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工的就業一直伴隨著持續性分化現象。自改革開放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農村經濟改革制度以來，進入21世紀以來，農民工從事非農工作的職業技能水平不斷提升，在城市工作的職業類型日益豐富，形成了遍布非農領域各類職業的就業分化狀態。農民工在非農領域的就業分化不僅改變了城市社會結構，也是城鄉經濟結構轉型發展的要求。目前，中國經濟基本進入了由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轉變的“新常態”，而經濟增速的放緩勢必會影響農民工的就業分化演變，因此農民工的就業分化問題亟需進入理論與實踐研究的視野。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擬從職業層的層面考察農民工的就業分化，關注的問題是，農民工的就業分化具有什么特征？影響農民工就業分化的因素有哪些？誰晉級高層級工作崗位？影響農民工職業層晉級的因素是否會因代際不同、收入水平不同以及居住區域不同而存在差異？本文擬利用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數據，建立相關計量模型進行分析，以期考察農民工的就業分化情況以及不同特征農民工群體職業層晉級的約束，為引導農民工職業層的合理流動提供決策依據。
一、農民工就業分化的現狀
（一）數據來源與樣本特征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源于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13年的數據庫。CGSS對社會、社區、家庭以及個人進行多層抽樣調查，是目前綜合反映中國社會現實問題的最早調查項目，其數據涵蓋全國100個縣（區）、480個村（居委會）的12000多個樣本特征。為得到本文研究所需的數據，只保留具有農業戶口和非農就業特征（包括目前從事非農工作、以前從事非農工作但暫時失業、以前從事非農工作但暫時務農）的樣本，在剔除變量缺失值的樣本后，得到2067個有效樣本。
從中可知，男性農民工占比61.73%，男、女樣本比例約為6：4；36～45歲的農民工占比最高，約為30%，總體以中年農民工為主；已婚農民工占比82.29%；受教育程度為初中及以下的農民工占比達到71.56%，學歷水平整體較低；農民工的健康狀況整體較好，社會交往比較密切，但積極情緒1和普通話水平比較一般。從居住區域構成來看，農民工多居住在農村，其次是本市/縣城的中心地區，只有8.22%的農民工居住在本市/縣城區以外的鎮。經濟條件方面，家庭經濟狀況處于平均水平的占60.43%，但低于平均水平的也占32.75%；個人收入水平較高的農民工占比超過60%。
（二）農民工就業分化的典型事實
在CGSS（2013）調查問卷中，農民工的就業情況包括失業、務農、家庭幫工、企業幫工、勞務工和勞務派遣人員、無固定雇主的受雇者、有固定雇主的受雇者、個體工商戶以及自己是老板或合伙人等9類。將失業和務農的農民工合并為暫時性失業/務農組（此類農民工獲取下一份非農工作或者再次從事非農工作的可能性極大，失業或者務農只是暫時的），將家庭幫工和企業幫工合并為家庭/企業幫工組，并利用所得樣本數據描述農民工就業分化的現狀。
1.農民工的就業分化情況
從農民工的就業分化情況來看，受雇于他人且有固定雇主的農民工占比最高，其次是個體工商戶，勞務工/勞務派遣人員的占比最低。其中，受雇于他人的農民工總占比接近60%，自我雇傭的農民工總占比為25.06%，但處于暫時性失業/務農的農民工也有15.53%，這一比例的合理性值得關注。一般而言，農民工之所以會暫時失業、務農，主要源于兩個方面：一是農民工處于兩份工作變換的間隔期，此時他們正尋找下一份非農工作或暫時幫助老家務農作為過渡；二是農民工處于返鄉待業狀態，特別是在當前農村扶持政策較好的背景下，農民工多愿意在離家鄉較近的區域工作，或者自主創業，而在真正轉入下一份工作之前，他們會處于待業狀態或以務農作為緩沖。隨著城鄉社會的日趨一體化發展，農民工的返鄉就業趨勢也日益明顯。多數研究表明，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近年來返鄉就業的農民工比例一般在25%～35%，如泰國農民工的返鄉就業比例為26%，越南為31%，坦桑尼亞的Kagera地區為17%。謝勇利用2012年中國勞動力動態調查的數據研究發現中國農民工返鄉就業比例達到35.88%，這一結果同以往研究所得結論一致，但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隨著近年來中國農民工“返鄉潮”的出現，農民工暫時性失業、務農的比例可能大大提高，因此本文計算所得的暫時性失業/務農的農民工比例具有一定的依據和合理性。
