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給出了一個新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投資模型，并用西方與非西方經濟的農業發展經驗對這一模型進行了檢驗。我們已在理論與實證的基礎上論證了技術變遷的方向與速度是對需求的增長率與相應的資源條件的回應，我們還揭示了技術在地區及國家間的轉化實質上是對誘致由新知識演化而來的技術變遷的同一自發進程的回應。
技術變遷可以被視為發展進程所內生的，這一觀點并不意味著農業或工業技術的進步可以聽任一只“看不見的手”來指導技術發展沿著“原始的”資源條件或需求的增長所決定的“有效”路徑發展。導致技術變遷的新知識的產生是制度發展過程的結果，技術變遷反過來又代表了一個對制度變遷需求的有力來源。不過，我們對新知識被用于改變技術變遷的速度與方向及用于技術變遷的轉化方面的了解，比資源被用于制度創新與轉化的了解要多得多。
我們已經說明了制度在技術變遷的形成與擴散中起著重要的作用，而且它們是技術努力與生產率增長方向發生偏差的重要原因。賓斯旺格已討論了市場結構對研究資源配置的影響，桑德斯和拉坦已討論了公共政策，尤其論證了利率的補貼是巴西農業的技術變遷方向發生偏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德杰維已概括了技術變遷與制度組織之間的動態影響模型。
在本文中，我們將詳盡闡述一個制度變遷理論的要素。在這里，對制度變遷需求的轉變是由要素與產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以及與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技術變遷所引致的；對制度變遷供給的轉變是由社會科學知識及法律、商業、社會服務和計劃領域的進步所引致的。然后，我們將考慮市場組織不完善的含義，在這里，經濟和政治資源是為了制度創新與制度績效的增進而交換的。
制度變遷的理論
在過去的20年間，我們的分析能力大有提高，并積累了大量的經驗——如果我們要完全實現對經濟發展中技術變遷的作用的理解，我們就必須具備用于分析的知識和能力。不過，正如找們已注明的，我們現在已開始理解那些能使一個社會在對技術和經濟機會或制約作出回應時，形成不斷的制度創新力量的進程。
什么叫制度變遷？
人們常常將制度與組織區分開來。一種制度通常被定義為一套行為規則，它們被用于支配特定的行為模式與相互關系。一種組織則一般被看作是一個決策單位——一個家庭，一個企業，一個局——由它來實施對資源的控制。就我們的目的而言，這是一種沒有差別的區分。一個組織（例如一個家庭或一個企業）所接受的外界給定的行為規則是另一組織的決定或傳統的產物，諸如有組織的勞工，一個國家的法院體制或一種宗教信仰。
在本文中，制度概念將包括組織的含義。因此，制度創新或制度發展一詞將被用于指（1）一種特定組織的行為的變化；（2）這一組織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變化；（3）在一種組織的環境中支配行為與相互關系的規則的變化。⑤
對技術與制度變遷之間的相互關系的明確理解一直是那些對發展的歷史和制度方面感興趣的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所感到困惑的。不過，在這一研究領域存在兩種對立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制度變遷依賴于技術變遷，另一種則認為技術變遷依賴于制度變遷。技術決定論
馬克思比他的同時代學者更深刻地洞見了技術與制度變遷之間的歷史關系。他將發明看作是一個社會進程，而不是先驗的洞見或偶然的天賦靈感的結果。在馬克思的體系中，階級斗爭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演進與生產技術進步之間的不斷“沖突”。盡管馬克思強調了生產方式的變化（技術變遷）與生產關系的變化（制度變遷）之間的辯證關系，但他相信前者提供了社會組織變遷的更為動態的力量，他的觀點繼續支配著許多馬克思主義者關于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之間的關系的思想。
