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講,“淘寶村”的興起與發展是互聯網技術背景下中國農民自發開展的一場鄉村建設運動,是自下而上的地方自覺。
●從某種意義上講,“淘寶村”的興起與發展是互聯網技術背景下中國農民自發開展的一場鄉村建設運動,是自下而上的地方自覺。在這場地方自覺性運動中,“淘寶村”為帶動鄉村“就業本地化”、城鄉消費無差別化和產業“在線化”提供了新的路線圖。
自2009年中國出現第一批“淘寶村”(主要包括江蘇省唯寧縣沙集鎮的東風村、浙江義烏市青巖劉村和河北清河縣東高莊等)以來,“淘寶村”已經成為中國鄉村經濟發展與崛起的新形態。根據相關數據統計,截至2014年,全國“淘寶村”的數量已經超過了200個,并出現了一定數量的“淘寶鎮”(即鎮域范圍內的淘寶村數量達到3個及以上),分布在全國十多個省市。
“淘寶村”呈現“井噴”之勢,既表明了傳統鄉村社會尋求變遷的內生性動力,又意味著互聯網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影響力重構鄉村的經濟社會結構。本文嘗試從社會學視角出發,結合相關的經驗研究與事實觀察,分析“淘寶村”產生與發展的社會結構與地方自覺的行動邏輯,并將其放到全球化和現代化的語境下進行考察,剖析“淘寶村”的社會變遷意義和存在的結構性問題。最后,嘗試從制度和生產力結構創新視角探求如何實現“淘寶村”的有機秩序發展。
一、城市社會來臨背景下的“淘寶村”概念認知與創新
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1927-2008)認為,區域現代化是一個從“農業”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在城市化語境下就是鄉村生活方式、非農業勞動主體、商品交換和主體間平等等方面的進化與變遷,核心要素包括新興經濟活動、新興階層、新型文化消費空間、快速信息流通網絡和異質化專業分工等。
依托阿里巴巴集團成立的商業數據管理平臺阿里研究院以三條原則來認定“淘寶村”:一是交易場所是在以行政村為單元的農村地區;二是電子商務的年交易規模在1000萬元以上;三是本村網店數量達100家以上,或者網店數量達到當地家庭戶數的10%以上。對正在改變傳統鄉村的“淘寶村”而言,其存在與發展具有獨特的內涵。作為一種社會經濟形態,“鄉村”的類型是多樣的,有經濟學意義的“產業村”,有文化意義上的“民俗村”和“藝術村”,這些村都依托自身獨特的產業優勢和特色文化成為鄉村發展的典型模式。與此不同,“淘寶村”不完全依賴自身的資源優勢,而是通過“淘寶”這一電商載體來重組鄉村經濟和社會組織形態,并打破了鄉村傳統較為封閉的生產組織方式,表現出了很強的跨區域性和跨產業性。
因此,阿里研究院在首次提出“淘寶村”概念的時候就將其界定為:大量電商在某個村落的集聚,進而形成規?;蛥f同效應的電商群聚空間形態。但是,這一概念的界定僅僅停留在經濟學意義,缺乏社會學層面的綜合評判認知。
筆者認為,首先,“淘寶村”是基于村民地方自覺的有意識無組織的集體行動單位,在這一空間形成的初始階段,“淘寶村”的組織形態是松散的,仍然處在“機械團結”的狀態。其次,“淘寶村”是通過互聯網這一“現代性”要素建立起來的,是傳統鄉村主動接受和利用現代技術重組原有經濟社會生活的“實驗場域”。因此,在一定意義上,“淘寶村”是現代生活方式向鄉村區域“侵入”和“接替”的結果,反過來又會促進農村社會結構的變遷。最后,依據“淘寶村”的緣起和特征,筆者對“淘寶村”給出這樣的定義:基于互聯網信息技術條件下,一定規模村民群體自發形成的以網絡電商為媒介進行生產、生活和交易的跨區域重組經濟社會生活的“互聯網村落共同體”。從本質上講,“淘寶村”是傳統與現代碰撞下的新的社會生產組織方式。
二、全球化視角下的“淘寶村”形成與實踐行動邏輯
結合理論分析和實踐研究,本文嘗試從結構、社會和個體三個層面來剖析“淘寶村”產生與發展的原因。
1.結構生成:城鄉二元對立分化背景下的窮則思變
