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從西晉末年永嘉喪亂到隋朝統一南北，北方地區文學的發展是如何從遭到巨大破壞的境地逐漸走向復興，成為通向隋唐文學的關鍵一環的?南朝文學的北傳，曾是這個問題的常見答案。然而，縱觀整個十六國北朝文學發展脈絡，外部因素并非是推動其文學力量復興的根本原因，它的內在生機是在其本土的鄉里社會中孕育的。鄉里塢壁對西晉末年文學的存續之功，北方鄉里社會中的中下層士人與胡族政權之間的文學互動，三長制推行后繁榮的鄉里私學為北朝培養的大量寒族士人等，是這一文學發展機制中較為重要的幾個要素。鄉里社會塑造了北方文學，它的“底層性”所凝結的精神價值，是其超越南朝文學的重要方面。
關鍵詞：鄉里社會/鄉里士人/文學力量/底層性
從十六國時期到北魏前期，北方地區的城市反復遭到戰亂的破壞。“還居鄉里”是當時史料中的一個高頻詞，它意味著人們從城市中退出，回到鄉里社會的生存空間之中。還居鄉里后，人們依然會從事私學講授、校訂文籍、文詠自娛等文化活動；而另一些此前居于鄉里的中下層士人，則通過與胡族政權合作走到歷史舞臺的幕前，成為推動歷史與文化發展的新的主體。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遷都洛陽后，舊都的重建為文學發展帶來了新的社會空間，吸引士人從鄉里社會來集中。東魏北齊、西魏北周時期，這一趨勢更見加強。與此同時，鄉里社會之中的文化傳承并沒有中斷，它仍然是朝廷發生政治動亂、軍事政變等不安定事件之后的“還居”之地，也是向城市輸送人才的根據之地。可以說，十六國北朝的特殊政治、文化環境使得鄉里社會始終是北方文學發展的穩定的棲息地。
從鄉里社會的視角來看待十六國北朝文學的發展，將引出一系列的問題。本文通過總結鄉里社會對十六國北朝文學發展的幾個關鍵作用，來概括性地闡釋從西晉末年以來遭到嚴重破壞的北方文學發展結構，究竟是如何在“還居鄉里”之后逐步走向復興，又對文學本身產生了怎樣的重要作用。
一 “還居鄉里”：西晉末年北方文學的存續
自西漢時起，文學發展的主要社會空間是城市。長安、洛陽和鄴下曾是諸多文人的集結之地，也是重要文學作品的產生之地和描述對象。但是，一場持續了十六年的“八王之亂”以及緊隨其后的“五胡亂華”結束了文學在北方地區的城市發展之路。太安二年(303)，張方亂洛陽，西晉政局急轉直下。這一年，陸機、陸云為成都王司馬穎所害(《晉書》卷五四《陸機傳》，第5冊，第1480頁)，詩人孫拯亦死于獄中(《晉書》卷五四《陸機傳附孫拯傳》，第5冊，第1481頁)。左思攜眷遠避冀州(《晉書》卷九二《文苑傳·左思傳》，第8冊，第2375頁)。張載在長沙王司馬義請為記督之后即“歸還鄉里”，其弟張協則以亂屏居草澤，“屬詠自娛”(《晉書》卷五五《張載傳附協弟亢傳》，第5冊，第1524頁)。至如其他文人如王嘉、郭文等相繼選擇隱逸于山中。永嘉五年(311)六月，王彌和匈奴劉曜的軍隊攻入洛陽：“(劉)曜等遂焚燒宮廟，逼辱妃后，吳王晏、竟陵王楙、尚書左仆射和郁、右仆射曹馥、尚書閭丘沖、袁粲、王緄、河南尹劉默等皆遇害，百官士庶死者三萬余人。帝蒙塵于平陽，劉聰以帝為會稽公。”(《晉書》卷五《孝懷帝紀》，第1冊，第123頁)洛陽可謂遭到徹底的摧毀。永嘉七年(313)，晉孝懷帝被劉聰毒殺，與他一同遇害的，還有不少從洛陽逃亡而來的舊臣和擁立者(《晉書》卷五《孝懷帝紀》，第1冊，第123頁)。建興元年(313)晉愍帝在長安建都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墻宇頹毀，蒿棘成林”(《晉書》卷五《孝愍帝紀》，第1冊，第132頁)，許多大臣及其家族，在西晉與胡族的對抗戰爭中死去：曾經日食萬錢仍云無下箸處的何劭一族夷滅殆盡(《晉書》卷三三《何曾傳》，第4冊，第994頁)。潘尼避于成皋塢壁之后病死(《晉書》卷五五《潘尼傳》，第5冊，第1011頁)。摯虞流落荒野，撿拾橡果充饑，最后悲慘死去(《晉書》卷五一《摯虞傳》，第5冊，第1419頁)。而幸存下來的文人，從此銷聲匿跡，隱沒于更為偏遠之處。
關于北方地區文學力量流散的方向，人們以往更多關注的是南渡之“中州士女”(《晉書》卷六五《王導傳》，第6冊，第1746頁)。文學史關注南渡者更多，是因為在這批有避難能力的士大夫中有著較多的文學精英。事實上，當時有相當一部分人留在了北方，至少有大批流民是“東徙遼左，或西走涼州”。而在胡族統治者所占領的地帶，大量的北方士人委身于類似戰爭夾縫的塢堡之中，“聚居田野、山間，唯依塢以務農自給”。
鄉里塢壁除了必須保障塢壁內人們的安全以外，也充分考慮宗族內部文化傳統的延續。大塢壁中往往重法明禮，甚至有“興舉學校講授之業”之舉。西晉末年的塢主要么是武力強盛的堡塢主，要么是“具有高度文化水平、熟諳封建統治術的士大夫”，或者二者合一。如庾袞自八王之亂后從洛陽回到家鄉，領“禹山塢”。庾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他在這個塢壁中建立了一些禮儀制度(《晉書》卷八八《庾袞傳》，第7冊，第2283頁)。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著錄了庾袞所撰寫的《保聚壘議》二十篇。這屬于兵家類的書籍，純文學價值可能不高，但它能說明在塢壁之中同樣可以進行創作。塢主李矩有兩則短文存世，皆戎旅間作。一為書信《敕郭誦》，只存數語，乃軍旅文辭，無意于詞藻雕琢；另一為四言禱辭《禱子產祠》，云：“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兇胡臭羯，何得過庭。”(《全晉文》，第2086頁)東晉建武二年(317)，李矩打算夜襲劉聰從弟劉暢，但士卒有所恐懼，于是以巫師在子產祠中禱告，并揚言“子產有教，當遣神兵相助”，以振士氣(《晉書》卷六三《郭默傳》，第6冊，第1709頁)。雖然用詞直露無文，但亦可顯示作者的慷慨郁憤。
