利害關系，而每次水旱大災的發生，不但揭露了水利方面的荒怠情況，其嚴重性又總是反復引起官紳階層的高度關注。
順治十八年（1661年），桐鄉人張履祥給崇德縣的朋友曹射侯的信中，指出了當時水旱災害不斷給崇德、桐鄉、海寧等地所造成的危害。張履祥親眼目睹了地處水鄉澤國的江南在大旱時田禾盡槁、運河之水逆流而西的恐怖情形，從嘉興府城到皂林鎮的百姓，都冒著酷旱，晝夜不斷地“車救”農田，而車不到的地方，只好望天興嘆，莊稼“彌望皆枯”。這些地方都屬江南最為富庶的地區之一，在災害時期同樣也出現了百姓流亡、“桑柘伐”、“室廬毀”與“父子夫婦離”等慘象，而且“逃賦役者莫敢歸，丐于途者靡所適”71。這不能不讓人感受到災害的嚴重和地方政治的荒怠。所以很多士紳百姓都疾呼要全面維護江南地區的水利。
康熙初期，嘉興知府袁國梓這樣論道：“古人治地，必先治水，水利之得失，關乎財賦，財賦之盈縮，關乎國家，而民命因之矣。三吳多水之區，財賦甲天下，浙西諸郡，嘉興勢屬下游，故水利視他方為急。”他不但強調了嘉興地區水利的重要性，而且更強調嘉興與蘇州的水利地位有著同等意義，“禾居上游，蘇為委尾”，除了需要不時治理青龍、白茅、安亭、白蜆諸港，令其深闊、便于排除多余的水量外，嘉興府高阜的鄉村地區，特別是平湖全縣、嘉善縣的南境、石門縣的千乘鄉、秀水縣的零西鄉，恒苦旱災，圩岸、壩閘、塘浦、港汊的維護與海塘的建設一樣至關重要72。
康熙十年（1671年），秀水知縣李見龍指出：江南低洼水鄉地帶，水源豐富，就嘉興而言，從西面來的官塘，自王江涇起，設有聞店橋、六里橋、金橋、百步橋，到府城西面設有柵堰橋，這些地方恰恰是諸水沖嚙之處，“立橋為門”，以便泄水；而在官塘上下：
每區有圩，有港，皆從東出，潴為大洋，受水之歸，而水傍田畝，各筑圩岸，旱則車水使入，澇則車水使出，蓄泄以時，人工丕作，以是禾中最洼下之田畝，收數鍾，稱為沃壤73。
所以，水利蓄泄之法，需要相度地勢，疏通各種水港，使水之來去都有道路。對于水利的養護，李見龍作為地方父母官，顯然較為盡職。如康熙十二年（1673年）水溢塘圯，他親自督修重筑，幫闊堤岸，使后世長期受益74。
從乾隆元年（1736年）以后，平湖地方水勢漸縮，到乾隆四十九（1784年）、五十年（1785年）間，浙西頻年旱暵，小民奔走告災無虛日。地方官只是仰禱于天，不知俯察于地75。乾隆五十年（1785年）四月，王恒下令開決橫橋堰。這是橫橋堰歷史上有明確記載的首次大事76。
堰雖已開，但建橋濟渡不能遽成，只能暫時設船擺渡；經營鹽業的人們提出建牐，但工多費巨。后決定在設渡地方，每年捐36000錢，作為修橋基金，當地人顧禹清、芮廣忠等都參與了捐助。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興工，計劃建三個洞，石版平橋，中洞廣1丈4尺，兩次洞各闊1丈，朝潮夕汐都可望疏暢通流。橋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四月告成，共費30萬錢。縣令王恒為此還在他撰寫的碑記中予以強調，目的是要告知后人“堰不可筑，橋必時修”77。
這次大規模開堰前，吳騫曾致書王恒，建議開堰，以通水道78。顯然，吳騫的建議是起了作用的。
在開堰興工的第三年，即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吳騫給時任平湖縣訓導的陳焯寫了一長信79，憶及乾隆五十年浙西大旱時“赤地千里，杭嘉各屬之民幾為涸鮒”的慘象。在吳騫看來，平湖境內的虹橋堰（即橫橋堰）離三泖最近，一旦開決，海鹽、海寧等地都可引水灌溉。他準備前往平湖，向當地政府提出開堰建議。可是“赤日燔如，憂惶構疾，跬步不能前，彷徨者彌月”。有一天他忽然見到干涸的附近支流也可棹舴艋之舟，但天并未下過雨，哪來的水。通過詢問，他才知橫橋堰已被平湖知縣王恒下令開啟，這令他感懷不已。但吳騫仍然感到惋惜的是，堰應該早一些開啟，那么“近邑田塍或尚有薄秋之望”。在信中，他跟陳焯這樣說道：
昔足下在敝州，適逢亢旱，每日徒步齋壇，為民請命，焦膚繭足所不辭，州人至今尸祝之。今幸司訓茲土，聞虹橋堰去治僅一舍，宜親履其地，審度形勢，與王侯及邑紳之賢者，悉心籌劃，廣庀石材，修其牐口，更集曉事父老咨詢，尅水痕石柱以為準，至第幾痕，則水可至某邑，第幾痕則可至某邑，即為一記，刊石牐上，使世世遵守，愚民不得藉沖決以沮撓，胥吏不能執奇貨以要索。豈非百世之永賴哉。……今足下仕平湖，能與王侯修牐以救浙西，諸郡功不在昔賢（如西門豹治鄴）下矣。他日舉最入都，圣天子問東南水利，即以此為嘉猷嘉謨之首，其誰曰不然80。
在吳騫心目中，陳焯應該是支持王恒開堰的少數者之一，為地方水利事業之重建起過很大作用。所以吳騫又強調了人事的重要性，所謂“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至于信中所云旱期禱雨，修治水利，刻“水痕石”等措施，在當時官民看來，都屬積極的態度和行為。而“水痕石”之議，向來被太湖低洼地區所重視，實際上也就是“水則碑”81，不過一般用于勘測大水期間受災的范圍與災害之等級；但在常旱之區，卻成為人們引水覆蓋范圍的一種指示。鄉村高阜地帶（包括沿海地區），勘定河流的暢通或堙塞，潮汐上漲的幅度及范圍，水流的增減情況就可以通過“水痕石”一目了然。在太湖平原的東部地區（蘇州、松江等地），這種刻水痕于石柱，作為水勢漲落標記的做法，早為時人所關注82。
