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來，隨著對農村和大城市適應能力的逐漸弱化，很多農民工選擇了在農村老家的縣城（或中心鄉鎮）另置房產，其生存方式也由原來的“兩棲”向“三棲”轉變。在“兩棲”狀態下，農民工“打工在城市，家在農村”，而在“三棲”狀態下，農民工則是“打工在城市，老家在農村，新家在縣城（或中心鄉鎮）”。對于農民工而言，“三棲”生存代表著有資產、有家和貢獻縣城，具有不同于“兩棲”生存的特殊意義。不僅如此，農民工的“三棲”生存，對于中國農村的家庭、社區乃至區域社會結構都產生廣泛而深刻的沖擊，其社會意義更加深遠。
【關鍵詞】農民工；生存方式；“兩棲”生存；“三棲”生存
國家統計局《2016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截至2016年底，中國農民工總人數達到2.82億，數量龐大的農民工群體對中國城鄉經濟社會發展貢獻巨大。但是，在城鄉分割的制度約束下，中國農民工群體卻過著“移而不遷”的城鄉“兩棲型”生活，而且第一代農民工的“兩棲型”生存模式通過代際傳遞轉移到了第二代農民工身上。農民工群體的“兩棲”生存方式不利于中國的城市化，產生了諸多方面的消極影響。盡管如此，“兩棲”生存方式是農民工群體在特定社會背景之下的理性選擇。而且，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他們也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生存方式，特別是最近10年，中國農民工的生存方式正在由“兩棲”生存向“三棲”生存轉變。“兩棲”這一概念已經不能恰切地反映農民工群體生存方式的全貌，需要新的概念去反映這種變化。那么，農民工群體生存方式從“兩棲”向“三棲”轉變的表現是什么？這種轉變產生的原因有哪些？這種轉變有什么社會影響？此為本文討論的核心問題。對該問題的闡述和分析，一方面可在理論上改變人們對農民工生存方式的既有觀念，另一方面可在實踐中利用“三棲”生存的概念重新思考農民工問題的治理之策。
一、從“兩棲”到“三棲”的轉變
有關農民工生存狀態的描述，使用最多的詞匯就是“兩棲”這個類比性的表述。受制于“城鄉兩制”的社會結構，中國農民工的生存狀態與兩棲動物生存有很多相似之處：（1）兩棲動物在幼年時代只能適應水中的生存環境，農民工在未成年之前只能適應農村生存環境。（2）從進化的角度來看，兩棲動物之所以發展出另一種適應陸地環境的生存本領，是受到外部自然環境劇烈改變的逼迫，農民工也是如此。中國的農民工在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大潮推動下，練就了一身在城市中賺取生活來源的本領。（3）兩棲動物在具備了適應陸地生存環境的能力之后，并沒有完全丟掉原來的水中生存能力。農民工與此也很相像，在具備了適應城市生存的基本能力后，由于不能完全被城市接納，進一步“進化”為市民的道路受阻，不得不保留在農村繼續生活的能力，成為介于農民與市民之間的“過渡性人”。每年春運期間蔚為壯觀的“民工潮”就是農民工“兩棲”生存方式最好的詮釋。
當中國的農民工群體在城市打拼了30余年后，有很多人特別是出生于20世紀80年代年之后的新生代農民工對農村老家的生存環境表現得不那么適應了。國家統計局課題組2006年的調查顯示，有55.14%的農民工設想未來在城市發展和定居。然而遺憾的是，廣大農民工的城市夢卻被城市中不斷高漲的房價扼殺了。2009年以來，中國各大城市的住房價格不斷走高，一般的白領階層買房已經非常困難，以藍領為主的農民工群體更是如此。王玉君等人2009年在長三角、珠三角、成渝、環渤海4個地區的調查顯示，有12.74%的農民工在打工所在地城市租房或購房。經驗表明，農民工租房現象比購房要普遍，所以，如果再除去租房的，真正在打工所在地城市購房的農民工其實寥寥無幾。
