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型城鎮化是對傳統城鎮化的根本性超越，精準扶貧是對傳統扶貧的根本性超越，兩者之間具有緊密的內在關聯。新型城鎮化具有以就地就近城鎮化為主要模式、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四化同步發展”為理念支撐、以“綠色發展”為價值追求等特征，應以新型城鎮化推進精準扶貧。具體來說，就是要積極推進就地就近城鎮化，有效促進貧困地區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要堅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充分發揮農民在精準扶貧中的主體地位；要充分發揮“四化同步發展”的動力作用，全力提升精準扶貧績效；要堅持“綠色發展”的價值追求，積極推進綠色扶貧。
關鍵詞:新型城鎮化；精準扶貧；就地就近城鎮化；人的城鎮化；四化同步發展；綠色發展
一、引言
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2014年3月，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進一步強調要走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鎮化質量，并對未來城鎮化的發展路徑、主要目標和戰略任務進行了全面部署。所謂新型城鎮化，是指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遵循城鎮化的基本規律，以全面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為目標，堅持以人為本，強調城鄉統籌、社會和諧、環境友好、集約發展和規模結構合理的城鎮化發展模式。與傳統城鎮化相比，新型城鎮具有獨特的特征：傳統城鎮化熱衷于城鎮規模的擴張，而新型城鎮化以提升城鎮化質量為目標；傳統城鎮化以GDP增長為本，主要任務是征地拆遷、舊城擴建等，而新型城鎮化以人為本，主要任務是農民市民化、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等；傳統城鎮化發展理念落后、發展方式粗放，城鎮化發展難以持續，而新城鎮化秉承“生態文明”發展觀，堅持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協同發展，走節約集約發展道路，進而實現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由此可知，新型城鎮化在多個領域實現了對傳統城鎮化的根本性創新和超越，新型城鎮化戰略的提出和實施意味著我國城鎮化已經進入了不同于傳統城鎮化的新時代。
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過年5年我國城鎮化率年均提高1.2個百分點，8000多萬農業轉移人口成為城鎮居民。我國城鎮化已進入由傳統城鎮化向新型城鎮化轉型的階段，且已初見成效。然而，我國的城鎮化仍然存在區域發展不平衡的問題，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率偏低。據《中國統計年鑒2017》數據，2016年末全國城鎮化率為57.35%，其中東、中、西部地區城鎮化率分別為69.21%、54.48%、49.68%。
時代性是社會政策的基本特征，精準扶貧政策是現階段我國改善和保障民生的重要社會政策之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當前，我國最大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發展不平衡，最大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不充分。黨的十九大報告高瞻遠矚地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并提出了“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農民脫貧致富是鄉村振興的基本任務和基本目標之一，而新型城鎮化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推進器，因此，新型城鎮化也是扶貧開發的重要推進器。