道光初年，海鹽知縣汪仲洋憶及乾隆年間的這次開決橫橋堰83，指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間，平湖人將水閘改作堰壩，遏絕了泖水，五十年間大旱，平湖地方田苗枯槁，急忙開堰導水，該年由此仍有收成，“余波北至蘇湖，西漸省會”。縣令王恒的《重建橫橋碑記》，言語似涉夸大。當時開堰后的水道總口，仍然顯得淺隘，所以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又發生旱情。浙江地方動用了鹽務閑款，派人重勘了民間所占水道的情況，并一概予以疏浚，當年因此沒有出現災荒，而且達20年無旱澇之患，利用泖水西沾浙西諸邑的功效相當顯著。在汪仲洋看來，吳騫在嘉慶十四年（1809年）所撰的《重開平湖縣虹橋堰記》，言及開堰引水之功，顯然要可信得多84。
吳騫在乾隆五十年（1785年）間，曾極力主張要開橫橋堰，其兩位摯友陳焯（時任平湖訓導）與張增（時任烏程主簿），都具相當的政治資源，為吳騫開堰意愿的表達，提供了許多幫助。陳焯還將他的書信親自轉交平湖知縣王恒。實際上，當時開堰筑橋雖然成功，但顯得較為匆忙，而且平湖地方百姓所捐開堰銀兩，不過三百多兩，“未暇為久計”。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大旱，顯示了那次開堰工程的局限。這時張增已在浙省顯宦瑯玕處為幕僚，吳騫借機寫信請求瑯玕重修橫橋水利，終于成功，“于是萬姓踴躍，歡聲動地，鳩工誅石，克日告成事。橋之規制，視舊既加擴，并勘明民間所侵占水道，而盡疏浚之，于是水大至，川瀆皆盈，而朝潮夕汐，往來順軌”。重修后的橫橋，高4丈、廣1丈4尺、長4丈8尺，南北護有10余丈石堤；橋設三個涵洞，大船都能通過；橋東數十步的地方，又建有兩個石碪，各高數丈，以作防御大汛潮勢之備。嘉慶十三年（1808年）秋天，吳騫還親自前來察看，漲潮的水痕都在橋上刻有標記，高達5、6尺，規制宏壯85。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又逢大旱，當年因地方紳士們的呈請，平湖地方再次開堰。
關于這一次開堰的具體情形，以海鹽鄉紳王純的回憶最為詳備。嘉慶二十五年（1820）三月，王純在海寧硤石的張氏“詠斯樓”，寫下了《開平湖橫橋堰后記》。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夏秋之交，已有兩月不雨，海寧、海鹽兩邑地高，河水早已干涸，河泥龜裂，田禾一望焚如。農人已停水10余日，紛紛向政府告災，官府也無從措手。硤石地方百姓委托顧葛民，要求想辦法開堰濟旱；顧氏請其師曹桐石出面。七月二十五日，曹桐石與潘書城、陳蘿溪及海鹽的吳榕園乘板轎到王店，又雇一漁舟直奔平湖，當時塘河水少不能容舟，3、4漁民就拖舟前行，至二十七日才抵平湖，請求縣令劉肇紳開堰，獲得成功。開堰之前，還詳細參究了嘉慶十九年（1814年）案例，開堰費用由劉氏籌措。開堰工作，劉氏因萬珍（時任縣丞），萬氏恰好在嘉慶十九年（1814年）輔佐嘉興知府開堰，熟悉情形。二十八日，當曹桐石等到橫橋時，發現堰址所已填平成大道；所謂橫橋，也僅存基址。開堰后，八月初一日曹氏等人返棹回海寧，仍從嘉興故道，發現水勢大漲，一路上農人都在踏水車，歡聲動地。到初十日，硤石水流浩瀚，米船也從長安鎮運來。十三日，塘棲鎮至杭州的舟船也通了，是年鄉試，舉子們徒步到省，試畢后即乘大艑返程。是年，秋收雖歉薄，但猶有2、3分收成。王純感嘆到，從平湖縣令王恒經營橫橋堰開始，到吳騫等人恢擴其事，不數十年間已興廢無常，“可知人存政舉，總期后之踵而行之”86。
王純后來又憶及東泖、當湖等地水利環境，從原本通暢的水流變為沙梗隔噎，揭示了歷史變遷及其對水利的負面影響，特別是人事在水利工作中的重要意義，“政待人而舉”87。
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浙西再次出現大旱情。七月初八，嘉興生耆胡繼儒等向府里呈告，要求開橫橋閘，并請嘉興縣開麒麟壩，也獲得了成功，十三日未刻就開始施工，將閘口及壩基全部疏通。十六日未刻，水流很快上通到王店地方。次日，姚駕鰲于雇船從長水出發，轉抵平湖的當湖，踏堪水勢。東北方、近松江府婁縣的新帶（埭）鎮一帶，水勢相當湍急。開通后的橫橋基，中橋洞闊1丈4尺，兩邊小橋洞各闊1丈，橋東不及一里的地方有壩基一道，本來有閘基，經疏通后，水流大至，貫達四境。而且，西南面因海潮頂托上漲的河水，也可順利到達。由此可見開堰的實際功效。姚氏強調：“自茲以往，倘遇旱干之年，即可依例呈請啟閘。88”
道光三年（1823年），江浙兩地都準備大修水利。正月十八日，嘉興府接上級政府令，要求各縣“疏浚下游水道，以資涸復、播種春花”。海鹽知縣汪仲洋對此作了很好的表態，主要是申請重開橫橋堰。其理由，除了前段時間剛好與杭州知府、嘉興知府一起勘察過橫橋堰的水利情況，對前人開堰之功效多所引征外，還著重說明開堰的益處與道光二年（1822年）夏秋缺雨時節泖水北來的諸多意義，特別是這一年，海鹽縣南部地區遭受旱災嚴重與開堰不夠徹底頗有關系，否則，不要說海鹽，就是海寧硤石鎮的袁花至通園諸鄉，也將同沾開堰之利。為了進一步表明開堰對平湖縣不會造成洪澇之患，汪氏向上級的報告中，詳細解釋了橫橋（即“虹橋”）一帶的地理環境：
卑職日前親由虹橋堰直東到溪港口。溪港者，虹橋之厙港與溪塘大河合流處也，隨流折北行約二十里，至平湖與江蘇交界處，地名龍頭繩，度兩岸寬二十丈，舟人云此即泖也。再東北行九十里逐漸開闊，由洙涇而達黃浦矣。相度兩岸，民間多是筑圬，侵占大約如山陰之鏡湖，分開田畝，中余汊港而已。夫水之停蓄不湍者，為泖；泖非有潮，借潮水之推盈乃逆上耳。詢之土人，夏秋極大潮汛，約漲七八尺，冬春漲僅二三尺，系平水暗漲，回流非有奔騰沖突之勢，且現在虹橋水口淤沙平鋪斜出，泖漲大汛則冒過，小汛則攔阻，攔阻者可惜，冒過者本無礙也。平湖志云“潮到當湖出狀元”，有利無害，亦可概見。
