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對重慶“棒棒”城市生活心態的深度訪談
內容提要：在熟人社會，有關人際交往的“忍”往往與人情、面子、關系相關聯，而在都市這樣的陌生人社會，農民工與都市人的群際間沖突語境中的“忍”離不開成員對群體的身份歸屬問題。對重慶零散人力搬運從業者的研究考察了“棒棒”在城市生活中面對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時的應對心態，分析他們以忍受御氣的工具性和策略性，揭示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忍”這種消解人際沖突的心理平衡機制對于“棒棒”這樣的都市底層群體的意義和內涵，一方面深化了“忍”的相關心態研究，另一方面提出并嘗試以“忍”的視角來開展農民工身份認同研究的進路。
關鍵詞：“忍” 身份認同 “棒棒” 農民工
一、 問題的提出
“忍”，作為人類的一種心理經驗，與“克制”、“容受”等心理機制相聯系，是一種在意識層面運作的自抑的心理機制或心理歷程。然而，在中國社會，忍的意義不僅在于它是中國人普遍的心理現象，更在于它是由“中國本土理念中抽繹出的生活實踐原則”。諸家之典籍早有對“忍”的論斷，“忍”的專門之經也不乏少見。“忍”不僅廣泛出現在格言、諺語、家訓家規之中，而且往往是人們實際生活的行為準則。在中國古代文化哲學、倫理學、文化思想史中，“忍”作為一個極為重要的范疇，成為解讀中國人文化心理、國民性格、處世哲學的一把鑰匙。
近年來，關于“忍”的語義學分析、心理學涵義受到廣泛關注。有學者將“忍”的內容分為道德修養、人際關系和社會成就。有學者區分了修養之忍、手段之忍、無奈之忍與忍人之忍。雖然有關忍的分類并未達成共識，但是不能將關乎道德修養的“德性之忍”與關乎人際關系的“人際之忍”混為一談。有別于德性之忍，作為處理人際沖突之化解方式的“忍”存在于人際實踐之中。在人際之忍內部，“倫理之忍”指的是“在五倫關系內相處之忍”，而“對待之忍”涉及不具有特定關系的一般他人的人際相處。
倫理之忍與中國傳統社會的人際實踐相關，相關研究主要集中于村落社會。這些研究回應了社會心理學對中國傳統社會人情、面子、關系的學術關懷。因為陌生人社會中人際交往的邏輯難以單純用人情、面子、關系來解釋，針對非特定關系的人際之忍的經驗研究還非常缺乏。
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社會流動的加劇，超越熟人社會的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際交往更為頻繁，這必然影響中國人固有的熟人社會的處世哲學、倫常規范和行為邏輯在人際實踐中的運用。特別是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出現了農民工這樣龐大的社會階層。這一裹挾著中國鄉土小傳統的群體被拋向都市化、現代化、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在城鄉二元的結構性對立中，農民工與都市之間的制度性屏障、文化沖突比比皆是，其本質在于社會階層和身份歸屬的差異，這些差異在社會歧視、社會排斥的話語下展現為人際實踐過程中都市人與農民工的沖突。農民工在沖突中遭受歧視、偏見、鄙夷和羞辱，在都市社會空間位于社會底層，是弱者，是“邊際人”，是“他者”。筆者希望追問的是，農民工以何種方式來應對這些對立和差異所導致的人際沖突？他們采取此種態度的目的和動機何在？此種方式放置于城鄉二元對立的結構中又該如何理解？