城鎮化是實現減貧目標的重要途徑之一，以城鎮化推進扶貧工早已引起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關注。Shahbaz等和Awan等認為，城鎮化具有減貧作用，農村貧困率隨著城鎮化水平的提高而降低；這是因為，城鎮化推動大量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導致農村總人口的減少（位置效應），同時也提高了農村就業水平、拉動了城鄉消費，導致農村貧困程度的降低（經濟聯系效應）。我國學者李萌等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并驗證了城鎮化率與貧困發生率之間的線性關系：城鎮化率每提高1%，農村貧困發生率會降低2.87%。張優智等、姚壽福、陳海燕等和張文麗等分別對陜西、四川、重慶、山西的城鎮化發展與農民收入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定量分析，結果均表明其兩者之間存在著顯著的正相關性。當然，由于城鎮化的減貧作用會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其相關性也存在一定的差異。王婷等認為，城鎮化率的區域差異會導致農民收入的區域差異；袁偉彥等研究表明，城鎮化減貧作用的大小與地區城鎮化的發展水平、動力來源以及空間組織模式密切相關；單德朋等研究認為，不同城鎮化模式的減貧效應存在異質性；李萍等研究發現，城鎮化有助于提高農村中等收入群體的收入，但加劇了低收入群體的收入波動，擴大了農村內部的收入差距。同時，還有研究表明，城鎮化與減貧之間并非一定正相關。比如，方時皎等認為，城鎮化中的“人為造城”行為會引起新的貧困；何春等研究表明，城鎮化水平與貧困程度呈現出U型關系，且存在一個最優的城鎮化水平。也有學者對新型城鎮化與減貧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周紅民認為，新型城鎮化通過減少農村人口、提高農產品需求、為農民提供就業機會等途徑實現農民增收致富；黃毅等在分析民族地區經濟發展和城鎮化水平的基礎上，提出要立足于新型城鎮化的時代背景探討反貧困策略；龍花樓等基于要素流動分析了新型城鎮化助推扶貧開發的路徑，提出了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扶貧開發的政策建議和制度優化路徑。
綜上所述，已有文獻對城鎮化與減貧之間的關系經進行了深入研究，但在以下兩方面有待進一步加強：其一，大多是探討傳統城鎮化與減貧之間的關系，而對于新型城鎮化與減貧之間關系的研究不夠；其二，大多是基于實證視角的定量研究，而對于城鎮化與減貧之間內在邏輯關系的理論探討相對缺乏，從而無法為以城鎮化推進扶貧工作提供堅實的理論基礎。有鑒于此，本文在探究新型城鎮化與精準扶貧之間內在關聯的基礎上，提出新型城鎮化推進精準扶貧的實現路徑，進而為新型城鎮化與精準扶貧的互動推進提供理論支持和政策參考。
二、新型城鎮化與精準扶貧的內在關聯
1.新型城鎮化對精準扶貧的助推作用
新型城鎮化具有以就地就近城鎮化為主要模式、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以“四化同步發展”為理念支撐、以“綠色發展”為價值追求等特征，這些特征表明其與精準扶貧之間具有內在關聯性，進而使可以成為精準扶貧的推進器。
（1）新型城鎮化以就地就近城鎮化為主要模式，具有強大的減貧功能
城鎮化在集聚人口和產業、拉動內需、創造就業崗位等方面的優勢，為轉移勞動力扶貧、發展生產扶貧、生態搬遷扶貧等精準扶貧方式的有效落實創造了條件，彰顯出了強大的減貧功能，使得以城鎮化推進扶貧開發具有必然性和可行性。新型城鎮化在模式上實現了對傳統城鎮化的超越，使其減貧功能更為突出。傳統城鎮化是異地城鎮化和就地就近城鎮化交融并進，但以異地城鎮化為主的路徑模式，而新型城鎮化是以就地就近城鎮化為主的路徑模式。尤其是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因外流人口多、城鎮化基礎薄弱、地方財政緊張，推進就地就近城鎮化更符合其實際情況。以異地城鎮化為主導模式的傳統城鎮化，雖能夠通過集聚人口和產業、拉動內需、創造就業崗位等途徑提高農民收入，但也容易出現農村空心化現象，導致扶貧主體缺失、非農轉移人口城市適應難等問題，進而降低其減貧功能。而以就地就近城鎮化為主要模式的新型城鎮化，可以有效解決上述問題，表現出更強大的減貧功能。這是因為，新型城鎮化立足于貧困地區小城鎮或者農村社區的持續發展，除了有助于落實各種精準扶貧政策之外，更能長期對周邊貧困地區產生有效的輻射帶動作用，進而讓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直接受益，促進貧困地區經濟持續發展和貧困人口收入持續增加。
（2）新型城鎮化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強化農民在精準扶貧中的主體地位