2.不同分化狀態下農民工的主要特征
在暫時性失業/務農組的男性農民工占比為53.58%，分別比被雇傭（63.51%）、自我雇傭（62.53%）組低9.93%和8.95%，但暫時性失業/務農組的女性農民工占比均高于其他兩組；暫時性失業/務農組中大于56歲的農民工占比最高，被雇傭組和自我雇傭組中均是36～45歲的農民工占比最高，說明年齡越大的農民工越可能返鄉或越容易出現待業狀態；暫時性失業/務農組農民工的健康狀況、受教育程度、社會交往、積極情緒以及普通話水平均普遍低于其他兩類，意味著健康狀況較差、受教育程度較低、社會交往不密切、情緒積極性較差或普通話水平較差的農民工外出就業的適應性較低；暫時性失業/務農的農民工多居住在農村，被雇傭、自我雇傭這兩類農民工多居住在城鎮。
3.不同特征分組農民工的就業分布比較
按照代際、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居住區域分組，比較不同特征分組農民工的就業分布情況（將勞務工、勞務派遣人員合并到無固定雇主的雇員類，將自己是老板或合伙人和個體工商戶合并為自我雇傭類）。
80～90后農民工在有固定雇主類的分布比例最高；60～70后農民工在自我雇傭類的分布比例高于其他兩個代際組；而60后以前的農民工多分布在暫時性失業/務農類，說明年長者更傾向于返鄉創業或從事個體工商戶。圖3比較了不同受教育程度農民工的就業分布情況，從中發現，初中及以下學歷的農民工分布在暫時性失業/務農、家庭/企業幫工、無固定雇主的比例普遍高于其他高學歷組，而分布在有固定雇主、自我雇傭的比例低于其他高學歷組。低收入農民工分布在暫時性失業/務農、無固定雇主的比例相對較高，分布比例分別比高收入組大16.68%和3.83%；而高收入農民工分布在有固定雇主、自我雇傭的比例高于低收入組。居住在農村的農民工分布在暫時性失業/務農、無固定雇主這兩類的比例比城鎮組分別高4.38%和9.29%，但分布在有固定雇主、自我雇傭的比例均低于城鎮組。
二、農民工就業分化影響因素模型構建（略）
三、農民工就業分化影響因素的實證結果分析
（一）農民工職業層的Multinomial Logistic估計結果分析
從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的估計結果看，模型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可以得到以下基本結論：
1.農民工的就業分化呈現出明顯的人口學特征差異
相比于女性，男性農民工從事較高層級工作崗位的概率更大，其處于下層、中層、上層工作崗位的概率分別是女性的3.39倍（e1.220）、1.28倍（e0.246）和1.52倍（e0.419），這與中國農村家庭傳統的“男為主，女為輔”的潛在經濟承擔分工意識有關。男性承擔著較大的家庭經濟責任，導致他們對高層級工作崗位的追求意愿更為強烈。從年齡分組變量的檢驗結果看，56歲以下的各年齡段農民工普遍具有非農就業需求，且年輕者處于較高層級工作崗位的概率更大。較之未婚者，已婚農民工處于底層工作崗位的概率更大，說明從事幫工類職業的多為已婚農民工。
2.受教育程度對農民工就業分化具有非常直觀而顯著的影響
受教育程度較低的農民工，處于較低層級的估計結果顯著；而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民工，處于較高層級的估計結果顯著。具體而言，初中組處于底層、下層工作崗位的概率分別是對照組的1.90倍（e0.640）和1.68倍（e0.519）；高中組和專科組從事上層工作崗位的概率分別是對照組的1.58倍（e0.458）和1.26倍（e0.229）；高中組較之對照組從事中層工作崗位的概率提高了55%（e0.436-1）；而專科組、專科以上組將這一概率分別提高到了66%（e0.508-1）和175%（e1.010-1）。總體來看，受教育程度的不同造成農民工職業層的差異比較明顯，是推動農民工職業層晉級的重要因素。可能的解釋：一是不同層級的職業類型對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存在差異，處于底層的幫工類職業對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的要求不太明顯，相比之下，中上層職業類型對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的需求較高；二是受教育程度會影響農民工的個人發展預期和就業信息搜尋能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農民工可能更希望進入對未來發展更有利的工作崗位，且他們對勞動力市場信息掌握得更多、把握得更準確，進而能夠提升他們與預期工作崗位成功匹配的幾率。此外，健康狀況變量在模型A1至A4中均顯著，非農就業普遍對農民工的健康具有較大需求；社會交往、積極情緒和普通話水平在模型A2或模型A3中顯著，說明社會交往越密切、積極情緒或普通話水平越好的農民工以被雇傭方式就業的概率越大。