汪仲洋指出，從浙西水利的長遠考慮，應當在嘉善、平湖通水入泖處加強水利工作。平湖的這個要口，就在橫橋堰。從這里往北到新埭鎮，水港及閘基等處，淤沙嚴重，蘆葦叢雜，堆土筑圬的較多。這些都須及時處理，并嚴禁勢豪及百姓侵占；再從橫橋堰水口東北處截去一角，以便泖水北來，不必橫折而入，俾水勢暢通；舊閘基所在河面不寬，適當拓展，龍頭繩內最好建立一座大閘，設立水則，均衡各縣水勢：澇時于泖水漲落啟閘放水，若泖漲高于河水則閉閘；旱時于泖漲滿時啟閘受水，若泖漲低于河水則閉閘蓄水。龍頭一帶岸闊水深，民田鱗比，不便別開引河，建閘也需妥善。至于經費，應請籌款墊付，再由各縣分攤，分攤到縣的，基本上都需導引泖水灌溉，像杭州府的海寧及嘉興府的嘉興、秀水、嘉善、海鹽、平湖、石門、桐鄉，共8個州縣；以泄水而論，有杭州府的仁和、錢塘，湖州府的歸安、德清，都可酌量攤派。每個縣中，享受不到這種水利恩惠的，相關圖圩可以免派。所以，經辦人員必須由公正干練的紳士充當協助。汪仲洋還提到，在浙西地區疏浚水利工程的同時，江蘇省應同時設法將吳淞江近泖河下游一帶盡力開通，便可“永無旱澇之警”；因這方面的工作對江蘇利多，相關經費最好由江蘇籌劃辦理。根據汪氏對平湖橫橋堰水利情況的實地查勘，其工程估單中涉及的開掘淤沙、重建麒麟壩閘與橫橋堰閘的工料、修橋費用等，需要庫紋銀20609.93兩89。
根據當時的考察，修復虹橋堰的規模大概是：河面統寬12丈4尺；外港水深2丈；內河水面深1丈7尺；其橋改建五洞，每洞1丈，做梭墩4座，水底至面2丈7尺，下用滾壩；進深1丈4尺。這樣一個工程，應需工料及相關費用需要如下：
壩樁496根，每根8錢（內外壩二埭，各寬1丈2尺），計銀396兩8錢；
毛竹箯144丈，每丈4錢5分，計銀64兩8錢；
松板52丈，每丈2兩，計銀104兩；
蘆柴12萬斤，計銀264兩；
閘底統共樁木3500根，每根5錢，計銀1750兩；
釘閘底樁496根，每根2錢6分，計銀128兩9錢6分；
筏纜，計銀75兩；
底連石350丈，每丈4兩，計銀1400兩；
條石560丈，每2兩2錢，計銀1232兩；
龍觔石40條，每條6兩，計銀240兩；
滾壩蓋樁石280塊，每塊1兩，計銀280兩；
檻石10塊，每塊4兩2錢，計銀42兩；
閘柱石20條，每條30兩，計銀600兩；
橋面牽扛石40塊（厚1尺、闊1尺，塊8寸，長6尺），每塊13兩，計銀520兩；
天盤石20丈，每丈6兩，計銀120兩；
蓋石16丈，每丈4兩，計銀64兩；
起步石36丈，每丈3兩，計銀108兩；
攔頭石2塊（長2丈2尺），每丈16兩，計銀32兩；
墊肚石，計銀360兩；
日夜車水工，計銀300兩；
架木、戧木、筏索、蔴皮，計銀200兩；
石灰汁米樁灰灌漿，計銀200兩；
大小馬挑檀木滾木錢器雜料，計銀260兩；
挑土筑壩抬石鏨鑿安砌匠工，計銀3000兩90。
總計需要支出庫紋銀12851兩5錢6分。這對鄉村地區的一個小水利設施而言，已是一筆很大的開支。
不久，嘉興知府宗源瀚向上級政府再次提出開決橫橋等堰、引泖水濟旱的請求。他詳細講述了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六月間的經歷：
本年六月至閆六月，五十日不雨，日事祈祝禱，得雨不暢，無濟于事。有人言及泖水濟旱，其利及于數縣。卑府博稽志乘，萃集眾說，知其征驗，遂于閏六月二十五日親詣平湖，督同邢令，于二十六日先至通松江三泖之龍頭地方，察看形勢，復折至虹橋，知其地名厙港，為泖水西行必由之路，向有溪洋名目，河寬一二十丈，自乾隆以后日漸侵削，為兩岸河泥壅塞，士民食利，植蘆葦以實之，遂成蕩田。乾隆丙午所建之橋，橋坍石臥，已遠在泥田之中，約略丈量，南岸淤塞三丈余，北岸淤塞六丈余，近日河面只有三丈數尺，橫橋雖已無堰，而直西三里之斜橋地方，土人筑堰一道，取便行路，猶之橫橋堰也。泖水挾沙而來，至港輒止，愈前愈壅，兩易舴艋，仍步行至堰。堰身長約九丈，高約六七尺，面傳地保及紳董職員俞文鏡、廩貢王家梓，告以開堰通水之故，許為另造堅實木橋，土人亦習聞其說，并無阻撓。乾隆時，開堰建橋之碑記，亦至今尚存，在岸旁土地廟墻堵中也。
就在祀土、開工之際，閏六月二十七日碰到大雨，此后兩天集夫開掘河道，剛掘開2、3丈，潮水來了，開挖工作暫時停止。七月初缺水時節，平湖至海寧硤石北關一帶，水勢尚可，皆賴那次開堰后引來泖水的微小功效。就嘉興府地區而言，聯通泖水的，還有嘉善的楓涇，不止平湖一縣；平湖境內通泖的，還有偏東之曹家港，與溪塘大河，也不止橫橋一路。至于前朝官紳納水濟旱，獨重橫橋一港，是與這一帶的水系地理環境有關。橫橋偏西一帶能最先迎納泖水的西流，而且形勢迅利，不必經由東湖而直達嘉興；西南則海鹽、海寧，直西則嘉興、秀水、石門、桐鄉。所以，宗氏講古人泖水河流滋溉七縣，西漸杭州，都不是夸大之詞；并且特別強調官紳在地方公益中的聯合活動與積極作用91。
具體事例，如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七月二十七日，海寧舉監曹宗閩、吳壽照、曹宗載、蔣星槐、顧瀾、顧湘、張翼飛、潘學詩、陳廣業、徐興可與海鹽舉監吳春、吳寧、張步蟾、陳鈐一起，向平湖縣令劉肇紳呈請開堰，獲得成功；嘉慶二十五（1820年）年七月初六日，海寧職舉貢監查端本、顧萼輝、許文安、祝寧昌、許簡庭向海寧州鹿嗣宗呈請開平湖橫橋閘，以通泖水，緩解旱情，認為“于本州水利農田有益，于附近田廬并無妨礙”，而且有去年的成功案例可據；同年七月初八日，嘉興生耆胡繼儒、沈大存、胡梅村、陳與三向嘉興府呈請，要求開橫橋堰，使泖水流貫嘉興縣西南境內之田，這對平湖農田也有好處；同月同日，這些紳士得到了嘉興縣的批復，同意開麒麟壩，使北水南來，但是若逢大雨，此壩仍須復原；道光二年（1822年）六月初六日，海寧職監王亮熙、蘇花農、郭一清、蘇信庵、梁人表、徐鎬、王採熙、蘇香溪、張大邁向海寧州呈請開橫橋堰，也獲成功；咸豐六年（1856年）六月二十三日，海寧紳士陳錫麒、朱元炅、潘綸、蔣光煦、陳持敬、蔣光焴、俞漢、徐元鎣也向海寧知州孫欽若呈請，經嘉興府移令平湖縣開橫橋堰。所有開堰的背景，無一例外都是逢到地方大旱92。