傳統城鎮化以GDP增長為主要目標，熱衷于城市改造或者新城創建，是典型的土地城鎮化。土地城鎮化雖可發揮投資帶動GDP增長的作用，但是其局限性更突出：一方面盲目的“土地運動”造成土地資源配置扭曲，導致土地浪費嚴重；另一方面土地城鎮化超前人口城鎮化帶來“空城”“鬼城”等現象，導致城市喪失生機和活力。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城鎮化，由“化地”向“化人”轉型。以“化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要求把人的需要放在優先考慮位置，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城鄉教育、醫療、衛生和社會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發展，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新型城鎮化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切實促進農民的全面發展，提升了農民的平等意識和參與能力，為發揮其在精準扶貧中的主體作用奠定了基礎。首先，新型城鎮化推動農民市民化，解決了農民工身份受歧視的問題，調動了農民進城務工致富的積極性；其次，新型城鎮化強調城鄉制度一體化，消除城鄉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既為發展農村經濟、促進農民增收創造了條件，又降低了農業轉移人口在城市生產生活的成本和負擔；最后，新型城鎮化滿足了貧困人口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內在需求，有利于激發其內生動力，調動其參與精準扶貧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從而促進其快速脫貧致富。
（3）新型城鎮化以“四化同步發展”為理念支撐，為精準扶貧提供持續動力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要推動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四化同步發展”是作為一個整體系統而存在的，彼此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從它們之間的關系來看，城鎮化作為現代化水平的主要體現，為其它三化提供發展平臺；工業化作為現代化水平的主要衡量標準，為城鎮化提供基本動力；信息化作為現代化建設的主要手段，為城鎮化提供核心力量；農業現代化作為現代化建設的主要任務，為城鎮化提供基礎保障。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與精準扶貧之間具有緊密關聯，“四化同步發展”將給精準扶貧注入強勁動力，促進其績效不斷提高。首先，工業化為農業發展提供了資金、技術和現代化設備，促進農村產業轉型和升級，提高農業現代化水平，并創造就業崗位，為農村產業扶貧、剩余勞動力轉移創造條件。其次，城鎮化拉動農產品內需，保障農業發展的市場需求，為產業扶貧奠定基礎；同時，新型城鎮化集聚產業和人口，提升土地價值，為勞動力轉移扶貧、生態搬遷扶貧以及資產收益扶貧創造條件。再次，信息化推動互聯網下鄉，促進電商扶貧進程，也擴大農產品的銷售渠道，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同時，信息化還可為精準識別、精準管理、精準考核等精準扶貧的各環節提供技術支撐和平臺保障，提高精準扶貧的效率和精準性。最后，農業現代化為農業發展帶來先進理念和技術，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擴大農產品產量，提升農產品品質，有助于提高農民收入水平和自我發展能力。
（4）新型城鎮化為以“綠色發展”為價值追求，為可持續脫貧提供保障
傳統粗放型城鎮化主要追求GDP增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導致土地資源浪費、自然資源枯竭、生態環境污染等問題，影響到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2015年4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提出要大力推進綠色城鎮化，摒棄以往“耗能高、排放高、污染高”的發展模式，堅持“耗能低、循環利用、無污染排放”的綠色環保發展模式，最終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和綠色化”的協同發展。以“綠色發展”為價值追求的新型城鎮化契合了綠色扶貧的理念，為精準扶貧注入了能量，有助于實現可持續脫貧。生態環境惡化是貧困地區致貧乃至難以脫貧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一些生態環境脆弱、生存條件惡劣的貧困地區，當地農民掠奪式消費自然資源以求生存和發展，但其結果不僅不能脫貧致富，反而帶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最終陷入“貧困—掠奪自然資源—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污染致大病或者資源枯竭—更加貧困”的惡性循環，導致貧困問題頑固化和代際化。據有關部門統計，在“八七脫貧攻堅計劃”中，超過70%的貧困縣和超過70%的貧困人口都分布在生態脆弱地區，要想持續脫貧，就必須保護生態，實現綠色發展。扶貧開發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以“綠色發展”為價值追求的新型城鎮化更具強的生命力和可持續性。
