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記者高勝科涉假的返鄉日記，與2015年王光磊的春節返鄉記作比較發現：為凸顯鄉村巨變，高、王兩篇文字都采用了返鄉敘事，用今昔對比手法，抓取典型事件。濃重的文學色彩讓我想起另外兩個以返鄉為主題的紀實性作品，郭震海的《中國春運，農民工內心深處的痛》與梁鴻的《中國在梁莊》。
或許還有大量未發掘出來的類似寫作，其共同點都是拿返鄉說事，說中國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變遷，悲嘆鄉村的衰敗，夾雜著深深的哀嘆和惋惜，有著典型的魯迅《故鄉》痕跡。
為什么國人老拿返鄉來說事？它的背后，恐怕是國人綿延不斷、根深蒂固的鄉土情結。從魯迅到莫言、賈平凹，從費孝通的《鄉土中國》，莫不如此。“為何我的眼中常含著眼淚，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艾青的這句詩是現代中國鄉土情結最濃縮的表達。以高鐵和高速公路為代表的現代化交通，攜帶中國進入了舉世無雙的人口流動時代。肉體的漂泊，更催生精神的寄托。“鄉村”負載起比以往更深沉的文化想象，維系著億萬漂泊者的精神家園。
問題是，鄉村是否依然如此悲哀？可能需要放開視野，從單純“返鄉”擴展到兼顧“進城”。流動人口進入城市，改變著鄉村，也改變著城市，這個改變是雙向的。想“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的返鄉敘事固然不錯，但帶著身份轉換的驕傲，俯視“禮崩樂壞”的農村，是否真正對鄉土心懷真誠？跟上時代，觀察農民進城所帶來的沖擊、創造，從新的歷史經驗中汲取靈感，為新的文化創建提供想象力，可能更需要見識。
北京皮村打工藝術團，開展文藝演出，舉辦打工春晚、打工超市、打工學校、打工種植基地等，一系列創造性實踐，為農民進城、傳播新工人文化提供了另一個積極的例子。這些群體呈現的創造性力量和積極向上的精神令人耳目一新。他們身上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優秀鄉土基因。梁漱溟的一個觀點應當得到重視，他認為中國鄉土世界存續了中國文化中許多優秀的因素，是現代化進程應當傳承的，李澤厚稱之為——建筑在人際情感關系基礎上的東方精神文明勝過建筑在個人競爭主義基礎上的西方物質文明。
我相信中國鄉土文明中的這種文化基因。試想，如果進城農民除了困難、痛苦、受歧視、不適應之外一無長物，如果沒有梁漱溟所講的剛健、樂生、情理中和的精神，如果只有苦沒有樂，什么力量能使億萬進城農民接受痛苦的現實？我們又怎么解釋城市興起的返鄉熱？這里邊是否包含對鄉土文化的認同、吸收轉化或重新建構？換句話說，鄉土文明是否正在改頭換面，以各種新形式改寫城市文明，而我們視而不見？
在這一意義上，近年來大量描寫城鄉結合部的“城中村”文學正是這一新歷史空間的反映。農民進城，城鄉互變，這是全球化進程中獨特的中國經驗。既不是農村包圍城市，也非城市吞掉農村，而是城中有村，村模仿城。在這個意義上，我更期待返鄉敘事能有新的視野和廣闊的觀察。
(作者是北京文學副主編)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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