技術決定論在美國制度學派的著作中也是一個處于支配地位的論點。凡伯倫和他的追隨者將技術視為經濟進步與增長的動態因素，而制度是靜態的因素。埃爾文?K?青格勒指出，在凡伯倫的體系中，“正是動態技術與靜態制度之間的辯證斗爭與沖突導致了經濟與政治制度被慢慢地置換與替代，經濟組織的體系經歷了歷史的變遷與調整。”西蒙?庫茲涅茨在他的數量研究中討論現代經濟增長的原因時，他所使用的術語也與凡伯倫所使用的術語非常類似。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學和人類學對技術擴散的研究受到下面這種觀點的強烈影響，即現代化包含著對習俗、文化、個性的不合理的力量的克服，以便利用由技術進步所創造的機會。不過，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有一種傾向是不再強調抵制概念，而主要強調了由技術變遷所形成的收入流的規模。因此，制度創新被看作是對人的經濟價值的提高與生產率增長的滯后反應。
在新古典制度學家那里，為了考察能管理技術變遷的“非人性”力量的制度的設計，技術對制度現代化的影響已被拋在一邊。他們在關于技術變遷的福利意義上有很大的分歧，但無論是老的還是新的制度學家似乎都認為技術變遷是科學發現與技術創新的自動內在邏輯的產物。
制度決定論
波拉伊在分析工業革命的原因時形成了一個不十分有力的傳統，即他們主張制度變遷（而不是技術變遷）是經濟發展的動態原因。按照這一線索，道格拉斯?諾斯和P．托馬斯將西方經濟增長的主要原因歸結于在人口對稀缺資源賦予的壓力增加時，那些支配產權的規則的制度發生了變遷。這些作者試圖論證，技術創新與生產率的增長表明了對要素與產品的相對價格的長期變化與市場規模的變化的滯后回應。
按照諾斯與托馬斯的觀點，只有當經濟組織是有效的時，才會發生增長。有效的經濟組織可能要求產權的修正，以便減低創新活動中私人與社會報酬的差別。要素市場的組織的改進（其中包括對土地與勞動的產權的再確定），主要是對土地與勞動的相對價格發生變化（即相對稀缺性的變化）的回應。之后，一個擴張了的市場經濟所產生的需求又對產品市場組織的改進施加了壓力，并誘致了政治單位規模的擴大。在諾斯與托馬斯看來，荷蘭和英國在1500－1700年間的發展比法國和西班牙更快的事實，就是正在形成的國家對持續的財政危機的回應所產生的特定的產權形式的結果。
諾斯和托馬斯反復強調了制度變遷比技術變遷更為優先且更為根本的觀點。他們將更為集約的耕作制度（比如二田制對三田制的替代）視為一種制度對相對要素價格變化而不是技術變遷的回應。進而，他們強調了一個市場經濟的擴張即便在沒有發生技術變遷時也能為人均收入的提高作出貢獻。
小阿爾弗雷德?錢德勒在一個范圍不很廣的研究中論證到，美國工業于本世紀50和60年代發生的管理革命，同它對技術變遷可能實現的潛在規模經濟的經濟收益的回應相比，它更多的是由市場機會擴張所誘致的制度變遷的產物。這一革命發端于本世紀20年代，這時在杜邦公司、通用汽車公司、（新澤西的）美孚石油公司和西爾斯公司開始發展一些新的組織模式。這一體制一方面由所有各部的決策高度集中的經營公司組成，另一方面它又包括松散的分散持股公司。在這一新體制的演進中，當對一個多重分工的結構所進行的決策高度分散的同時，對整個團體的戰略計劃和金融控制又仍然由一個集中的機構來裁決。在主導性企業中，“通過建立一個通用的辦公室和處理產品發展的日常事務來使戰略決策系統化……分散化決策的制度化。”錢德勒論述到，由這些結構性創新所導致的制度效率的收益，又創造了一種傳導技術創新的環境。在他看來，美國工業中的規模經濟更多的是制度創新的產物，而不是技術變遷的結果。
一個制度變遷模型
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中有一種傾向是，它們或者將制度變遷抽象掉，或者視制度變遷是一個經濟體制所外生的。這些方法都是不恰當的。在現實世界中，產權的執行是有成本的，市場的交換要消耗資源，信息是稀缺的。制度變遷不僅會影響資源的使用，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種資源使用性的活動，由于對這一事實的忽略，因此我們對制度變遷進程的理解還有待提高。我們同樣在一個不很滿足的條件下將制度變遷融入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中去，這與我們在50年代中期處理技術變遷的經濟學的方法相同。
