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祖先用辛勤的農業生產勞動，為我國光輝多采的文化，創造了豐富物質基礎。這就證明，我們祖國人民，在農業生產方面，有著豐富的技術知識。過去，這些技術知識，為大眾服務，已經有過優良成效；如果我們能夠好好地繼承這分遣產，加以整理分析，去偽存具，去蕪存菁，提高到理論上認識，發揚光大起來，肯定可以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作出更大的貢獻。
祖國的農業遣產，有實物（如馴化了的動植物種類、上地利用設施、具……），有各種技術操作的口頭傳說，也有各種類型的農書。現就如何將幾部大型古代農書加工整理，以達到古為今用的要求，談談一些粗淺的看法。
一、我們中國有些什么重要的古農書
一九五七年中華書局出版的《中國農學書錄。中，王毓瑚教授總桔了過去見于各種記載的農書，速現存及已佚，總共有376種。
就我所見到的實際材料說來，我國最早的農書，是《呂氏春秋》中《土容論》中《上農》，《辯土》《任地》《審時》四篇集體創作，一篇談農本，三篇討論農業生產技術措施重要性。雖不是一部專書，但已趣成為有結構體系的一個系列，而且是農業生產技術知識在典籍中取得地位的首創。
真正的專著農書，則似乎應以前漢的《汜勝之書》（公元前一世紀）為最早。可惜這書早已散佚。汜勝之本人是實際管理過農業生產的，所以現在殘存的《汜勝之書》，主要內容是生產技術的原理及實踐，沒有關于農本空頭的論壇。可惜得很，這種形式的書，以后就沒有再出現過。
從后漢的崔寔《四民月令》起，歷代出現了許多私人專著農書，都是由知識分子執筆寫成。這些人，覺大多數都是屬于于這個脫離生產的階層，都必須直接剝削農業及手工業勞動所創造的價值，并且還經營商業，間接剝削，獲得利潤來稚持士的生活。他倆所以要談農本，要注意農業生產技術，目的都是為了本身利益。可是他們到底還是把當時的農業生產理論與技術知識，記載了下來，留拾我們，不失為有用。
公元二世紀中葉的《四民月令》，代表農家月令這一個類型：按技術需要的輕重援急，將各個月必填進行的農業生產作業，作出合理安排。公元第六世紀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代表著農家知識大全這個類型：記載了農業及副業生產各方面當時已有的技術及理論知識。此外，由于國防上的需要，畜牧獸醫方面，曾有過一些專業書。《四民月令》《齊民要術》都不收錄的花卉庭園布置，早些時也曹有一些記錄。
從先秦到后魏，所有整體乃至專業性農書，都以黃河流域的旱農——即禾麥為主，兼帶蠶桑的生產經營——為對象。唐代有了另一種整體性農書——農家月令式《通書》，其中《叢辰》《祈禮》等唯心迷信材料，十分腫脹。代表這個類型的翰鄂《四時纂要》，仍是黃河流域的書。另外，江南出現了陸羽《茶經》陸龜蒙《耒耜經》這兩種專業農書，獸醫、花卉兩個專業，繼續有些發展。
北宋才有專論養蠶的專業《蠶書》；茶的專書，發展到與花卉、獸醫兩個專業同等甚至有些超過的地位。到南宋，更出現了以江南澤農——即水稻與蠶桑為主體——為對象的第一部專們地域性農書，陳翦《農書》。水稻從此才在農書中占有顯著位置，蠶桑也愈來愈得到重視。與北宋隔江對峙的金皇朝統治地區，有過一些小型農書，記著蠶桑、麥作等北方農業項目。
元初的《農桑輯要》，是現存最早的整體性農業官書。稍遲的王楨《農書》，才將圖畫這個表達形式，正式引入農書范圍內；對于各種農具，作了專門系統的敘述，也是首創。魯明善的《農桑衣食撮要》，是農家月令類型書較好的一種。