當時流民塢壁之中還有西晉舊臣劉琨和盧諶。永嘉元年(307)被封為“并州刺史”之后，劉琨在并州地區招納流民反抗胡族，具有流民塢壁塢主的特點(《晉書》卷六二《劉琨傳》，第6冊，第1687頁)。期間，劉琨的侄子盧諶自劉粲處奔劉琨，二人多有唱和。劉琨在《重贈盧諶》中撰寫了一段序言，慨嘆“今是而昨非”，反思少年壯志時“遠慕老莊”“近嘉阮生”時的虛無，而在“國破家亡，親友雕殘”的現實面前，“塊然獨坐，則哀憤俱至”。序文中提到自己“不復屬意于文，二十余年矣”。這或是因為客觀的戰亂環境所致，或是因為戰亂時期主觀上不再有詩興——其中原因雖然雜陳，但無不與亂離相關。亂離之中，北方文學開始反思并揮別玄虛的精神生活，從此著力于對于現實的深切關注；而南朝文學則是繼續在玄思的道路上探索，沉溺于陌生、毓秀的南方山水給他們帶來的驚奇。劉琨的這些反思，其實關系到南北朝文學的分野。另外，還有《重贈盧諶》詩則寫到了作為流民塢主帶著人們連夜逃亡的故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852頁)。盧諶的《答魏子悌詩》中談到塢壁鄉曲之恩義，落筆時情感深重，體現了流民塢壁復雜斗爭形勢給當時文人帶來的情感沖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884頁)。這些詩歌皆與當時戰爭地帶塢壁夾縫中的生存緊密相關。
在末代亂局中，以涼州為中心河西地區對西晉文學的存續獨具特點。當長安受到巨大破壞時，“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獨涼州安全”(《資治通鑒》卷九○《晉紀十二》，中華書局1956年版，第7冊，第2842頁)。河西地區暫安的社會環境，有利于文化之存續。河西又有鄉里社會空間上的優勢，那里不但是塢壁的起源之地，也是晉末塢壁分布最為稠密的地區。河西文人多來自河西著姓，河西著姓多出于鄉里塢壁。如陰氏、宋氏、氾氏、令狐氏、索氏等諸大姓，多居于敦煌。作為塢壁首領的塢主，實為鄉里豪強。前涼時期的涼州社會，正是通過這種宗族聚居以及相互往來，形成了一個互相師承、彼此教授的文化發展機制。這個體制在晉末亂世不但沒有打破，而且因為一些士人自京師返回涼州鄉里，而進一步加強。如索紞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善術數占侯”，“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兇，門中如市”(《晉書》卷九五《藝術傳·索紞傳》，第8冊，第2494頁)。又有敦煌人氾騰，“舉孝廉，除郎中”，去官還家后散家財，以琴書自適(《晉書》卷九四《隱選傳·氾騰傳》，第8冊，第2438頁)。返回涼州地區的士人，對于鄉里社會中的文化傳承起到了積極作用。涼州本土勢力之間互相依賴，其鄉里社會的文化傳承機制，保證了涼州地區實現文化發展之自足。晉末涼州鄉里著姓參與扶持了晉愍帝政權，前涼時期長期使用西晉建興年號，自居為西晉遺民。受此影響，涼州地區的文學也頗具遺民特質，保留了西晉時期的一些文學傳統，且貫穿了整個“五涼”時代。
西晉末年的塢壁之中還產生了一些民歌，主要分為歌頌塢主和描述參考的塢壁戰爭生活兩類。如永昌元年(322)，民間為抵抗劉曜的流民塢主陳安作《壯士之歌》(《晉書》卷一○三《劉曜載記》，第9冊，第2694頁)。建興元年(313)祖逖北伐，至中原后，集耆老置酒宴，座中人為之作《豫州歌》(《晉書》卷六二《祖逖傳》，第6冊，第1696頁)。因塢壁作為人們避亂的場所，常常發生小型軍事防御戰爭。如《隔谷歌》曰：
兄在城中弟在外，弓無弦，箭無括。食糧乏盡若為活?救我來!救我來!(《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2157頁)這首詩反映了一位困在隔谷塢城之中、彈盡糧絕之人的絕望與恐懼。前趙時期，困死塢壁是較為多發之事，《隔谷歌》所描寫的情況正是當時史實。《十六國春秋》載有王廣故事，可與《隔谷歌》相參看：
王廣，永嘉之亂聚族避世，仕淵為西揚州刺史魯陽侯(一作并州)，及聰嗣位，蠻賊梅芳扇動山夷攻圍廣城一百二十日，外救不至，糧食罄絕，雞犬雀鼠靡有……城陷被禽，孑遺將士相枕而死者五十人(一作五千)。這其中描述的慘烈場景，幾乎和《隔谷歌》所述內容別無二致。在這種歷史環境下產生的民歌，同樣是西晉末年文學獲得存續的表現。