在馬克思看來,人類歷史上有兩次大的城鄉分離,第一次是工商業勞動與農業勞動的分離,第二次是工業革命后的城市戰勝鄉村。這兩次城鄉分離的共同結果就是形成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結構性差別,具體表現為傳統與現代、愚昧與文明、落后與先進。為此,消除城鄉之間的差別一直被認為是探索鄉村經濟社會發展道路的基本訴求點。無論是馬克思提出的“鄉村城市化”道路,還是中國語境下的“村治運動”和鄉村建設,在邏輯上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了破除城鄉二元對立的社會結構。“淘寶村”之所以在鄉村而不是城市產生,恰恰是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果。這種基于城市互聯網條件下的鄉村經濟社會形態,是城市現代生活在鄉村的延續。
事實上,筆者在實地調研“淘寶村”的過程中發現,諸如浙江義烏市江東街道青巖劉村和江蘇宿遷市耿車鎮大眾村等許多“淘寶村”的前身都是發展較為落后的鄉村,是“窮則思變”讓村民們主動尋求發展變革的新路。尤其對那些已經接受過城市“現代性”洗禮的農民來說,鄉村與城市之間的差距讓他們更加愿意去接受城市的現代生活方式,并將此內化為改變傳統落后鄉村的動力。
2.社會生成:網絡全球化和鄉村社會結構變遷
全球信息技術與社會變遷的互動不斷深化,已對社會空間產生了實質性沖擊。正如西班牙社會學家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說:“全球化與地方之間的互動,打碎了原有行為的空間模式,空間逐漸成為流動的交換網絡,并促使新的空間即流動空間的興起。”因此,網絡全球化使時空不斷被壓縮,全球化語境中的社會也正在變成“網絡社會”。
不同于以往任何時代,這個以互聯網為技術紐帶的時代是一個典型的“通融互聯”時代,并表現出網狀價值結構、大數據高速流動和開放有機生態圈等新特征。在這樣一個網絡全球化的時代,時空被壓縮,信息和技術得以被開放式分享,這正是“淘寶村”得以產生和運行的社會技術條件。處在這一背景下的鄉村地區,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尤其對于那些有著鄉村和城市雙重生活經歷的農民來說,掌握和利用互聯網技術已經成為他們的日常生活方式。
與此同時,電商發展的制度性投入和寬松的創業環境構成了“淘寶村”產生的另一個原因。從李克強總理提出的“大眾創業”,到“零資本”注冊,再到各級政府有關鼓勵農村網絡電商發展的資金和制度性投入,農村地區網絡電商發展的門檻逐漸降低。根據阿里研究院提供的數據,截至2013年11月30日,淘寶網(含天貓)正常經營、注冊地在農村(含縣)的網店數量超過200萬家,其中注冊地在鎮村級的網店數超過了100萬家,超過了總數的一半(見表1)。規模日益龐大的網店群體為“淘寶村”網絡電商的產生與發展提供了直接的動因。
從農村自身的社會條件來看,新型城鎮化背景下的資本下鄉與農民上樓,改變了原來的鄉村居住空間和生產方式。土地流轉使得大量耕地被流轉到了少數農業經營者手中,農業生產的規模化逐步實現,相應地產生了一定規模的“失地農民”和“農業工人”。這部分勞動群體從耕地上“解放出來”,有了更多的閑暇時間從事非農產業。以江蘇蘇北地區為例,“撤村并居”產生的大量“農業工人”,只是在農忙時節被雇傭給種糧大戶從事農業種植和生產,而其他的大部分時間要么選擇到大城市打工,要么自己進行電商創業。
再者,中國傳統的鄉村社會是典型的“熟人社會”,在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1910-2005)看來,這種熟人社會關系網絡不僅具有較為一致的“集體意識”,而且信息幾乎是全對稱的。而這一優勢恰恰有利于“淘寶村”網商群體的成長與擴散,國內首批成長起來的20個“淘寶村”無不是通過親屬鄰里之間的“漣漪效應”進行傳播和擴散的。
3.個體生成:新生代農民的回歸和“文化反哺”