明代農家月令式通書不少。以欣賞為主的頹廢文人作品花卉專書，也有很多。最后，出現了徐光啟的《農政全書》，除以農家知識大全的形式，記載了農業生產各方面技術知識之外，還表現了最完備最高度的農本思想，企圖要求用政治措施，從各方面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為大眾生活提供可靠的物質基礎。這是我國傳統農書中最大的一部，也是私人著作的農書最后碩果。
清中葉的《授時通考》，是一部全國性整體官頒農書，也是傳統大型農書中最后一部。此后，一直到十九世紀我國傳統農書終結為止，只有小型私人著作，而且只有帶地區性的才多少有些創作意味，以外便都以荀簡的抄襲雜撰為多，有不如無了。
在這些書中，帶社會政治意味的農本觀念，幾乎是始終一貫地存在著。如果書出自私人之手，所體現的農本思想，大致是向統治者發出呼吁或表示一定程度的抗議。官書則多從“論爾士農人等，各安生業”的勸誘告誡恐嚇出發，或者意在粉飾太平。
另一方面，從與自然作斗爭所得純粹技術知識，卻很早已經讓勞動者認識了天時與地利的重要性，認識了如何在適應天時地利條件中使用人力，以求能獲得最高產量。由這種基本認識衍生的觀點，在先秦哲學中已經很成熟。《呂氏春秋·士容》各篇，《汜勝之書》，尤其《齊民要術》，一直到《授時通考》，也都顯明地貫串著天、地、人這三種因素相桔合的觀點；《農桑輯要》《農桑通訣》《農政全書》，還特別強調順天用地來人定勝天——在可能范圍中用人力突破天時與地利的限制。
將這幾種重要農書，和較早幾種經典中的有關項目，總括作一個筒表后，這些內容的傳承發展關系，也許可以更容易了解些（附表）。
二、關于這些農書的一些問題
較早各書的流傳過程，對于后來農書的發展，也有些值得注意的影響。公私著作，最初都只能靠手寫流傳。北宋初（真宗天禧四年即公元一〇一六年）皇帝曾下合將《齊民要術》《四時纂要》兩部書——也許同時還有《真宗授時要錄》——由皇家圖書館（崇文院）刻印，傾賜給全國勸農使者，意思大概是讓地方行政官憑這兩部書來指導大眾進行農業生產；但是附帶地規定“與律令俱藏，眾弗得習”。（和法律一樣，作為秘密文件，大眾不靜學習）。實在愚蠢得奇怪，這個禁金，可能不久就松弛下來。到南宋初，原來的禁令顯然法定地解除了，所以才有龍舒本《齊民要術》出觀，讓《齊民要術》有較多刻印本流傳。但同時出現了另一種壞影響：結果，“市人輒抄 《要術》之淺近者，摹印相師，用才一二”（刻書商人，便從《齊民要術》中抄出一些淺近易懂的條文，刻印成書，作學習資料，只用到原書的十分之一、二）；即南宋初年，便已有雜亂撰集的刻本農書，在民間流傳著。可見明代亂翻亂刻的農書頗多，拜不是忽然簡出現的事。
書籍靠手抄流傳的時期，曾經很長。就是有了刻印書籍的發明之后，最初刻印的數量和種類，也一定不會多，仍有些書得靠抄寫。手抄時代，同一種的分數尤其有限。這樣，就導出兩種現象：一種是同一種而有限的幾分抄本，先后全部失傳，這部書也就從此歸到了有目無書的佚書項下。另一種是各抄本之簡，字句的差別錯漏，幅度可能很大。幾種不同的抄本刻成定本后，這些差別也就固定下來，于是就演成了板本的紛歧，常常給讀者造成困惑。當然，已經刻印過的書，在復刻時，也會發生這類糾紛，不過一般還沒有象手鈔本那樣可以每一個抄本都彼此不相同，所以問題不那么嚴重。這兩種情形，農書都有著。例如《漢書·藝文志》中所載九種農書，八種都已成佚書。《齊民要術》的北宋刻本、明抄南宋本、明刻本、清刻本之間，紛歧不少。