廣東、浙江兩省部分地區從2010年開始就實施了外來務工人員的積分制入戶政策。但結果顯示，這些外來務工人員特別是農民工群體，對積分制入戶政策的積極性并不高。筆者2010年在東莞寮步鎮調研時發現，由于是第一次實施積分入戶政策，當地政府部門害怕申請者太多，所以為每個鎮街下達了相對充足的入戶指標。但是，政策出臺后，申請者并沒有預料的那么多，于是東莞市政府又不得不調低了各鎮街積分制入戶的指標任務，否則絕大多數鎮街根本完不成任務。
在城市和農村兩種適應能力都弱化的背景下，很多農民工選擇了在農村老家的縣城（或中心鄉鎮）買房定居。這樣做的好處很明顯：一方面可以享受“準城市化”的生活，避免對農村生活的不適應感；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在打工所在地城市生活所要承受的巨大經濟壓力。據新華網報道，重慶一些區縣的新增商品房，農民工買走了50%-70%。《中國新聞周刊》報道，湘西慈利縣縣城的房子，有40%被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買走。申端鋒在湖北英山縣一村莊的調查顯示，該村在縣城買房的已有10多戶，到縣城買房的年輕人多為25歲左右，父母50歲左右，其全家都在外面打工，通常是下輩人到城關去住，上輩人在村里住。英山縣城蓮花小區買房的青年農民占了買房戶數的20%，買房的錢全部來自于打工收入。精明的商家已經看到了農民工生存方式轉變所隱藏的商機，筆者在河南省的調查也發現，目前，很多縣城甚至地級市的樓盤，都紛紛打出“歡迎農民工返鄉置業”等標語。
對于在家鄉縣城（或中心鄉鎮）安家定居的農民工來說，他們的生存方式已經不再是原來的“打工在城市，家在農村”的“兩棲”狀態，而是“打工在城市，老家在農村，新家在縣城（或中心鄉鎮）”的“三棲”狀態了。雖然每年春運期間的“民工潮”依舊，但是對于其中的一些農民工來說，他們的“回家”已經具有了新的意義，即主要是回自己在縣城（或中心鄉鎮）購買的“新家”。當然，老家也是會回去看看的，因為那里有他們的父母和親戚朋友。而且，有這樣類似生存方式的農民工正在快速增多。筆者于2016年對河南省新生代農民工的抽樣調查顯示，有4成的新生代農民工打算“在縣城買房定居”，有近3成的新生代農民工打算“在附近的鄉鎮買房定居”，打算“在打工所在地城市買房定居”的新生代農民工只占調查樣本的2.6%（見表1）。
二、從“兩棲”到“三棲”轉變的原因分析
農民工生存方式從“兩棲”到“三棲”的轉變，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農民工在城市與鄉村的夾縫之中追求自身幸福生活的一種生存策略，這其中既有經濟理性的成分，也有社會理性的成分。
（一）農村和城市的“兩不容”
學者們將農民工的生存方式類比為“兩棲”生存，其背后的假設是農民工對他們農村老家和打工城市的兩種環境都具有適應能力。但是，對于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來講，無論從經濟、心理還是社會層面來看，其對農村老家的適應能力都在逐步弱化：（1）大多數農民工已經不會種田，回到農村無法通過農業生產獲得基本的生活來源。（2）常年在外打工的農民工，其社會交往圈子也不在農村老家，回家時間一長就感到寂寞，想早點返城。（3）對于長期在城市打工和生活的農民工來說，他們已經完全接受并日益習慣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如果讓他們在年老體衰之后再次回到農村生活，在心理上是很難接受的事情。
