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三個月前，參照史景遷的著作，筆者曾用“告別郯城”一詞來解讀孔飛力《叫魂》一書中某些晦暗不明的主旨。在那篇文章中，筆者并沒有過多討論孔飛力有關權力的分析，而是將關注點更多放在儒家上層文化與民間生存狀況的反差及其歷史延續(xù)性的問題上。在筆者看來，孔飛力的遺產不僅僅在于他向我們揭示出傳統中國自身便具備向現代性轉變的全部條件，還在于他暗示了現代中國在遺失掉的傳統與繼承下來的現實之間可能遭遇的轉型陣痛。在孔飛力的思想世界中，伴隨滿清王朝覆滅的是一種文明傳統的失陷；當舊的法統走向沉淪而新的法統尚未確立之際，現代中國的每一次嘗試都將是無先例可循且充滿危機的。
事實上，孔飛力在《叫魂》中所展現出的這種問題意識在他的學生杜贊奇的研究工作中得到了繼承與發(fā)展。在后者的代表作《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鄉(xiāng)村》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韋伯、黃仁宇的理論中被大大簡化的現實，而這種現實無一例外地根源于新舊法統交替之際傳統與現代之間的復雜糾纏關系。與孔飛力不同的是，杜贊奇的思考始終游走在具體與抽象之間；他試圖回答以下兩個不同層次的問題：其一，在1900年到1942年的時間里，國家權力是如何通過種種渠道來深入華北鄉(xiāng)村的社會底層？其二，在傳統與現代關系的命題下，中國底層社會的某些現實能否在宏大的革命敘事抑或西方現代化理論的框架下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
北美漢學家杜贊奇，早年就學于印度，后赴美留學深造，師從孔飛力， 現任杜克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1、事實上，自研究的伊始，杜贊奇便深知此項研究工作的難度。孔飛力所感知到的存在于中國傳統社會上層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反差，無疑會對任何“社會史”方向的研究形成最大的挑戰(zhàn)。具體說來，由于歷史學的研究方法著眼于一種文明傳統的內在理路與沿革，而社會學研究方法則關心研究對象一時的結構與變數，那么我們如何在對1900年到1942年華北鄉(xiāng)村的研究中既刻畫出大傳統的發(fā)展規(guī)律，又反映出某些歷史的偶然性呢？無疑，這需要分析概念上的創(chuàng)新，而這恰是杜贊奇研究工作的亮點。“權力的文化網絡”，這一典型福柯式的概念，由此承擔起勾聯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和歷史偶然性、上層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功能，并貫穿了整本書的分析。在杜贊奇看來，“權力的文化網絡”是指那些包括“市場、宗族、宗教和水利控制的等級組織以及諸如庇護人與被庇護者、親戚朋友間的相互關系”在內的文化網絡，它直接構成了在鄉(xiāng)村社會中施展權力與權威的基礎。
如果從杜贊奇的“社會史”觀點看，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也只是一部偏歷史文化角度的研究著作，它欠缺對
杜贊奇主要考察了華北地區(qū)六個村莊在新舊法統交替之際遭受到的嬗變以及它們各自的“無聲”反抗。這六個村莊分別是沙井、冷水溝、吳店、侯家營、柴北寺與后夏寨。在杜贊奇看來，無論這六個村莊各自屬于宗族社區(qū)還是宗教社區(qū)，相對富裕抑或相對貧窮，遠離城市還是鄰近城市，它們無疑受到了自清末以來國家政權深入底層社會這一重大變故的影響。更為重要的是，這種影響以及它們接下來的反應都是通過“權力的文化網絡”而發(fā)生作用的。換言之，離開“權力的文化網絡”，任何試圖重塑中國鄉(xiāng)村社會的嘗試在杜贊奇看來都可能會是一場徒勞。
2、在對歐洲民族國家形成歷史的考察中，查爾斯.蒂利曾指出，強大的民族國家往往先于民族而形成。這是因為，在戰(zhàn)爭中民族國家不斷地完成自身政權的建設，而公民對國家的認同則往往稍顯滯后。然而，當現代化的課題多了一種中國經驗時，正如杜贊奇看到的那樣，蒂利所發(fā)現的過程被徹底顛倒了；“在中國，國家政權建設這一過程是在民族主義以及現代化的招牌下進行的。”巨額的戰(zhàn)爭賠款以及由此造成的財政壓力，已使?jié)M清政府意識到，為了應對來自西方的沖擊，必須將政權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最底層，以此才能把握住國家的稅源，挽狂瀾于既倒。畢竟，傳統社會的那種治理模式再也無法維持一個舊體制的壽命了。由此，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國家權力深入鄉(xiāng)村的進程開始了。
