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1978年以來, 中國農村歷經改革與發展,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確立并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農業經營體制, 構建了結構多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市場經濟體系。在農村改革與發展過程中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主要體現為始終堅持黨的領導組織保障,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堅持把“三農”放在優先位置, 堅持市場化改革, 堅持城鄉統籌協調, 堅持農村法治建設等。這些經驗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為鄉村振興戰略的成功實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 農村率先開始了一系列旨在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重大改革。農村改革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序幕, 標志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開始, 被稱為“啟動歷史的變革”。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一、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主要成就
自1978年安徽小崗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開始, 中國農村改革發展波瀾壯闊, 影響深遠, 取得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確立并完善了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雙層農業經營體制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業經營體制突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農村人民公社體制, 逐步建立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斑@是迄今為止農村最具實質意義的重大變革。這一改革使農村經濟逐步走向市場經濟體制, 為農村生產力的發展鋪墊了新的制度基礎。”[1]P11983年, 中共中央發布《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干問題》明確提出,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 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2]P20。1984年, 全國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生產隊569萬個, 其中實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563.6萬個, 占全國569萬個生產隊的99.1%。1991年11月, 中共中央在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中, 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確規定, 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 并不斷充實完善”[3]P1761-1762。1993年3月, 八屆全國人大第二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 在國家根本大法中正式將雙層經營體制確立為農村一項基本經濟制度。
針對農戶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2001年12月, 中共中央在《關于做好農戶承包地使用權流轉工作》的通知中明確指出, 在穩定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基礎上允許土地使用權合理流轉, 是基于農業發展的客觀實際, “符合黨的一貫政策”[4]P2158。2008年10月, 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要求“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5]P13, 允許農民按照依法、自愿、有償原則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 允許有條件的地方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專業合作社等規模經營主體, 鼓勵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2016年中共中央正式發布《關于完善農村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分置辦法的意見》, 確立了農村承包地堅持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的“三權分置”模式。這是中國農村改革繼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又一大創新。
(二) 構建了結構多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市場經濟體系
農村改革從20世紀80年代起就是以市場化改革為取向。在農副產品統購派購制逐步取消的過程中, 全國性、區域性的農產品市場體系初步形成。一方面農村土地、勞動力、技術和資金等要素市場不斷發展, 市場主體的獨立地位逐步明確, 市場發育日益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國家通過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的領域不斷收縮, 市場機制逐步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通過所有權、承包權和經營權“三權分置”的辦法, 既較好地堅持了社會主義的方向, 又成功地發展了市場經濟。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發展道路的顯著特點之一。
隨著市場體制機制的不斷完善, 中國農業結構由改革開放之初基本上以糧食生產為主體的單一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尤其是鄉鎮企業的發展, 大大提高了農村經濟的整體素質和效益, 增強了農村經濟的實力。黨的十八大以來, 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堅持以深化改革為動力, 以市場需求為導向, 著力調整優化農業結構, 供給體系的質量和效益均得到明顯提高。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舉措主要表現為“三個調”和“三個激活”, 即農業生產結構不斷“調優”、農業發展方式持續“調綠”、農村產業結構加快“調新”, 激活市場、要素和主體。農產品加工業、休閑農業、農村電商得到長足發展, 農村一、二、三產業深度融合。[6]糧食生產能力登上新臺階, 產量連續5年穩定在12000億斤以上,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現新突破, 種植、畜牧、漁業結構不斷優化, 農產品加工業與農業產值之比達到2.2∶1。[7]