2.精準扶貧對新型城鎮化的助推作用
（1）精準扶貧有助于農民市民化轉變
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的首要任務。所謂“農民市民化”，指促進進城農民在戶籍身份、職業地位、生活方式、行為習慣、價值觀念等方面切實向市民轉化，并實現農民、市民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社會變遷過程。具體說來，其內容包括職業的轉換（由從事農業生產轉為從事非農生產）、戶籍轉變（由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地域轉移（由往返于城鄉間生活轉為定居于城市）和素質提升（完全融入現代化的城市生活）等。精準扶貧的各種方式與新型城鎮化之間具有一定的契合性，使其可以促進農民市民化。首先，勞動力轉移扶貧使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從事非農生產，實現了農民職業上的轉換，為農民市民化奠定了基礎。其次，生態搬遷扶貧將居住于生態環境脆弱、生存條件惡劣地區的農村貧困人口整體搬遷至就業和生活條件良好的城鎮地區，實現了農民地域上和戶籍上的轉換，促進了其生計模式的非農化轉型，提高了搬遷農戶的生活水平，也推動了城鎮化過程。再次，產業扶貧將優化農業產業結構，拓展農業產業鏈，促進農村二三產業的快速發展，從而減少農業從業人口，推動更多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鎮從事非農產業，并逐漸實現市民化轉變。最后，教育扶貧使貧困家庭的子女公平地獲得接受高質量教育的機會，促進農民與市民教育資源的均等化，同時也提升農民及其子女的文化素質，有利于其生產生活方式和習慣的轉變，進而加快其市民化轉變。
（2）精準扶貧有助于就地就近城鎮化
就地就近城鎮化是新型城鎮化的主要形式，產業扶貧、教育扶貧、生態補償扶貧等精準扶貧方式有助于推進就地就近城鎮化進程。首先，產業扶貧為推進就地就近城鎮化提供了產業支撐。產業扶貧是我國精準扶貧的根本之策，是將扶貧由“輸血式”扶貧轉向“造血式”扶貧的重要途徑。產業扶貧對就地就近城鎮化的促進作用體現在：一是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因地制宜發展傳統種養、生態旅游、傳統工藝品加工等產業，促進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為就地就近城鎮化提供多樣化的產業支撐；二是著力發展地方優勢產業，塑造區域品牌，提升當地城鎮的影響力和美譽度，為推進就地就近城鎮化營造良好社會氛圍；三是通過“龍頭企業+農戶”等利益聯動模式壯大地方企業經濟實力，提高農民收入，繁榮農村市場，拉動城鎮內需，激發就地就近城鎮化活力。其次，教育扶貧一方面改變貧困農民的觀念，有利于提升其對就地就近城鎮化的認同度；另一方面提升農民的勞動技能，推動農業現代化，為城鎮化的可持續發展提供物質保障。最后，生態保護扶貧讓一些生態環境脆弱或者遭受破壞的貧困地區的生態環境得到修復和保護，為其在當地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保障，也為推進綠色城鎮化和就地就近城鎮化奠定了基礎。
（3）精準扶貧有助于城鎮棚戶區和危房改造
新型城鎮化把改善和保障民生放在首位，其中尤為關鍵的是要改善城鄉困難居民的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促進其安居樂業。當前，部分農民工由于經濟收入低只能居住于條件較差的棚戶區，這不僅會嚴重降低其生活幸福感和獲得感，也無法調動更多農民進城的積極性。《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穩定實現扶貧對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可見，精準扶貧與新型城鎮化在解決困難家庭住房和生活問題上是一致，精準扶貧將有助于城鎮棚戶區和危房改造。精準扶貧對城鎮棚戶區和危房改造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首先，產業扶貧促進地區產業發展，提高地區財政收入，為政府進行棚戶區和危房改造提供了資金保障。其次，勞動力轉移扶貧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讓農民能夠擔負得起政府資助部分之外的住房改造金，進而加快危房改造進程；同時，農民收入的提高也有助于農民購買新房并在城市定居。最后，生態搬遷扶貧和生態保護扶貧讓生活于生態脆弱、自然條件相對惡劣地區的貧困戶整體搬遷至生產生活條件較好的安置新區，改善了貧困戶的住房條件，同時人口聚集增加了城鎮的人氣，避免了“死城”“鬼城”現象的出現，既落實了精準扶貧政策又推進了新型城鎮化進程。
