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基層依法治理的實踐者，首先需要引起重視的是，與西方法治國家不一樣，我國是在堅持黨的領導的前提下進行法治國家的建設，而現代法治的一個基本目標是對政治權力的有限使用，即王岐山同志指出的“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這個籠子指的就是法制。同時，我們黨又是一個具有嚴格組織紀律、擁有廣泛群眾基礎的執政黨，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又要求我們在工作中嚴密組織紀律，踐行群眾路線，這就給我們基層依法治理實踐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即如何在工作中平衡黨的紀律、憲法和法律以及群眾的訴求（主要以鄉風民俗為其表達方式）三者之間的關系?
從上世紀80年代起，我們黨開始充分認識到社會主義法治對于國家治理的重大意義，此后，十五大報告首次把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提出；十六大則對“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三者的有機統一做出闡釋和要求；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全面落實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加快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在既有的基礎上勇于實踐、善于創新，進一步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形成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基層政治機關開展依法治理的總綱。
一、注重依法治國全局戰略與基層依法治理實際的有機結合：
全面依法治國，是“四個全面”戰略部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從國家治理層面上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加快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推進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最終實現社會主義建設法治社會，把經濟社會發展納入法治軌道的總目標，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提供法制保障。
而基層依法治理，正是在全面依法治國的框架下開展工作的，雖然基層依法治理是全面依法治國最終得以實現的終端機制，但具體到每個地方都有自己獨特的地方特色和民俗情況，因此基層依法治理就必須在中央的總體要求下，結合地域特色，形成具有符合地方實際情況的工作機制，二者之間的關系既是部分和整體的關系，同時也是特殊和普遍的關系。
綜合來講，基層依法治理在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系上應注意幾點：第一，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具體來說，就是堅持黨的領導和人民主權原則，依法治國不等于西方“三權分立”的治理模式，黨的領導是依法治理必須堅持的政治原則。第二，嚴格規范文明執法，公正執法，依法行政。在嚴格按法定權限和程序行使職權、履行職責的同時，高度關注地方性法規和憲法法律之間，各級黨委政府文件、辦法和上級政策、法律法規之間是否有沖突之處，把“就高不就低”的原則和地方特殊情況有機結合起來，把法律的權威性和道德性有機結合起來。
二、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勇于創新探索的政治勇氣的有機結合：
我國長期以來是以倫理和道德為治理基礎的國家，從倫理國家向法治國家進步的現代化進程注定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過程。在基層依法治理層面，具有地域特色的風俗、習慣和民情更加具體的擺在基層依法治理實踐者們的面前。作為黨組織的成員，他們必然受到黨紀的嚴格管理；作為普通社會成員，他們又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而在治理過程中，又必然面對傳統宗法勢力、傳統倫理原則的挑戰和干擾，同時依法治理又是依法治國方略的基礎和終端，是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必要技術程序和必然走向。這就對基層依法治理實踐者們的政治智慧和勇于創新探索的政治勇氣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實踐中，我們積累了幾點經驗：第一，我們直接所處的社會環境本身法律建設明顯滯后，鄉風民俗勢力強大，社會經濟水平低，群眾法治觀念淡漠，無法在短時間內得到根除，在長期的基層治理活動中，逐漸形成了“依法行政示范一批，幫扶關心說服一批，專題活動教育一批”的依法治理模式；第二，強化宣傳教育，充分利用基層文廣系統的人員、設備，開展依法治理專項宣傳，充分利用多媒體的強大影響力，轉變干部和群眾觀念；第三，在黨員干部管理中，強調“黨紀先于國法，黨紀嚴于國法”，為干部的行為筑起一道法治之外的防線。因為理論上，黨員作為社會成員中的先進分子，必然應該具有更高的道德水準和行為要求，而黨紀是法律的嚴格化，守法的行為不一定符合紀律的要求，但符合紀律的要求必定帶來守法的結果。
總體上，我們要轉變觀念，充分認識到依法治理不僅僅是倫理范疇的價值觀，同時也是現實的制度約束，這就要求我們在工作中一方面通過各種宣傳手段形成人人守法、人人用法的良好氛圍，從思想層面提高群眾的依法辦事的意識和觀念，另一方面恪守依法行政的法律底線，側重采用法律手段解決群眾的訴求，使群眾感到法律既能約束到干部，也能解決自己的實際需求，從而形成“雙管齊下，齊頭并進”的依法治理局面。
三、突出“效率”和注重“務實”，形成二者并重的工作風格：
全面依法治國是在“四個全面”的總體部署的框架下提出來的，是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有力保障和必要措施，時間緊迫，任務艱巨，因此在開展依法治理的時候，不但要依法，依程序，同時也要注重工作效率，形成效率和務實并重的工作風格。
改革開放以來，我黨在國家治理層面強調法治的出發點在于解決長久以來的對社會主義本質認識上模糊不清的問題，鄧小平同志在國際共運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治的概念，提出了“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的著名觀點，他要求各級黨委不宜直接去管法律范圍內的事，認為這不不利于在群眾當中樹立法制觀念。改革開放30多年過去了，今天我國法治建設狀況依然不容樂觀，尤其在于社會第一線，依然存在著先進的法律設計和落后的社會法律觀念之間、嚴格的法律制度和寬泛的民情風俗之間的矛盾。這就要求我們基層依法治理實踐者既要在推動法治建設上有效率，同時又要有務實精神，既要邁開大步前進，又要注意不能步子邁得過大，以至于“過猶不及”反過來傷害依法治理本身。
黨的十八大指出，必須堅持依法執政，全面提高黨依據憲法法律治國理政、依據黨內法規管黨治黨的能力和水平。基層依法治理的經驗在于：第一，加強學習和自身法律素養的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來自于較高的法律水平，依法管黨的能力來自于對黨章黨紀較高的認識，黨紀國法的學習要同時加強和推進，從根本上解決基層依法治理“領路人”本身的法律素質問題；第二，在推進依法治理的效率問題上，始終如一的堅持加強法治政府建設，依法行使權力、拓寬群眾制約權力、監督權力的渠道，加大力度推行綜合執法，實現政府活動全面納入法治軌道；第三，在務實問題上，強調尊重司法規律，促進司法公正，完善對群眾權利的司法保障、培養群眾遇見糾紛首先尋求法律途徑解決的良好意識；第四，在社會上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增強全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尊法學法守法用法觀念，在全社會形成良好法治氛圍和法治習慣。
結束語：作為一種國家治理理論，社會主義范疇下的依法治國真正從理論走向現實實際上始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的國家治理實踐過程。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們并不關心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國家治理問題，因為消滅私有制以后的社會將是一個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與沖突的社會,既然沒有國家，依法治國也就無從談起。蘇聯時期雖然建立了嚴密而完整的法律體系，然而在意識形態層次依然缺乏將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法制化的有效主張，法律非但沒有成為國家治理的有效工具，反而破壞了人民主權原則，拉開了黨和人民的距離。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探索和實踐充分證明了法治是社會發展進步的可靠保障，我們基層推動依法治理的落腳點也在于此，即在工作中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全方位地推動區域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的發展。
（作者單位：四川省萬源市黃鐘鎮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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