(三) 形成了以集體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在堅持以土地為核心的主要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基礎上, 農村改革實行以“土地集中所有, 農戶承包經營”為基本特征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 這是農村集體經濟的一種新的實現形式。2014年11月,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引導農村土地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提出, 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積極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以尊重農民意愿為前提引導土地規范有序流轉。截止2016年底, 全國4.79億畝耕地實行流轉, 成立了近2萬個土地流轉服務中心。在經營權流轉基礎上, 又出現了經營權入股、抵押等放活經營權方式, 探索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新路。[8]鄉鎮集體企業還通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以及承包、租賃、兼并等途徑積極探索公有制實現形式的多樣化。鄉鎮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是農村所有制結構的又一次重大變革, 形成了多種所有制經濟混合發展的新局面。中國農村形成了以集體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 構筑了多元化的農村產權結構, 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農村市場經濟發展的微觀基礎, 這是“能夠極大促進生產力發展的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9]P556。
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賬面資產總額從2012年的2.18萬億元增長到2016年的3.1萬億元, 增長了42.2%。黨和政府高度重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2016年12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 進一步明晰農村集體產權, 引導農民發展股份合作, 注重完善集體產權權能, 賦予農民對農村集體資產股份的占有、收益、有償退出以及擔保、抵押、繼承等相關權益。這是向全國逐步推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重大標志性事件。當年年底, 全國已有6.7萬個村和6萬個村民小組完成這項改革。其中, 北京、上海、浙江95%以上的村完成了改革, 完成改革的村組當年給農民股金分紅434.1億元。[8]
(四) 初步構建了城鄉一體化發展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逐步打破城鄉二元體制, 放寬農民進城就業和居住的限制, 從限制農民流動逐步轉向承認流動、接受流動、鼓勵流動。農村勞動力的自由流動為突破城鄉二元體制進行了有益探索, 為實施城鄉一體化發展積累了經驗。[4]P21732002年11月, 黨的十六大報告首次提出了“統籌城鄉發展”的理念和目標。2008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提出建立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的制度[5]P17-26。2015年10月, 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 健全城鄉發展一體化體制機制, 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提出“十三五”時期城鎮化的重點目標是實現1億左右農民工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鎮定居[10]P49-50。在這些政策推動下, 各地逐步取消了限制農民進城就業的規定, 較大改善了農民進城就業的環境, 并出臺政策不斷完善農民工的職業培訓、子女教育、公共衛生和社會保障, 切實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
農村財政稅收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國家與農民以及城鄉之間的利益分配關系和格局。2006年, 國家正式全面取消農業稅, 標志著中國延續了2000多年的“皇糧國稅”終結, 國家對農民實現了由“取”到“予”的轉折, 開始呈現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格局。這是國家和農民分配關系的一次重大調整。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公共財政優先重點保障“三農”投入, 并保持穩定增長。2013～2017年, 中國一般公共預算農林水事務支出達到82839億元。同時, 在新增教育、文化、醫療衛生等社會事業經費方面, 中國積極推動向農村傾斜, 保障并不斷提高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標準和水平。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穩定發展, 農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1978年的134元增長到2017年的13432元, 增長了100余倍。[11]
(五) 不斷探索農村治理體系和治理方式現代化
人民公社時期, 實行高度集權的政社合一體制, 國家行政權力取代了傳統的社會控制手段, 對農村實行直接控制。1982年12月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95條規定:“鄉、民族鄉、鎮設立人民代表大會和人民政府”, 人民公社制度逐步退出歷史舞臺。20世紀80年代, 鄉鎮數量超過7萬個。進入21世紀, 以精簡機構人員、撤鄉并鎮為標志的鄉鎮行政機構改革拉開帷幕。2004年, 中央一號文件對撤鄉并鎮并村提供了政策支持, 明確了“進一步精簡鄉鎮機構和財政供養人員, 積極穩妥地調整鄉鎮建制, 有條件的可實行并村, 提倡干部交叉任職”的改革路徑。[2]P90
村民自治就是廣大農民群眾直接行使民主權利, 依法實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1998年11月, 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審議修訂《村民委員會組織法》, 標志著村民自治正式步入法制化軌道。黨的十八大以來, 在農村法治化建設方面, 修改和完善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選舉辦法, 大力推行村級黨組織“公推直選”, 保障了農民合理行使選舉權, 推動村委會直接選舉制度化和程序化, 促進了農村民主選舉規范化;在農村基層民主制度建設方面, 由傳統單一的民主選舉向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轉變, 全國約98%的村制定村規民約, 深化了村民對民主管理的基本認識, 促進了新型農村社會生活共同體建設。在村務公開和廉政建設方面, 普遍實現村務公開制度, 逐步完善述職、問責機制, 全國每年約170萬名村干部進行述職, 對23萬余名村干部進行經濟責任審計。[12]
(六) 基本構筑了中國特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
改革開放以來, 隨著農村社會分工的發展, 人口流動增大, 農民開始了前所未有的社會大分化。鄉鎮企業的崛起催生了大量鄉鎮企業工業和一批鄉鎮企業主和個體戶。20世紀90年代以后, 隨著農村勞動力進城務工, 出現了一個龐大的農民工群體。近年來, 農村社會中出現了農民工、農民個體工商業者、農民私營企業主、農民知識分子、農民企業家、農村管理者等不同的群體。因此, 農村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
中國農村社會保障領域也進行了諸多探索性改革。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和農村社會救助制度改革取得了突破性進展。2010年實現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基本覆蓋農村居民的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社會保障體系改革不斷推進, 不斷突破城鄉分割的藩籬, 基本構筑了更公平、惠及廣大農民的中國特色農村社會保障體系。2014年年初國務院發布《關于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的意見》, 將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合并實施。2016年, 國家啟動建立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改革, 全面整合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兩項制度。[13]
黨和政府從1984年開始啟動了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成效最大的農村扶貧脫貧工作。通過政府主導、社會參與, 采取特殊的扶貧政策和措施, 促進貧困人口集中區域自我發展能力的提高, 推動區域經濟發展來穩定、減緩直至消除貧困?！奥摵蠂?015年千年發展目標報告》顯示, 中國極端貧困人口比例從1990年的61%, 下降到2002年的30%以下, 率先實現比例減半, 2014年又下降到4.2%, 中國對全球減貧的貢獻率超過70%。中國成為世界上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 也是世界上率先完成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國家?！盵14]