同治十二年（1873年）七月二十日，宗源瀚將橫橋堰的興復工作向楊昌浚作了匯報。八月初二日，楊的批復這樣寫道：“凡地方之事，官用一分心，民受一分益，誠能悉心講求，必有實濟。”嘉興地方對浙西溝通泖水的工作，開堰濟旱的實效，楊完全予以肯定；對平湖縣令邢守道的辛苦工作，楊也深表嘉許93。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十月間，布政使銜記名道姚文枏、候選知府吳伯欽、侍讀銜內閣中書徐用福、翰林院檢討吳浚宣、簡用道前廣東潮州府知府朱丙壽與附貢生朱逢辰，聯名向浙江省呈請，并附上前任巡撫楊昌浚的批示，要求大浚平湖等地的重要水道，開堰決流；經費方面，可以按照江蘇開河的成案，按畝勸捐，“出之于業，散之于工，收之于農”，官、紳合力舉行疏浚工程94。
同年十一月，嘉興知府宗源瀚即收到了浙江布政使的批示，準備籌款開工，疏浚平湖等地河道。具體工作，委托候補同知劉頌年，邀請徐用福、姚文枏前往平湖縣，會同查勘。此后，宗源瀚向上級匯報了工作的難度，指出：每遇水旱，紳民屢求開浚，事過輒已。道光三年，海鹽令汪仲洋“勘估圖說”，橫橋并閘之河面寬12丈，今僅存3丈數尺，淤塞多年，欲一旦恢復舊規，仍照原丈尺，則民占地畝固不易清，而出土太多，亦無從堆放，工程既大，經費又巨，辦理殊非易事。由于經費拮據，作了“節省辦理”，也不需要向民間攤征；如果攤征，嘉興府屬各縣會議討論只是靡費時日，不利工作的及時展開。宗氏特別指出，從溪塘口到斜涇口，自東而西約有10里，工長1925丈，且各河段淤塞情況輕重不一；如果港底并不全部開浚，僅從橫橋西開至斜涇口，共計工1720丈。另外，厙港開通之后，所有鄰近各堰，暨光緒十六年曾勒石永禁、現復私設各魚籪的，應請一概拆除，永禁占種。與道光三年考察結果不同的是，泖浦塘朱仙匯西岸的大徐塘，淤塞也很嚴重，進內300余丈的老堰，不利于貫通水流，必須拆除；北面的小港蔴園港，淤塞雖然不重，近港口半里有一個長約6丈的堰壩也要拆掉，都建木橋。這部分費用，主要由士紳籌集捐辦。橫橋等工程龐大，士紳也無力兼顧的，由官、紳會商分辦，同時必須注意“彈壓地方事宜”，以防在工作中民間出現抵觸行為。這樣的規劃，從橫橋到斜涇口，長1712丈，開深港底8尺許，估需錢1210O余千；溪口南北兩角并溪漾各截去積土數十丈，估需錢750千文；分注新埭南柵橋至俞振塘，計1200多丈，深寬各需開浚5尺；俞振塘私堰改建木橋5、6處，及筑壩戽水等工，估需錢8千余串；此外還有新涇港、香花橋各口淺深難察，酌需錢23000串。這些經費，按照士紳的呈請，本來應該隨銀或隨漕攤捐彌補，現因費用有限，就由浙江省撥款支墊。以上具體工作，由徐用福招集民夫即日展開，委候補知縣張善友幫同照料，平湖縣令負責彈壓。此外，大徐塘所有拆堰、造橋、挑淤工作，姚文枏自愿捐辦95。可見，從地方勘察、工作調配、人力募集、經費籌措到工程的全面展開，地方政府都極度依賴士紳的襄助。
到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地方政府又開決了嘉善、平湖兩縣交界的祗園堰（在祇園寺旁），并添建相關木橋，前后共領用庫錢
五、結語
如何做好農田水利的防護，一直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江南地區，其重點一直都是松江上游的泖水地區：“唐宋以來，言水利者，無不以疏通松江泖口為第一義。”所謂“泖通內河，潦則泄瀉，旱則內灌”。水利的良好維持，為國家穩定地提供錢漕大有助益，所以又有“賦出于田，田必賴水以滋養”的言論97。“欲興農務，先治水利。”水利的重要性，看來毋庸贅言。浙西以天目山的為中心水網散布系統，長期資灌著杭嘉湖地區，其間常有“年遠土淤，不能潴蓄，反蕩流而滋水患”的不良狀況98。
雖然，洪澇期的排水作業當屬江南地方政府的首重要務，但是干旱時期河湖水的及時回灌農田，在低丘平原地帶依然重要。僅以咸豐六年（1856年）的大旱而言，其具體表現大致是自五月至六月不雨，枝河皆涸，地生毛，禾苗枯槁，此后城鄉秋蝗蔽天，食稼傷禾，以致米價騰貴99。在這樣的情境下，無論是內陸地區的河湖灌溉，還是沿海地帶的引入潮汐回灌，都會發生較多的困難，一些河道上長期用于蓄泄水流的重要堰壩，就格外引人關注。河道的疏浚，是關系數百萬水田、數百萬生靈的重務，“講求實事，掃除官工積習，第一在擇人”100。
清人顧廣譽認為，以往論議嘉興地區水利的，“但云相度地勢，莫如疏通各水港，使水之來也有門，去也有路，以是為第一義”，這本來是很正確的，但清初至乾隆年間，“人事所得盡者，只此耳”。在此后，“旱暵則恃泖湖以為之納，水潦則恃泖湖以為之泄”，嘉興水利之要就首在通泖101。許多人還深知：“牐以時蓄泄之啟閉，橋以通水陸之往來，而沙漲則出口隘小，旱不利納，澇不利消，且久久必梗塞矣。”但關鍵的，還需要“俟有大力者慨然念民命攸關，捐金數千，修整橋閘，開浚沙路，給工食，擇坊內人之信實者管守之。”這對地方政府而言，實在能“上以省朝廷蠲緩之帑，下以充閭閻租稅之供”，為一樁大“快事”102。類似的事例，自乾隆年間重振橫橋堰地區水利以來，屢有可述者。