佚書有時原本雖已喪失，卻往往因為后來著作中的引用，零星地保存了一些片段。后代人可以搜集共他各書中引用的章節，比較拼湊，作部分乃至整個的復元。這種工作，稱為輯佚。農書中現存最古的《汜勝之書》《四民月令》兩種，就都靠斡佚獲得了部分的復元。《四庫全書，所收《農桑輯要》和王楨《農書》也是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王楨《農書》至今還缺兩篇。佚書能否輯出，由能否發現引用材料決定；輯出的輯佚書，是否合于原書性質，由所用材料書是否可靠決定。某些翻刻重印的偽造書，偶然可用作輯佚的材料來源，但是不可靠的居多。從《齊民要術》中輯出的《汜勝之書》，大家認為可信，是因為《齊民要術》體例瑾嚴可靠，可是也還不能十分肯定《齊民耍術》引文就完全沒有毛病，何況《齊民要術》本身在流傳中還有許多分歧！
各種抄本與刻本簡字句的紛歧，如果只出現在正文中，可以由精細的校勘求得解決；有時即使不能解決，關系只存于個別小處，影響不大。如果書名或著者姓名中，出現了差別，牽涉可能就頗大。例如《四時纂要》這部書，大概金元之間的重刻本，由于某種原因，把書名改作《四時類要》。農桑輯要》中，引有不少條的《四時類要》，卻沒有《四時纂要》。這一件事情，導致了大家兩個共同的猜疑。一唐代的《四時纂要》《農桑輯要》所引用的《四時類要》，都是佚書，。這兩部佚書，都有頗為寶貴的農業生產知識記錄。最近在日本發現了朝鮮刻本《四時纂要》后，才知道這兩部書實際上同是一部。二《四時纂要》大部分有用材料，只是從《齊民要術》中摘錄出來的；其余材料，科學、歷史意義都很有限。三由此，明確了《農桑輯要》中引用各種書，時代次序非常謹嚴，所以它所引而現在暫未發現的另幾部佚書，時代便都大致可以確定；因而如何去追尋這幾部佚書，至少可以有些線索。四唐代還有《山居要術》這么一部頗重要的農書，《四時纂要》中保存有幾條材料。
佚書的重新發現，在解決某一填農業知識的時代及傳承上，往往具有決定意義。金代吳襸《種藝必用》，最近發現后，花卉園藝正式收入農書的起始年代，要推上一個世紀，就是一個例子。由于同一理由，宋、明到清初許多小型農書的科學價值與歷史意義，我倆更不得不抱審慎的懷疑。
三、怎樣運用這些農書
我倆祖先遺留了這許多種農書拾我們，自然是一分可寶貴的遣產。這些遣產要怎樣運用才算合適？專家倆的看法，也許還有些未能完全一致。我看來，運用的過程，大概敲分作兩段。第一段，先作一些服務性質的加工整理；第二段，就已經大致整理好的材料，作科學的分析，擇取其中有用的，以實踐驗證后，改進提高，讓它們在農業生產中發揮應有的效果，達到古為今用的最后目的。
第一段服務工作，是第二段的準備。
古代農書要先按整理古書的方法，結合農書專淡農業的特點，整理一遍。里面大概有以下幾項要進行的工作：
首先是辨別其偽，去偽存真。自從刻書印書的事業發展之后，書籍數量增大了，是一件好事；但同時也發生了偽造的嚴重問題。制造偽書的來源，本來在刻印書籍之前。大家知道，劉歆、王肅竿人，在前漢和三國時就已經開始制造偽書；但偽造的，都是經部書，對農書影響不大。到晉和南北朝，史部（如《越絕書》《吳越春秋》……）、子部（如《神農本草》《陶朱公書》…）也出現了偽書，因此賈思勰有時還不免受騙。到刻印發達的朱代，特別是明代，作偽的風氣，愈來愈惡劣，農書中出現了仿制品，這就增加了不少麻煩，有時可以引起頗大的誤會。例如《種樹書》嫁名于唐郭崇眺之類，可以蒙混陳夢雷，使他在榻制《古今圖書集》時，將這部明初書排在唐代；后來人再據《圖書集成》轉引，便釀成時代失實的錯誤。《圖書集成·食貨典》第32卷，農桑部總論一，還引有一部農書，共分種植、牧牛、桑三部分，次序在（南宋真德秀）《大學衍義》之后，（元王楨）《農桑通訣》之前，似乎應是南宋末葉的一部書。南宋陳旉《農書》也正是這三個主題，不過內容文字完全不同。猜想中，陳夢雷或許也會懷疑過這書與陳旉《農書》相似，但檢查內容，卻不是陳旉書，所以就排在南宋末，大概該算是南宋末年，某人依陳旉原書改作的吧？可是檢查一下，這部《農書》，卻是將王楨《農書》中有關的幾篇，拼奏而成，僅僅頭上掐掉了幾句，乍看時，不容易發硯出自王楨之手。很可能這只是明季書坊中人偽造，假托為南宋的一部書，陳夢雷稍微疏忽一點，就上當了。又如魯明善《農桑衣食撮耍》，曹以《養民月宜》《農桑撮耍》乃至于《農案機要》等名稱，在許多書目中出現，也是書坊改頭換面刻印偽書所造成的糾紛。