總之，西晉末年有一大批文學士人逃亡鄉里。在失去過去氛圍熱烈的創作環境之后，在鄉里社會的空隙之中艱難生存的文學士人之文學，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較為沉寂。有的文人即便有所創作，也很可能因為這種封閉的環境而無法留存和傳播自己的作品。然而，文學力量轉移到鄉里社會這一現象，既是整個西晉文學時代的句號，也是下一個文學時期的開始。
二 十六國胡族政權與入仕鄉里士人的文學互動
胡族統治時代的到來，直接造成了北方鄉里士人作為政治新貴之崛起，“他們在晉朝官位一般都不高，屬于世族地主的中下層”。他們往往居于鄉里，和胡族政權保持若即若離、時密時疏的關系。他們與胡主之間的文學互動，為北朝文學的本土復興起到了促進作用。
前趙劉氏父子的文學才能與學術修養是受到公認的，趙翼《廿二史札記》卷八“僭偽諸君有文學”曾論及過劉淵父子的文學修養，錢穆先生也討論過劉氏父子一門承襲東漢之舊傳統。而唯有一點需要注意，那就是他們的學養、文才，與并州鄉黨關系很深。劉淵雖然是屠各雜胡，但實際上是晉陽鄉人，劉氏部落“雖分居五部，然皆居于晉陽汾澗之濱”。他獲得文化教養的經歷其實和這個地區的普通鄉里漢族士人沒有太大區別。他自幼在上黨游學，師從私學講授者崔游，經史無不綜覽。在崔游門下，他還結交了兩個同窗：朱紀、范隆，曾與他們議論漢代歷史人物，頗有識見(《晉書》卷一○一《劉元海載記》，第9冊，第2645頁)。這些鄉黨人物，后來成為劉氏所立之前趙政權中的第一批文人，比如朱紀擔任過劉淵第四子劉聰之太傅。劉聰年十四而通經史，并“著述懷詩百余篇、賦頌五十余篇”(《晉書》卷一○二《劉聰載記》，第9冊，第2657頁)，或許與這位太傅的教導有些關系。劉淵青年時兩次質于洛陽，在那里曾通過同為并州鄉黨的屯留崔懿之和襄陵公師或等人結識了晉陽籍的王渾，與之交往甚密，構成利益關系。王渾后來又為游于洛陽的劉聰樹立聲望。劉聰登位后，委任“王育為太保、王彰為太尉，任為司徒，馬景為司空，朱紀為尚書令，范隆為左仆射，呼延晏為右仆射”(《資治通鑒》卷八八《晉紀十》，第6冊，2784頁)，這些人物無論胡漢，皆為并州鄉黨。劉聰殺晉懷帝時，回憶早年曾經造訪時為豫章王的晉帝的經歷：“卿為豫章王時，朕嘗與王武子相造，武子示朕于卿，卿言聞其名久矣。以卿所制樂府歌示朕，謂朕曰：‘聞君善為辭賦，試為看之。’”(《晉書》卷一○二《劉聰載記》，第9冊，第2657頁)這里的“王武子”就是指王渾的次子王濟，可見劉氏與晉陽王氏兩代之間皆關系深厚。劉氏早期正是通過并州鄉黨中的大族來與西晉政權建立聯系的。然而，總體來看，由于在戰時無暇經營文學，漢趙時期的文學作品留存較少，除了一些公文文字之外，賦頌和詩歌基本沒有留下它們的具體篇名和內容。軍事色彩濃厚的劉氏政權，雖然啟用了并州鄉黨中的寒素漢人，但并不真正依賴他們，更沒有拉攏鄉里大族，因而其文學傳統延續性較為微弱。但是，劉氏政權對鄉里士人的啟用，開辟了這一時期胡漢士人合作的源頭，這一合作基礎正是鄉黨關系。
作為曾經被販賣到并州境內的羯人，石勒創立石趙(又稱后趙)政權時原是沒有鄉黨基礎的，是因其個人才干而成就了一番霸業。帶著階級、民族仇恨而起義的石勒，好殺王公貴族。對于所啟用的少數舊族士人，亦不是很重視。如河東裴憲雖遷尚書，為撰朝儀，但是“在朝玄默”“但以德重名高，動見尊禮。”(《晉書》卷三五《裴秀傳附楷子憲傳》，第4冊，第1051頁)石勒政權中的舊族士人，有文學作品存世者極少。石勒政權偏愛來自中下層的寒素士人。上黨人續咸(《晉書》卷九一《儒林傳·續成傳》，第8冊，第2355頁)、京兆人韋謏，都是石勒從前趙政權中獲得的。韋謏善于切諫，所著之書“皆深博有才義”(《晉書》卷九一《儒林傳·韋謏傳》，第8冊，第2361頁)。徐光十三歲被俘、為其喂馬，“光但書柳屋柱為詩，不親馬事”。他的文才顯露之后，逐漸為石勒所識(《晉書》卷一○五《石勒載記下》，第9冊，第2741頁)。其后領命與宗歷、傅暢等撰《上黨國志》《起居注》《趙書》等。《趙書》是記載后趙史事較早的材料，比崔鴻《十六國春秋》早得多。徐光后因勸石勒殺石虎而下獄，在獄中“注解經史十余萬言”。由于石勒重用寒素士人，其本身地位也較為低微，因而石勒政權文學發展水平并不高。從現存作品來看，石勒之書令仿佛口語，大部分篇幅較為短小，即便是篇幅較長的如《下令論功》，全篇也十分平易(《晉書》卷一○六《石勒載記下》，第9冊，第2736頁)。這可能主要是因為石勒本人并不識字，而這些文章是由士人根據其口述而整理的。石虎登位之后，群臣慶賀青州得石虎，“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晉書》卷一○七《石季龍載記上》，第9冊，第2773頁)。這一百零七人中，當有相當一部分是漢族士人，但是相關作品已佚。總之，從殘存作品看來，石趙政權的文學發展水平是胡族政權中最低的，但是他們拔擢了大量的寒素士人，這對北方地區文學力量的復興亦有其功。