橫橋堰在清代屢開屢塞，興廢無常的基本原因，以海鹽知縣汪仲洋在道光三年（1823年）的解釋最中肯綮：每次開堰不久，“近堰小民只圖一己目前之利，不知全局久遠之謀，就其田邊堆筑土圬，俟泖水灌入，則沙土內壅”；海潮一日兩度，不到一年，沙土出現平淤，低的地方就種植蘆葦，高的栽種禾稻，兩岸逐漸相對侵占，以致河流僅通一線；不過一二年，就連這僅剩的涓涓細流也將泯然無存103。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會變亂之期，規復河道、“奪其己私之利而公之”，就更加困難了。咸豐六年大旱時期的情形，堪稱代表。那時的橫橋港河身，被侵占漁利的已達十分之七；河道的水源，多被滯沙壅阻，民間私筑的土壩重重；地方百姓有心懷利私的，多有阻撓之態，政府無從實地考察明白；所以在募夫集役，準備興工疏浚時，民眾多有“頑然罔應”者；再者，有需浚之河，卻無積土之地。無論是平湖，還是周邊的海寧等地，都存在這樣的情況。因此，海寧進士陳錫麒特別強調，對那些有“撓阻而欲私其利者”，必須繩之以法。在社會動蕩時節，這一點顯得相當緊迫104。
當然，橫橋堰的事例，在江南地區并不是孤立的現象，它體現了江南水利環境與社會史中十分重要的另外一個側面。堰壩設施在鄉村的長期存在，較多的是用于蓄存水流，提防旱情的出現。這在浙西地區比較明顯。然而，堰壩廢圮的出現，在歷史時期就已很頻繁。譬如，三國吳時即在吳興筑青塘，晉時謝安又在吳興筑謝塘。唐代后期在荊溪上源即今廣通鎮地方修筑了五堰，對茅山入太湖的水流起到了節制作用105。五堰原是用于節制宣歙、金陵、九陽江諸水，由分水、銀林兩堰直趨太平的蕪湖。對于太湖上游水利的宣泄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明人贊為“五堰之利，或由東壩以通蘇、常，或由西垻以通宣、歙，所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106。后因商人經宣、歙往返販運木排東入兩浙，多為五堰阻隔，大為不便，就廢去了五堰，其水流盡入于常州境內的荊溪，匯至太湖，增加了水患的發生107。再如海鹽，環山濱海，水無停蓄，僅藉官塘一帶導灌鄉村田畝，“每十日不雨，車戽一動，則其水立涸，農田龜坼”，堰閘的設置似乎比其他地區還要緊要；可惜的是，后人擔心阻滯舟船交通，為圖一時便利，不但廢去堰閘設施，也將每年二月份筑堰、九月開通的積極做法予以廢弛，結果“一遇亢旱，動輒告災”108。
也正因為如此，在展開地方公共工程時，跨政區的聯合可以為社會資源的合理而有效的調配，也為水利共同體的重新整合及其作用的發揮，提供了更多的保障。
清代江南的水利活動主導，往往是那些地方紳士，從勘察水利到政府出面整頓，不同階層和力量的地位和關系顯得清晰起來，而社會力量的整合及利益的再分配便隨之產生。透過地方水利建設的具體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更多的深層次的內容：國家與地方關系在鄉村水利史的復雜體現，民間對于社會公共工程的態度與反應，地方政府跨地域的行政、經濟合作情況，以及官、紳之間內在密切關系的程度等。大型的公共工程，本來就需要調動地域社會的全體力量，進行整合調配，其間國家動力支配的作用依然不可忽視。橫橋堰的事例，更加清楚地體現了清代后期跨地域的州縣之間的眾多聯合行為。但在今天，地方保護的嚴重性仍然存在，使得許多共同利益遭致損害，對整個社會以及自然生態系統的發展和穩定十分不利。
注釋：
① ［明］沈：《東南水利議》，載［明］張國維撰：《吳中水利全書》卷22《議》。
②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4《水學》，“水利”條，（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94—98頁。
③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4《水學》，“總論”條，第87—89頁。
④ 擇要而言，如［日］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東京：亞書房，1974年）是有關清代水利史較為系統的考察；張芳：《明代太湖地區的治水》（載《太湖地區農史論文集》1985年第1輯，第95—105頁），專注于明代江南的治水舉措及影響；［日］川勝守：《明代江南水利政策的發展》（載《明清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6—548頁），對明代水利政策歷時性特征和江南治水階段，作了縱觀性的描畫；潘清：《明代太湖流域水利建設的階段及其特點》（載《中國農史》1997年第2期），也探討了這方面的問題，另《明清時期江南的水利建設》一文（載范金民編：《江南社會經濟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6年，第940—967頁）對江南的農田水利、塘浦、海塘等情況，有全面的考察；而對塘浦圩田史的考察，繆啟愉：《太湖塘浦圩田史研究》（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年）更是簡明精核；彭雨新、張建民著《明清長江流域農業水利研究》（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對明清兩代長江流域的水利有較全面的概括；而與水利有關的社會負擔與經費分配等內容，［日］濱島敦俊：《明代江南の水利の一考察》（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第47冊）與森田明：《清代水利社會史研究》，都有細致的考述；另外，里甲制度本身就是在士紳的重要構成者之一鄉居地主們的統率下，常年進行浚筑圩岸的活動，維持水利事業的發展，至少在明代中期以前還是如此，濱島敦俊：《姚文灝登場の背景——魏校〈莊渠遺書〉に拠る試論》（載中國水利史研究會編：《佐藤博士還曆記念·中國水利史論集》，國書刊行會，昭和五十六年，第249—265頁）證明了這一點；冀朝鼎著、朱詩鰲譯：《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從十分宏闊的視野，考察了水利事業與基本經濟區的內在密切聯系，等等。