農民工群體內部也并非鐵板一塊，內部差異性極大。我們必須看到，有些農民工又處于這個“底層”中的底層，他們被歧視、被排斥的程度更深，承受的負面心理更為突出，如散工、拾荒者等。而且，他們并未被納入工廠體制，較之其他農民工，他們被現代化、被都市化的速度更為緩慢，與都市不和諧的程度更高。此外，他們在消費觀念、自我意識、人生追求等方面較新生代農民工更“鄉土”，其應對社會歧視和社會不公正的方式，以及與都市人的交往方式有別于其他農民工群體。筆者對重慶零散人力搬運從業者有過一年多的田野調查。他們俗稱“棒棒”，是一群游蕩在街頭攬活、靠從事重體力勞動謀生的農民工。該群體的主體為中老年男性，來自重慶近郊和毗鄰的四川。本文基于對重慶“棒棒”的深度訪談，通過考察該群體在城市生活中面對排斥和不公正待遇時的應對心態，分析他們以忍受御氣的工具性和策略性，揭示在城鄉二元結構下“忍”這種消解人際沖突的心理平衡機制對于“棒棒”這樣的都市底層群體的意義和內涵，一方面深化“忍”的相關心態研究，另一方面提出并嘗試以“忍”的視角來開展農民工身份認同研究的進路。
二、“忍”：應對與都市人的沖突
作為都市零散人力搬運群體， 重慶“棒棒”憑一身好“氣力”在都市中謀生存。“下力”的身體經驗對“棒棒”身份意識的形成作用很大，此外，社會意識形態也建構了“棒棒”“下賤”的身份意識。城 / 鄉、腦力 / 體力、潔凈 / 骯臟、土氣 / 時尚等二元對立共同建構了“棒棒”低下的社會地位。在城市生活中，歧視和排斥體現在城里人對待“棒棒”群體的態度上。“棒棒”主要通過歧視性語言和表情感知這種態度所反映的社會的不公正。由于城里人對待“棒棒”群體的普遍態度包含了羞辱的成分，使得羞辱感成為“棒棒”城市生活人際實踐中的一種重要的心理體驗。當然，面對羞辱，每一個正常人都會產生憤怒情緒。
憤怒的情緒訴求因文化、個體而不同，其發泄方式可能為身體暴力、語言暴力、訴訟、自殺、群體暴動等諸種釋放方式，但也并不總是引起急風暴雨式的更大的沖突，經常會有一方做出形式上的妥協。比如布須曼人、因紐特人認為表現出憤怒是令人可恥的，因為他們的文化認為憤怒使人失去自我控制，淪落到動物層面。此外，包括日本、中國、越南、朝鮮在內的許多亞洲國家，其民族性格的特點都強調在激惹和困境面前的自制和忍耐。中國人往往將通過自抑以避免沖突作為行為準則，提倡“小不忍則亂大謀”，“讓三分心平氣和，退一步海闊天空”，不一定非要“匹夫見辱，拔劍而起”。這正如某些學者的觀點，“忍”往往有力地平衡了“氣”，實現“以忍御氣”。
當“棒棒”遭受社會歧視和羞辱時，其心中的憤怒情緒呈現怎樣的狀態呢？其內心的“氣”及相關負面感受和情緒是否能夠或者如何釋放、平衡或消解呢？所有受訪者在描述入城打工經歷羞辱的體驗時，都會頻繁地用“忍”或類似的詞匯來表達無奈與無助，以及抑制憤怒過程中的焦灼與痛苦。
“忍”意味著退讓、寬容、無助或無奈等涵義。有關“忍”的詞匯成為“棒棒”城市生活心態表述中最為突出的語言現象。如表1所示，受訪者關于“忍”的豐富表達，印證了“棒棒”在從事零散人力搬運的經歷中所遭受的尷尬和羞辱是其城市生活極為重要的心理體驗，他們的應對態度構成該群體城市生活心態中濃墨重彩的一部分——“忍”可謂他們在城市生活中人際實踐的一條基本準則。
顯然，“棒棒”群體應對羞辱時，消解盛怒的“忍”非道德修身的手段，非人格高貴涵養之體現的德性之忍，而是為了避免沖突的人際之忍。而且，都市底層人群之“忍”不同于諸如村落社會此類熟人社會內部的倫理之忍，后者“忍”的基礎是倫常、人情、面子和關系。“棒棒”的“忍”或許可以被理解為一種被欺凌的弱者面對強者的無可奈何的忍，是位于社會底層的弱者應對與強者之沖突的處世哲學。
然而，筆者以為對重慶“棒棒”“忍”的理解不僅于此，因為“棒棒”此種無奈之忍以避免的沖突并非發生在“棒棒”之間，及其與親戚或同鄉之間，而是發生于城鄉二元結構中的都市人與農民工之間。農民工從農村到城市從事人力搬運，他們依然背負著農民的標簽，并被貼上“下力”的符號，成為都市排斥的對象、施辱的承受者。在這個過程中滋生的沖突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不具有特定關系的個體之間的沖突，而應準確定位為群際間的沖突。由于群際間沖突，特別是一個群體對另一個群體的歧視和排斥往往涉及群體成員的身份問題，所以“棒棒”對都市人的“忍”無法回避與身份認同的關聯。當然，身份認同是“忍”研究的一個深層次的問題，它往往與農民工入城的現實目的以及生活實踐中的處世方式交織在一起。
三、“忍”之目的：為何而忍