西晉末年，鄉里宗族在投靠諸種軍事力量以作為亂離時期的庇護時，為名譽計，一般首先考慮的是西晉漢族舊臣，其次是稱臣于晉的少數民族政權，而最不情愿出仕的則是西晉仇敵之胡主，以免“無事復陷身于不義”(《資治通鑒》卷九一《晉紀十三》，第4冊，第2889頁)。前燕慕容氏居于遼東，有著振恤河北的傳統，在西晉敗亡之后仍以晉臣自居、承認東晉政權的合法性，遂為流亡士人所接受。慕容氏招撫的大量晉時舊人，也是為了獲得他們的認可。自建興二年(314)之后，前來逃亡的人不斷增加：“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至慕容皝時，前燕政權為這些流人重新設置了縣郡(《晉書》卷一○九《慕容皝載記》，第9冊，第2826頁)。因此這些宗族在之后的遷徙中也不容易發生大規模流散(23)。于是，北齊時期的《關東風俗傳》中才有了一幅這樣的宗族聚居的圖景：“至若瀛、冀諸劉，清河張、宋，并州王氏，濮陽侯族，諸如此輩，一宗將近萬室，煙火連接，比屋而居。”從長遠來看，北方宗族力量的復原、發展和壯大，與慕容氏所設置的僑郡關系緊密。受此流亡士人大量僑居之影響，慕容氏政權中的儒學風氣也忽然轉盛。當時，慕容皝賜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劣。他雅好文籍，勤于講授，學徒甚盛，至千余人，“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 (《晉書》卷一○九《慕容皝載記》，第9冊，第2826頁)。這些考試制度使得慕容氏政權中的漢族士人開始擁有正常的向上渠道。慕容皝還仿照中原官制建立了一個官僚體系，以封弈為國相，韓壽為司馬，裴開、陽鶩、王寓、李洪、杜群、宋該、劉瞻、石琮、皇甫貞、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并為列卿將帥，其中部分人是慕容氏最早收納的士人的后代(《晉書》卷一○八《慕容廆載記》，第9冊，第2817頁)。從其種種舉措來看，也不難理解錢穆先生為何說“慕容氏于五胡中受漢化最深”(《國史大綱》，第280頁)。而慕容氏對于北方文學力量的存續與復興之功，也是值得表彰的。大量文人在前燕政權集中，遂致文學創作陣容龐大。在與東晉的外交往來中，慕容廆曾“并赍其東夷校尉封抽、行遼東相韓矯等三十余人疏上侃府”(《晉書》卷一○八《慕容廆載記》，第9冊，第2810頁)；封抽、韓矯等三十多位士人而為一疏，可見麾下文人之盛。此疏文采宏富，代表了當時北方流亡士人的文學水平，其陳亡國之痛甚深，字字潸然，透露了當時北方流寓士人的普遍情感。而批判南朝此時的政治風氣，語氣委婉柔和，亦頗有氣度(《晉書》卷一○八《慕容廆載記》，第9冊，第2809頁)。曹道衡先生評價說“已帶有駢文的氣息”(《十六國文學家考論》，《中古文學史論文集》，第340頁)。慕容皝時期的《與庾冰書》(《晉書》卷一○八《慕容廆載記》，第9冊，第2821頁)，同樣是出自集體文人之手。這些外交文字，可以視作南北文學交流的早期表現。
十六國后期的前秦和后秦政權都是經歷了長期漢化之后方才獲得北方大部或者局部領土控制權的。氐、羌在十六國歷史上較為著名的一些豪貴，幾乎都是在關東出生的(《十六國時期的民族形勢與社會整合》，第47頁)。苻堅八歲，“請師就家學”(《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第9冊，第2883頁)，這與劉氏政權中求學于鄉里不太一樣。苻堅之弟苻融，“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附苻融載記》，第9冊，第2934頁)，可見朱彤、趙整有類苻氏貴族周圍的文學侍從。苻堅、姚萇政權先后在長安定都，對于關隴及其周邊之鄉里士人加以重用，重新振興了關隴地區的文化凝聚之力。前秦名臣王猛，本是靠販賣畚箕為生的鄉里士人，晉末大亂后隱居于華陰山“斂翼待時，候風云而后動”(《晉書》卷一一四《苻堅載記下附王猛載記》，第9冊，第2930頁)，也可以視作是關中士人。居于塢壁的河東蜀人薛強“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北史》卷三六《薛辯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5冊，第1323頁)。他們在此還交結了氐族呂婆樓父子。呂婆樓即是后涼創建者呂光的父親，是他向苻堅推薦了王猛(《資治通鑒》卷一○○《晉紀二二》，第7冊，第3163頁)。呂氏也是略陽人，與苻氏之間關系十分深厚(《晉書》卷一二二《呂光載記》，第10冊，第3053頁)。在與苻氏政權相對抗的過程中，姚氏政權也吸引了一些希望在政治上能夠實現抱負的關隴及其周邊地區的鄉里士人。尹緯在苻堅政權中是郁郁不得志的文人，后來“扇動群豪，推萇為盟主”。這里的“群豪”，應該也是在這一時期前后不斷向關中地區回遷的秦雍流民。這之后，尹緯還吸引了一些其他地區的關中流民回到長安：“緯友人隴西牛壽率漢中流人歸興。”(《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下附尹緯載記》，第9冊，第3005頁)后秦政權取得優勢后，甚至于一些早年流亡到南方的關中士人，也開始謀求機會回到長安：“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奔于興。”(《晉書》卷一一八《姚興載記上》，第9冊，第2980頁)這三個流民隊伍的首領中，韋華和龐眺其實都是關中人。在關中士人的支持下，苻、姚政權統治期間長安作為文化發展中心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復。苻堅時《關隴人歌》云：“長安大街，夾樹楊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棲。英彥云集，誨我萌黎。”這首歌謠產生的背景是“關隴清晏，百姓豐樂，自長安至于諸州，皆夾路樹槐柳”(《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第9冊，第2895頁)。長安的繁榮，一度使得上層文人有回歸西漢鼎盛時期的歷史感，舉辦的一些文學活動有明顯的模擬漢代君臣賦詩的傾向。如梁熙遣使西域之后，朝獻者送來馬匹：