2003年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大發展，很多農民工聚集的城市出現了“民工荒”，勞動力供求關系的變化為農民工工資的提高提供了結構性動力，農民工的工資也進入了快速增長階段。但是即便如此，要在城市中安家定居下來過一個相對體面的生活，對于多數農民工來說仍然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國家統計局2016年的抽樣調查顯示，2016年，全國農民工月均收入為3275元。而在同年，全國35個大中城市的住宅均價為10503元。與城市奇高的房價相比，農民工的工資如杯水車薪，在大中城市買房是不現實的。所以，雖然很多學者一直在探討農民工的“市民化”和“城市融入”問題。但是，在最終“定居安家”這個根本性問題上，農民工仍然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此外，要想在打工所在地的城市買房安家，還存在不好落戶等政策性的限制。
基于上述分析，在目前的社會經濟環境下，農民工既不想回頭過農民的生活，又無法在打工所在地城市買房定居。兩方面的壓力迫使農民工另辟他途，去尋找新的更適合自身能力和需求的“安家之所”，而農村老家的縣城（或鄉鎮）就成為農民工規避上述兩方面困境的次優選擇。
（二）婚姻和子女教育的需求
除了外部環境方面的壓力之外，農民工選擇“三棲”生存方式也有需求引誘方面的因素，表現最為突出的就是為了滿足婚姻或子女教育的需要。外出打工以后，農民工的社會交往圈子急劇擴大，從而使青年農民工通婚圈擴大。如果不是外出打工，農民工的通婚圈也和他們的父輩差不多，最遠也超不出一個縣的地域范圍。但是，當農民工踏上外出務工的旅途之后，他們的通婚圈就變成了整個中國，跨省通婚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
通婚圈擴大后，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女方入住男方家庭后生活方式的轉變和當地風土人情的適應問題。研究表明，來自遙遠地區的打工妹完全適應男方農村家庭的風土人情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由此導致許多入住男方農村老家的打工妹外逃、自殺等悲慘事件的發生。為了避免婚姻因距離遙遠和風俗差異而出現問題，很多打工妹在嫁給男方之前，往往要求男方家庭在老家的縣城買婚房，以便結婚后定居在縣城。因為縣城的生活方式已經很接近“現代化”“標準化”的城市生活了，這樣也就沒有了重新適應的壓力。而且，這樣的選擇逐漸在農村地區形成一種相互攀比的社會“潮流”，約束著青年農民工的婚房選擇，即使經濟收入達不到，舉債也要在家鄉的縣城買一套婚房。
另一方面，對于已經結婚生子的農民工來說，在農村地區中、小學大面積合并以后，居住在偏遠地區的農民工面臨著子女上學如何接送、本地學校教學質量不高等問題。筆者在河南農村地區調查發現，很多夫婦雙方一同外出打工的農民工就是因為子女上學無人接送，才不得已留下一個（大部分是女性）在家里。但這樣的選擇卻是以少賺一半的打工收入為代價的。所以，一些家庭負擔小、有一定積蓄的農民工選擇了在縣城買房定居。這樣一來，孩子就可以接受到更方便和質量更高的教育。
（三）保值增值的需要
除了婚姻和子女教育等社會需求的引誘之外，一些農民工選擇“三棲”生存還有經濟方面的保值增值考慮。調研中發現，一些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民工，在選擇定居縣城（或鄉鎮）的時候，主要是從投資和保值增值的角度考慮的。在計劃生育政策實施30多年之后，我國農村家庭日趨小型化，雖然獨生子女家庭很少，但只有一個男孩的家庭卻相當普遍。這種類型的家庭，經濟負擔較小，而且有一定的積蓄，其面臨的最大問題和城里人一樣，即如何使自己口袋里的錢不貶值。
在當前的中國，區域之間的經濟差距集中體現在土地租金上的差異。偏遠農村地區的一棟別墅，其市值也沒法跟大城市的一個小居室相比。偏遠農村地區每畝土地的征購補償，也沒法與大城市周邊地區相比。這些最基本的事實，那些常年在城市打工的農民工都看在眼里。很多有經濟頭腦的農民工都不打算在農村老家的老房子上投入過多，因為他們知道老家房子的增值空間有限，有些地區的房子甚至還會不斷貶值。