一般來說，“無奈之忍”不是自覺的選擇，而是被迫的承受。它主要是基于自保的本能。心理學主張，“忍具有目的性：忍是一個目標導引的心理歷程”。筆者對此表示認同，并堅持即使是弱者的無可奈何之忍也有目的性。就重慶“棒棒”而言，雖然“忍”的用語豐富，但“忍”的動機高度一致。“棒棒”“忍”的動機集中于避免麻煩和掙錢兩個方面，最典型的表述為“出門都是求財，哪是求禍嘛”、“為了生存就不顧面子了”、“我受到恥辱沒有關系，只要拿錢回家” 。
無論是德行修養的忍，還是人際之忍，“忍”都是為了避免沖突，即使只是暫時地回避正面沖突，只不過“忍”的具體目標因不同內容而有所差異。比如：德行修養的忍有其超越性的目的，它可能“并不總是為了個己的利益，更多的是為了他人或公眾的利益”；基于儒家的禮治倫常的人情、面子、關系的“忍”是為了無訟、息事寧人；而“忍而后發”的忍之目的在于不忍，其工具性非常強。就“棒棒”而言，他們避免沖突是為了掙錢，這容納了他們通常表述中“忍”的動機的兩個方面，其中，避免沖突是手段，掙錢是目的。
到都市謀生，增加收入以改善家庭生活，是“棒棒”普遍認同的入城動機，因此，他們“忍”的動機與入城動機是一致的。也可理解為，因為有了這樣的入城動機才有這樣的“忍”的動機。這一重合強化了“棒棒”在都市實踐中能忍己所不欲的羞辱的可能性。所以，盡管農民從農村到都市的空間置換意味著他們與都市人之間必然產生互動，有被都市人歧視和排斥的可能，但是由于他們堅守入城的目的，他們就會在這一現實的利益訴求下采取“忍”的對策。
值得注意的是，“棒棒”特別看重能否“掙錢拿回家”。較之家庭生活的質量和家庭的未來考慮，暫時性的羞辱并非不能忍受。家在中國人生命中的地位，在“棒棒”備受羞辱卻以“忍”應對的心理歷程中得到表達。“棒棒”為何采取“忍”的方式化解沖突，他們何以能忍，這也不排除他們所經歷的感受并不觸及其根本的價值取向的可能。其中，對家的堅守就是一個佐證。
簡言之，重慶“棒棒”的“忍”是無奈的、被迫的，但也是理性的。它既是出于自保的本能，也與小農的理性計算相關聯。“忍”不是茍且，而是作為一種生存策略，在弱者、“他者”或“邊際人”與強勢群體互動的人際實踐中發揮作用。
四、“忍”之策略：何以能忍
社會心理學家指出：“在（忍）這樣的心理歷程中，個人必須選擇適當的策略，以有效的且順利的執行自抑的心理機制或歷程，去做己所不欲的行為或承擔己所不欲的痛苦。”對重慶“棒棒”的深度訪談資料顯示，受訪者能夠忍不能忍之羞辱，主要有賴于他們在與都市人的互動過程中能夠適時轉換思維方式，尋求自己在與都市人對立沖突中的優勢和正義平衡感。
（一）認識優勢
前面的研究表明，現實的利益訴求構成“棒棒”“忍”的動機。同理，如果他們能夠在與都市人的互動過程中占據經濟利益上的優勢，這必然極大地幫助他們實現自抑的心理歷程。
重慶“棒棒”是體力勞動者，具有農民和低階勞動者的身份重疊在一起而生成的職業身份。處于低端勞動力市場的底層，“棒棒”的選擇性、能動性極為有限。但是，在他們看來，自己能夠靠重體力支出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一定的經濟報酬，而且在生計上也有選擇、講價、談條件的空間。他們經常流露出因獲得比預期更多的收入而產生的愉悅與自豪。
金錢是衡量人的身份的重要緯度，消費能力是自我滿足感的一把標尺。“跟那些城里一般的人相比，我們過得還比他們好點。”“棒棒”對城市低收入人群表示不屑。“那些人一個月七八百塊錢，最多一千塊錢一個月。那么一點錢，我們還花不出手。”“棒棒”在與都市人對立沖突過程中滋生的不平衡心理，往往在發掘自己的優勢后得到緩解，盡管參照的對象并不一定帶有普遍性。
李云華曾自豪地告訴我：“經常有人在我背后指指戳戳地說‘你莫看他撈棒棒，房子買起很大一棟’，我心里頭樂滋滋的。”盡管人力搬運從業者身份卑微，但他們認識到這一行業卑微身份背后的利益所在。較之周圍城市低收入者，他們頗有經濟成就感，這無疑是協調心理不平衡的關鍵所在。在他家駐留期間，筆者經常見他逗兒子：“搞不搞我這個，掙得起錢喲，可以按揭買房喲。”