中國農村社會往往通過農村流動人口不斷融入城市而獲取現代性,這一被動的過程催生了“離土離鄉”的新生代農民。這部分群體一方面不斷通過“社會化”將自己“現代化”,一方面又與傳統割舍不斷,他們的生活系統和內生情感與傳統鄉村保持著特殊的連接。
農村的這種現代性的獲取方式又具有典型的群體性特征。在社會變遷過程中,一個發生了變化,另一個也要發生變化。年輕的返鄉農民工和返鄉創業大學生構成了“淘寶村”發展的主要“帶頭人”,這部分群體不僅具備一定的電腦操作能力,還有一定的網購習慣和商業意識。江蘇唯寧縣沙集鎮東風村的“三劍客”(當地最早開網店的三個年輕人孫寒、陳雷、夏凱被稱為“沙集網商三劍客”,他們在淘寶開店銷售板式家具的成功帶動了身邊很多人仿效)、河北清河縣東高莊的劉玉國、浙江絡云縣北山村的呂振鴻等都是各自所在“淘寶村”的帶頭人,他們大多接受過一定的網絡學習教育或具備一定的電商運營經驗,在返回所在鄉村之后對本地農民實現了一定意義上的“文化反哺”、“信息反哺”和“技術反哺”。因此,他們在“淘寶村”形成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啟蒙和催化作用。
那些先期崛起的“淘寶村”,其產生的財富積累效應又對周邊鄉村產生了巨大的示范帶動作用,那些返鄉創業年輕人又通過他們的鄰里關系、朋輩群體和人際網絡號召更多的年輕人到農村創業。
正是在這批農村電商精英群體的帶動下,“淘寶村”村民的經濟和消費觀念發生了改變,農村潛在的“市場需求”和“創業動力”被激活。這種最初個體層面的行動在“鄰里示范”和“社區示范”的推動下逐漸發展成為村民自發的集體行動,進而形成“累積循環”效應,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進行著“淘寶村”模式的復制與傳播。
三、作為現代性后果的“淘寶村”社會變遷與現代化
“淘寶村”通過運用現代網絡技術重組生產組織形式和生活方式,已經具有了德國社會學家哈貝馬斯意義上的現代性特征,但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不可避免出現英國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所認為的那種現代性危機。一方面,就積極意義而言,“淘寶村”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城鄉一體化發展、地方化改造和地方精神的重構。另一方面,互聯網技術對傳統鄉村也有一個“侵入”與“接替”的過程,也必然會產生一些發展中的問題。
1.地域生產力再造價值:從“淘寶村”到“淘寶鎮”
長期以來,中小城鎮功能發育不全一直是中國城鎮化發展的瓶頸。在城市與鄉村的中間地帶存在著大量或大或小的鎮域“區域性結構空洞”,甚至成為被遺忘的“社會角落”。
不可否認,中國的許多小城鎮由于能夠主動參與城市群空間范圍內的產業分工而發展得很成功,甚至走出了諸如“蘇南模式”和“溫州模式”的成功經驗。但是,對中國其他許多資源享賦差、交通閉塞和產業結構單一的小城鎮來說,它們與大城市的經濟關系是脫節的。隨著“淘寶村”在全國范圍內的規?;楷F,一批“淘寶鎮”也相繼出現,這讓我們看到依托網絡電商而形成的“淘寶村”表現出很強的跨區域生產力整合與再造的能力。阿里研究院提供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共出現了19個“淘寶鎮”。從概念上看,“淘寶鎮”是比“淘寶村”更高一級的經濟社會形態,“淘寶鎮”的出現對地域生產力的重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是從“淘寶村”到“淘寶鎮”的升級將優化區域產業分工,并放大產業規模效應。如果說單個“淘寶村”的力量還很單薄,那么當一個鄉鎮同時出現3個及以上“淘寶村”的時候,就意味著一個具有規?;漠a業集群的出現。據統計,全國各類“一村一品”專業村超過5萬個,借助互聯網平臺,這些村莊可以迅速實現線上線下的產業整合,形成規模性的產業集群。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又會帶動相關服務體系的完善,社會分工也會更加細化,這些恰恰是城鎮化發展的產業基礎。更為重要的是,互聯網技術導向下的網絡電商將使得“淘寶鎮”突破地理空間限制,參與到更大區域范圍內的產業分工。