中國社會雖然沒有嚴格的階層區分，但是老百姓最喜歡與周圍鄰里進行比較。當同村中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在縣城（或中心鄉鎮）買房，這無形中給沒有買房的村民形成巨大的社會壓力。特別是那些買得較早的房子，轉眼間升值幾倍，更令那些沒有買房的鄰里羨慕不已。此種社會壓力，使得農民工在縣城（或中心鄉鎮）買房不僅會獲得經濟上的保值增值，而且還獲得一種社會價值（如撐門面、有本事、有眼光等）的提升。
綜上，農民工從“兩棲”生存轉向“三棲”生存，是綜合考慮了環境因素和自身因素之后做出的理性抉擇。既有環境方面的“推”力，又有自身經濟、社會需求方面的“拉”力，這兩種力量相互交織在一起，共同推動了農民工生存方式的轉型。
三、“兩棲”生存和“三棲”生存的意義差異
對于農民工來說，“三棲”生存與“兩棲”生存具有非常不同的社會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點：
（一）有資產和無資產的差別
在市場經濟元素已經深入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之后，資產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不僅僅表現在收入方面，基尼系數不是反映一個社會貧富差距的唯一指標。財富，特別是不動產，日益成為衡量一個人市場能力的重要指標。經濟學家華生認為，中國財富分配的不平等已經遠遠超過了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特別是近幾年來，隨著全國各地房價的飛速上升，擁有一套房產對于提升一個人的經濟地位顯得尤為重要。
在“兩棲”生存狀態下，農民工在打工所在地城市賺取到的只是一份微薄的收入，其所有家當都在農村老家，主要的就是責任田和自建的房屋。但是，按照中國現行土地管理制度，農民不擁有自家責任田和宅基地的所有權，所以農民工的這兩項重要家當嚴格來講不能稱為資產，因為它們很難進入市場進行交易，市場價值得不到完全體現。
但是，在“三棲”生存狀態下，農民工在縣城（或鄉鎮）購買的房屋是合法的商品房，可以名正言順地進入市場進行交易。所以，對于農民工而言，在縣城（或鄉鎮）擁有一套房產和在農村老家擁有一個四合院的市場意義是非常不同的，前者的市場價值要比后者大得多，因為它不僅有升值的空間，也可以以此作抵押或者出租，從而實現保值增值的功能。從這個意義上講，“三棲”生存狀態下的農民工比蝸居城市的“蟻族”要好很多，畢竟他們已經擁有了一筆自有資產。
（二）有家和無家的差別
與第一代農民工相比，新生代農民工已難適應其農村老家的生活環境，他們內心認同的是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由于制度上和物質上的限制，他們成為城市人的夢想一直無法實現。在此情況下，“我是農村的，我家在×縣×鄉×村×組”是他們不得已的選擇，也許他們并不情愿，甚至羞于跟他人說起自己的出生地。
對于“兩棲”生存狀態下的農民工而言，雖然很向往現代化的城市生活，很想脫離農村老家的落后生活環境，但是又不具備在城市安家的制度基礎和經濟基礎，只能在“農村老家”和“打工城市”之間游離、彷徨，有學者將農民工的這種狀況稱之為“無根”生存。
與“兩棲”生存不同，“三棲”生存狀態下的農民工終于找到了一個與自己經濟實力相匹配的、有別于農村的“家”。他們在縣城（或者鄉鎮）買了屬于自己的房子，這個房子對于他們來說不僅僅意味著一筆不動產，而且是一個“家”，代表著一種“歸宿”和“安定”。同時，更重要的是這個家是他們的“新家”，與自己農村的“老家”是不同的，是一種“身份”的象征。雖然這個家可能由于夫妻雙方常年在外地打工而很少居住，但是這個家至少給了他們心理上的安寧和身份上的安全感，增加了他們在未來人生路上的確定性和方向感。