輯佚書中所輯材料，真偽問題也該考慮。清中葉以后，輯佚之風，逐漸興盛，搜集了靜多遣佚書的零篇斷節，是一件大好事。但初期的輯佚者，往往以多為勝；選擇來源時，有時不夠審慎，因而有誤輯他書及誤信偽材料的情形。象已佚的《汜勝之書》，清代共有三個輯本，各有一些毛病。其中馬國翰所輯，收有一條從《太平御覺》得到的引文：“吳王滇開茱萸溝……”其實這條出自阮勝之《南競州》記，內容是歷史地理，與農業根本無關。又象崔寔《四民月令》，從清代到一九二四年，共有三種輯佚本，三種都有將《齊民要術》的章節作為崔寔著作的地方。這些情形，不見得是存心作偽；但至少時代紊亂了，他人再引用時，就會引起時代錯誤的弊病。
就是已經確認為完全原本的書，也很難保證絕無后人有意或無心攙的材料。《齊民要術》前面，有一篇《雜說》，很顯明地是后人所作，文體、內容，都與賈思勰沾不上。《齊民要術》所引《汜勝之書》，可以看出顯然有后人攙入的（如“區種瓠”法，“區種法”和“種子處理”中某幾段）痕跡。處理真偽問題時，我們應當以實事求是為標準，把材料的時代與地區，分析確定，歸還它們應占的地位。達樣，就可以估定它們的史料價值與科學意義，而不是一概抹殺。例如《圖書集成·食貨典》（第28卷農桑部）引有一種《崔寔農顏》《集成》還在題名頭上加一個漢字），很容易看出完全是偽書。如果逐條清理分析，可以看出：其中有《汜勝之書》中的“子欲富，黃金復”，應當歸到公元前一世紀，關中地區。“貸我東墻，償我白粱”，見《齊民要術》所引《河西語》，是河西一帶的話，時間可能在三國前后；“麻黃種麥，麥黃種麻”等七條，見于《齊民要術》正文部分；“鉏頭三寸澤”，見于《齊民要術》前攙入的《雜說》；其余十二條氣象占候，大半見于江南占候書《田家五行》。所引《齊民要術》自序中“智如禹湯，不如常更”的“更”字寫成“耕”，是明代翻刻本中《齊民要術》出現的問題，則這部偽書的作偽時代，可以大致推定。但這些材料，卻都另有真實來源；按書按時代一一歸隊后，仍各有其應有的價值。只是“崔寔”兩字，必須揚棄而已。又象上面所說那一部《農書》，知道它全部出自《農桑通訣》，盡可作為《農桑通訣》中種植、桑、牛三項材料的匯抄看待，不一定就得報廢。
其次是核對來源。這些農書，后出的常引用或因襲前代各書材料。如果對全部內容，來一次逐條審核，找出來蹤去處，確定它們真正第一手來源的正確時代，便可以確定它們的史料價值和科學意義，以后作者引用時，就不至犯時代的錯筷。較早的《齊民要術》《農桑輯要》兩部農書，在引用材料上，態度極嚴肅，不輕易刪改原文之外，每句都注明來歷。所以處理這兩部書的文獻來源時，此較容易，但也不是絕無問題。《四時纂要》和王楨《農書》，引用古籍時，不但有刪改，來源也常有誤記。這種情況，發展之后，就漸漸走上不負任任的輾轉抄襲，甚至杜撰偽托。明中葉到清初，風氣最不好；速向來治學態度謹嚴的徐光啟，在《農政全書》中引用的文獻，也有不少處成問題。我們推想，只要就幾部篇幅較大、材料較多的農書，作一次比較徹底的把梳，大家通力合作，將至多大的也不過七、八千條文獻，查明來源，肯定時代，編成一套完整些的檔案；先作草稿，再經過一段時期的精細修補訂正。這一套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史中心查料檔案建立后，其他小型農書所含原始查料，數量不多的，也就不難解決。