我們在這里假定，制度變遷可能是由對與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更為有效的制度績效的需求所引致的，我們還假定，制度變遷可能是關于社會與經濟行為、組織與變遷的知識供給進步的結果。
對制度變遷的需求
從文獻中我們可以獲得關于制度變遷的需求理論的幾個要素。正如我們在前面已注明的，諾斯和托馬斯主要根據支配產權的規則的制度變遷解釋了西歐在900－1700年間的經濟增長。在他們看來，制度變遷是由人口對稀缺的資源賦予的壓力增加所引致的。T?W?舒爾茨在考察更為晚近的經濟史時，驗證了在經濟發展的進程中，人的經濟價值的上升是制度變遷的主要原因。諾斯和托馬斯對舒爾茨下面的觀點似乎毫無疑義是同意的，即“我們很難想象任何趨勢性的經濟運動對于制度的改變比對于工資相對于租金的運動具有更為深遠的影響。”
在歐洲中世紀的成熟時期（1000－1300年），“土地變得稀缺，土地的價值處于上升中，”由于土地的稀缺性變得普遍起來，它對限制共有財產使用的壓力增加了。對土地使用的更為有效的控制是與更為集約的農業生產體制的采用相聯系的，三田制開始替代傳統的兩年一次的輪作制。
在現代早期，人口對土地的持續壓力導致公地的廢除和從以使用奴隸勞動為基礎的耕作制轉向由農民所有的所有者經營，或轉向由資本主義所有的對工資勞動力的使用。其結果是更為集約的作物生產體制的演進，這在低地國家和英國尤其如此。這些體制以后在德國、丹麥和法國也同樣占支配性地位。在20世紀，由于土地對農業生產的制約變得不很嚴重，相應于農地產權的制度演進的推動力削弱了單個生產者的私有產權。
更為近期，環境從農業與工業及工業生產中吸收了殘余，這一需求與對環境服務和舒適的需求產生了激烈沖突。這一競爭導致了原來被視為免費品的公共資源的經濟價值的顯著上升。相對于這些價值日益增加的公共資源，其結果是形成了一些用于區分個人、企業和共同體產權的新制度。
諾斯和托馬斯也分析了當工資相對于土地的價值提高時的經濟迅速增長時期。他們發現在這一時期，當給予農民和土地所有者對他所使用的土地有更大的控制權時，就會發生制度變遷。在上一世紀的一半時期，制度變遷是由人的經濟價值的顯著加速提高所引致的。我們已從一個否定人對自己的投資機會和激勵與受奴役很普遍的狀況，變成了現在的對人的代理人的私人與公共投資制度化了的狀況，如教育與衛生條件的改善。
諾斯和托馬斯對歐洲發展得出了制度變遷是對勞動力- 土地價格率變化的回應，在對當代發展中國家的報告中也得出了同樣的結果。印度尼西亞在1868－1928年間是經濟普遍加速增長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主從庇護責任的修正有利于佃農和無地的勞動者。從本世紀20年代以來，由于土地價格相對于工資率的上升，平衡又轉向有利于土地所有者，而不是佃農和勞動者。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更為集約的農作制度的使用已導致水的經濟價值的增加，這一增加的價值已誘致了能更明確地定義灌溉的產權，以及在分配水時更大地使用市場機制。
無疑，由技術變遷所釋放的新的收入流確實是對制度變遷需求的一個重要原因。從新的和更為有效的技術中獲取潛在收益，這確實是私人部門的研究與發展以及公共部門對自然資源的探索與發展科學技術的一個強有力動機。從州政府擁有允許建立有限責任的股份公司的壟斷特權的階段，到一般合并法的實施，確立了旨在指導經濟活動的協會的權利的今天，現代法人組織的發展代表了對19世紀的運輸、交通和制造技術的進步所創造的經濟機會的制度回應。