二是產業集群化發展將形成人口的集聚?!疤詫氭偂狈秶鷥鹊漠a業規?;l展直接推動農村從事工商業的人口增加,農民將會獲得比種地更高的收益,依據這種“經濟理性”,許多外出打工的80、90后農民選擇返鄉,興起了一股“返鄉潮”。大批返鄉的年輕人給逐漸失去活力的鄉村和城鎮帶來了生機,進而帶動了當地經濟的繁榮?!疤詫毚濉钡氖痉蹲饔煤徒洕摹耙绯鲂币参苓叴彐傓r民向發展較好且人口規模較大的“淘寶村”集聚。其中一些鎮區人口不到萬人的鄉鎮,在短時間內吸引了周邊鄉鎮數千人前來就業,這種農民自發型的人口集聚比通過自上而下的園區經濟和“農民上樓”來集聚人口的行為要具有更強的生命力。
三是促成農民養成現代生活方式和農民的市民化。當前制約農民市民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城鄉觀念隔閡和農民自身素質的缺陷。從田間勞作到敲擊鼠標鍵盤,這實現了農民的生產解放,借助網絡信息化實現了買賣雙方的“主體間平等”,而這恰恰是“市民化”的本質意義所在。在一群80、90后年輕人的帶動下,村民們通過網絡線上線下交易,開始領略到市場的千變萬化,激烈的網店競爭也讓他們意識到產品質量和服務的重要性,這些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解構”農民守舊的思想和重構新的認知方式。
因此,從“淘寶村”到“淘寶鎮”,甚至到可能出現的“淘寶縣”,不僅意味著產業和人口的空間集聚,更是農村地域生產力的升級和飛躍。如果說費孝通先生在其當年的博士論文《江村經濟》中描述的江蘇省開弦弓村(今隸屬于吳江市七都鎮)是20世紀30年代中國鄉村經濟社會變遷的縮影,那么“淘寶村”就有可能成為當下轉型時期中國鄉村社會變遷的時代新注腳。
2.社會結構轉型的意義:地方化改造與鄉土關系重構
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鄉村社會結構具有典型的“封閉性和內聚性”,鄉村社會無論是從結構上還是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鄉村社會的這種內聚性突出地表現為印度裔美國漢學家杜贊奇所說的:明確而穩定的邊界、自我封閉和排外、高度的集體認同感和內部密切的互動關系等。與現代化和城市化相伴的是商品化和市場化意識的“侵入”,其成為破壞傳統鄉村共同體封閉、內聚和自足特性的“反動力量”。作為現代化結果的“淘寶村”在地方化改造和促進鄉村社會結構轉型方面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這一作用的突出表現之一是促成農民收入和職業結構的變化。“淘寶村”形成的經濟和人口的集聚效應使得知識和信息的傳遞變得更加容易,有利于營造協同創新的環境并提供共享的專業勞動力市場?!疤詫毚濉笔且跃€上線下交易為行動邏輯的,是連接買者和賣者的中介,本質上就是一個知識信息協同共享的空間。在這個空間中,農民各自扮演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多元異質性的職業角色,有會計、宣傳員、種糧大戶、加工型企業經營者、網絡運營員、物流快遞員、網絡技術員、產品推銷員、私營店主等,相互之間逐漸形成較為全面的經濟依賴關系。這種職業的多元性也為農民帶來了更多的經濟收入,農業生產之外的收入逐漸成為農民重要的收入來源。
“淘寶村”對鄉村社會結構的另一個影響是“熟人社會”關系結構的變化。就傳統而言,“習俗”、“情理”、“說法”構成了維系鄉村社會關系網絡的行動邏輯,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指出的,中國鄉土社會關系結構是一種“差序格局”,這種社會關系格局是由無數私人關系構成的社會網絡,網絡的每一個節點都附著一種道德規范要素,所有的行為標準都無法超脫于差序的人倫關系存在。與傳統的“熟人社會”關系相比,“淘寶村”居民堅持著“匿名”式的行為方式,“淘寶村”大部分的商品交易都是通過“淘寶”和“京東”等線上網絡交易和線下物流的方式來實現。這種“匿名社會”關系的逐漸形成必將對鄉村原有的信任關系產生沖擊。