有受訪者認為：“沒到城市來之前，認為城市人都精靈（聰明），來了后發現城市也有傻子，比農村還多些。” 因“賺了城里人的錢”而產生的愉悅感對于“棒棒”而言是其與都市人互動過程中占據優勢的集中體現，這表明他們具有與城里人這個“他者”互動過程中的能動性。
由從事人力搬運帶來的經濟成就感有助于“棒棒”在心理上獲得對自身優勢地位的認知，經濟利益本來就是他們入城打工最為看重的方面，所以經濟成就感也是他們實現自抑最為有效的認知。除此之外，“棒棒”認為自己還擁有都市人無法企及的優勢，這與他們獨特的生計方式有關。
重慶市民有這樣的感嘆：“撈棒棒自由。我們還想撈棒棒。做其他的，還要受管。”有小商店老板毫不客氣地對筆者說：“他們比你上班的還自由，一天都在耍，沒得責任，又單純。”他們無不表示對“棒棒”看似“好耍”的生活方式的羨慕。事實上，這也是在經濟成就感的基礎上，“棒棒”對自身優勢的進一步認知。
受訪者常說：“干這一行，比誰都自由。”所謂的自由主要指進出該行業沒人管、生計過程中勞動力節奏的把握上沒人管、時間安排上沒人管、業務接受與否的決策上沒人管。也就是說，他們所言的自由在更大意義上是指他們不接受任何機構、個人的管理。在這個意義上，他們是完全的自雇職業者，不受制于雇主管理和制度的規訓。
重慶零散人力搬運業以自由吸引眾多從業者，因為自由在快節奏、強壓力的現代都市中的確很難得。農民入城從業一段時間后，對其生計方式、行業內部社會關系、謀生空間和自身社會地位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和理性認知。“棒棒”依然不愿意進工廠當工人、到建筑工地打工、進餐館當服務員、進物業公司當保安……他們寧肯被人瞧不起、遭受侮辱，也要繼續從事這份社會地位卑微的工作，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們不愿受制于別人的安排、接受制度化的管制。“棒棒”生計方式的這一特點迎合了農民對現代制度化管理和快節奏的都市生活方式的抗拒心態，對自由的珍視是他們對一種生活方式的堅守。都市人不敢奢望的無人管理、不受約束的“慢生活”，在“棒棒”看來并不稀奇，所以當與都市人發生沖突時，他們往往因為自己更自由而倍感欣慰。
總之，“棒棒”認為在與都市人的互動過程中他們并非一直處于劣勢，特別是他們對自己有一定的能力加入城市競爭的這一認知充分表明了這一點。即使一部分“棒棒”的經濟成就感不強，由于不受制于現代制度化管理，他們也認為自己比都市人生活得更為閑適。“棒棒”這些有關該行業收入狀況和生計方式的認知有力地促使其實現自抑的心理歷程。
（二）反唇相譏
身處都市社會底層，“棒棒”在與都市人互動過程中往往轉換思維方式，并通過反譏的方式來反駁都市人的無理之處，進而尋得心理的平衡和慰藉。這一“武器”的使用體現在其都市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重慶當地社會中，“棒棒”與市民之間存在不離不棄的關系，這種依存關系使他們看到了自己的價值。都謀表達了這樣的心理：“瞧不起我有啥子嘛？在這個地盤，你再有錢都要喊我給你搬。” 在一次交談中，李云華提到他的一位同行受到鄰居的辱罵而不反駁的事情，這位同行當時在一旁補充：“過后，有活他還是要喊到我。我以為他不喊我耶！”
由于“棒棒”所遭受的羞辱有作為農民所遭受的排斥和歧視，所以“棒棒”對自身價值的認識，不僅體現在都市對人力搬運行業的需求上，還體現在都市對農業的依存上。有受訪者說：“有些城市人瞧不起農民，我還瞧不起他，我們農民不產出糧食給他們吃的話，他還搞不成。”類似的表述還有“沒得農民，你吃啥？”、“沒得我們你（城市人）還不得行（沒有辦法）”等等。
具有反譏意味的是滕大文的表述：
你吃的東西都是農村產的。城市人吃的都是農村吃不完的，吃的菜是我們踩了又踩，踏了又踏的，是我們不吃喂豬的。白菜到了二三月間我們喂豬都喂不完的，漂兒白（白菜）我們吃都不吃。城里人吃得尚好。我們農村吃的菜沒打農藥，你們吃的菜全是農藥保出來的。我不僅這樣想，還當著（城里人的面）說。
