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向之一：過分抬高“新儒學”的地位。社會上和學界有一種傾向，排斥和反對馬克思主義，將“新儒學”抬到至高無上地位。這是有悖我們黨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和政策的。
無論是傳統儒學還是“新儒學”，都有其用以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積極作用，我們應當充分發揮其正能量的積極作用，但并非其所有學說、觀點和理論都是正確的，更不能作為興國、強國的指導思想。這是兩個問題，不能混淆。
我們黨重視傳統文化和提倡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但并不是要以傳統文化來替代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指導思想。那種鼓吹黨的指導思想的多元化的論調，是錯誤的、有害的。
傾向之二：泛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和稱謂。對傳統文化的宣傳要科學、精準，不應泛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說法和稱謂。比如什么叫“國學”？不少地方和高校都成立有“國學院”，但為什么將傳統文化稱為“國學”，卻沒有科學的論證和說明。將以“儒學”為主導的傳統文化簡單地稱為“國學”應當有令人信服的科學說明才行。
傾向之三：以弘揚傳統文化的名義兜售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對傳統文化一定要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原則，不能認為凡是傳統文化都是好的、優秀的。反觀現在的一些影視劇，在弘揚傳統文化的大旗下，一個時期內后宮戲充斥熒屏，爾虞我詐，勾心斗角，很吸引觀眾眼球。這傳播的究竟是正能量還是負能量，值得研究。在1980年代以后“厚黑學”之類的糟粕，不是以傳統文化的名義在圖書市場很受歡迎嗎？一些官員變成貪腐分子，不少人就是受了其影響而墮落的。當然，堅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原則，也不是要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而是要求堅持對待傳統文化的科學態度。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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