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 非常感謝人文與發展學院邀請我到這里來跟大家交流一些我自己的看法。我特別忙: 忙著思想， 忙著讀書。但其實坦率地講， 我對農村的關注是不夠的， 在你們面前就更差。我講我對農村不太關注的原因， 不是說農村不重要， 是講我的研究背后的那個知識的資源( intellectual support) 。不過， 因為我曾經在研究中國法學的時候， 對中國法律都市化的性質做過非常認真而嚴肅的思考，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從這個視角來看， 中國人是如何把中國的農村給忽略掉的? 盡管立法者認為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基本建成了， 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制度安排就是終極性的安排， 或者說它是沒有問題的安排。而且， 在中國有一個很大的背景: 中國的法律———所謂的這些制度安排———主要是中國的法學家們參與制訂出來的， 因為他們的法學研究有很多問題， 所以他們搞出來的法律一定有很多問題。我今天主要想談談這方面的問題。
一、“唯西方化” 背景下的都市化法律
講這個問題有兩個大的背景是我們必須關注的: 一是中國 30 多年的發展。如何認識中國這30 多年來的發展，是一個非常根本的問題。如果我們不知道身處其間的社會發展狀況以及它的發
展脈絡，我們是很難對它進行發言的。但凡按照西方的邏輯性知識來認識中國———無論是贊成中國模式還是反對中國模式———都是不靠譜的。西方的邏輯知識在解釋“他們” 的問題、“他們” 的發展途徑乃至“他們” 取得的成就時都有很強的說服力， 用我們的學術語言說就是非常有效， 但是拿到中國就不一樣了。比如做買賣的問題: 西方人一講到買賣馬上就會想到交易成本并且馬上就會談這個問題; 中國人做買賣也會想到交易成本， 但中國人做買賣怎么做? 喝酒、 拍胸脯! 把肋骨都要拍斷! 你說這個成本多高? 為什么? 因為中國人打骨子里做買賣同時就是在做感情。所以西方人的非人格化的市場、 陌生人的交易市場根本沒什么感情交流。你給個要約( offer) ， 我接受， OK，買賣成功。中國人不是，中國人會做感情，所以中國人對很多問題的想法不一樣。這些不同是很根基性的東西，所以我才會提出一種我自己發明的“生存性的智慧” ( living wisdom) 。在作價值判斷時，你可以說它有很多問題，但中國人就是這么生活和發展的。比如中國改革這 30 年， 他們( 西方人) 總是用集權或專制等概念來套中國的政府，仿佛中國是鐵板一塊。No， 完全錯。如果按照西方的邏輯知識和概念，根本沒有辦法解釋中國人真正的、 自己的發展進程。那些概念在西方很有效，甚至在中國的某些局部和某些很小的領域都很有效， 但是當那些概念應用到中國人生活中去的時候，搞錯了! 今天的中國教育是什么? 真正的教育是什么? 是你們家庭的教育，是你們同學互相之間的教育。現在知識分子在干什么? 玩概念! 自娛自樂! 有些學校從本科生就開始了， 嘴里冒出來的全是概念。他連這些概念跟他的生命有什么關系都不知道， 跟他的特定時空有什么關系都不知道。我們今天的經濟發展跟絕大多數人的生命沒干系，我們的政治也跟我們沒什么干系，我們的社會乃至于文化都跟我們不相干了。所以我們一定要看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的法學，我們的社會科學， 這 30 年來最要命的一點就是“唯西方化”———我講的是“唯西方化” 而不是“西方化”。實際上， 我們都要學習西方的經典文獻和理論模式。作為人類知識的一部分，西方經典文獻是可以開啟我們智慧的。我現在帶的學生，我都帶他們精讀原典，西文的，一句一句讀，一個字一個字讀，一個字都不能放過。我們現在對西方理論的了解還只是皮毛。但是我要反對的是什么? 我要反對的是: 在思考中國問題時， 我們把西方的理論、 西方的問題乃至西方的范式( paradigm) 和分析工具( analysis tools) 統統作為我們思想的前提和出發點， 而不是作為我們思想的參考和參照。正是在這個過程中，更要命的問題出現了: 只拿西方的東西作為我們審查中國人思想的判準。