(七) 日益重視農村自然資源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
中國農村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建設, 是隨著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資源與環境的壓力日益增加而不斷改進的。為了適應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 不斷地對相關法律法規條件進行修訂或修正。早在1998年10月中共中央發布的《關于農業和農村工作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就對農村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對加強農村環境保護做出了規劃, 提出開展全國土壤污染現狀調查, 綜合治理土壤污染, 推進農村生活垃圾和污水處理, 改善環境衛生和村容村貌。中國已經初步形成了農村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建設的政策框架, 制定出一系列有關農村自然資源管理的法律法規。
黨的十八大以來,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深入人心, 農村生態文明建設放在了突出的位置, 推進農業清潔生產, 山水林田湖草被視為一個生命共同體受到前所未有的的生態保護。2014～2017年, 我國新一輪退耕還林、還草面積達4240萬畝。[6]
(八) 基本形成了中國農業對外開放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業的現代化發展已經成為世界農業現代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 中國全面履行加入承諾, 大幅開放市場, 推動實現合作、互利、共贏。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農產品關稅水平較低的國家之一, 農產品平均稅率由加入WTO前的23.2%下降到15.2%, 約為世界農產品平均關稅水平的1/4。[15]中國還顯著削減了非關稅壁壘, 減少不必要的貿易限制, 促進貿易透明暢通, 按照關稅配額管理的承諾對糧食、棉花等重點農產品和農資商品合理實施進口管理、國內市場管理措施, 如取消羊毛和毛條的進口指定經營制度, 對外資開放農藥、農膜的零售和批發業務, 等等。[16]
中國農產品國際貿易活動日益活躍, 實施“走出去”戰略, 加大農業國際合作, 逐漸形成持續、穩定、合理的全球資源性農產品供應鏈。在擴大農產品出口方面, 2017年, 我國農產品出口總額達755.3億美元, 比2001年的160.7億美元增長了3.7倍, 培育了一批具有帶動和示范效應的產業化龍頭企業, 推動建立了一批標準化、規模化的農產品出口基地, 初步形成特色、優質、安全的農業產業體系;在增強資源性農產品進口方面, 農產品進口總額從2001年的118.5億美元增長到2017年的1258.6億美元, 增長了9.6倍。[17]農產品進口緩解了農業資源緊張的壓力, 彌補了中國農產品供需缺口, 為確保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發揮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 中國積極參與并推動貿易談判, 致力于構建更加開放、公平、合理的國際與雙邊農業合作框架。中國農業開放的歷程, 是經濟全球化時代中國農業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的過程、不斷融入世界貿易體系, 中國農業國際影響力進一步提升, 農業全面對外開放的格局基本形成。
二、中國農村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
改革開放以來, 農村改革先行先試, 為中國的改革與發展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 堅持黨的領導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證
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指出:“正是因為始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 我們才能實現偉大歷史轉折、開啟改革開放新時期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征程”。[18]在農村改革中, 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同中國農村實踐相結合, 農村改革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得以快速推進。1978年,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在黨的領導下從個別地方試點后全面推行全國。2005年, 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建設“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社會主義新農村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 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 農村改革在理論、實踐和制度等方面都有了重大創新和突破, 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明了方向。2017年, 黨的十九大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在中國共產黨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指導下, 中國農村改革取得了成功和巨大成就。
(二) 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 將頂層設計與試點探索相結合, 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
改革開放以來, 廣大農村干部群眾不斷解放思想, 以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標準, 勇于實踐, 從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興起、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到探索股份合作制等公有制實現形式, 從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到培育農村資金、勞動力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 從大力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探索貿工農一體化到建立農村改革試驗區, 從實踐創造中及時總結經驗、發現規律, 并使之上升為黨和國家指導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 這就是中國共產黨指導農村工作的一條基本原則, 是中國農村改革不斷推進和順利進行的重要法寶。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改革進入了全面深化階段。為提高農村改革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調性, 做好整體謀劃和頂層設計, 中央深改小組經常召開涉及農村改革議題的會議, 審議涉農改革方案, 基本建立了新時代農村改革的“四梁八柱”。