其次是字句的校勘。偽、脫、倒、結，各種古籍都有。清中葉樸學家們，在經史及共他子書方面，作了不少考證。一般都不大涉及農書。考校農書，無論如何總得涉及實際生產勞動與自然科學知識，不能全憑紙面上的工夫。這一點，對過去樸學家們說來，不能不說多少是一個困難。因此，目前古農書的初步整理，便幾乎都得從頭作起。這是一種困難，但也有好處。困難是荊棘滿途，好處是沒有什么對后人會發生蒙蔽作用的先人之見作障礙。考據不是很容易的工作；但已有前人的經驗引路，也決不是絕對神秘的東西。只要下定決心，下些苦工，還是可以學習得到的。
我們為了交待得清楚些，把初步整理的辨偽探源與校勘分開來說。事實上這三方面是一個整體，彼此相互輔助，相互促成。校勘中，會辨清其偽，找出來源，查第一手來源，也是辨明其偽的一種方法；辨偽和探源，又往往要以校勘為線索。
整理的第二步，斷句、標點、分段分節，看上去似乎容易，實際上卻井不簡單。稍微疏忽一些，就可能出毛病。例如所有明清抄本刻本乃至最近排印本的《農政全書》，第一卷開首第一句“神農氏曰‘炎帝’，以‘火’名官”。都在“曰”字下斷句；似乎是“神農氏說的，炎帝以火為官名。”其實，炎帝就是神農氏；過去相傳，神農氏的政府，官職名稱中，一律有一個“火”字。這句，就應在“帝”字斷句。標點、斷句、分段分節，是為一般讀者帶路所必須做的事情；工作者主觀成分的影響很大。我倆要求慎重一些！
第三步，可能該就某些宇句作些注釋。原則上，這是稚也不會反對的，但是實際執行時，哪些該注釋？釋到什么程度？某些語匯、典故以及“考簸名物”等問題，工作者主現的決定，是否適合讀者的需要，就到處有問題。
近幾年中，有不少讀者提出了要求，希望將這些古典農書，用語體文譯出。這種整理方式，因為井不是由非漢字作品翻譯成漢字，我們覺得稱為今釋比較合理。今釋工作，我個人曾作過一些努力。今釋對專家們雖未必有用，對一般讀者說來，應當說是必需的。可是這些書的原有篇幅已經不小，由于近體文造句法用字較多，今釋的字數大概至少也要此原文多出三成，原文和今釋合并起來分量更大，印刷上需要考慮。另一方面遲出的幾種農書，因襲舊有材料不少；在幾部今釋中，將會出現許多重復章節；作成選讀，可以得到部分解決，但不能完全避免。最理想的辦法，是就上面所提中心查料檔案，作出單行的今釋，分別印刷發行，不過不能適應當前迫切的需耍。究竟怎樣作比較合適，還得依靠集中分析大眾的意見，才可作出決定。
古代農書初步在紙面上的服務，作到這樣大概已握算完成了。剩下還有一件可以考慮的，是辨別哪些材料有科學根據？哪些是唯心的迷信？農書中《祈報》《祈禁》《叢辰》的材料，肯定毫無實際根據，容易區別。有關氣象的占候，哪些是根據實際經驗，哪些是錯誤的推測，有時就很難作結論嫁接方面，我們見到有不少離奇的組合與效果。施肥方式與材料，有些不能不說是奇談。某些品種的性狀和栽培方法，可能接近神話或帶戲劇性。某些植物來源的傳說，常有許多紊亂。諸如此類的問題，往往超出日常經驗或常識所能信賴的限度。如果服務對象是專家時，這些問題不必多考慮；如果要為一般讀者服務，是否該作些提示？頗有不好作決定的時候。
整理工作完成后，第二階段，去蕪存菁，加以科學驗證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工作。便要從科學原理上來進一步考驗這些書的內容，哪些正確有用？哪些還待提高改進？這都屬于各專業實驗研究的范圍；工作地點，應當在田野和實驗室內，不再是書本上的事。而且，無疑的，實驗研究可以促使整理工作迅速地提高。我們熱烈地希望，有修養的學者專家們，大家來動手。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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