3.家庭經濟狀況和居住區域特征對農民工就業分化具有一定的影響
家庭經濟狀況越好的農民工進入上層工作崗位的可能性越大，這源于個體工商戶或自主創業需要穩定的資本金支撐。居住區域特征方面，鎮級地區變量（本市/縣城的邊緣地區、本市/縣城的城鄉結合部、本市/縣城區以外的鎮）在模型A1或模型A4中顯著，而本市/縣城中心地區變量在模型A2至A4中均顯著，說明居住在鎮級地區的農民工從事無雇傭關系和自我雇傭類職業的可能性更大，而居住在市/縣城中心地區的農民工越可能獲得高層級工作崗位。
（二）農民工職業層的Ordinal Multinomial Logistic估計結果分析
為考察農民工職業層晉級的影響因素是否會因代際、收入水平和居住區域不同而存在差異，本文分別按照代際、收入水平和居住區域分割樣本進行計量檢驗分析。第一，以目前學術界公認的代際劃分標準（1980年出生為界）將樣本分割為新一代和老一代；第二，鑒于目前學術界尚沒有農民工收入高低的統一劃分標準，且本文所用數據來自CGSS2013年的調查數據，因此參照《2012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公布的2012年農民工人均月收入2290元作為樣本分割依據；第三，居住區域按照農民工被調查時的實際居住地劃分為農村和城鎮。
計量檢驗結果顯示：
第一，年齡、婚姻狀況和家庭經濟變量在模型B1～B6中均通過了至少10%的顯著性檢驗，對農民工的職業層具有顯著影響。具體而言，已婚農民工晉級高職業層的概率更大，家庭經濟狀況越好的農民工晉級高職業層的概率越大。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入分組和居住區域分組中，年齡變量與農民工職業層之間均呈現顯著的負向關聯關系，但在代際分組中，農民工的年齡與其職業層并不是一直保持著相同性質的符號關系，說明農民工的年齡與其職業層之間呈倒“U”型關系，即年齡的適當增長會增加農民工晉級高職業層的可能，但隨著年齡的進一步增長，農民工晉級高職業層的概率反而會減小。可能的解釋是：一方面農民工在城市就業初期，隨著工作經驗和社會資本的積累，有利于提升他們的職業層晉級能力，但隨著年齡的繼續增長，健康水平下降，且相對于其他職業群體而言，農民工不具備人力資本優勢，其職業層的持續晉級受到約束，最終可能返鄉就業甚至返農；另一方面即使部分農民工以自我雇傭的狀態就業，但多是比較弱小的工商個體戶，不穩定因素較多，且極易受到外部經濟環境變化的沖擊。
第二，按照代際分組，無論是新一代還是老一代，婚姻狀況、社會交往、普通話水平、家庭經濟狀況和居住區域均對農民工職業層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年齡變量在模型B1和模型B2中均顯著，但影響方向相反，說明在新一代農民工中，年長者進入高層級工作崗位的概率更大，而在老一代農民工中，年輕者進入高層級工作崗位的概率更大；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程度變量在模型B2中均正向顯著，但在模型B1中不顯著，說明對于老一代農民工而言，健康狀況越好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則其晉級高職業層的概率越大，但對于新一代農民工而言，職業層不受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顯著約束；積極情緒變量在模型B1中正向顯著，但在模型B2中不顯著，說明對于新一代農民工，情緒越積極者晉級高職業層的概率越大，但對于老一代農民工，積極情緒因素對其職業層的影響不顯著。
第三，按照收入水平分組，健康狀況變量在模型B3中正向顯著，但在模型B4中不顯著，說明對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農民工而言，健康狀況越好則其晉級高職業層的概率越大，但對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農民工，其職業層不受健康水平的顯著約束；受教育程度變量在模型B3中不顯著，但在模型B4中正向顯著，說明對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農民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不會顯著提升其在高職業層就業的概率，但對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農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則其晉級高職業層的概率越大；居住區域變量在模型B3中不顯著，但在模型B4中正向顯著，說明對于“月平均收入>2290元”的農民工，若居住在城鎮則其晉級高職業層的可能性更大。