在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1864-1920)看來,信任關系有兩種:一是以血緣社區為基礎的特殊主義信任;另一種則是以信仰共同體為紐帶的普遍主義信任。中國鄉村社會的人際信任關系大多是基于血緣和親緣而建立起來的,因此,對所謂的“圈內人”很信任,對“外人”卻極度不信任。但是,基于匿名交易關系的“淘寶村”的產生,其本身就說明原來的村民已經開始接受并認同網絡電商這種以陌生人信任關系為基礎的交易方式。為了讓自己的網絡店鋪信用等級更高,村民們更愿意為網絡另一端的陌生群體提供質量和服務更好的商品,這種行為的“倒逼機制”無形中在塑造農民的誠信意識。
3.發展過程的問題導向:侵入與接替中的沖擊與解構
作為一種新生事物,“淘寶村”目前正處于快速發展的初期階段,還存在一些不可回避的問題,具體表現在野蠻自然無序發展、產業結構的單一化和低端化,以及不同區域發展之間的結構性失衡等幾個方面。
首先,頂層制度設計缺失造成發展的野蠻無序。在某種意義上,“淘寶村”是“中國制造”背景下的產物,是低成本紅利浪潮下的“集體狂歡”。肇始于2009年的“淘寶村”熱潮是一種典型的自下而上的野蠻無序發展。缺乏國家頂層制度設計和地方規范性引導,致使“淘寶村”遍地開花。無論是資源導向型的“淘寶村”,還是無中生有型的“淘寶村”,進入門檻都比較低,這也是為什么短短幾年時間“淘寶村”數量呈幾何級增長的重要原因。
這種無序發展的直接后果就是區域范圍內的同質化惡性競爭。以江蘇省最先出現的沙集鎮和耿車鎮的兩個“淘寶村”為例,作為相鄰的兩個鎮,它們的主營產品都是板材家具,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產業的同質競爭。更有甚者,兩個“淘寶村”之間為了競爭,雇傭“水軍”和“差評黨”對鄰村的網店競爭對手進行惡意差評,這種惡性競爭行為對營造良好公平的電商市場環境極為不利,也凸顯出相關制度和法制規范設計的重要性。
由于國家和地方政府規劃的缺位,“淘寶村”和“淘寶鎮”在長期發展規劃、土地利用、就業制度、人才引進和基礎服務設施等方面處在相對滯后的狀態。與政府的缺位相對應,企業卻表現出對“淘寶村”建設的極大熱情,積極通過“資本下鄉”和“技術下鄉”來搶占農村廣闊的市場。2014年10月阿里巴巴集團推出了“千縣萬村”計劃,宣布將在未來3到5年內,投資100億元,建設覆蓋100個縣、10萬個行政村的農村電子商務服務體系。在這一計劃帶動下,包括京東、蘇寧等獨立電商也推出了各自的農村電子商務計劃。
這讓我們看到了希望,但同時也看到了隱憂。喜的是企業大量的資本和技術投人可以有效緩解政府的財政壓力,甚至成為推動“淘寶村”深入發展的主要資本力量。憂的是在資本利潤的導向下,企業的資金更愿意流向發展基礎較好的村落,從而可能造成區域間發展的更不平衡。雖然,國家和地方政府也相繼出臺了一些鼓勵和優惠“淘寶村”發展的政策和資金支持措施,但這些政策設計相對滯后且是碎片化的。從整體上看,目前缺乏國家層面的中長期戰略規劃,在“淘寶村”涉及的城鎮化發展、產業結構、人口就業和社會保障等方面尚缺乏系統性的頂層設計思考。
其次,過度依賴傳統產業造成發展低效。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淘寶村”,大多以從事傳統的加工工業為主,家庭式作坊構成了主要的生產經營單位。全國第一家“淘寶村”——浙江義烏市的青巖劉村就是依托義烏商貿城發展起來的,主要從事小商品的網絡銷售。因此,從產業價值鏈的角度看,那些以傳統工業品的加工、生產和銷售為主業的“淘寶村”是一種典型的資源導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處在價值鏈的底端。