（三）貢獻鄉村和貢獻縣城的差別
研究表明，農民工對家鄉經濟的發展是有積極貢獻的，主要體現在農民工打工收入的回流方面，即農民工將在打工城市賺取的收入寄回家鄉以補貼家用。這些寄回家的收入，一方面投入到生產領域，如農業生產工具的更新，可以促進家鄉農業生產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投入到了消費領域，如教育、養老、家電等方面，可以促進家鄉消費力的提升。
但是，在“三棲”生存時代，農民工在打工城市所賺取的收入主要回流到了自己新家所在地的縣城（或鄉鎮），這些回流的收入中，一大部分用于償還房貸，另一部分則用于維持縣城生活的日常開支，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縣城（或中心鄉鎮）房地產業和服務業的發展。
農民工在縣城（或中心鄉鎮）買房之后，收入回流到農村老家的部分明顯減少，甚至經常發生農村“老家”補貼城鎮“新家”的現象。比如很多農民工出去打工時間不長，積蓄有限，這個時候要在縣城買房子，單靠自身力量遠遠不夠，這時，在農村老家的父母就和子女一起成了所謂的“房奴”。甚至有些農民工為了結婚在縣城（或鄉鎮）買房的，基本上是父母為其掏腰包，這就加劇了鄉村資源向中心城鎮集中的趨勢。為了早日還清房貸，子女和父母一方面壓縮日常消費，另一方面減少在農業生產方面的資金投入，對農業生產會產生負面影響。
四、從“兩棲”到“三棲”轉變的社會影響
農民工生存方式從“兩棲”到“三棲”的轉變，不僅對農民工個體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而且對整個農村社會產生多元而深刻的影響。
（一）對家庭的影響
農民外出務工對家庭關系產生多方面的影響，但是，農民工“兩棲”生存和“三棲”生存對家庭的影響是有明顯區別的。在“兩棲”生存時代，農村老家仍然被大多數農民工當作自己外出務工的最終歸宿。中國的農民工在城市里干著最臟、最累的體力活，然后把勞動所得的全部或大部分寄回老家，目標是為了“讓家里人過上好日子”。而在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國家，農村流動人口向農村老家匯款的比例則很低。這與中國人重視家庭的文化傳統有密切關系，農民工與家庭之間的這種獨特互動關系被稱之為“家庭型反芻”。農民工的匯款回流到家鄉之后，除了用于贍養老人和教育子女外，大部分被用來建房，以房屋撐起自家在農村社區鄰里親朋中的“門面”。不僅如此，傳統的家庭關系以具象化的房子為依托得以維系和鞏固。所以，在“兩棲”生存模式下，農民工在農村的家還像個家，土地、房子和人都共處在一個地方，符合傳統農村社會家庭的基本特征。
但是，在“三棲”生存時代，建設農村老家已經不再是農民工外出務工的主要奮斗目標了，他們的夢想是有限度地逃離農村。此時，農村老家的房子已經不是打工收入使用的重點，特別是偏遠地方的農村，近幾年來已經很少見到人們蓋新房。與此同時，農民工的家庭居住模式也發生了明顯的改變，不再是一家人同住一個屋檐下，而是老年人居住在農村老家，青年農民工及其子女居住在縣城（或中心鄉鎮）的新家。縣城的新家遠離自己在農村老家的田地，家與土地發生了分離，傳統的農業生產形式也在發生改變。一種選擇是把土地贈送或出租給他人耕種，另一種選擇是種植一些不需要經常打理的農作物（如中藥材、果樹等經濟作物）。土地、房屋、人的分離，對傳統農村社會的家庭關系和家庭功能構成沖擊，贍養老人、情感交流等基本的家庭功能進一步弱化。
（二）對社區的影響