在現代人追求健康、綠色、環保的潮流中，人們向往的無公害蔬菜、清新空氣、未污染的水源、放心豬肉等基本的生活需求，在“棒棒”看來不足為奇，是自己生活環境和物質保障中最普通的東西。反譏的效果在于通過“你稀罕的我早就享受了”、“我擁有的，你卻沒有”的心態來實現心理的平衡和超越。有些表述盡管不雅，但對都市人的蔑視達到了極致，比如“在城市死了又不占位置，拉到安樂堂去，燒了骨灰還不一定是你自己的。在我們農村人死了還是全尸”。
在這樣的心態下，農民適應城市生活環境的能力也成為他們反譏都市人的理由。有受訪者說：“城里人到農村不習慣，農村人到城市就習慣。農村有蚊子要咬他龜兒子，路上有草，全身起疙瘩。”
劉莉的表述更現實地表達出這種蔑視：
他是下崗的，就是瞧不起我們。我和他吵，我說我有錢佃房子，你沒得錢佃房子，相當于國家養孤兒、養五保戶。你到我農村看一下，我農村兩層樓住起的，豬牛都是住的兩層樓，你住的房子還比不上我喂的豬住的。
她將自己在農村的物質條件與城市低保人員比較，來尋得優越感和心理的平衡，這種差異在于農民有農村為退路。其他受訪者也說：“當城市人瞧不起農村人，我就想城市人沒得錢的時候一樣惱火。農村沒有錢，但有糧食。”
此外，針對都市人對農民的歧視性態度，“棒棒”會通過對都市人與農村的固有聯系的理解來進行反譏。如滕大文說：“城市人說話，很大勢（好強），隨時欺我們。我就問他老人是不是埋在農村。他就沒得話說了。”也有“棒棒”表示：“喊我‘傻農民’。我說你不是農民呀，你還不是農民出身！”
“棒棒”的農民身份是其遭受都市人歧視和排斥的根源。然而，“棒棒”在面對羞辱的時候，卻往往基于對農村與都市差異的認識，特別通過尋求農村較之都市的優勢來尋求心理平衡。可見，“棒棒”對都市人的反唇相譏有賴于思維方式的轉換，而這種思維方式的轉換基于他們對城鄉差異的認知。
（三）尋求正義
人類社會存在一些不同文化、不同階層都認同的普世價值。當遭受不公正待遇而產生社會無力感時，人們可能強化某種價值，這種堅守表面上并不構成對施辱者的反抗，但在實踐中幫助他們順利實現自抑，而且甚至可能喚醒公眾的普世價值，以此尋得所謂的“常識性的正義衡平感覺”。
在重慶，很少出現 “棒棒”偷搶主顧物品的行為。很多“棒棒”堅守“窮要窮得硬走（有骨氣），餓要餓得新鮮”，頗有“不受嗟來之食”的豪氣。為了堅守“骨氣”，他們“憑能力找錢吃飯”，“靠氣力掙錢”，“不偷不搶”，認同勞動光榮的社會共同價值，也希望自己的勞動得到社會的認同。這與其他學者對沿海零散搬運工的調查發現一致。受訪者談到自己是“棒棒”時都有一種盡管無奈但卻自立的自豪感，而且往往以此來蔑視城市低保人員對國家福利的依賴。在他們看來，這就是懶惰，應該鄙視。在這個過程中，勞動光榮這一共同價值發揮著強大的精神支撐的作用。在此等社會共同價值的支撐下，“棒棒”擁有自尊，這也是構成心理平衡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助于其實現自抑的心理機制。
不僅如此，他們往往通過喚起對正義的認同，來尋求本來己所不欲的對公正的期待，正如喬從才所說：
我們兩個人跟一個老頭搬家，搞了一上午，我問他多少錢，他說五塊錢，我說你這是欺負人。他想了一下，拿了兩塊錢出來，啪的一聲放在桌子上，兇神惡煞地說：“你們兩個人一人一塊，拿了錢快給我滾。”我說我們是窮人，我們窮得起，這兩塊錢送給你，我們不要了。結果那個老頭跑出來跟我倆吵起來了。當時有二三十個人圍觀，我把道理一五一十地講給人家聽，后來他拿了20元錢無地自容地走了。
他們也通過喚起沖突中對方的正義認同感來尋求公正。張德說：
上次我跟一個政府的工作人員擔東西，一兩百斤，還是有點遠，他拿六塊錢，我說你是不是拿少了，他就說臟話。結果我把他教育了一番，現在他看到我都不好意思。我娃兒在合川當老師，我都57（歲）了。
顯然，他利用中國文化中“尊老”的美德來尋求正義感，并力求在與都市人的沖突中占據優勢。
此外，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他們力圖在自己的正義天平上占據優勢，獲得心理上的平衡。遇到主顧不給工錢或克扣工錢時，即使對方有明顯的經濟優勢，有的“棒棒”也有氣度不收工錢，反而挖苦對方。尤光權說：