⑤ 拙著《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第五章“明末江南地區的大災荒與社會應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咸豐六年江南大旱與社會應對》（載《社會科學》2006年第7期，第162—170頁）與《旱魃為虐：清代江南的災害與社會》（載李文海、夏明方編：《天有兇年：清代災荒與中國社會》，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版，第201—239頁）。
⑥ ［清］鄭光祖：《一斑錄雜述》之2，“大旱”條，（北京）中國書店，1990年影印本。
⑦ 關于這一地區歷史人文地理與行政區劃變革的考察，拙著《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第60—64頁。
⑧ ［清］黃輔辰編著，馬宗申校釋：《營田輯要校釋》內編上之下《水利》，（北京）農業出版社，1984年。
⑨ 王鳳生曾任平湖知縣、嘉興知府、乍浦同知，著有《浙西水利圖說備考》、《河北采風錄》、《江淮河運圖》、《漢江紀程》、《江漢宣防備考》、《淮南北場河運鹽走私道路圖》等。《清史稿》卷384《王鳳生傳》。
10 ［清］王鳳生纂修，梁恭辰重校：《浙西水利備考》“嘉興府水道總說”。
11 ［清］姚駕鰲：《啟放橫橋泖水雜記》（嘉慶二十五年十月），載［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光緒二十五年刊本。以下所引史料，若無特別注明，皆引自是書。
12 《明宣宗實錄》卷64，“宣德五年三月戊辰”條。
13 乾隆《平湖縣志》卷1《輿地·圖說》。
14 ［清］吳騫：《愚谷文存續編》卷1《重開平湖縣虹橋堰記》。
15 光緒《平湖縣志》卷12《宦績·文秩》。
16 《浙西水利備考》“平湖縣水道圖說”。
17 光緒《嘉興府志》卷29《水利》。
18 《浙西水利備考》“平湖縣水道圖說”。
19 ［清］王惟梅：《嘉府典故纂要》卷6《平湖縣》。
20 ［清］吳騫：《愚谷文存續編》卷1《重開平湖縣虹橋堰記》。
21 《浙西水利備考》“淀泖源流圖說”。
22 ［日］森田明，鄭樑生譯：《清代水利社會史研究》，（臺北）國立編譯館，1996年，第5頁。
23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24 ［清］姚駕鰲：《啟放橫橋泖水雜記》（嘉慶二十五年十月）。
25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26 ［清］王純：《開橫橋堰水利記事敘》（嘉慶二十五年初夏）。
27 ［清］吳騫：《愚谷文存續編》卷1《重開平湖縣虹橋堰記》。
28 ［清］宗源瀚：《開掘虹橋、斜橋堰通泖濟旱稟牘》（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29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30 ［清］汪仲洋：《通稟各憲請開虹橋堰牘》（道光三年）。
31 ［清］吳騫：《愚谷文存續編》卷1《重開平湖縣虹橋堰記》。
32 王恒，貴州遵義人，乾隆乙酉舉人，乾隆五十年任平湖知縣；五十三年，廣東樂昌人、監生歐煥棠署縣事，不久王恒也于同年復任；此后至五十五年，來任縣事的為湖南長沙人、吏員劉云。光緒《平湖縣志》卷10《職官·縣治文秩》、卷12《宦績·文秩》。
33 光緒《平湖縣志》卷4《建置下·關梁》、卷12《宦績·文秩》。
34 ［清］王恒：《重建橫橋碑記》（乾隆五十三年）。這篇收于《浙西橫橋堰水利記》的碑記，亦被光緒《平湖縣志》卷4《建置下·關梁》抄錄，不過后者在抄錄中尚有錯訛及遺漏。此處引用的，悉據前者。
35 劉肇紳，嘉慶二十二年任平湖知縣，次年即由王鳳生復任；這一年又經歷萬珍（江西義安人）短暫的署縣事，王氏再復任，最終仍由劉氏出任知縣，直到道光元年。光緒《平湖縣志》卷10《職官·縣治文秩》。
36 ［清］姚駕鰲：《啟放橫橋泖水雜記》（嘉慶二十五年十月）。
37 ［清］王純：《開平湖橫橋堰后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
38 ［清］姚駕鰲：《啟放橫橋泖水雜記》（嘉慶二十五年十月）。
39 與堰壩一樣，水柵也是江南地區常見的水利設施，所謂“甃石筑土為壩，列木通水為柵”，設置的主要目的是為防盜；而湖州地區重要的溇港水利，一般都設有較為堅固的閘門，附近居民經常在溇港上筑堤填壩，以防盜賊。不過，防盜功能的設置，實際上對于水利防護機能的發揮是有阻礙的。拙著《明清江南地區的環境變動與社會控制》第六章“明清江南的水利防護與社會調控”與第八章“明末清初江南的地方防護與社會”中的相關考察。
40 光緒《嘉興府志》卷29《水利》。
41 邢守道，同治八年任平湖知縣，十三年離任。光緒《平湖縣志》卷10《職官·縣治文秩》。
42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43 ［清］汪仲洋：《通稟各憲請開虹橋堰牘》（道光三年）。