“兩棲”生存狀態下，在大多數農民工的預期中，農村老家仍然是他們最終的歸宿。所以，他們非常重視自己在農村老家親朋鄰里眼里的形象。大多數農民工并不與打工所在地的城里人進行社會比較，而更多地以自己家鄉的街坊鄰居為比較對象。他們在城市里吃苦耐勞、省吃儉用，而每當逢年過節回到家鄉之后往往出手大方，通過建房、購車等炫耀性消費行為顯示自己在外面混得很好，維護自己在同村人眼中的“臉面”。這種炫耀性消費行為，對農民工的發展會帶來一些不利影響，但是它的一個積極功能便是維持了農村老家的社會關系網絡，鞏固了農村社區的共同體意識。此外，既然農村老家為農民工最終的歸宿地，所以他們都希望自己的家鄉變得更好，特別是在公路、電訊、水電暖等基礎設施的供給上，比較容易開展集體行動。
在“三棲”生存狀態下，隨著逃離農村的農民工越來越多，農村社區作為炫耀性消費場域的功能在弱化，農民工的比較對象不是打工所在地的城里人，也不是農村老家的街坊鄰里，而是新家周圍的鄰里。同時，由于有了新家的農民工不再關心農村老家的公共物品供給，導致農村公共物品供給呈現下降態勢。因為，一旦遇到需要農戶自籌資金的工程時，那些已經逃離農村的農民工就沒有積極性，導致很多公共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難以落地實施。
在“兩棲”生存時代，雖然人口分散在各地，但是整個村落仍然通過轉賬等現代通訊技術維持著整個村落的社會交往體系，紅白喜事的范圍仍然可以擴展至全村。但是，在“三棲”生存模式下，那些已經逃離農村的農民工，參與村落社會交換的激勵機制明顯弱化，導致傳統鄉村的社會交往體系無法再進一步維持下去，農村紅白喜事的范圍從全村縮小到直系親屬的狹小范圍內。總之，在農民工的“三棲”生存時代，維系鄉村社區共同體的利益紐帶和親緣紐帶正在一步步松懈，社區解體的趨勢更加明顯。
（三）對農村區域社會結構的影響
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空間格局以分散為主要特征，特別是在中西部的山區，很少有成規模的聚居型村落，而是根據最有利于農業生產的原則分散居住，集市作為中心地，將周圍分散的居民點聯系起來。在農民工的“兩棲”生存時代，中國農村社會的空間格局仍然以傳統的分散化布局為典型特征。一個鄉鎮一般擁有1-2個集市，農戶分散居住在集市的周圍，集市的主要功能是貿易中心和政治中心，常住人口主要以政府公職人員為主，數量非常有限。地方政府在實施新農村建設的過程中，尊重和維持了這種分散布局的傳統，在諸如公路、電訊、水電暖等農村公共物品的供給中，堅持“全覆蓋”的原則，一個村子哪怕只有一戶人家，也要通路、通水、通電。
農民工的“三棲”生存方式，改變了幾千年來中國傳統農村社會的分散化空間布局特征，重構著農村地區縣城或中心鄉鎮的社會功能。縣城或中心鄉鎮在繼續發揮貿易中心和政治中心功能的同時，正日益發展成為超大型的人口聚居區，成為區域型的社會中心。此外，隨著人口的聚集，圍繞聚居區人民的生活和工作，一些新的經濟業態不斷產生，縣城或中心鄉鎮的經濟結構也變得更加“民間化”和多樣化。
五、結語
綜上所述，在新的社會經濟發展階段，我國農民工的生存方式已經開始明顯地從“兩棲”生存向“三棲”生存轉變。相比“兩棲”生存，“三棲”生存對于農民工群體具有不同的經濟、社會和心理意義，其中充滿著豐富的令人心動的故事。同時，農民工的“三棲”生存對中國農村社會結構也將產生深遠的影響。農民工生存方式的轉變，是農民工群體在特定社會環境下的一種理性選擇。在社會環境沒有根本性改變的情況下，社會各界特別是政府，要尊重農民工的這種選擇，不要輕易地將農民工現象過分“問題化”。跨越城鄉的結合，無論從提升生活質量還是從投資的角度看，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三棲”生存將成為更多農民工未來的生活抉擇。
（作者系河南大學哲學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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