事實上，稅收一直以來都是困擾中國傳統社會的最大問題。黃仁宇等學者就曾指出，曾幾何時，諾大的中國，其中央政府所掌握到的稅收收入尚不及歐洲的一個小國。這在杜贊奇看來，恐怕是由兩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政府對底層社會的治理與管控往往依賴于一些非正式編制人員（“營利型經紀”），而正是這些人在收稅的過程中層層克扣、中飽私囊，因而造成了政府稅收的減少；另一方面，地方鄉(xiāng)紳（“保護型經紀”）往往傾向于保護與自身休戚相關的社區(qū)利益，向地方政府瞞報村莊土地實際占有情況，因而同樣造成了國家稅收的萎縮。因此，對于一個急需解決財政問題的政權來說，如何將正式的國家公務人員安插進鄉(xiāng)村社會并進而壟斷征稅的權力就變成了一個首要問題。然而，正如杜贊奇為我們展示出的那樣，這一過程是異常艱難且緩慢的；因為政府自然可以將正式的編制人員“投送”到底層社會，然而問題在于，這是否就能阻止營利型經紀與保護型經紀發(fā)揮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杜贊奇已清晰地看到，一方面，當中國的鄉(xiāng)村社會也陸續(xù)出現警察、村公所，并安裝上電話等通訊工具后，鄉(xiāng)村精英依然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左右著底層社會的治理結構。比如，在試圖打破宗族組織對地方影響的的閭鄰或保甲組織中，其負責人依舊來自地方上的豪門望族，并且新組織的劃分方式也和過去的宗族組織基本重合。另一方面，底層的國家正式公務人員傾向于將征稅工作承包給過去的非正式編制人員，因而諸如差役、書手等非政府編制人員依然廣泛存在于鄉(xiāng)村社會之中。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深入鄉(xiāng)村的最初嘗試是失敗的。
在電影《白鹿原》中，無論身處滿清還是民國，作為白鹿兩姓族長的白嘉軒，都在代表著社區(qū)利益與政府乃至一切外來者打交道
然而，這并非意味著國家權力的所有嘗試都沒有結果。事實上，在征稅這一敏感領域之外，國家深入鄉(xiāng)村的努力還是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宗教意識，如“關公崇拜”，在傳統中國發(fā)揮著將鄉(xiāng)村社會納入儒教政體的重要作用，它缺乏一種類似西方宗教的超越性與批判性，因而鄉(xiāng)村精英領參與宗教活動本事即帶有政治色彩；這一群體傾向于和上層精英文化保持意識上的協調一致。所以，當上層精英變革國家治理結構之時，下層的鄉(xiāng)村精英可以順利地從舊體制中脫身并融入一種新型的政治關系之中。如杜贊奇所看到的，鄉(xiāng)村精英在也在賣力地執(zhí)行一些近代化措施，比如，修建傳播新學的鄉(xiāng)鎮(zhèn)學校等。
然而，真正令杜贊奇感到不安的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國家政權內卷化”現象以及由此催生出的一系列惡果。“內卷化”這一概念是受到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的影響而提出的，它是指“一種社會或文化模式在某一發(fā)展階段達到一種確定的形式后，便停滯不前或無法轉化為另一種高級模式的現象。”應用到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它意在表明這樣的一種發(fā)展階段，即處于此一階段的國家受制于自身有限的能力，無法建立有效的正式官僚機構來取締非正式的機構從而不能結束后者對鄉(xiāng)村社會的長期剝削與壓榨。我們上文已經談到，營利型經紀在底層社會的存在并未因國家政權的深入而受到重大影響。相反，它似乎與新建立的底層國家機構建立起了合作關系，繼續(xù)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為所欲為。然而，問題的嚴重性就在于，在過去，由于政府與鄉(xiāng)村社會處于一種疏離的關系，因而即便營利型經紀可以隨時壓榨底層的農民，鄉(xiāng)村精英還是有意愿與能力來保護自己所代表的社區(qū)利益的。而他們這么做的動力全在于，通過構建以自己為中心的保護網，可以維護“面子”并以此來形成自己在鄉(xiāng)村社會中的政治資本。但是，當國家政權深入底層社會后，鄉(xiāng)村精英對充當官府與農民之間中間人的角色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政權建設與連年戰(zhàn)爭所造成的重稅，迫使鄉(xiāng)村精英迅速退出鄉(xiāng)村的政治舞臺，從而使鄉(xiāng)村徹底失去保護。由此，虎視眈眈的營利性經紀趁虛而入，民間的疾苦自此展開。在杜贊奇的世界里，這即為新舊法統交替之際的危機；當舊有的政府與鄉(xiāng)村關系被打破，底層民間社會因而承受著前所未有的悲慘命運時，如何從這一臨時狀態(tài)中超拔出來并繼續(xù)奔向韋伯所描繪的政治理性化前景，是留給位于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中國最大的難題。
