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即四個民主是村民自治的核心內容。而民主決策又是村民自治的關鍵環節，各地在民主決策制度和形式方面進行了不斷探索，取得了豐富的經驗，促進了村民自治的發展。民主決策的發展與村民自治的發展歷程緊密相關，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以自然村為基礎的自生自發的村民自治時期的民主決策。上世紀八十年代，在廣西宜州市屏南鄉合寨村的果地和果作自然屯民主選舉產生的中國最早的村委會，在村規民約制定、治安聯防、公共利益分配等重大事項的決策中，實行的是以戶代表或者全屯成員直接決策的方式。這一時期雖然沒有明確提出民主決策的概念，但這一時期的自治蘊含著民主決策的原則，自治與民主也是統一的。
第二個階段是建制村下的民主決策。1987年之后，“公社—生產大隊—生產隊”模式被“鄉鎮—村委會—村民小組”取代，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村委會建立在原有的生產大隊基礎上。特別是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正式頒布施行后，村委會大多不再是“自然村”，而是建制村。同時，在建制村實行“四個民主”，“自治的范式被民主的范式所取代”。建制村范圍較廣，人口較多，文化利益關聯性弱，采取直接民主決策的條件不成熟，加上建制村本來是國家出于社會管理和經濟發展的需要而統一規制的，要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民主未達而自治漸遠，民主決策也逐漸演化為村干部為主導的精英決策。
精英決策與大眾民主決策的精神是違背的，也存在著決策失敗和精英腐敗的風險。為了規避精英決策的缺陷，各地不斷進行民主決策形式的創新，如代議型決策和協商型決策。代議型決策主要是通過村民代表會議來替代村民會議進行決策，這種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民主決策的操作性，避免了精英決策的缺陷。但由于村民代表會議的召開時間、議題的選定，甚至代表資格的確定易受到村干部的干預，做出的決策并非是全體村民意志的真正體現。而協商型決策出現在浙江等經濟發達地區，以民主懇談為主要模式，政府提供協商平臺，利益相關群眾自愿參與討論與協商，再將建議提交給村民代表會議通過。這一模式將決策參與者的范圍進一步擴大，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決策的合法性。但參與討論的利益相關者是否能夠代表全體村民的意愿，提交的建議遭到村民會議否決如何處理？并沒有有效的應對方法。
第三個階段是現階段多層次多類型的民主決策。實踐證明，村民自治的實現形式是多樣的，關鍵是“有效”。因此，民主決策的形式也應該是多樣的，只要能夠體現合法性和科學性的形式都可以采用。伴隨著第三波“不同情況下村民自治形式”的出現，新的民主決策形式也不斷涌現。以四川成都和廣東梅州的村民議事會和協商議事會為例，兩者的共同特點是根據地方特色，采取不同的層級有針對性的議事機構和決策方式，形成“村民小組議事會—村民議事會”和“村民理事會—協商議事會”兩級架構。小組和片區內的事務采取戶代表直接決策的方式，而對于涉及全村公共利益的重大事務則由村級議事會處理。將直接決策和間接決策有效結合，解決了決策的合法性問題。同時，定期召開的議事會參與人員不僅有村民代表、村干部、小組長、理事會長等，還邀請村外的老干部，相關部門的領導、項目專家等共同協商，在諸如新農村社區建設規劃、土地流轉和新型農業合作社等議題上充分交換意見，再由村民代表當場表決，實現了決策的合法性與有效性的有機統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鎮論壇 2016年7月上卷首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