而真正對中國問題的理解不是這樣的。我有一次在美國參加一個政治學的國際會議，他們請我去做大會的總結評議，我一開始還覺得非常榮耀，但是后來一聽完我就覺得上當。為什么呢? 聽了兩天半的會，幾乎每個人都講得一樣，一個套路，一個模式。它有專門的規矩———數據、 假設、 證明和最后的結論( conclusion) 。我說你們根本不需要我， 你們已經自己給自己下結論了。他們通過這種方式和套路，甚至于把真實的生活都切割掉了。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都市化法律的一個很大的背景，就是“唯西方化”。
我舉一個“唯西方化” 背景下的都市化法律的例子。《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頒布以后， 中國的法學界主要關心的是都市人民的法律權利。但中國的問題是什么? 真正的偽劣產品都是在農村， 都是沒有辦法去起訴的，根本沒有辦法進入法律程序。農村小學門口擺的攤， 賣礦泉水， 用井水裝在里面; 可口可樂放點紅糖和糖精; 橙汁都是色素。這些東西是真正的偽劣產品， 這些真正是消費者的權益問題，但我們的《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沒法兌現， 它保護的是都市人。表面上講， 消費者權益，每一個消費者都有權益。但實際上是用這樣一種抽象化和形式化的權利掩蓋了中國真正的消費者問題。你到底下去調查———我是不去調查，但我的很多朋友都調查———他們下去就告訴你: 為什么偽劣產品在底下打不掉? 他是不打的。你把它打掉了，你去跟誰罰款? 所以，真正的中國消費者權益問題不是在都市里。都市里面有沒有? 有! 但是真正有問題的都是農村的消費者權益。我們盡管有了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法律，這種權利制度安排表面上是公平的，但你會發現在中國的發展進程中，實質上是不公平的。它(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 使我們每一個人都有權利了， 農民也有權利，但實質上，它是便利于都市人的。當然，都市化、 城市化本身就值得批判， 憑什么城市化才是唯一正確的道路? 所以我們一定要很清楚地知道，不要因為有一部法律就為它歡呼， 你得去看， 這部法律是不是真正的中國人的法律? 正是這種在西學法學家的眼光底下構設出來的法律把中國丟失了，把中國搞沒了。這種法律到哪個國家都可以實行， 你不要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你把它改兩個字，越南也可以， 德國也可以， 日本也可以， 為什么? 它是通用的。但中國不一樣，中國的農民是什么情況? 我們不能在制定法律的時候把中國人的問題遮蔽掉。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在思考中國人的問題時不能把中國人的問題弄沒了。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背景，我們一定要很清楚。
二、 整體性與共時性背景下的“唯學科化” 之病
另外一個很大的背景，跟中國漸進的發展特征有關。中國人的發展有兩個最基本的特性: 一個是整體性，一個是共時性。共時性從哪里表現出來? 就是從我們的“唯學科化” ， 這也是值得強調
的事。我不反對“學科化” ，但我骨子里認為“學科化” 本身是個問題。如果你們做過知識社會學的研究，讀過這方面的書，你就知道“學科化” 這個東西多么糟糕。如果你去讀沃勒斯坦的著作， 那你一定會知道學科化是怎么來的。學科化是什么? 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勝利的結果。為什么? 我們都知道，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政治學和經濟學不分的。19 世紀以后才出現了所謂純粹的、 自我調節的市場，有了那只無形的手，于是經濟學開始主張要跟政治學分離， 經濟學學科出現了。但你不能不要政治學吧，否則公共產品誰提供? 國家安全怎么辦? 領導者怎么辦? 各種政治制度安排和公共空間怎么辦? 政治學出現了。人得離婚結婚吧，人得有社團吧，人跟社會結構有什么關系? 社會結構有什么功能? 于是要有社會學，所以社會學這么晚近出現就是這個原因。然后其他的學科才慢慢出現，法律也是照樣，所以，學科化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勝利的結果。
