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的時候，農村是沒有法律的用武之地的，事實上，法律這個東西本身也不是從農村中自然而然的生長出來的，甚至它也不是從中國的土壤中就能夠生長成參天大樹的。中國尤其是農村社會中，更多的是一種道德倫理，因此，我們經常會將禮法兩個詞合并在一起用。“鄉土社會的信用并不是對契約的重視，而是發生于對一種行為的規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時的可靠性。”[1]實際上，農民之間的這種契約完全停留在了口頭上的承諾。我們家現在缺錢，去借三千兩千或者三萬兩萬，說好了明年再還。就是一個明年，就是一個說好了，就可以了。沒有明確的時間，如果明年還沒有怎么辦？那就提前打個招呼，說再過一年再還吧。
都是親戚鄰里的，沒必要立什么字據。如果真要立字據，反而顯得見外了。這里的見外又是一個熟人社會的特征，外是一種陌生人，而我們之間相互熟悉，理所應當的就該相互信任，相互幫扶。
當然，現在也經常會出現法理而不是倫理的身影。因為現在農村社會也開始慢慢但是還不嚴重的有了不信任。當然，原來的時候對于這種不和諧的現象大家主要是用倫理道德進行譴責的。比如兒子不孝順父母，街坊四鄰在田間地頭、飯桌上、胡同口議論的時候，都會一致的認為這個兒子太混蛋了、或者這個爹當的不像樣子。在農村，更早以前，這種輿論的壓力對某一個村民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很多時候會是大家都不愿意與這個家庭進行交往。由于傳統的農耕生活并沒有現代的機械化，那時候往往是三五家才有一頭牛犁、或者一臺用來灌溉的柴油機。因此，人緣在農村生活是很重要，農耕需要鄰里們幫助，農閑需要串門聊天。
情理比法理對于農民的生活更實在、更貼近。舉一個例子，某個爺爺，有三四個兒子，其中有一個兒子不孝順，另外幾個兒子與這個不孝順的兒子發生了口角甚至動了手，情況好的話，在中間人（往往是這個家庭或家族中比較年長、輩分大的、威望高的人）的調解下，關系會緩和。如果情況不好，則可能兄弟之間老死不相往來。由于一個村子就是那么大點地兒，所以往往會抬頭不見低頭見，但仍然是見了面就相互一扭頭走過去了。兄弟鬩于墻的這種事情，在農村是經常發生的。一般發生的原因都是關于老人的贍養問題，要么是老人會偏愛哪一個兒子兒媳，要么就是妯娌之間因為雞毛蒜皮的小事計較太多了。甚至有時候兄弟之間、鄰里之間都動用了鐵鍬或者刀子，也有見血的時候。但是，即便是這種情況下，農民們也很少第一想到要動用法律的武器。
不往來，是雙方對于彼此的特別嚴重的懲罰。這種懲罰的無情甚至會是，在老人去世的時候都不允許那個不孝順的兒子前來哭喪。這是一種臉面上的懲罰：你自己的父親死了，你還當做一種什么都沒發生的樣子充作看客。當然，這種被置身事外的懲罰會使當事人所承受的輿論壓力更大。
現在也談法律，但仍然是法律故事。比如央視的《法律講堂》或者其他衛視的《天下故事會》之類的普法欄目。有一天我跟我爸提起以后要買房的事情，我媽說以后房產證上要寫他們的名字，因為他們是投資人。我說為什么？我媽說電視里《法律講堂》演的一個故事，就是夫妻雙方離婚了房產證引起的糾紛。
我想，這樣的欄目大概是農村社會逐漸了解法律的一種最最直接的途徑吧。這種閑話家常的敘述方式最能讓我的父母他們接受，而且他們對于這種故事的記憶程度是很深刻的。當然，并不能用一種思維認為，是媒介的闖入才從根本上決定了農村社會的變遷。這種想法是不對的。但是，媒介的作用，就恰恰與西方文明在清末進入中華大地的那時候的西方傳教士的作用一樣。它并不是那么咄咄逼人，但它行之有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頭條號 智能媒介即人的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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