三、新型城鎮化推進精準扶貧的實現路徑
新型城鎮化是對傳統城鎮化的根本性超越，精準扶貧是對傳統粗放型扶貧的根本性超越，兩者之間存在內在的關聯性。以新型城鎮化推進精準扶貧，不僅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而且在實踐中能加快精準脫貧速度、提高精準脫貧質量、保障持續脫貧水平。為了實現十九大報告提出的“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的目標，在制定和實施精準扶貧政策時要立足于新型城鎮化的新時代背景，準確把握新型城鎮化與精準扶貧之間的內在關聯，以新型城鎮化推進精準扶貧，確保在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實現精準脫貧和持續脫貧。
1.積極推進就地就近城鎮化，促進貧困地區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這就為我國實施新型城鎮化明確了思路，要抓住國家實施新型城鎮化和鄉村振興戰略之契機，就地就近發展中小城鎮，使之成為促進地區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的重要引擎。
一要轉變觀念，充分認識就地就近城鎮化的減貧效應。要充分認識城鎮化的客觀規律性，即只有大、中、小城市協同發展才能促進城市可持續發展，避免出現環境污染、交通擁擠、房價高漲等“城市病”以及農村人口空心化、土地拋荒、留守兒童和老人問題突出等“農村病”。農民尤其是青年農民，要充分認識到新型城鎮化所帶來的巨大機遇，積極投身于小城鎮的發展之中，把小城鎮作為安居樂業選擇之地，甚至是實現自身夢想之園。實際上，農業轉移人口在離家較近的小城鎮就業會增進歸屬感，且更易于融入當地社會，進而提升城市主人感和生活幸福感。
二要提升就地就近城鎮化質量，為精準扶貧夯實基礎。新型城鎮化是注重提升城鎮質量的城鎮化，只有提升就地就近城鎮化的質量，才能在就業生計、產業發展、搬遷落戶等方面為精準扶貧的可持續推進夯實基礎。要把就地就近城鎮化納入城市發展體系中進行科學規劃、統籌發展，也要重視小城鎮與中大城市之間的差異性及其發展理念上的銜接性，突出小城鎮的特色和優勢，避免小城鎮盲目追求“高大上”發展。要立足于自身地理位置、地形地貌、資源稟賦、經濟發展基礎，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地方實際的城鎮發展規劃，避免城鎮建設的千篇一律。同時，要注重城鎮化發展規劃與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規劃的配套實施和協同推進，保障農村居民公平享有就地就近城鎮化的成果，不斷滿足其多層次、多樣化的需求。
三要積極發展特色產業，實現城鎮化與扶貧產業發展的深度融合。產業是城鎮發展的根基，只有一定數量、結構合理的產業集聚，才會帶來人口、技術、信息等資源的集聚，城鎮化才富有生命力和可持續性。因此，就地就近城鎮化要著力培育特色產業，以扶貧產業的發展為城鎮化提供支撐，形成扶貧開發與就地就近城鎮化相互促進的長效機制。地方政府要根據本地區的區位優勢和資源優勢進行產業規劃，選擇適宜特色產業，培育地區產業品牌，提升地區產業影響力和競爭力，為產業扶貧奠定基礎。要合理布局產業園區，為產業發展提供平臺；要努力培育地方龍頭企業，發揮龍頭企業在產業扶貧中的作用。為此，要鼓勵龍頭企業下鄉與農民合作，通過“龍頭企業+農戶”“龍頭企業+合作社+農戶”等多種農業經營方式，帶領農民持續脫貧致富。
2.堅持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充分發揮農民在精準扶貧中的主體作用
農民作為精準扶貧的主體，只有激發其參與精準扶貧的內生動力，增強其在精準扶貧中的主體地位，才能更好提升精準扶貧績效，實現精準脫貧目標。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不僅強調農民市民化的質量，同時也重視留在農村的農民的幸福和發展。因此，要利用國家實施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和科教興國戰略之契機，深化體制機制改革和創新，努力培育和提升貧困農民自我發展能力，促進其全面發展。