學科化有它的好處。在我看來，知識有兩個最基本的分類: 一類是傳承性的知識， 比如我們的教科書( text books) 以及一些必讀的書目。編教科書需要有規訓的范圍( discipline) ， 于是學科就出來了; 要有自己的雜志，可以把這一類知識慢慢地告訴你。但是還有一類知識是認識世界、 解釋世界乃至改造世界的知識，它與傳承性的知識有關， 但不是教科書的知識。我每周一、 周二會跟我的學生一起討論，分兩個組，我經常會跟他們提很刁苛的問題， 他們確實會感覺到怎么這些問題跟這個世界這么遙遠? 我特別反對跟生命不相干的學問。如果你讀過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 ， 你就會知道，任何一種再高深的知識都一定是有特定時空的。羅爾斯、 哈貝馬斯等人所有問題的淵源就是他們當下的問題。如果讀羅爾斯的《正義論》 ， 你僅僅知道羅爾斯正義論的原則， 那你根本就沒讀懂。你一定要知道，功利主義哲學支配了一百多年的歷史，為什么羅爾斯要把它顛覆掉? 那就是羅爾斯所面臨的多元條件和多元社會的出現。多元社會出現后， 就不能把某一個少數族當作“為了大多數人的幸福” 可以犧牲的群體。哈貝馬斯也是一樣， 每一個學者都是這樣的。你以為學問就是那些概念嗎? 德勒茲他們說哲學就是概念工廠，沒錯，但這個概念是什么概念? 不是跟生命不干的概念，那些工廠本身就是生命的結合。所以，我們一定要認識到這點。
“唯學科化” 會導致什么呢? 它和認識中國轉型時期的兩個特征( “整體性” 和“共時性” ) 是截然相反的。比如農民工每年最擔憂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過年的時候能夠把錢拿到， 他們的權利能夠兌現。于是，我們的法律就開始出臺相關規定來保護他們的權利。我不是反對農民工的權利要兌現，但你得想一想———就像你們葉老師做的研究，他說有幾本書要給我寄到上海去， 我一定要好好看看———在中國這些農民工是誰? 你一定會知道他們是勞動力———15 歲到 50 歲左右這幫人。你還要問: 他們跟農村是什么關系? 他們跟中國傳統文化的傳承是什么關系? 他們是中國農村的主力，他們是傳承中國文化的最中堅力量。但是他們都到都市里去游蕩，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中國的農村被抽空了，中國農村文化的傳承主體被抽掉了。所以不是簡單的一個農民工權利兌現的問題，不是一個法律條例能解決的問題。所謂的“整體性” ，就是在中國， 任何一個法律問題都可能是一個政治問題、 經濟問題、 文化問題乃至于意識形態的問題，不是像我們所想象的那樣，通過某一個學科就可以把它解決掉，研究法律我們就僅看它的法律面向。我們的學科使我們把所有復雜的面向全部都遮蔽掉了。西方人不是，西方人是什么?Developed， 什么叫 Developed? “發達的” 里面有一個重要的內容，我們一般都不關注的， 那就是我們講的自主性(autonomy) 。比如說， 它的工會有自主性; 它的大學有自主性; 它的籃球協會( NBA) 有自主性， 西班牙的足球有它的自主性。我們有嗎? 我們的大學，你說它有什么自主性? 所以，在中國轉型階段，光是靠單一的學科去看問題，你會出大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條例本身就是對農民生活的不尊重。比如都市人有社保，農村農民有什么? 叫鎮保。什么叫鎮保? 鎮保就是又一種看不起你的方式，如果這個東西通過法律來規定，就是另一次身份的歧視。社會公正( social justice) 就是收入分配和貧富差距的問題? No， 不是如此的，怎么會是這么簡單呢? 作為一個具體生活實踐中的人， 他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不平等才是社會公正當中最重要的問題，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承認的問題和身份的問題。但我們根本意識不到，你去看現在主流的文獻， 談到社會公正就是貧富差距。你以為這點錢就解決問題了? 解決不了!所以我們一定要知道“唯學科化” 在認識中國轉型期問題時會導致很多的大問題。