新的收入流的分割所導致的與技術變遷或制度績效的增進相聯系的效率收益，這是進行進一步的制度變遷的一個主要激勵。在一個古典的或新古典的世界，政治資源的使用妨礙了經濟目標的實現，新的收入流是按照李嘉圖的分配模式來分配要素的技術變遷所形成的，來自于要素所有者的收益將具有相對無彈性的供給函數的特征。不過，我們很容易地看到，無彈性要素的供給者對新的收入流的獲取只提供一種功能——這些要素所起的作用是對增長的制約，而不是增長的一個來源——即確立一種對社會產品的權利。其結果是，技術的進步可能會調動個人對其資源進行重新配置的積極性，以及為了再確定產權以實現新收入流的分割而組織和引進集體行動的積極性。與有組織的公司（或合作社）形式增加相聯系的制度效率的提高，引起了股息的增長，從而帶來了對勞動法人組織的需求，它們以工會、農會或合作社的形式表現出來，以使每個團體都能更有效地參與對新收入流的分割。
制度變遷的供給
相對要素價格的變化在諾斯－托馬斯和舒爾茨的誘致性制度變遷模型中所起的作用，非常類似于我們已分析的它在誘致性技術變遷模型中所起的作用。不過，無論是諾斯和托馬斯還是舒爾茨都沒有試圖提供一個制度變遷供給的理論，而且我們發現老的和新的新制度學派文獻對此都少有助益。
假定制度變遷的供給與技術變遷的供給之間的類似性是有理論根據的。正如當科學和技術知識進步時，技術變遷的供給曲線會右移一樣，當社會科學知識和有關的商業、計劃、法律和社會服務專業的知識進步時，制度變遷的供給曲線也會右移。進而言之，社會科學和有關專業知識的進步降低了制度發展的成本，正如自然科學及工程知識的進步降低了技術變遷的成本一樣。
這并不是要表明制度變遷完全依賴于產生了社會科學和有關專業的新知識的正規研究。技術變遷并沒有期待自然科學和技術的研究變得制度化，同樣，制度變遷也可能是由政治家、官僚、企業家及其他人指導他們的日常活動時所實施的創新努力的結果。制度創新的時間和速度可能受外部接觸與內部壓力的影響，使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制度化的目標之一是為了在社會科學研究資源的配置中實現更高的效率。這些資源的更好配置將有可能（a）加速那些用作由社會給定的更為重點的制度變遷領域的新知識的產生，（b）應用新的知識以使制度變遷的目標與實際實施的制度變遷之間保持更為準確的聯系。
如果社會科學及有關專業知識的進步效應是使制度變遷的供給曲線右移，或是將制度創新的可能性曲線移到更接近于起始狀態，那么在社會科學中知識的供給彈性問題就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傳統中的一個內含的假定似乎是，制度變遷的供給本身允許有一個適當時滯的彈性。這一觀點似乎與大量的經濟思想史學家所持的觀點不一致，他們認為，經濟學中的知識供給受到外部事件的影響相對較小。
我們現在還不能解決經濟學或其他社會科學中知識的供給彈性問題。我們將假定，在一個特定范例的框架內，關于經濟學的知識供給比知識訓練本身的供給更有彈性。無疑，對任何事件來說，在一個特定范例的框架內，無論是“范例的轉變”還是知識訓練的進步，確實具有使關于知識的供給曲線右移的效應，因而能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
我們可以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社會科學中的新知識對制度創新與效率的效應可以被看作是與凱恩斯革命相聯系的對宏觀經濟關系的新的理解。我們并不準備估計這種新知識在二戰后使西方發達經濟以更接近于充分就業的方式運轉所形成的經濟收益，不過，我們確實估計了（由A．M．奧肯作出）美國在1964年的稅收法下個人和公司所得稅的降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稅收在1964－1965年間削減130億美元，其明確的目標是要減低實際與名義GNP之間的差距。這些稅收的削減是經濟咨詢委員會以對存款收入、消費、投資及存貨關系的估計為基礎所作出的數量預測的結果。奧肯的事前估計表明，在稅收削減后的頭兩年，稅收的降低使GNP增長了250億美元，對增長的最終貢獻是360億美元。回想起來，這些估計的收益部分體現了它們對本世紀60年代后期的通貨膨脹的貢獻程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由于政策干預，無論是統計資料和分析能力還是制度可信性都是無法得到的。商業經濟部的統計能力的制度化以及總統經濟咨詢委員會的分析能力的制度化，就是與凱恩斯革命相聯系的經濟學知識進步的直接產物。