堅曰：“吾思漢文之返千里馬，咨嗟美詠。今所獻馬，其悉反之，庶克念前王，仿佛古人矣。”乃命群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其下以為盛德之事，遠同漢文，于是獻詩者四百余人。(《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第9冊，第2900頁)又有東晉太元七年(382)：
堅饗群臣于前殿，樂奏賦詩。(《晉書》卷一一三《苻堅載記上》，第9冊，第2909頁)參與這場詩會的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被苻堅擢為上第，可見當時胡主與在朝的關中鄉里士人文學互動之熱烈。
姚興在位時后秦社會安定、“郡國肅然”，文化發展也臻于全盛(《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上》，第9冊，第2979頁)。當時長安城中儒者學生動輒數萬人，和劉曜時期在長安立學校“簡百姓年二十五已下十三已上，神志可教者千五百人”相比，不可同日而語。姚興政權的中堅階層，都是出自關隴各地鄉里的士人們。這些人大多皆有文學才能，甚至參加過胡主所主持的儒、釋講論(《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上》，第9冊，第2979頁)。姚興的周圍還有一批以賦作來作為諷諫方式的文人，如京兆杜挻著《豐草詩》以箴，馮翊相云作《德獵賦》以諷(《晉書》卷一一七《姚興載記上》，第9冊，第2983頁)。基于此，《隋書·經籍志》對苻、姚政權的文化發展給予了很大的肯定，曰：“其中原則戰爭相尋，干戈是務，文教之盛，苻、姚而已。”(《隋書》卷三二《經籍志》，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07-908頁)長安作為文化中心的恢復，不僅僅是因為它在經濟發展方面獲得了成功，也因為它形成了一個吸納鄉里士人前來出仕的平臺。
從以上情況可見，十六國時期幾個主要的胡族政權與漢族士人的合作各有特點，而他們的共通之處在于所啟用的北方地區中下層士人，大多來自于鄉里社會，或為胡主之同鄉鄉黨，或為胡主收攏之鄉里士人。因為這些鄉里士人的文學水平本身并不高，所以他們對于文學價值的理解也有別于西晉時都城的一流文人。隨著他們的出仕，他們的文學價值觀念也就被帶入了文學史發展的主流之中，為塑造北方地區文學的基本面貌奠定基礎。
三 鄉里私學與北朝文學力量的復興
北齊史學家魏收曾概括北魏末期文學的狀況是“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魏書》卷八五《文苑傳·溫子昇傳》，中華書局1974年版，第1869頁)。這個從歷史回望角度得出的結論，雖然本來意在批評北魏末期文學發展的水平與南方距離仍然甚遠，但它也從側面說明當時北方地區出現了一個頗有人數規模的文壇。這是文學史發生的重要變化。
這場變化，首先是相對于北魏前期的文學低潮而言的。北魏平城政權建立之后一段較長時期內，文學發展受政治、經濟條件的限制而陷入荒疏境地，而崔浩國史案發生后對多個北方大族、河西大族產生株連和震懾效應，使得北魏文學的發展因此陷入一個空前的低潮狀態之中。十六國時期以來胡族政權與入仕士人那種文學互動模式，在此時受到干擾。然而，此時都城的政局動蕩，并沒有影響到北方文學力量產生的土壤。北方大族大多依托鄉里成為強宗，力量強大，已絕非西晉末年還居鄉里時力量單薄、夾縫求生之狀。他們在鄉里社會的學術文化交流與傳承，都是如常進行的。
北魏前期在鄉里社會實現了一些重要的制度變革。天安元年(466)，北魏正式在鄉里設立官方的鄉學，這項工作與鄉里戶口檢括幾乎是同時進行的(《魏書》卷六《獻文帝紀》，第1冊，第127頁)。檢括戶口的工作逐步完成之后，北魏在太和年間正式頒布了“三長制”(《魏書》卷七《孝文帝紀》，第1冊，第161頁)。“三長制”是以《周禮》鄉約制度為制度藍本，以家、戶為中心而又與均田制、新租調制共為一體的新型鄉村基層行政系統，它是半血緣、半地緣性質的新興鄉里組織，它的開放性遠比鄉里塢壁要強，因而為基層社會內部的交流帶來了便利。“橫經受業之侶，遍于鄉邑；負岌從宦之徒，不遠千里”的鄉里私學游學局面，即是基于此。當時鄉里私學風氣極盛，“《詩》《禮》《春秋》，尤為當時所尚，諸生多兼通之”“《論語》《孝經》諸學徒莫不通講”(《北史》卷八一《儒林傳》，第9冊，第2706頁)。