那天那崽兒喊我和都忠超去抬單車，一輛一塊錢，我說一塊錢，我送給你。現在哪有一塊錢的生意，一塊錢買菜都買不到。你說好聽點，我不要你那一塊錢，算我幫你。你是糟蹋我們噻。你說我沒拿錢，又拿了錢。你不拿錢，還欠我一個人情。
綜上可知，“棒棒”在為了避免群際沖突而努力實現自抑的心理歷程中，往往通過認識自身優勢、轉換思維方式來消解自卑，通過堅守和喚醒他人的社會共同價值來尋求正義感。這些人際實踐中的策略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自卑感、羞辱感和憤怒感等負面情緒，而且幫助他們承受己所不欲的痛苦以避免與都市人的沖突。
五、身份認同：何以能忍的關鍵
在心理學看來，“忍”是一種自抑的心理機制。在社會心理學或社會學看來，“忍”是中國人人際實踐的準則，與面子、人情、關系相關。然而，重慶“棒棒”的人際實踐并非發生在閉塞的村落社會，而是在異質性極強的都市社會。他們的“忍”是群際沖突下的心理體驗，而群際關系研究一般涉及身份認同和歸屬的問題。鑒于“棒棒”的負面情緒主要來自都市人對他們的歧視和排斥，在城鄉二元對立的背景中，他們采取何種身份認同的取向勢必影響其城市生活的心態，關系到自抑的順利與否。
（一）認同“農民命”
“棒棒”面對羞辱表現出的“忍”，是弱者無力的表現，也是他們理性的處世之道。在前面的策略缺失或不奏效，都無法使自己實現情緒的抑制時，他們往往以對“農民命”的認同來安慰盛怒之下備感羞辱的自我，并以此對自己的“忍”進行合理性解釋。有受訪者說：“遇到羞辱還不是自己忍著。有啥子事情，遇到不順心，也不會沖動。只有安慰自己，回去想一想，自己就是農民命。”
古語有“安之若命”，今人則說“天生就是這樣的命”、“人不跟命爭”或“認命”。這些說法均蘊涵著：命標志著人或人力的限度或邊界。也就是說，這一意義上的命標志著人本身——人的可能性——的某種限度或邊界，邊界則意味著對種種超越欲望的限制。農民命規定了農民出身的農民工外出打工、提高生存能力和幸福的極限，同時也限制了他們的欲望和追求。既然無論如何只能是個農民，當在都市中遭遇痛苦和羞辱時，縱然想不通，也沒有必要不滿和怨憤，因為付出再大的代價也無法達到提高生存能力的預期。顯然，對“棒棒”而言，如果接受農民命，拋棄與農民命不相符的欲望和奢望，煩惱、痛苦和羞辱都可以消解。
通俗地理解，承認自己的命不好而逆來順受、隨遇而安的心態被稱為認命。然而，“棒棒”從農村到都市，從務農到外出打工本是出于改善家庭生活、提高生存能力的勇者之舉，是不安于貧窮的生活現狀，為實現夢想的努力和嘗試。如果有可能，他們何嘗不希望生活在都市，為家庭謀得更為方便的生活，為子女謀得更好的教育環境？他們一方面與農民命抗爭，另一方面又認同農民命，應該如何理解這種矛盾的心態呢？
受訪者普遍表示：“對城市的生活，也想。想不到，就算了。我們認命。有好大個能，做好大個事。”由此，認命并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逆來順受或隨遇而安，而是人們在努力改變現狀的過程中，在遭受挫折后，意識到出生背景、受教育程度、社會資本等因素的制約，表現出來的一種因自身能力有限無法實現愿望而接受現實或順其自然的心理。具體而言，就是將由于自我內在和外來的限制造成生存機會選擇性匱乏的遭遇歸于命。而“棒棒”認同的命并非單指先天的稟賦和天賦的階層和地位，也包括后天教育、能力、人際等綜合資本。因此，認命有一種“超越日常意義上的積極與消極這一對立的積極涵義”。這樣就不難理解“棒棒”既然在都市中遭受羞辱，不如回復到入城前的生計方式之中，何必在都市忍受羞辱的疑惑。
“棒棒”對農民命的認同，是他們面對挫折的自我安慰，是應對羞辱之忍的平衡機制。事實上，“棒棒”為了消解負面情緒，將對農民命的認同作為權宜之計的同時，在行動上從未放棄與農民命的抗爭。在遭遇都市人的排斥和岐視時，他們采取一種“低頭”的姿態，在心理上能屈能伸，能回歸農民命，這是一種策略，更從側面反映出其情感的、文化的甚至身份的歸屬。
（二）“疏離”都市人
“忍”是一種心理經驗，但并不意味沒有任何作為， 有時不為也是一種作為。在村落社會中，村民們在忍讓的同時，常常孤立使自己無法實現期待的正義衡平感的人。孤立通過拉遠人與人的空間距離來伸張本來己所不欲的正義。“棒棒”在“忍”的同時，也經歷過類似的空間位移。這些行為可以細分為三類。