44 ［清］姚文枏：《議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說》（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45 ［清］宗源瀚：《開掘虹橋、斜橋堰通泖濟旱稟牘》（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46 ［清］宗源瀚：《為出示曉諭事》（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47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48 楊昌浚，同治五年二月任浙江布政使；八年十二月，署浙江巡撫，九年八月，實授此職。光緒初，因余杭縣發生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而被革職。光緒四年以后，陸續被起用他職。不著纂人，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卷61《新辦大臣傳五》， （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4834—4835頁：“楊昌浚”條。
49 惲祖翼，同治三年舉人，光緒十五年授督糧道，后晉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祖翼盡心水利，于嘉興開泖河，疏港建閘，以資蓄泄。卒后，浙人請立祠祀之。《清史稿》卷448《惲祖翼傳》。
50 ［清］惲祖翼：《詳撫院稿》（光緒二十五年六月）。
51 ［清］劉樹棠：《片折稿》（光緒二十五年七月）。
52 徐氏是浙西海鹽縣的名人，其兄用儀（1826—1900），由副貢生入貲主事，簽掣刑部，后任軍機處章京等職，曾在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二年間負責纂成《海鹽縣志》22卷。用福本人，則是咸豐八年副榜貢生，曾任地方訓導一職，專心講求經世濟民，尤盡心于地方公益。光緒十八至二十四年間，因泖河水道淤塞，嘉興府連續四次遭受夏季大旱，稼禾歉收，尤以海鹽、海寧地區為嚴重。用福多次出面，請嘉興知府轉稟撫院，要求疏浚泖河，終以工費繁巨而止。不久，又請嘉興姻親姚文枏向藩臺力陳此事，終于成功。用福不顧七旬高齡，往返巡督，在平湖縣東北諸水與泖水相接處，共疏浚河道2100多丈，開土74300多方，自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開工，次年四月畢事。此舉使嘉興府七縣均受其益，用福也因此得到朝廷的再度嘉獎。《清史稿》卷466《徐用儀傳》、《清史列傳》卷62《已纂未進大臣傳一》“徐用儀”條；另參海鹽縣志編纂委員會編：《海鹽縣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26頁所撰徐氏傳。
53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徐用福《序》。
54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徐用福《序》。
55 光緒《海鹽縣志》卷6《輿地考三·水利》。
56 乾隆《平湖縣志》卷1《輿地·圖說》，乾隆十年刻本。
57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58 關于此次大旱災及其社會反應之個案解剖，拙作《咸豐六年江南大旱與社會應對》，載《社會科學》2006年第7期，第162—170頁。
59 ［清］陳錫麒：《訪橫橋日記》（咸豐六年七月）。
60 ［清］陳錫麒：《訪橫橋日記》（咸豐六年七月）。
61 宗源瀚，江蘇上元人，曾歷官浙江衢州、湖州、嚴州、嘉興四府知府，在嚴州任凡五年，湖州任上共兩次。其中初任湖州府事，據宗氏自述是在同治九年、十年間，時因前任楊榮緒在湖州從事太湖溇港水利成績卓著入京受獎，由宗氏代理湖州事務。及楊氏回任，宗氏仍返嚴州任上。光緒三年，宗氏再次到湖州任事。宗氏著《頤情館聞過集》光緒三年自敘與《清史稿》卷479《楊榮緒傳》。《清史稿》卷452《宗源瀚傳》言宗氏“光緒初，官浙江，歷署衢州、湖州、嘉興府事”，時間上顯然不當。
62 ［清］宗源瀚：《開掘虹橋、斜橋堰通泖濟旱稟牘》（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63 ［清］宗源瀚：《開平湖斜橋堰碑記》（同治十二年）。
64 ［清］顧廣譽：《秀州水利納洩泖湖考》，載［清］葛士浚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93《工政六·水利通論》。
65 ［清］宗源瀚：《開平湖斜橋堰碑記》（同治十二年）。
66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記》（光緒二十五年七月）。
67 ［清］徐用福：《疏浚泖浦塘要口記》（光緒二十五年七月）。
68 光緒《嘉興府志》卷12《山川一》。
69 光緒《嘉興府志》卷29《水利》。
70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71 ［清］張履祥：《楊園先生全集》卷6《書三·與曹射侯》。曹射侯，嘉興府崇德縣（即石門）人。
72 康熙《嘉興府志》卷9《水利》，康熙二十一年刊本。
73 光緒《嘉興縣志》卷15《水利》，光緒二十四年刻本。