鄉里私學中的經術研究水平很高，一些私學講授者為海內所宗，吸引士人前來游學：“魏承喪亂之后，《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于(劉)獻之。”(《魏書》卷八四《儒林傳·劉獻之傳》，第5冊，第1850頁)又如徐遵明是一位典型的從“游學”者變為私學講授者的鄉里士人。十七歲時隨鄉人毛靈和等詣山東求學，后至上黨又師從屯留王聰，受《毛詩》《尚書》《禮記》，一年便辭，游燕、趙，改而師事張吾貴。受業一年，又復離開(《魏書》卷八四《儒林傳·徐遵明傳》，第5冊，第1855頁)。對于鄉里私學，北魏政府一度進行打擊，甚至頒詔嚴禁鄉郡私立學校(《魏書》卷四《世祖紀》，第1冊，第97頁)。但即便如此，北魏官方極力扶持的太學、國學和州郡之學，反倒時斷時續，若有若無，博士多，學生少，與鄉里私學一師座下動輒數千人的教學規模相比，堪稱凋零。但是，日益增長的地方吏治人才之需，與漢化加深后在“創制立事”上對先進漢族文化的渴求，使得北魏政府不得不正視已默默發展將近百年的鄉里私學的存在。北魏政權先后通過“征士”、州郡選舉等制度，從鄉里社會中擇取人才。而且，在鄉里私學中受業的，大多是寒門士人。
鄉里私學培養了大量人才，北魏采用的以察舉為主的九品中正制卻十分滯后。于是出現一種“才學”與“姓氏”之間矛盾突出的情況：“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百姓大為怨。(崔)亮乃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后者終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沉滯者皆稱其能。”(《魏書》卷六六《崔亮傳》，第4冊，第1850頁)趙翼《陔馀叢考》卷一七載：
六朝重氏族當時風尚，右豪宗而賤寒畯。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請各郡立學，而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謹者為學生，先盡高門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貢舉偽濫，乃詔州郡慎所舉，亦曰門盡州郡之高，才極鄉里之選……宋弁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為時人所非，張纘、李沖、李彪、樂運、皇甫顯宗之徒，欲力矯其弊，終不能挽回萬一。但其下又用小字注曰：“纘為吏部，后門寒素皆見引拔，不為貴門屈意。”(《陔馀叢考》，第317頁)
張纘、李沖等引拔寒素等事，說明寒人在對社會體制做積極的抗爭，以獲得出仕機會。事實上，北魏社會的確為寒人提供了遠較南朝寬松的政治環境，北魏的寒人政治地位相對較高，有不少人擔任品級較高的官職，甚至有寒人升遷至宰相的例子，唐長孺先生據此認為“寒人的興起在北不在南”。這些“寒門士人”，其實多為鄉里士人中的中下層階級，他們是洛陽都城中新興文化力量的主要構成者。
當時，還有一些無法獲得出仕機會的寒門士人因文章才華而受到鮮卑貴族接引，為其服務。如：“京兆王愉好文章，頗著詩賦。時引才人宋世景、李神俊、祖瑩、邢晏、王遵業、張始均等，共申宴喜。招四方儒學賓客嚴懷真等數十人，館而禮之。”這其中的祖瑩、邢晏也曾進行私學講授，是較為著名、有作品存于史傳者的文學家。又如“清河王懌……以忠而獲謗，乃鳩集昔忠烈之士，為《顯忠錄》二十卷，以見意焉”(《魏書》卷二二《清河王懌傳》，第2冊，第592頁)。這里的“鳩集昔忠烈之士”達二十卷的人，應該也是身在洛陽的遠方文士。鮮卑貴族與鄉里士人之間關系密切，而并不一定只限于一般主客的關系。當時的鮮卑貴族，也有從師于鄉里儒師者。如元彝兄順，“九歲師事樂安陳豐”，“撰《帝錄》二十卷，詩賦表頌數十篇，今多亡失”(《魏書》卷一九中《任城王云傳附彝兄順傳》，第2冊，第481頁)。
在洛陽的鄉里士人群體，經常以同鄉關系結為群體。如魏末的重要文人崔挺、崔光、邢巒和宋弁是起自同鄉，他們識于童稚之中，“并謂終當遠致”。《魏書·崔挺傳》中提到“散騎常侍趙修得幸世宗，挺雖同州壤，未嘗詣門”(《魏書》卷五七《崔挺列傳》，第4冊，第1265頁)，這其中具有褒揚之意，而從側面可見當時結交“同州壤”之權貴，應當是習以為常之事。同時，崔挺對于同鄉則加以賑濟，“崔光之在貧賤也，(崔)挺贍遺衣食，常親敬焉”。崔光在世宗登基之后曾經為李彪上書，其文對李彪之事跡大加表彰(《魏書》卷六二《李彪列傳》，第4冊，第1397頁)。他們之間甚至相互推薦，如宋弁的職位就曾是崔光推薦自代的：“黃門郎崔光薦弁自代，高祖不許，然亦賞光知人。未幾，以弁兼黃門，尋即正，兼司徒左長史。”(《北史》卷二六《宋隱傳附情孫弁傳》，第4冊，第937頁)可見，洛陽城中一些文化士人的聲名，往往締結在深厚的鄉里關系的基礎上。