無論是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其他社會科學領域，都沒有像經濟學那樣在提供新的知識以有助于降低社會變遷的經濟與人的成本方面那么成功。不過，當政府開始關注它們所面臨的社會變遷的復雜問題時，它們就創造了發現更好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其他社會科學在解決公共政策問題時的能力。
小結
關于技術或制度變遷的相對優勢的觀點一般是不具有生產性的。正如杰維所論證的，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之間的相互依賴性很高。因此，必須在一個持續的相互作用的邏輯中來進行分析。
對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的需求的原因是非常類似的。土地（或自然資源）價格相對于勞動力價格的提高誘致了用于減少對由土地的無彈性供給所導致的有制約的生產技術變遷，同時也引致了導致能更準確地定義與配置土地的產權的制度變遷。勞動力相對于土地（自然資源）的價格的提高，導致了能使資本替代勞動的技術變遷。同時也導致了能增進代理人的生產能力并增進工人對他自己的就業條件進行控制的制度變遷。由技術變遷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以及制度效率的收益引致了對產品的相對需求的變化，以及新的和更為有利可圖的產品創新的機會的開辟。這導致了消費模式更為多樣化，而且由技術變遷或制度變遷所形成的新的收入流又引致了用于修正新的收入流在要素所有者之間進行分割以及改變個人與集團之間的收入分配的進一步的制度變遷。
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的供給的轉變是由類似的力量形成的。科學與技術知識的進步降低了由技術變遷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社會科學及有關專業的知識的進步降低了由制度效率的收益（包括在解決沖突時的技能的提高）所形成的新收入流的成本。
本節中所提出的制度變遷模型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一個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是能夠形成用于考察可選擇的制度變遷模型的檢驗性假說的——（a）對一個在時間進程中的特定的社會，（b）對于在給定時間的一些國家。建立一個在本節概括的理論來發展一個既是解釋性的又是可預見性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是有可能的。這一理論不僅能解釋迄今為止的事件，而且能形成考慮未來的制度變遷方向的假說，并能為對旨在實現更有效的制度績效和更快的制度創新的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研究提供指導。
制度的運作
在前面一節我們已詳細論述了一個制度變遷的需求與供給的理論，并列出了一些在西方與非西方社會的經濟史中所發現的事實以作為對理論的經驗補充。經濟和政治市場怎樣才能有效地將制度變遷的需求與供給的潛在來源轉變為有效的制度創新？影響制度創新的需求與供給的力量是通過相對不完全的市場來操作的。為了形成制度變遷需求與供給的轉變，就需要經濟與政治資源在個人與制度之間進行不均等的分配。由技術與制度創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資源來分割收益的激勵，用于使制度變遷的供給與需求的轉變以及用于分割資源所有者與社會集團之間的制度變遷收益的資源，是通過政治資源的相對無效的市場來分配的。
在本節我們將揭示這些經濟與政治市場結構的制度創新的潛在需求與供給，轉變為制度組織與運作的實際變遷的有效方式。我們將集中考察官僚主義行為與集體行動問題，這些問題在決定制度創新的市場程度以及與前面所揭示的誘致性制度創新進程接近的更為有效的制度運作時尤其重要。