第一種情形，“棒棒”對侮辱性的語言表示沉默，以避免進一步受辱和激化沖突，如“我惹不起你我不惹你，就當沒聽到，只要沒打我”、“我兒（粗話）還理他半句，我當是聾子，我又不得罪他”。
第二種情形，“棒棒”不僅沉默，而且改變人際間的距離以避免進一步受辱和激化沖突，如“惹不起，我躲得起”。
第三種情形，“棒棒”拒絕為施辱者提供勞務，進而完全避免受辱和沖突的升級。他們通過這種實實在在的懲罰，找回心理上的平衡感，如“遇到傷（我）自尊心的（人），我不給他做（業務）”。
伴隨“忍”的這三類行為都是在“不為而為”，以一種靜默的方式拉開人與人的距離來實現避免沖突的目的。他們的避讓行為表現為在空間上與都市人拉開距離，就如同特定文化的人對身體距離的感知一樣，這種空間距離是社會性的，既有主要通過心理距離表現的，也有通過實際空間位移的改變來實現群際間的社會距離的。以上三類行為在避免沖突能力上的強弱程度不同。第一種情形中的“忍”主要是無為的，無奈的程度最高；第二種情形有了實際的空間移動，更為有效地拉開了社會距離；第三種情形有了對施辱者意愿的違抗，雖然看似默默地走開，但其避免沖突的能力很強，實為弱者的反抗，然而鑒于他們謀生的現實需求，這種方式的出現頻率在三者中最低。
“棒棒”避免沖突的方式反映了一種有關心理空間的感知，及其相應的空間位移行為，本文借用“疏離”一詞來表述伴隨“棒棒”“忍”的行為。需要注意的是，心理學使用的“疏離感”是歧視與自卑心態的反映，側重于關注主體在空間疏離上的身份感受、情感體驗。
然而，“棒棒”的疏離及其感受不僅回應了他們在融入都市過程中基于身份的自卑感，同時凸顯了負面感受下的身份認同及其能動性策略。特別是在社會歧視與排斥的沖擊下，他們對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身份歸屬有著明晰的認識，不斷生成適應性策略，主動避免沖突。這種主動而積極的疏離意識和行為，用他們的話來說，就是“除了找你們的錢，我不和你們（城里人）來往”。這已經成為大部分“棒棒”與都市人交往的基本準則。疏離是由社會經歷中的體驗積累起來的經驗和策略。都市底層為了維護自尊，在必要的時刻采用疏離的方式，不失為一種都市適應過程中自我保護的策略，從底層群體的角度來看，不完全是消極情感，相對于無奈之忍有了能動性和自主性，是難能可貴的。
顯然，“棒棒”在“忍”的同時，疏離使自己受辱的都市人，這一行為源于他們有著“我群”與“他群”之間社會距離的意識。這種距離是不同社會階層間的距離，體現了群際間的區隔、對立與不平等，而這種意識的本質在于身份歸屬的問題。
（三）以農民為參照群體
在實現自抑的過程中，受訪者有將農村的優勢與都市的劣勢相比的心理，但這些比較并非意在比出高低，而是為了獲得心理平衡而采取的策略。當“棒棒”遭受都市人的羞辱而憤怒至極的時候，他們更多地表示“我不和你比，你狠”。誠然，這種現象可以理解為他們在都市社會找不到優越感，較之城里人，他們更愿意與同行、親戚、同鄉往來和互相比較、評價。這種心理評價策略涉及比較對象的選擇，承載了有關文化觀念、身份歸屬和情感依托的命題。因此，“我不和你比”并非僅僅是一種尋求心理平衡的自我保護策略，而是人倫、傳統觀念、固有身份與現實地位等因素綜合形成的復雜心態。
計較與嫉妒往往發生在“棒棒”之間、“棒棒”與親戚之間、“棒棒”與同鄉之間。受訪者更在乎與自己身份、地位相似的人的評價，也更愿意以這些人為參照對象來評價自己。小李經常流露出羨慕之情：“比如方太亮，整天陪著老板。過年回老家，他老板開車一起回去的。好風光喲！我二爸那家把他奉為上賓。我們就自嘆不如。”他希望：“我哪天風風光光開個小車回去，而且還有個駕駛員，回去別人說‘矣，這是李幺娃開的車’，那個才光榮喲，冠冕堂皇的！”當我與他走在合川隆興鎮華僑路上時，他指著路碑說：“別人出資40萬修一條公路，這才叫風光。”因為，“鄉”依然是“‘衣錦榮歸’的去處”。