阿里巴巴有關“淘寶村”網店銷售的數據顯示,全國“淘寶村”銷量最高的十大商品分別是服裝、家具、鞋、箱包、汽車用品、手機、床上用品、玩具、服飾配件和生活電器。這些銷量排名前十的商品無一例外都是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傳統制造行業,而且大多采用家庭作坊式的經營方式,父母一代負責生產加工,懂得電腦技術的子女負責網絡銷售。這種以低端產品加工為主的小規模化運作方式,不僅是低效率的,而且從根本上決定了“淘寶村”獲取的只是整個產業鏈的底端價值,處在“中國制造”的下游環節。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淘寶村”網店銷售的農副產品數量并沒有進入前十位,也就是說“淘寶村”還只是“工業電商”,并沒有成為真正意義上的“農業電商”。以自身特色農副產品種養殖和加工為主要環節的農業生產,并沒有在“淘寶村”網絡平臺的作用下獲得飛躍式發展。(見表2)
第三,區域發展結構性失衡,貧富差距擴大。就目前的現狀來看.“淘寶村”的出現與發展主要在東部沿??h域經濟發達地區,在空間分布上明顯表現出東西部發展不平衡。2013年全國范圍內行政村近70萬個,建制鎮有1.9萬個,如果縣域農村電商發展方向、地域產業分工長期模糊不清,必然使“淘寶村”的發展遭遇新的瓶頸。一個可見的事實是:截至2014年12月,全國211個“淘寶村”中,分布在東部沿海省份的超過85%,其中浙江、廣東和福建三省的數量排在前三位(見圖1)。這些區域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產業基礎較好、交通物流較發達,中部省份除了河北數量較多以外,西部省份幾乎沒有。這種區域之間的結構性失衡,容易產生新一輪東西部發展的差距,也就意味著農村電商發展越快,西部相對孤立的小城鎮和傳統鄉村就會被甩得越遠。
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另一個結果是貧富差距擴大。那些最先發展起來的“淘寶村”迅速搶占了先機,并帶動周邊村鎮逐漸形成了一定規模的產業集群,促進了當地農民的增收。而那些依舊傳統的村落和“淘寶村”內部沒有從事農村電商的農民,其收入則與前者不斷拉大。入選全國首批“淘寶村”名錄的江蘇省宿遷市東風村,其2013年的人均年收人將近3萬元,高于全省農村人均收人119%,甚至與同期昆山市農民人均年收入相當,而同期宿遷市農村人均年收入僅為1萬元左右。毋庸置疑,農村電商已經成為“淘寶村”居民增加收入的重要來源和發家致富的“法寶”,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的貧富差距。因此,如何改變“淘寶村”自然生長狀態,通過合理有效地引導,讓農村電商發展成為農民普遍增收的途徑,將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四、“淘寶村”如何從“野蠻生長”實現“有序發展”
無論是作為鄉村重構的一種方式,還是新的地域生產力結構,“淘寶村”的出現與發展已然成為一個“社會事實”。相較于傳統鄉村,“淘寶村”具有更多的現代性特征,也有著現代性所具有的不可預知的風險性。但是從現代性視角來看,“淘寶村”有著自身發展與演變的規律性。把握這一規律性既需要順應內在規律,又需要一定外力的主動介入,實現“淘寶村”從“野蠻生長”到“有序發展”的轉變。
農業現代化的前提是農業生產人口減少,要通過農業生產的規?;洜I來實現大部分農業人口轉向非農業生產領域。就目前來看,絕大部分“淘寶村”扮演的角色還只是“中國制造”的“代工廠”,進行的是簡單的半成品和成品的加工制造,農村電子商務發展所引發的革新并沒有真正延伸到農業生產領域。這一問題的解決迫切需要國家和政府層面積極介入,進行從制度設計到政策引導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實踐。