74 光緒《嘉興府志》卷29《水利》。
75 ［清］吳騫：《愚谷文存續編》卷1《重開平湖縣虹橋堰記》。
76 ［清］王恒：《重建橫橋碑記》（乾隆五十三年）。這篇收于《浙西橫橋堰水利記》的碑記，亦被光緒《平湖縣志》卷4《建置下·關梁》抄錄，不過后者在抄錄中尚有錯訛及遺漏。此處引用的，悉據前者。
77 ［清］王恒：《重建橫橋碑記》（乾隆五十三年）。
78 據［清］蔣元龍：《春雨齋集》所記：吳騫，字槎客，號免牀，雖長期隱居，然而終其一身于地方義舉赴之惟恐不及。民國《海寧州志稿》卷29《人物志·文苑》，民國十一年排印本。
79 陳焯，乾隆五十二年署平湖訓導，次年離任。光緒《平湖縣志》卷10《職官·縣治文秩》。
80 ［清］吳騫：《論平湖虹橋堰書》（乾隆五十二年），載［清］賀長齡、魏源等編：《皇朝經世文編》卷116《工政二十二·各省水利三》，（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影印本。
81 水則是江南地區用以水利防護的一種方式，應用較為普遍。一般用石塊刻就，分橫道水則與直道水則兩種。前者主要橫刻七則，不同的則位代表不同的水位，也反映相應災情。后者分為上、下二橫，每橫又分六個直道，每道代表一個月份，以明災害時月。這種方法宋代即有，明清時應用更為廣泛。另參《吳江縣水則碑記》，載［清］金友理：《太湖備考》卷3《水治》，（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
82 ［清］馮桂芬：《顯志堂稿》卷11《稽旱潦議》。
83 汪仲洋，道光元年任海鹽知縣。光緒《海鹽縣志》卷14《名宦錄》。
84 ［清］汪仲洋：《通稟各憲請開虹橋堰牘》（道光三年）。
85 ［清］吳騫：《愚谷文存續編》卷1《重開平湖縣虹橋堰記》（嘉慶十四年）。
86 ［清］王純：《開平湖橫橋堰后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
87 ［清］王純：《開橫橋堰水利記事敘》（嘉慶二十五年初夏）。
88 ［清］姚駕鰲：《啟放橫橋泖水雜記》（嘉慶二十五年十月）。
89 ［清］汪仲洋：《通稟各憲請開虹橋堰牘》（道光三年）。
90 ［清］汪仲洋：《通稟各憲請開虹橋堰牘》（道光三年）附錄“查勘平湖虹橋堰水利情形并估單”。
91 ［清］宗源瀚：《開掘虹橋、斜橋堰通泖濟旱稟牘》（同治十二年七月二十日）。
92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93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94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為通泖防災、環請籌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濟錢漕事》（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5 ［清］宗源瀚：《為照會事》（光緒二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
96 ［清］佚名：《浙西橫橋堰水利記》。
97 ［清］姚文枏、徐用福等：《具呈為通泖防災、環請籌款疏浚、以重民生而濟錢漕事》（光緒二十四年十月初八日）。
98 ［清］姚文枏：《議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說》（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99 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31《祥異》；同治《蘇州府志》卷143《祥異》；光緒《續修常照合志稿》卷47《祥異志》；光緒《嘉定縣志》卷5《禨祥》；光緒《松江府續志》卷39《祥異志》；光緒《嘉興府志》卷35《祥異》；光緒《嘉善縣志》卷34《雜志上·祥眚》；同治《湖州府志》卷44《前事略·祥異》；光緒《華亭縣志》卷23《雜志上·祥異》。
100 ［清］姚文枏：《議治浙西水利引通浦潮以免旱潦說》（光緒二十四年八月）。
101 ［清］顧廣譽：《秀州水利納洩泖湖考》，載［清］葛士浚編：《皇朝經世文續編》卷93《工政六·水利通論》。
102 ［清］王純：《開平湖橫橋堰后記》（嘉慶二十五年三月）。
103 ［清］汪仲洋：《通稟各憲請開虹橋堰牘》（道光三年）。
104 ［清］陳錫麒：《訪橫橋日記》（咸豐六年七月）。
105 ［明］韓邦憲：《廣通壩考》。轉引自魏嵩山著：《太湖流域開發探源》，（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8頁注引。
106 ［明］顧起元：《客座贅語》卷2《水利》、卷6《五堰》，（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57、183—184頁；嘉靖《南畿志》卷3《總志三·志水利》。
107 ［清］錢泳：《履園叢話》叢話4《水學》，“來源”條，第92—94頁。
108 光緒《海鹽縣志》卷6《輿地考三·堰閘》。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歷史地理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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