較之融入都市過程的艱辛和坎坷，他們更在乎自己在鄉土社會中的社會地位，極不希望農村同鄉知道自己在都市的謀生方式。有受訪者表述：“回到鄉里，都不愿意說自己是‘棒棒’，回去別人問你在城里干啥子，只說打工。”有的甚至認為：“只要不是當‘棒棒’，哪怕是沒掙到錢，風風火火地回來，別人會認為他找到錢了。”李云華每次回農村都待在家里，忙著幫父母做事，不愿意串門。他說：
像我們回去，“棒棒”一個，沒得出息。別人問起，不好說得。說老實話，我只是在“棒棒”之中有成就感，但回農村一點點榮譽感都沒有。做生意就有成就感！我撈棒棒，我不跟他說，他咋曉得我搞了好多錢？無論是在農村沒出來打工的還是出來打工的，我都不想和他們面對。有些人問：“你還在當兵呀？”“棒棒兵噻。” “你還搞（當‘棒棒’）了好多年了。”農村人不一定都這么明說，但我覺得沒得榮譽。
小李最怕在重慶被老鄉看到撈棒棒。有一次，他得知大隊書記等到白崖口旅游，事先故意躲開了。他說：
如果他們在街上撞見我，看到我手上拿有棒棒，我和他四目相對的話，我覺得我是無地自容，哪怕是個地縫，我都想鉆進去。就有這樣可怕，如果我看到了我認識的熟人，我就退避三舍了。
由于生活意義、自我評價的參照物在農村，他們在比不過都市人的時候可以采取“不和你比”的態度，卻無法逃避鄉鄰對自己社會地位的評價。因此，他們極為重視自己在同鄉中的經濟地位。比起那些沒在重慶主城購房的人，小李很有面子。他的父母、兄弟姊妹、親戚都為之自豪，家人的態度增添了他的“風光”。正如他所言：
不過，買了房子還是名聲好些，我有時要炫耀一下：“老子在收房租。”我外侄女曾問我：“小舅，你房子買了，又爬（加）了一層樓起來了！我們那兩個人（父母）都在上班，都有工作，就是存不了錢。你錢是怎么存的？”
無論在都市還是在農村，從事“棒棒”行業都不是令人羨慕的職業，但從業者對來自都市人與來自鄉土的評價的感受和態度存在差異。在都市生活中，面對都市人對其職業的歧視，他們可以不理睬、回避甚至忍受；而在農村，面對同鄉對該行業的鄙夷態度，他們的內心承載了更多“丟面子”的痛楚。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依然是農民，“根”在農村，他們更在乎在“生于斯、長于斯”的鄉土世界中獲得的社會地位。
六、結語
大量的實證研究發現，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農民工的身份在一定意義上處于“無根”或“漂泊”的狀態，而且容易成為“問題民工”。而本研究發現，都市的排斥本性并沒有對“棒棒”產生顛覆性的破壞作用，沒有塑造出心理失衡、行為失范的群體，他們不是“問題農民”，相反這一群體因為將農村視為自己的歸屬，有著對傳統觀念、人倫道德、文化價值的堅守，在社會結構矛盾和文化差異的相互作用下，雖歷經焦灼和掙扎，卻依然從容和自得其樂。其中，“忍”的生活實踐原則發揮了重要作用。
重慶“棒棒”普遍表現出對城市、對社區的冷漠。都市在他們看來，還只是謀生、獲取物質保障的地方。需要強調的是，這并非表明他們不向往城市生活，不希望盡快融入都市。恰恰是因為社會結構性壓力的存在，他們盡管生活在都市這個空間里，但并不是都市的主人。所幸的是，對于“棒棒”而言，鄉土世界依然是他們遭遇身份尷尬、應對結構性社會不平等待遇的歸屬所在。
透過對“棒棒”在都市這一陌生人社會中的“忍”的分析，本文不僅回答了在與都市人的互動過程中“棒棒”為何而忍、何以能忍的問題，而且通過考察他們在避免與都市人正面沖突的過程中對自身社會地位與身份的理解和認識，進一步揭示了他們何以能忍的關鍵在于其對農民身份的認同。本文探討了陌生人社會中群際間沖突下“忍”的心理特征及其行為邏輯，豐富了“忍”的相關心態研究，同時為分析“棒棒”類似群體的身份歸屬的特殊性表達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解放軍重慶通信學院政治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開放時代》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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