魏末齊初時的文人溫子昇，是一位典型的受益于鄉里私學的士人。他的老師崔靈恩和劉蘭都是著名的私學講授者。溫子昇起初也是來到都城的普通鄉里士人，大約在二十歲時，他充當了廣陽王元淵的“賤客”，在馬房給王府里的諸奴仆講解書籍。其后作《侯山祠堂碑》，被名儒常景看到，稱他為“大才士”，由此名聲鵲起，被譽為“博覽百家，文章清婉”。熙平元年(516)，溫子昇通過北魏選官考試進入到仕途，而這次選官有著明確的標準，即選的是“辭人”。由于這一次選舉規模較大，錄取之人也較多。“同時射策者八百余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為高第。于是預選者爭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魏書》卷八五《文苑傳·溫子昇傳》，第5冊，第1875頁)此后，溫子昇開始成為臺省之中專職于文筆之人。溫子昇后來能夠成名，固然與他獨特的個人才華深有關系，而他從一個鄉里士子變成都城文人的道路，在當時又是具有普遍性的。
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四聲論》對從洛陽到鄴城時期的文學風氣給予了高度評價，就是說，孝文太和盛世成為北朝文學向“氣韻高艷，才藻獨構”方向發展的轉折點，這仿佛是之后北齊文學發展的準備。及北魏遷都鄴城的東魏乃至定都鄴城的北齊，北朝文學更是步入了“聲韻抑揚，文情婉麗”的境界。都城之中繁榮的文學現象，與那些來自四面八方的鄉里士人是分不開的，是他們構成了北方地區文學力量自西晉末年以來的本土復興。
四 “底層性”的超越：鄉里社會為北朝文學凝結的特質
北朝鄉里社會之中，除了大姓高門中的上層鄉里士人發揮了文化作用，那些中下層鄉里文化士人同樣對推動文化發展做出了貢獻。這些士人，大多是在鄉里私學中苦讀，或者又在鄉里勞苦的躬耕生活中度過早年歲月。當他們來到都城，士人群體交往之歡欣，政治時局之變幻莫測，以及末世亡國之酸辛等等經歷交錯而來，構成了此時鄉里士人復雜而飽滿的人生。北朝文學特質的生成，和鄉里士人在從鄉里到都城的人生際遇中所凝結的對自身更為深刻的情感認知有密切的關系。北魏末期的文壇已經開始流露出對于《離騷》去國懷鄉等情感表達的欣賞并且熔鑄于賦作之中，如李諧的《述身賦》等作品皆是其例。
到了北朝末年，這種對于人生生存空間變化的情感，為一種強烈的功名之心和得失之心所取代。這種功名之心和得失之心，給北朝文學作品帶來更為充沛的情感和寬闊的視野。建立在充沛情感基礎上的文學氣質，是北朝文學在藝術品質上能夠超越了南朝文學的根本因素。這種超越，可以視為“底層性”的超越。由北齊入周、隋的盧思道具有濃郁的“底層性”。他的《勞生論》中，陳述了自己在鄉里社會中櫛風沐雨、備嘗艱辛的躬耕生活。盧思道的學詩經歷，也在北朝文人中具有很大的典型性。他在文學上的啟蒙老師，是一個為鄉里撰寫碑銘墓志的鄉里士人。由于在文學學習上的不滿足，他之后又游學到京城，師從當時的北地三才之邢劭、魏收。盧思道為人“通悅不羈”，故而在出仕的過程中頗遇挫折。盧思道人生際遇中較為平順的兩次經歷，都是因為參加了都城中的文學聚會。一次是在文宣帝崩后的挽歌競技中，成為獨撰八首、超過眾人的“八米盧郎”，另一次是周武帝平齊之后，“授儀同三司，追赴長安，與同輩陽休之等數人作《聽鳴蟬篇》，思道所為，詞意清切，為時人所重。新野庾信遍覽諸同作者，而深嘆美之”。而盧思道不甘以文學獲得名聲而已，在因母疾還鄉之時，參與了同郡祖英伯及從兄昌期、宋護等舉兵作亂，事敗后一度面臨死刑(《隋書》卷五七《盧思道傳》，第1397頁)。這種對于政事的積極參與，也反映了盧思道急切地希望獲得功名的心理。這種心理在南朝士人身上并不多見，這或許是因為南朝門閥制度根深蒂固，寒人或者門第衰落的士人很難獲得進身有關系，而在北朝鄉里士人卻能夠擁有獲得選舉機會來到都城改變命運的機會。然而這樣的機會不是人人可以得到，故而在這種追求過程中，又會產生強烈的得失之心。故而，我們能夠在北朝末年的文學作品中深刻地感受到他跌宕起伏、闊大悲涼的情感。盧思道寫《聽鳴蟬篇》時，正是北齊故國亡沒、客寓長安之時，詩歌中提到的“故鄉已超忽，空庭正蕪沒。一夕復一朝，坐見涼秋月”正是流離寫照。而他的情感沒有停留在這種故國之思上，而是更多地談到自己在長安中繼續人生追求時所遭遇的迷茫和艱難。他聯系史事，其實是將自身的境遇，放在了與古人相比較、對話的時空之中，而他最終得出來的結論是躬耕、歸隱(《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第2637頁)。這種寫法筆法跌宕、境界渾融，實為隋唐時期歌行、古詩闊大氣象的最初萌芽。
北齊時的造像碑銘《臨淮王造像碑》屬武平四年之作，署名作者臨淮王婁才乃是婁昭之子，是鮮卑貴族。這篇造像碑文，對臨淮王之造像功德頗有溢美，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一些句子，氣勢已開了初唐“四杰”登臨之賦的風氣，頗有抒發情志之語，而對福報禱告之事較為疏略，與普通村民的造像碑銘寫法有別：“其能闡清化于將淪，振玄風于已墜，千年一有，非我而誰?”(《全北齊文》卷九，第3881-3882頁)文章結尾，亦有靈動飛馳之勢，曰：“毗楞寶冠，帶左而馳耀；缽摩肉髻，據右而飛光。望舍之迥處星中，須彌之孤映海外，僅堪方此，何以尚茲?”(《全北齊文》卷九，第3881-3882頁)這樣舉目宇宙的傲然之氣和闊大情懷，是過去北方文學中所沒有的，也是南方文學所沒有的。那么，這就說明，在當時的文學土壤中，已經開始在醞釀生成一種新的文學精神。碑銘結尾云：
