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別農村地區的“村霸”現象嚴重擾亂了農村社會秩序，危害農村基層的穩定。正確認識、把握和處理農村穩定問題，對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黨和國家領導人高度重視該問題。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印發《關于充分發揮檢察職能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犯罪積極維護農村和諧穩定的意見》強調，各級檢察機關要堅決依法懲治“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刑事犯罪，突出打擊為“村霸”和宗族惡勢力充當“保護傘”的職務犯罪。然而，“村霸”并不是嚴格意義的法律概念，刑法中也無對應的罪名。準確界定“村霸”概念、動機及行為危害對于各地司法機關準確打擊“村霸”有著重要的實踐意義。為此，筆者從政治、經濟等角度分析“村霸”形成的原因，并探討相應的解決之道。
“村霸”概念界定及形成原因
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的實行，農民從集體耕種轉向家庭生產。土地激勵制度的建立讓農民成為獨立的經濟主體，更加積極地從事農業生產活動。一些農民因為辛勤勞動而走上發家致富的道路。然而，部分村民心理失衡，不惜使用非法的手段達到迅速致富的目的。這是“村霸”形成的經濟原因。按照相關學者的定義，村霸是指：在農村特定地區，橫行霸道，仗勢欺人，操縱鬧事，制造事端，引起公憤，嚴重危害農村治安秩序和農村基層政權建設的違法分子或者犯罪集團。
按照實力大小和行事風格，“村霸”分為流氓型“村霸”和黑社會型“村霸”。流氓型“村霸”主要以暴力和威脅方式為主，其犯罪程度較低，犯罪行為具有較強的隨意性和盲目性；相反，黑社會型“村霸”組織嚴密，分工明確，犯罪活動目的性較強，一般以控制村鎮企業和相關產業的方式來謀求經濟利益。可見，黑社會“村霸”類似于企業組織，分工明確，層級分明，還有著深刻的經濟動機。
“村霸”行為的重要危害
隨著村民自治實踐的發展，村民自治的內涵逐漸定義為“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及村務和政務公開”，即“四個民主、兩個公開”。該制度是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有效地保證廣大農民群眾直接參加農村基層事務的管理。然而，在實際操作中，村民民主選舉卻可能被部分“村霸”分子利用。在選舉前，他們通過賄選、宗族勢力來排擠打壓競選對手，進行非法競選；選舉成功之后，這些“村霸”或獨攬大權，肆意掠奪集體資源和財富，或通過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村干部，影響村干部的日常決策，利用非法手段謀取集團經濟上的利益。由此可見，“村霸”已由簡單的欺壓百姓慢慢演變為擾亂公共秩序、破壞基層民主的一股惡勢力。
“村霸”問題的解決之道
“村霸”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不僅要從法律層面加強對其的打擊，更要完善農村基層的選舉制度，規范村官的選拔、任用和監管制度，打擊“村霸”的保護傘，從根源上消除“村霸”存在的基礎。
第一，加強農村法制建設。首先，對于“村霸”的具體危害，可以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國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條例，對“村霸”具體的違法行為進行界定，具體情況具體對待。但由于《刑法》中并無專門針對“村霸”的罪名，而且“村霸”犯罪行為具有長期性、隱蔽性和復雜性，因而針對性的立法工作也是解決該問題的關鍵要素。其次，在處理“村霸”時，取證困難也是一個現實問題。由于多數村民本著能忍則忍的觀念，在面對“村霸”騷擾時，不愿主動報案；在報案之后，“村霸”也可能會對報案村民實施打擊報復，因此，舉報人及相關證人不敢提供相應的證據。所以，基層法院、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在處理“村霸”案件時，應考慮“村霸”案件的特殊情況，加大對舉報者、鑒定者及被害者的保護力度。
第二，規范農村基層的選舉制度，杜絕非法選舉行為。首先，《刑法》有關破壞選舉罪的條文規定：“在選舉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員時，以暴力、威脅、欺騙、賄賂、偽造選舉文件、虛報選舉票數等手段破壞選舉或者妨害選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然而，該法適用對象是各級人大代表和國家機關領導人，并不適用于村官等基層干部。因此，應該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禁止“村霸”勢力向農村政治領域的滲透。其次，繼續大力推進新農村建設，吸引更多的高素質人才深入基層工作。比如，可在村委會選舉辦法中加大對高學歷人才的引入，打破村里固有的利益格局，改善基層政治生態，避免基層腐敗行為的發生。最后，加大問題村官的事后問責與處理力度。對于情節較輕的行為，需要問責村委會主要的干部和相關人員；對于嚴重的腐敗問題，紀委介入處理后，構成嚴重犯罪行為的人員，應移交相應司法機關處理。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2017年02月24日 0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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