同樣，在“共時性” 上也會出現很大的問題。中國人的老———留得青山在， 不怕沒柴燒———是最樸素、 最自然的環保觀。比如挖井，如果挖到 20 米深不見水就不能挖了， 再挖就挖斷龍脈了。龍脈在哪里? 看不見。這是一種傳統的對自然的本能認識和敬畏。現在我們研究環保的人不研究生存權; 研究生存權的人不研究環保。但在中國，環保的問題和生存的問題是在同一個農民身上表現出來的，這就是我講的“共時性”。西方人的幸運在于他們的發展是在一種自然時間中展開的。在原始資本積累的時候，沒人跟他們說還要環保; 等到他們發達了， 沒人告訴他們亂消費要出大問題; 他們現在說邁向了貝克和吉登斯所講的風險社會，沒人會告訴他們后面會發生什么。中國人很不幸，在這 30 年當中原始資本積累、 環保和消費的問題都同時發生了。但正是這樣的問題，才是真正的問題。西方人的生存問題解決以后，他在環保中就不需要談生存了。但中國人的環保法不談生存意味著什么? 不僅意味著你通過學科化的方式把整體的中國給切割開， 同時你要把一個活生生的農民一劈兩半———你研究他的一半“生存” ，我研究他的一半“環保”。你到底讓他怎么做? 我們的制度安排是都市化的、 生存問題基本完善以后的那個環保問題，但中國面對這么廣大的農村農民，怎么辦? 我們不能用一個環保概念把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壓垮，也不能用一個生存問題把環保問題壓垮。環保問題涉及多代人的正義問題，而生存權涉及一代人的正義問題。這兩種正義問題都是正義觀，這兩種正義都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但它們在中國廣大的農村農民身上是高度緊張的。我們的法律考慮過這些問題嗎? 我們的研究和法律都是把這些東西概念化了， 這些抽象概念不是真正的問題，如何將我們的制度安排與中國當代發展問題更好地關聯起來才是我們未來要面對的一個大問題。而要解決這樣的問題，一定要在我們的學術研究中克服“唯西方化” 和“唯學科化” 的取向。
我們每一個學人，每一個讀書人，在思想一些問題的時候， 不要有那么多條條框框。我們有太多莫名其妙的框框，比如我們的學生看書: 學政治學的， 標題上沒有“政治學” 三個字的不看， 書也不買; 研究農村管理的，沒有“農村”、“農民” 兩個字眼的不看。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么農村和農民的問題一定得出現這兩個詞? 不出現就不可以嗎? 我們講的農村問題一定躲不開都市的， 也躲不開社會的問題、 國家的問題和意識形態的問題。所以在思想的時候， 我是特別主張問題導向( issue oriented) 的研究方式，不論哪個學科， 你覺得它對認識這個問題有幫助， 你就去認真地研習、 做準備。當然這是很辛苦的，但哪有思想是不辛苦的? 所以我希望我們學術研究的這兩種障礙一定要克服，同時，我也希望在克服了這兩種傾向后，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無論是對中國農村問題的認識、 對中國未來政治問題的認識、 對經濟問題的認識———能夠有一個更符合中國并且讓自己也相信的對中國問題的解釋理論的出現。謝謝大家!
三、討論與交流
Q1: 您剛才提到羅爾斯的《正義論》 是對當時社會背景的回應， 您也提到學術研究的“去偽化” ， 請問您覺得當前的權力格局是多元化的還是單一化的， 或者是否有一種多元化的趨勢?
鄧正來: 關于中國對多元價值取向的判斷， 其實中國是有公共空間的， 但中國人沒有多元主義。別看中國有左派觀點和右派觀點， 但都會排他性地堅守己見， 我們不會包容性地堅守己見。我們有公共空間， 但我們不會公共討論。中國離“多元” 還很遠， 不要說政治了， 連經濟、 文化、 社會離公共討論都很遠。
Q2: 保持一種批判的態度和認識社會的張力是非常重要的， 但我想問的是關于批判的限度問題， 是否需要在批判的同時有一個規范性的基礎， 或者是說在批判的同時有一個理想的圖景?