如杜贊奇所示， 韋伯的觀點長久以來主導著西方知識界有關中國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認識
3、事實上，“如何超越內卷化”最終構成了杜贊奇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中的問題意識。在本書的“結論”部分，杜贊奇已深刻地認識到某些韋伯理論沒有捕捉到的現實，如他所言，“經紀體制是前官僚化或者說是世襲官僚政權向合理化官僚政權轉化的一個必經階段，但通過這一階段而完成轉變卻并非易事。”事實上，在共產黨成功解決這一問題之前，作為入侵者的日本人曾對解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內卷化”問題產生過積極影響。在杜贊奇看來，日本人之所以能產生出這種影響全在于作為外來者的他們與中國的傳統沒有任何牽連，因而在終結一個滋生腐敗的過渡性體制時沒有任何心理負擔與歷史包袱。然而，盡管日本人推行的“大鄉(xiāng)制”有效地遏制了地方宗族勢力對鄉(xiāng)村政治的操控，但由于其最終未能建立起一種徹徹底底的底層組織，因而營利型經紀得以茍延殘喘并繼續(xù)在制度的真空地帶滋生成長。
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在晚年的一系列文章中都對中共的治理能力給予過高度評價。 他相信，共產黨對國民黨的勝利是下層中國對上層中國的勝利。
因此，在中國底層社會“超越內卷化”的歷史重任最終擺在了共產黨政權的面前。實際上，在1949年建立政權以前，共產黨的基層干部就已經發(fā)現，在農村社會中馬克思的階級斗爭理論很難對農民產生吸引力。因為，農民的苦難主要不是由地主造成的，而更多地來自于地方政府的各種“苛捐雜稅”。
而共產黨之所以后來能成功解決這一棘手的難題，全在于“它從基層開始建立了與國家政權相聯結的各級組織。”換言之，與傳統決裂的深刻性以及組織設置上的“嚴絲合縫”，使得中共解決了中國傳統社會中歷屆政府都無法解決的偷稅漏稅問題。更進一步講，中共在建國前三十年取得的最大成就即在于，它以前所未有的自信與執(zhí)行力根除了一切阻礙中國社會邁向現代化的傳統因素。而杜贊奇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不僅清晰地看到了中共的這一歷史貢獻，更察覺到了近年來中國社會呈現出的某種“倒退”；在《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的尾聲，杜贊奇已向我們暗示出近年來中國民間社會基層政權“被剝弱”的問題。
結語
作為當時少數有能力了解西方浩瀚哲學思想的中國人， 嚴復清楚地看到傳統中國所面臨的一場前所未有的巨變
遺失掉的傳統與繼承下的現實所可能孕育出的災難后果，在杜贊奇對華北鄉(xiāng)村的研究中得到了一種鮮活的說明；當政府與鄉(xiāng)村的關系已發(fā)生嬗變（舊的法統秩序的嬗變）而制度化的基層組織又尚未確立（新的法統秩序的確立）之際，橫陳在我們面前的正是“偏離”革命敘事與現代化理論的苦難——華北鄉(xiāng)村的苦難。事實上，這也是現代中國多舛命運的一個縮影。
劉東教授曾說：“中國文明在現時代所面對的絕不再是某個粗蠻不文的、很快就將被自己同化的、馬背上的戰(zhàn)勝者，而是一個高度發(fā)展了的、必將對自己的根本價值取向大大觸動的文明。”或許，有關中國近現代史的“沖擊-反應”說在學界依然存有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來自西方的壓力是推動中國走向現代化進程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然而，如杜贊奇這樣能以細膩的筆觸記敘傳統中國在現代世界的不安與彷徨感的西方學者卻并不多見。回顧他的寫作，很容易使人想起嚴復在《論世變之亟》中的深深憂慮；我們只知道我們正面臨著自商鞅廢井田開阡陌以來從未有過的巨變，卻仍舊無法看清這場巨變將把我們引向何方。
作者系倫敦政經政治系在讀研究生
中國鄉(xiāng)村發(fā)現網轉自：城與邦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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