前長史解叔寶、司馬李元驥、別駕宇文幼鸞、治中崔文惠及諸僚佐等，并餐□下筵，贊成高義，狀鱗波之遞得，劇風毛之互舉，恐炎涼遽徙，縑竹難存，便勒美于貞石，庶永永于乾坤。(《全北齊文》卷九，第3881-3882頁)文中所列前長史解叔寶、司馬李元驥、別駕宇文幼鸞、治中崔文惠這幾位文人，官職都很低，他們很可能是來自于鄉里社會的中下層鄉里士人，有類于溫子昇早年所任之“賤客”。這篇碑文所表達的精神，是頗具底層性的人生奮發精神，因此它很可能并非是婁昭之作，而是出于這些與之同游的底層鄉里士人之手。事實上，北朝末年的很多文人當中不乏出身小吏者甚至籍籍無名者，而并不像是在東魏和北齊時溫子昇、邢劭和魏收等人一樣，掌管國家文誥，一時顯赫。這是當時文學史暗暗發生的一場轉變。像薛道衡這樣在文帝朝“拖青紆紫”的“一代文宗”，在北朝后期到隋代文人群體中并不多見。即便著名文人盧思道入隋后也不過只是擔任武陽太守這樣較低的職位。因此“自恃才地”而“官途淪滯”，創作了《孤鴻賦》，“刺事態之炎涼，慨人生之艱虞，頗多感憤”(《隋書》卷五七《盧思道傳》，第5冊，第1398頁)。與盧思道同樣起自鄉里、命運相類似的人隋、北齊文人，還有孫萬壽、辛德源和李孝貞等。這類沉淪下僚的文學士人，在北朝后期文學的發展過程中具有代表性。他們的情況，與唐初的一些身處下層但文名頗壯的文學士人十分相似。例如一生坎坷的駱賓王，又如早年不過是縣尉的李頎，以及出身校書郎的綦毋潛等等人，皆屬下層。這種文學才能為中下層士人所掌握的情況，其實正是北朝文學發展機制是以鄉里社會為基礎所造成的。文學發展下移到普通士人或者中下層士人當中，是文學史發展的積極趨勢，它意味著文學創作將要從臺閣出去，從此告別貴族文學的創作模式，成為個人化的歌詠。《臨淮王造像碑》與《孤鴻賦》這樣的作品，與初唐四杰的同類作品已經頗有精神上的相通之處了。
總之，與南朝相比，北朝末年著名的詩人并不多，留存下來的作品也并不算多，總體的藝術水平也達不到南朝文學藝術之高度。但其勝過南朝之處，正在于此時形成的文學特質，對隋唐文學的影響非常深遠。北朝鄉里士人從鄉里到都城的人生過程中獲得的功名、得失之心，是此時文學作品中表達得最為豐富的情感。這種功名之心，往往表現為對社會民生之深刻關切和為國家建功立業的宏大心愿等，格局闊大。而且，在學習南方文學藝術的過程中，北方文士始終有自己的鮮明立場。邢劭《蕭仁祖集序》就提出：“昔潘陸齊軌，不襲建安之風；顏謝同聲，遂革太元之氣。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南江北，意制本應相詭。”(《全北齊文》卷三，第3842頁)承認文學的進化，肯定地域的差異，這種觀點，代表了北齊文人于模仿之中求新變的共同趨向。顏之推同樣反對那些因為“一事愜當，一句清巧”這樣的“小意思”而對自己的文學作品自我感覺良好的人，認為人們對于文學作品的優劣評價，應著眼于全篇之“興會”和“性靈”(《顏氏家訓·文章第八》，第238頁)。這些自覺的反思，其實反映了北人對南朝文學風氣中所存在的那些問題的充分警覺。吳先寧先生曾總結說：“文藝思想中關于熱誠地關注世道人心的主張，關于作家應攬一國之心以為己心，總天下之心、四方風俗以為己意，從而以一己性情之正和真發而為文，使社會群體感動共鳴的主張，確實是偉大作家產生的基本條件。而這些基本條件，恰恰就存在于北方文風之中，在‘訛而新’‘失體成怪’‘逐奇失正’的南朝文學中是找不到的。”北朝文學重“質”，是讓它保持了蓬勃生命力的重要原因，而這一點也深刻影響了之后隋唐文學。
本文采用概述的方式，選取了十六國北朝文學中的一些典型文學現象，來梳理并總結北方地區文學力量跨時代的復興過程和該過程最終形成的文學特征。基于本文的分析，可以進一步反思：為何南北朝后期文學發展形成了“南衰北盛”(《南朝文學與北朝文學研究》，第234頁)局面?過去一般認為，北朝文學是“衰落”的，它是通過對南朝文學的“模仿”，并且通過軍事力量吸納了南來士人，才逐漸轉向興盛的。而事實上，北方地區的歷史發展遵循了它自身的道路，在近三百年的民族融合和歷史變革過程中，產生了能夠使文學發展更具有延續性的發展機制。這個發展機制，吸收了魏晉文化傳統的營養，也吸收了胡漢融合時代諸多社會變革激發出來的新的質素，為十六國北朝文學的發展注入了“內在生機”。鄉里社會源源不斷地產生優秀士人，將他們輸送到重建的城市。這種在鄉里社會中繁育出的巨大文化再生力量，使得北朝文學的發展秩序，可以適應戰亂，適應異族統治，適應意識形態的變遷而不斷獲得存續和重生。而在南朝，一旦南方地區的人們無法抵抗來自于北方地區的軍事壓力，整個南方地區的文學發展體制也就隨之崩潰，士人北徙，文學力量轉而凋零。而北朝文學從鄉里社會中生長出來的以儒教為本、重視個人情感之表達等文學價值觀念，最終在隋唐文學發展過程中也占據了主流地位。
作者簡介：蔡丹君，女，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講師，發表過論文《西漢甘泉祭祀儀式的文學影響——從“采詩夜誦”到甘泉諸賦》等。
參考文獻：略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學遺產：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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