鄧正來: 關于規范性基礎的問題， 我一直在做這樣一個批判: 就是批判是沒有限度的， 如果給批判設定一個限度， 那就不叫批判了。如果按照批判理論的說法， 因為人有一種求解放的旨趣， 有一種自由的旨趣， 把所有束縛人的地方解放出來， 即使是公理性的定論也能夠成為一種批判性的對象， 這就是哈貝馬斯講的旨趣( interest) 。所以批判是沒有限度的。但問題是， 你批判它干什么?別人的批判我不清楚， 我的批判就是現在的知識體系沒有辦法說清楚中國是什么。這個時候你想去建構它的理想圖景是做不到的， 假如這個時候你想要去建構一個理想圖景， 而不脫離中國實際狀況的話， 這在某種意義上構成另一種批判。你可以去建構烏托邦， 這沒有問題， 關鍵是你要知道問
題到底是什么? 今天的學術界許多的問題都是表象， 根本的問題沒有看到， 所以我覺得批判不要設定限度。
Q3: 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很多人開始不再生活在他們自己的世界中了， 轉型時期的制度變遷產生了許多漏洞， 如何能夠使這些漏洞越來越小， 或者填補這些漏洞?
鄧正來: 關于制度變遷的問題， 其實中國和世界都在發生著制度變遷。在我看來， 18 世紀以來的制度體系已經出問題了， 民主的、 法治的制度體系都出問題， 你沒有辦法通過制度安排來解決全球升溫的問題， 也沒有辦法通過主權制度來解決恐怖主義的問題、 全球環保的問題、 全球風險的問題， 所以這些制度變遷是需要思考的。實際上我們需要思考民主國家以來上述制度安排的問題， 不只是說有些漏洞， 而是當我們面對未來世界時， 并沒有一整套制度安排， 也沒有背后支持它的理念，
這是我們面臨的大問題。
Q4: 剛才您提到以問題為導向的研究方法， 可否就這個問題再多講一些?
鄧正來: 問題導向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去學科化” 。比如農民權利的問題， 你不要看到權利就想是法學的? 政治學的? 你要看農民權利的發生過程是怎樣的。哪些東西可以幫助你來理解這個
問題， 而不要從學科出發， 應該從問題本身出發。
Q5: 現在農村很多地是荒廢的， 或者由老人來種， 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 以后可能會面臨無人種地的局面。您是如何看待這種現象的?
鄧正來: 我對田園荒廢沒什么看法， 我對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很有看法， 我認為我們現在很多的災難都是現代化帶來的， 是唯理主義的擴張帶來的。
Q6: 我認為中國是有一個非常好的愿景的。社會發展必定是從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一定要用法律和合同來約束人的行為規范， 這是我的理解。良心不可靠， 只有法律最可靠。法律本身當然有很多問題， 但問題是誰來制定法律， 誰來參與， 制定的過程是怎樣的? 所以我認為中國一定是會實現憲政這條路的。
鄧正來: 這位提問者提到的愿景， 我在《中國法學向何處去》 中分析了中國法學 30 年的發展，說到的就是中國法學沒有一個愿景( ideal picture) ， 有的都是西方人的理想圖景， 而不是中國人自己的理想圖景。熟人社會一定會向陌生人社會發展， 這個太概念化了， 在西方是可以的。中國人的這種概念遠遠超過了西方人對故鄉、 對地方的看法。中國人講的陌生人社會———在都市里———那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嗎? 有一些問題我們得自己去想。有些東西在西方是可以的， 像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轉變， 轉向陌生人社會后需要有一種抽象的法律秩序來規范， 一視同仁。但在中國， 你真的要去看這種陌生人社會是一個什么樣的陌生人社會? 這跟西方差得太遠了。我這樣說并不是說我們不要法律了， 而是說法律一定要針對中國的真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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