第四，按照居住區域分組，性別變量在模型B5中不顯著，但在模型B6中正向顯著，說明對于居住在城鎮的農民工，男性發生職業層晉級的可能性比女性更大；健康狀況和受教育程度變量均在模型B5中正向顯著，但在模型B6中不顯著，說明對于居住在農村的農民工，健康狀況越好或受教育程度越高則其晉級高職業層的可能性越大，但對于居住在城鎮的農民工，其職業層的提升更可能是受健康水平和學歷以外的其他因素的影響。
四、農民工職業層晉級能力的提升
本文利用2013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數據，從職業層的層面考察了農民工的就業分化。研究發現：第一，農民工就業存在明顯的分化現象，將近60%的農民工從事著雇員類工作，25.06%的農民工以自我雇傭的形式就業，但依然有15.53%的農民工處于暫時性失業、務農狀態。此外，處于不同就業狀態的農民工存在明顯的特征差異，新一代、高學歷、居住在城鎮的農民工更傾向于從事具有長期固定雇傭關系的工作。第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顯著提升農民工進入高層級工作崗位的概率，是農民工職業層晉級的重要決定因素。此外，農民工的就業分化呈現出明顯的人口學特征差異，同時家庭經濟狀況和居住區域特征也會對農民工的就業分化產生影響。第三，影響農民工職業層晉級的因素在不同代際、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居住區域的群體中存在差異，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顯著提升老一代、高收入和居住在城鎮農民工的職業層晉級概率。
在經濟轉型增長和新型城鎮化進程中，上述研究結論對于農民工就業管理及其職業層晉級能力的提升具有豐富的政策啟示意義。
第一，高度重視農民工（特別是暫時失業、返農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根據本文的分析，處于暫時性失業、返農狀態的農民工占比達15.53%。構成這一比例的可能原因：一是經濟增速轉型導致了部分農民工返鄉、返農待業；二是農民工處于工作變換的職業空白期。因此建議相關部門采取相應措施，一是抓緊建立農民工（特別是返鄉農民工）就業和失業的登記、監測機制，為解決返鄉待業農民工的就業問題提供及時、合理的政策引導依據；二是提高農民工利用報刊、電視、職業中介和網絡等渠道獲取就業信息的可能性，進而縮短農民工工作變換的職業空白期。
第二，注重增加農民工的受教育機會。本文發現，受教育程度對農民工的就業分化具有非常直觀而顯著的作用，是農民工職業層晉級的重要決定因素，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顯著提升農民工進入高層級工作崗位的概率。建議相關教育主管部門采取相應措施，如擴大職業高中、成人教育的辦學規模，增加函授、夜校等比較靈活的教學方式，開發相關高等院校的農民工繼續教育功能，為農民工提供更多的受教育可能。
第三，加大對農民工自主創業的幫扶。根據本文的分析，25.06%的農民工以自我雇傭的狀態就業，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會推動農民工的職業層晉級，這構成了創業農民工的規模以及農民工自主創業的趨勢。因此建議相關政策部門采取相應措施，如在工商注冊、創業資金、基礎設施設備、租金、稅收等方面為創業農民工提供更多的便利、扶持和優惠。
第四，進行適當差異化的政策引導，提高針對性和吸引力。具備不同特征的農民工群體，其職業層晉級的影響因素存在差異，在引導職業層合理流動上，應當充分考慮農民工的內部異質性。如對于老一代、高收入和居住在城鎮的農民工，注重引導其參加更多學歷教育；但對于新一代、低收入和居住在農村的農民工，則可以引導其參加職業培訓和考取相關資格證書，且注重增加城市公共服務供給，改善其在工作崗位和城市融入中的積極情緒表現。
作者簡介：歐陽博強，沈陽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業經濟理論與政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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