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進一步拓展中國城市史研究領域，促進城市史與相關學科的互融交流，加強城市史研究者之間的聯系和對話，2016年10月22—23日，由天津社會科學院主辦，中國城市史研究會、天津市歷史學學會、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協辦，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承辦的“多維視野下的城市與鄉村暨城市史研究高端論壇”在天津舉行，80多位專家學者參加會議。
關注城鄉關系變遷
城鄉關系與區域城市是此次會議的核心議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王先明梳理了集體化時代“新農村建設”思想孕育和形成的歷史進程。他認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思想或戰略構想的提出，是新中國現代化建設道路探索中的重要命題之一；改革開放以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戰略的形成，標志著“新農村建設”思想的時代性跨越。河北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張慧芝通過對海河流域城鄉關系變遷的考察，認為城鄉關系不僅是政治、經濟問題，也是文化和生態問題。大連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荊蕙蘭著重探討了近代東北城鄉之間文化習俗的趨同與互動，認為城鄉間文化認同與異質性并存，在城市文化的強勢改造下，鄉村文化呈現斷裂和邊緣化狀態。
區域城市體系和市場網絡一直是城市史研究的熱點和難點問題。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許檀依據稅收檔案和商人會館碑刻資料，對華北商業城鎮的市場層級和經營規模進行了劃分和估算。江漢大學城市研究所副研究員王肇磊對民國時期武陵山區城市數量、規模與城市體系的變遷及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城市數量和規模雖有所發展，并初步形成了具有現代特征的城市體系，但受城市發展政治優先原則和山區地理與社會經濟條件所限，當時未能發展成統一、完整、層級有序的城市群體。
城市對腹地的影響以及城市之間的關系歷來為學者所重視。湖北省武漢市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篤勤分析了清代漢口的商品和市場網絡，認為漢口的商業貿易既促進了武漢的現代化及功能轉換，又刺激并帶動了腹地商品經濟和市鎮的繁榮。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熊亞平從近代京津地毯工業的發展入手，認為盡管京津在某些近代工商業行業形成了一定競爭，甚至出現了此消彼長的局面，但就總的經濟關系而言，兩市具有較為明顯的互補性特點。
社會文化史引人矚目
社會文化與日常生活研究有所突破。南昌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羅桂林以上海法租界的街道名稱為考察對象，通過梳理各政治勢力對街道名稱的政治利用，揭示了殖民主義、民族主義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認為“俗名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近代地名政治的發展方向，說明在中國近代城市政治文化的發展中存在自下而上的演進力量。
兒童問題曾經是日常生活研究的薄弱領域，但現在已引起學者關注。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張弛圍繞民國時期上海家庭“兒童游戲室”問題展開探討，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幼兒教育專家提倡的兒童游戲室更多地停留在話語層面，但仍反映了在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兒童在家庭中地位的上升，良好的居家環境和寓教于樂的家庭教育等育兒觀念逐漸為國人了解并接受。
城市休閑娛樂與社會風俗風尚也是與會學者關注的重要內容。曲阜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湯銳考察了休閑體育在近代天津日常生活中的角色，認為上流社會、中間階層和下層群體對體育的理解主要基于自身所需，經濟地位的不同決定了其觀感存在差異。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任云蘭考察了外僑俱樂部對近代天津體育運動、餐飲、建筑等方面的影響。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副研究員丁芮分析了淪陷時期北京的喪俗，試圖為淪陷區社會生活史研究提供具體而鮮活的例子，并探討淪陷區民眾的生存狀態和心態。
總結并反思研究現狀
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城市史研究雖已枝繁葉茂，但也存在不少問題，需要從中國近代城市史的經濟、社會、文化等領域進行總結和反思，以便認清目前城市史研究的優勢與不足，有針對性地推進城市史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李長莉認為，中國近代城市生活史已成為一個成果突出的分支領域，具有鮮明特色，達到了較高理論高度，呈現多樣化、精細化趨向，問題意識不斷增強。今后，應當注重加強理論性、聯系性、綜合性研究，以克服目前存在的細碎化和平面化。
城市經濟研究同樣令人喜憂參半。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利民認為，近代城市經濟研究具有不少優勢，例如資料積累和研究基礎比較雄厚、研究者眾多、成果顯著，但也存在諸多問題，例如研究對象相對集中、綜合性研究較少、時代意識不強等。今后，要擴展研究范圍和視野，運用多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宏觀與微觀結合的視角對城市經濟相關問題展開研究，當務之急是開展區域研究和城鄉關系研究。
南開大學濱海學院副教授安寶總結了日本學者對華北鄉村史的研究狀況，認為日本學界專注于具體問題的深描而不是宏觀理論架構和觀點創新，主要著力在鄉村社會方面，同時存在概念理解不清晰等問題。
作者單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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