筆者認為,一個典型意義上的“淘寶村”或“淘寶鎮”應該至少具備五個要素:合理的非農產業與就業體系、緊縮集約型的土地開發與綜合利用、現代信息化的生活服務設施體系、歷史集體記憶的傳承與保護和生態循環型的鄉村社會發展系統。具體來說,就是要制訂一批國家、省市層面有關“淘寶村”和“淘寶鎮”的法律、導則、細則和管理條例,這些法規條例應具有分類、分層和跨區域的指導意義。鼓勵和引導地方在遵循總體制度設計的前提下,創造地方性、特色性和多類型的“淘寶村”發展模式。
比如,建構“中心城市-小城鎮-淘寶村”這樣一個地域性產業價值鏈與生產力分工體系。從地域生產力結構來看,“淘寶村”并不是孤立地存在,而是處在一個城市系統之中。中國的中小城鎮和鄉村地區不足以承擔現代化功能的主要原因是中小城鎮和鄉村地區長期被排斥在大城市地域生產力結構之外,不能有效參與大城市的產業分工和要素流通。正如西方學者所言:“大城市正在迅速變成普遍形式,而占支配地位的經濟是大都市經濟,在這種經濟系統中,一切經濟活動主體都免不了與大城市保持密切聯系?!钡安徽撌前l達的西歐國家,還是新興的亞洲工業國家,在其發展過程中,城市與鄉村、工業與農業都是全方位互動的……城市和鄉村整合為一個系統”。
簡言之,“淘寶村”只有與周邊中小城鎮保持聯系并參與產業分工,才能獲得合理的發展能量。“淘寶村”應該在地域經濟結構中成為區域空間產業鏈的重要一環,其主要的實現方式就是建構特色“淘寶村”或“淘寶鎮”,推廣“一村一品”、“一鎮一品”的發展模式。
但并不是每個“淘寶村”都要去做鞋、襪和板材等這類工業成品和半成品的加工或生產,而應該重點鼓勵農業及文化創意相關產業的品牌化發展。如日本南部的落后農業縣熊本縣,以一只笨拙的熊作為吉祥物打造區域文化創意產品,僅僅兩年就為全縣帶來了12億美元的經濟效益,走出了傳統農業縣特色化轉型路徑,樹立了區域性的品牌價值。因此,“淘寶村”需要借助互聯網的技術條件,跳出城鄉經濟關系中的附庸地位,通過自身的特色文化優勢和產業優勢直接介入到城市經濟關系結構中,進而在地域性生產力結構中占據重要一環。
從某種意義上講,“淘寶村”的興起與發展是互聯網技術背景下中國農民自發開展的一場鄉村建設運動,是自下而上的地方自覺。在這場地方自覺性運動中,“淘寶村”為帶動鄉村“就業本地化”、城鄉消費無差別化和產業“在線化”提供了新的路線圖。在這一過程中,傳統農業生產和生活方式通過互聯網被“嵌入”到城市生活中,形成鄉村與城市之間的良性互動。這種互動具有典型的鄉村城鎮化意義,正如美國地理學家馬克·杰斐遜(Mark Jefferson,1863-1949)所言:“鄉村與城市是一回事,而不是兩回事,如果說一個比另一個重要,那就是自然環境,而不是人工在上面的堆砌。”因此,在一定意義上,鄉村城鎮化是指鄉村地區在城市化的擴張過程中出現的有序退縮,這一過程并不是要把農村變成城市,而只是實現鄉村社會生活的現代化。
建立在互聯網條件基礎上的“淘寶村”具有這樣的優勢,正在悄然改變傳統的小農鄉村經濟結構。從傳統鄉村到“全球鄉村”,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到網絡互聯的“無農”社區,從傳統的鄉土情結到工商市場精神,從熟人社會關系到陌生人關系,“淘寶村”引起的傳統農民和村落的“終結”必然是一個過程,這期間既有對小農擺脫束縛和過上現代生活的贊歌,也有對個體和集體記憶消失的憂慮。然而,無論如何,全球化時代背景下,每一個個體和成員都無法“獨善其身”,而必須主動迎接挑戰。以“淘寶村”為代表的當代中國農民的“地方自覺”行為,也許恰是中國深入參與全球化進程的最好注腳。
[作者系南京大學社會學院2013級城市社會學專業博士生。本文原刊于2016年第3期《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經授權后重刊,略去參考文獻和注釋,有一定刪節并有文字技術改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方早報 2016-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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