一要加大扶志和扶智力度，激發貧困農民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提升其致富能力，進而為其在適宜條件下實現市民化轉變奠定基礎。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堅持大扶貧格局，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精準扶貧的重點在于扶志和扶智。首先，要加強對貧困農民的思想教育，消除其“等、要、靠”等不良心理觀念，幫助其改掉各種不良習慣，讓其發現自身優勢，進而增強其脫貧致富的信心和信念。二要加強對農民的培訓教育，培養新型職業農民。只有把農民培養成為有職業技能的新型農民，才能提高貧困農民的發展致富能力，持續脫貧才有保障。一方面要加強對農業科技政策的宣傳力度，讓農民充分認識科技脫貧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并利用地方職業院校平臺，組織農民參與各種農業技術學習活動，以提高其科技興農的意識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另一方面要組織專家深入農村，為農民進行現場科技指導，以提高農民的生產技能和效率。三要加大對貧困家庭子女教育的資助力度，以消除貧困的代際傳遞。要在貫徹執行義務教育“兩免一補”政策的基礎上，大力推行高中階段教育針對貧困家庭學生的學費減免和生活費補助制度，以保障他們能順利完成高中學業。對于就讀高中或者大學意愿不強的貧困家庭學生，落實免除學費和住宿費及提高生活費補助標準等政策，鼓勵其接受中等職業教育，學有一技之長，為未來就業儲備能力。要落實高等教育招生向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傾斜的政策，鼓勵不同層次的高校面向貧困學生實行照顧性錄取，讓更多貧困學生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
二要加強農民組織化建設，加快農業現代化進程，并提高農民在精準扶貧中的話語權。農業現代化將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而農民組織的發展將極大地推進農業現代化，進而加快城鎮化進程。加強農民組織化建設，有助于凝聚農民力量，讓農民能力更加凸顯，從而可以提高農民在精準扶貧中的話語權。一方面要積極推動農村農民合作社發展，充分發揮農民合作社在扶貧中的作用：通過農民合作社對農產品的生產、管理、加工、銷售等環節進行統一安排，以擴大農產品規模效益，降低生產成本，提高農民市場價格談判能力，從而提高農產品利潤，幫助農民提高收入；另一方面要推動農民成立互助型社會組織，充分發揮互助型社會組織在扶貧中的作用：弘揚互助型社會組織互助互愛的精神，讓農民抱團提升整體進步和自我發展能力，共建美麗鄉村，實現生活富裕。
三要推進城鄉一體化，破除制約農民發展致富的制度性障礙，加快農民市民化轉變。以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為代表的城鄉二元制度體系阻礙了城鄉生產要素的流動，不利于精準扶貧政策的有效落實。其一，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不利于進城農民工享受均等化基本公共服務，從而難以調動農民進城積極性；其二，城鄉分割的土地制度不能解決進城農民的后顧之憂，從而難以促進其安居樂業。基于此，為了破除制約農民發展致富的制度性障礙，必須深化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改革。戶籍制度改革，要落實國家關于城鄉統一戶口登記制度的文件精神，全面實行流動人口居住證制度，逐步消除與戶籍捆綁在一起的社會保障、教育、就業、住房等方面的不平等制度安排，讓居住證持有人享有與居住地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務，切實實現城鄉一體化發展。農村土地制度改革，要以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完善承包地“三權”分置制度為指導思想，在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權的前提下，對農村土地的承包權和經營權進行確定，以法律法規的形式賦予農民長期且完整的土地使用權、支配權、收益權和處置權，并尊重農民的市場主體地位，允許其按照市場原則進行交易。土地承包權的市場化流轉和經營權的合法化轉讓，將激發企業下鄉投資熱情，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民也將持續受益。
3.充分發揮“四化同步發展”的動力作用，全力提升精準扶貧績效
為了有效提升精準扶貧績效，要充分利用“四化同步發展”的政策機遇，在以新型城鎮化助力精準扶貧的基礎上，努力發揮工業化、信息化和農業現代化對精準扶貧的推動作用。
一要以工業化助力精準扶貧。工業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源，對于精準扶貧亦然。各地區要結合地方資源條件，利用城鎮工業園等平臺，科學規劃和構建與地方經濟發展水平相匹配的特色工業體系，提供適宜的就業崗位，為農民市民化創造條件。要利用貧困地區優良的自然條件因地制宜地開發水電、光伏等項目，并在條件具備的前提下把由此形成的資產折股量化分配給貧困村和貧困戶，尤其是喪失勞動能力的貧困戶，以保障貧困戶的穩定收入。要以工業化促進農業現代化，發揮工業在資金、技術等方面的優勢，研發與農村產業發展相關的現代化裝備，以提高農村產業發展的現代化水平，進而提升產業扶貧績效。
