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發展有其內在規律，中華五千年文明史清晰展示出其演化的內在要求，就是尊重自然、適應自然、善待自然。翻開人類聚落發展的歷史，其選址經歷了從小溪邊，到小河旁，再到臨近大江大河的演變過程。城市是聚落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中國古代城市從選址到建設，遵循了以下兩種理念，一是管子的因地制宜說，“凡立國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一是《周禮考工記》的傳統禮制說，“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但在實際的城市建設中，沒有哪個城市是完全按照其中一個理念完成的，都是兩種理念共同指導下的產物——即使擁有著雄偉城墻和棋盤式街道的長安、北京，其城墻也不是完全方正，其街道也絕非完全筆直。而中國城市發展受中華傳統文化的影響更為重要，歸納起來就是“天人合一”的觀念。
【城市發展要考慮城鄉、區域協調】
從社會進步、經濟發展的角度看，城市可以在規模和功能上不斷擴大，在更大區域形成中心城市、城市群，比如現在的珠三角城市群、長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但就單個城市而言，每個城市都有自身發展的限制條件，都有其興起、發展和衰落的過程和規律，并不是每個城市都能成為大城市。
在城市發展過程中，綠色是基礎，協調是手段。綠色就是祖先留給我們的青山綠水，是生態的基底。要從經濟的角度認識到青山綠水的重要性。沒有青山綠水的經濟之山，根基是不穩固的。2012年，北京市出現“7·21”洪水淹城，客觀表象是遭遇百年一遇的洪水，主觀原因可以看做地下管網直徑不足，而其根本原因是在城市發展過程中，對生態系統維護不力，地面滲透能力下降，湖泊、洼地、空地縮小或者消逝造成的結果。
城市是一個綜合體，協調不僅是理念，更是城市發展采用的必要手段。城市發展要考慮城鄉協調、區域協調。城市本身的發展，則要以城市的總體規劃為抓手，協調結構、功能等諸多要素，協調時間變化和空間發展可能對城市產生的影響。每一個因素，比如水、能源、生態、經濟、遺產都必須在城市這個綜合體中得到合適的位置，城市才能健康發展。過分強調某一單一因素，都有可能使城市產生畸形。例如，過度強調土地集約使用、地塊平衡，往往會造成高樓集中、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的城市病。歷史文化名城蘇州的形態是一城兩翼，中間是老城區，東西兩邊是兩個工業區。從GDP的數值看，兩邊是波峰，中間是波谷，但是從人們對蘇州的認知度來看，老城最高，是“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集中體現地。這不僅是城市功能分區的差異，也體現出對文化遺產的權重，說明蘇州市多年來對城市發展方向的正確把握。當然，城市總體規劃的合理制定，只是協調的一個重要方面，協調的作用還要落實到統籌規劃、建設、管理三大環節，細化到以人為本的方方面面。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
1982年，國務院公布第一批24座歷史文化名城，同時指出：“許多歷史文化名城是我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或者是近代革命運動和發生重大歷史事件的重要城市。在這些歷史文化名城的地面和地下，保存了大量的歷史文物和革命文物，體現了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光榮的革命傳統與光輝燦爛的文化。”30多年來，國務院已經公布了128座歷史文化名城。城市文化遺產也成為我國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文化是城市的靈魂。城市的特色是城市靈魂的表現形式。在我國城市中，不僅有歷史悠久的城市，也有后期發展非常有特色的城市。被吳良鏞先生稱為“近代中國第一城”的江蘇南通，三處城區鼎足而立，生產、生活、生態布局合理，1905年就建成的博物館等公共文化設施仍然在城市功能中發揮重要作用。改革開放的實驗地深圳，在幾十年時間中，從一個小漁村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城市，其中的“拓荒牛”文化內涵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
文化是國際交流的紐帶，我國在1985年加入《保護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公約》后，通過申報世界遺產，參與國際遺產保護，逐步增加了中國文化在國際語境中的話語權。2005年，在中國古都西安通過的保護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城區及其周邊環境的《西安宣言》提出：“不同規模的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城區，其重要性和獨特性在于它們在社會、精神、歷史、藝術、審美、自然、科學等層面或其他文化層面存在的價值，也在于它們與物質的、視覺的、精神的以及其他文化層面的背景環境之間所產生的重要聯系。”《西安宣言》將遺產(物質實體)及其環境、文化的影響結合起來考慮，韓驥先生認為這體現了“天人合一”的觀念。
【奇怪建筑、假古董、千城一面】
【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
城市發展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問題，有的表現為功能失調，有的為形態失控，也有的是各種矛盾的綜合表象。在形態上失控的現象最為直觀，比如奇奇怪怪的建筑、拆真古跡建假古董、千城一面等。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很多，從文化角度看，是缺乏文化自信的表現。
奇奇怪怪的建筑在改革開放之際出現最多并不奇怪，建筑的形態本來就要多樣化，問題出在兩個方面，一是從美學角度看，建筑單體本身難以形成普遍的審美共識，從異國異地復制到中國本土來，只考慮了形似，而且學得不像，使其異樣;二是缺乏與環境的互動。建筑單體本身可能有一定的特點，但假如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就顯得奇奇怪怪。
拆真古跡建假古董，既是對歷史文化的不尊重，也是對當代文化的不自信。真古跡的珍貴之處除了建筑價值外，更有意義的是保存有不斷積累的歷史信息和文化內涵，后代人可以通過實物解讀，從中汲取智慧。假古董只是在形式上與真古跡有相似之處，但是只保存了當代信息，完全喪失了歷史解讀的可能，忽視了文化傳承是經驗和知識積累的持續過程。因此，古建筑維護和拆除重建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以北京故宮為例，在故宮維修和環境整治時，有人提出，按照故宮最興盛時的康乾時代進行修復，多數專家則認為，故宮發展的整個過程都應得到尊重，這樣才能體現歷史的真實性和文化的延續性，應根據保存狀況、功能要求和環境需要進行盡可能少的干預。
“千城一面”說明城市文化的包容和創新不夠。包容不僅要吸收世界各地的文化特色，更要讓我們優秀的傳統文化得到繼承和延續。扎根在中華大地上，城市就應當體現中華傳統文化的內涵。梁思成先生是中國城市遺產保護的開拓者，他認為歷史城市應當在保護中發展。張錦秋先生在西安的許多建筑作品被譽為“新唐風”，而她反復給年輕人強調的是“城市文化孕育建筑文化，建筑文化彰顯城市特色”。
總之，城市文化的傳承包括方方面面，傳承的主體是人，城市中的每個人，都是文化的傳承者。
作者系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教授、副總規劃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文化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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