(三) 堅持把“三農”放在優先位置, 以農民為主體, 加大對農業農村的支持和保護力度, 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 黨和政府高度重視“三農”問題, 始終以農民為主體, 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農村改革初期, 黨和政府通過推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主要形式的責任制, 大幅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 充分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 在較短的時間內基本解決了人民的生存和溫飽問題。隨后, 又及時穩定農村基本政策, 改革和完善農產品流通體制, 調整農村產業結構, 積極發展多種經營和鄉鎮企業, 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全面發展。2000年以后, 為了確保糧食供求平衡和農民收入增長, 國家采取了有力的扶持糧食生產政策, 對農民實行了包括主產區種糧農民的直接補貼、農資綜合直補、良種補貼、農機具補貼等在內的直接補貼制度, 制定重點糧食品種的最低收購價政策。2006年, 完全取消農業稅。這些政策的實施, 大力開展村民自治, 促進財務和村務公開, 有效地保護和調動了農民民主參與、自我管理的積極性。2016年4月, 習近平在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主持召開農村改革座談會時指出:“農業還是現代化建設的短腿, 農村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短板。全黨必須始終高度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問題, 把‘三農’工作牢牢抓住、緊緊抓好, 不斷抓出新的成效”[19], 要求加強城鄉統籌, 全面貫徹落實強農、惠農、富農政策, 促進農業基礎穩固、農村和諧穩定、農民安居樂業。
(四) 堅持市場化改革, 注重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 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正確方向
中國農村改革始終是以市場化為導向的。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和發展鄉鎮企業, 培育和造就了大批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農村市場主體, 構筑了農村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使以批發市場為中心的農產品市場體系迅速發育, 農民開始全面介入農產品的市場運作, 為市場機制發育創造了條件, 促進了農村土地、勞動力、資金等要素市場的興起。這從根本上改變了農村經濟過去單純依靠計劃指令配置資源的狀況, 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得以有效發揮, 實現了在國家宏觀調控下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優化資源, 大大提高了農村經濟的活力和效率。加入世貿組織以來,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 中國農業發展立足于面向國內外兩種資源和兩種市場, 在國際分工中克服了資源短缺的問題, 優化了資源配置, 提升了農業的國際競爭力。
(五) 堅持城鄉統籌協調, 促進城鄉一體化發展, 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路徑
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 城鄉二元結構的失衡使城鄉關系遭到了嚴重扭曲。改革開放以來, 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大量轉移, 密切了城鄉聯系, 對城鄉隔離體制造成了巨大沖擊。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 要統籌城鄉發展。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重大歷史任務。與黨的十六大提出的解決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強調城鄉統籌發展的指導思想一以貫之, 是落實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方針的重要舉措。2007年12月, 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的《關于切實加強農業基礎建設進一步促進農業發展農民增收的若干意見》提出:“加強農業基礎地位, 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 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 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20]P1332004年以來, 中央連續發布關于“三農”的一號文件, 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農村社會事業發展的投入力度, 基本構建了支農強農惠農的政策體系, 初步形成了統籌城鄉發展的制度框架。2017年10月,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按照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21]改革實踐證明, 從根本上解決現階段的“三農”問題, 必須重點改革計劃經濟體制下形成的城鄉分治的各種制度, 充分發揮城市與農村的互動作用, 最終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統籌發展。
(六) 堅持農村法治建設, 強化農業基礎地位和農村民主法治建設, 是農村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
解決好“三農”問題, 要靠改革, 靠政策, 靠投入, 靠科技, 也要靠法律。中國現行的《憲法》已歷經1988、1993、1998、2004、2018年5次修改, 其中, 前4次修改都有關于農業的內容。如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對土地使用權做了明確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盵22]P411993年的憲法修正案對農村經濟制度做了明確規定:“農村中的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生產、供銷、信用、消費等各種形式的合作經濟, 是社會主義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經濟?！盵22]P441999年憲法修正案則對雙層經營體制進行了明確規定, 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盵22]P48在農業行業法方面, 1993年7月《農業法》的頒布是中國農業法制建設的里程碑。中國有關農業資源保護和保障農業生產安全方面的法律體系已經基本建立起來?！掇r村土地承包法》的制定和實施, 標志著中國農村土地承包走上了法治化軌道。把黨的農村基本政策法律化, 依法治農, 依法護農, 是強化農業基礎地位、農村民主法治建設的有力保證, 是推進農村精神文明建設和民主政治建設的根本保障。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農村改革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 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但是, “三農”問題依然是關系國計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性問題。黨的十九大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 適應新時代、應對新矛盾、解決新問題的必然要求, 也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必然要求, 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大戰略部署, 為農業農村發展指明了方向。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開啟了加快中國農業農村現代化建設的新征程。
作者簡介： 周進 (1977—) , 男, 安徽無為人, 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研究方向為當代中國經濟史等;; 龔云 (1971—) , 男, 湖北南漳人, 博士, 中國社會科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執行副主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員, 研究方向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三農”問題等。;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2019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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