二要以信息化助力精準扶貧。信息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加速器，也是精準扶貧的助推器。長期以來，貧困地區因地理位置偏遠、觀念技術落后、基礎設施條件差等原因，導致其信息化發展嚴重滯后，信息化對這些地區經濟發展的助推作用也不能有效發揮。第一，利用“大數據”把信息化的理念貫穿于精準扶貧的各項工作中，尤其要實現建檔立卡信息化，全程跟蹤貧困人口的發展變化，準確掌握貧困戶的脫貧狀況，以提高貧困識別和貧困退出的精準性。第二，加大投入力度，完善貧困地區信息化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互聯網“村村通”；在此基礎上，強化培訓教育，提高農民運用網絡技術的意識和能力，避免信息化基礎設施的閑置浪費。第三，推動電子商務下鄉，完善農產品物流體系，提高電子商務扶貧的實效性。
三要以農業現代化助力精準扶貧。農業是農村的主導產業，是農民的主要收入來源，而貧困地區農業現代化發展滯后，農業收入難以提高。第一，加大投入力度，通過無息貸款、政府補貼等形式鼓勵農民購置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工具，逐漸實現農業機械化作業，進而提高勞動效率，擴大勞動生產力。第二，落實科技興農、科技下鄉等政策，幫助農民提高農業生產技術，讓農民樹立質量至上和品牌至上的理念，提高農產品價格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第三，用現代化技術改造傳統農業，拓展農業產業鏈，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大力推進生態旅游、休閑旅游、民俗旅游等與農業緊密相關的新型產業，擴大農民收入渠道。第四，加大對農田污染的整治力度，努力恢復被污染農田的耕種功能，為農業發展提供更多的土地資源。
4.堅持“綠色發展”的價值追求，積極推進綠色扶貧
以“綠色發展”為價值追求的新型城鎮化，不僅要實現城鎮的綠色發展，同時也致力于農村的綠色發展。要利用國家實施新型城鎮化和推進綠色發展的戰略機遇，堅持“綠色發展”價值觀，大力推進綠色扶貧，確保可持續脫貧。
一要強化綠色扶貧的頂層設計。精準扶貧作為國家重要戰略任務，其頂層設計性走向與國家發展理念息息相關。要確保精準扶貧走綠色可持續發展之路，就必須從頂層設計的高度確定綠色發展理念。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創新、開放、綠色、協調、共享”五大發展理念和十九大報告提出的“推進綠色發展”戰略，為我國開展綠色扶貧提供了全局性的政策指導。然而，為了確保綠色扶貧政策的有效性和落到實處，還必須針對綠色扶貧政策進行專門性的頂層設計。比如，制定綠色扶貧的法律制度體系，構建綠色扶貧分工和合作機制，將綠色發展納入基層政府精準扶貧工作績效考核的評價體系，制定扶貧項目的綠色標準，如此等等。
二要加強宣傳，提高廣大農民的綠色發展意識。要落實綠色扶貧政策，必須提高農民的綠色發展意識。第一，要提高農民的衛生意識。綠色發展意識的形成要從培養衛生觀念著手，要通過宣傳讓農民認識到講究衛生的重要性，并養成講衛生愛干凈的生活習慣；要幫助農民修建家庭衛生廁所、豬圈、垃圾處理池等設施，為建設生態良好、美麗整潔的新農村創造條件。第二，要提高農民的環保意識，讓其充分認識到良好的生態環境是鄉村的寶貴財富，堅決抵制破壞鄉村環境的行為，形成“人人保護鄉村自然環境”的良好社會氛圍。第三，要提高農民綠色發展的意識和能力。要加大宣傳力度，讓農民深刻地認識和理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讓其內化于心，自覺踐行于日常的生產和生活之中；既要在農業生產中貫徹綠色發展理念，也要在生活中培育綠色消費觀念，遏制掠奪資源的消費行為，以避免對生態環境造成更大破壞。
三要實施生態系統保護工程。綠色扶貧還要實施重要生態系統保護和修復重大工程，實現脫貧致富與保護生態環境的有效統一。對于一些環境污染嚴重、生態脆弱、后續發展潛力不足的地區，要堅決實施生態移民工程，將貧困人口遷入生態條件好、生活便利的地區，特別是就業條件好、能較好解決搬遷人口可持續生計問題的城鎮化地區，助其實現生態搬遷脫貧和市民化轉變。對于貧困人口搬遷后的環境污染區或生態脆弱區，要實施生態修復工程，加大退耕還林還草的投入力度，全面展開生態恢復行動。
參考文獻和注釋略
作者簡介：黃開騰，在廣東技術師范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部論壇》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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