市場結構與效率
在經濟學中，對制度運作的正規分析主要是在理解企業行為的市場結構的含義中演進的。經濟組織領域的許多早期著作的主要目標是分析要素與產品結構對企業行為與績效的影響。它通過分析官僚化組織對資源配置及企業成長的意義，進而對管理行為進行了較新的研究，考察了外部環境對企業行為的影響。
這種研究也是分析社會主義體制下的生產組織的經濟學中的一個長期傳統。這包括努力說明指導公共企業的管理者接近于在完全競爭下的私有企業或經濟的均衡資源配置與產出水平。由于由公共部門生產的公共品與私有品都在增長，即便是在一個非社會主義經濟中，也形成了關于公共投資決策的理論與實際的大量文獻。
社會主義經濟學文獻與傳統的收益費用分析的一個主要缺陷是，它們都沒有包含關于政治行為或官僚主義行為的明確解釋。在一段時期內，一個關于官僚主義行為的內含的“利他主義”或“有機”的理論一般假定，如果政治家和官僚能提供最優化的規則，這一類規則就會被采用與實施。不過日益明確的一點是，在將個人的偏好轉變成公共政策時，立法機關的有效性（即對可交換的政策進行投票的效率）取決于一個社會在作出選擇時所利用的制度。還有一點也很明顯：對公共部門企業的管理（包括政府辦公處，大學的系或研究所，區域或地方發展當局，國家工業）并不可能遵循有能力的提供基金的計劃代理所說明的最大化規則或目標函數，這類制度下的管理者的行為受到它們所操作的經濟與政治的要素和產品市場的影響。
經濟學家和政治科學家在過去20年間為發展更為正規的分析集體選擇與行動的方法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這一努力中，他們試圖將更為有力的分析工具引入到早期一代的制度經濟學家最初感興趣的一系列問題中去，并引起政治科學家對多元化問題的興趣和社會學家對組織問題的關注。在許多方面，這一努力對公共部門的制度的行為的理解，類似于經濟組織領域和管理行為領域對一個私有部門中支配官僚化組織的企業的外部與內部力量的理解。
按照A．布雷頓的看法，對集體選擇與行動的新的研究線索包括四個理論組成部分：即關于公共品、民主、決策規則和交易費用的理論。布雷頓認為，在解釋決定公共品與私有品之間的資源配置的力量時，關于公共品的理論著作是不適當的，因為它并沒有與正規理論對應的制度補充。在布雷頓看來，民主的理論確實體現了可觀察的政治體制的實質性要素——政治派別，決策規則以及信息成本，但是它往往低估了參與政治活動的報酬。關于決策規則的理論則主要考察個人選擇問題，它只是剛開始體現制度決策的過程。交易費用理論則集中于在資源與時間方面市場與非市場交易的成本內涵，它現在正在被形式化。
在發展領域，我們尤其要關注導致了技術和制度變遷的集體行動，它們使一個社會的增長與發展能力擴張。這些使能力擴張的技術和制度創新主要是在私人或公共官僚的個人努力或其他試圖影響它的行動的結果。我們在下面兩節將考察尼斯卡寧對官僚主義行為的研究和奧爾森關于集體行動的交易費用的著作，以幫助我們分析對制度創新的潛在需求變為對制度變遷的有效需求的進程。
官僚主義行為
關于官僚主義經濟學的新著作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個使官僚化企業家在官僚當局的預算與產出下的最大化行為模型化的方法。正如尼斯卡寧所定義的，一個官僚當局是任意一個非利潤組織，它至少有部分是從一個周期性的撥款或贊助獲取資金。
在尼斯卡寧看來，大多數官僚當局的行為是以它們能在競爭性市場下獲取它們的主要生產要素以及在壟斷性或買方獨家壟斷的市場中出售它們的服務或產品為條件。大多數的官僚當局是由一個單一的支配性的集體組織來支助的（例如一個國家級或省級的立法機構），它們又是通過稅收來獲取資金的。同樣，一個發起組織或受托團體又從當局的項目中獲取收益，這常常依賴于一個特定的當局能夠供給它所需要的服務，而且官僚當局依賴于受托團體對它的政治支持。在這些條件下，官僚當局與它的發起組織之間的關系是一種“雙邊壟斷”的關系。
為了建立可以被稱之為官僚主義行為的“純理論”，尼斯卡寧將上面的觀察與官僚化企業家的效用函數（管理者是官僚當局的總預算的單調函數）的觀點結合了起來。尼斯卡寧的模型形成了三個非常重要的假說：（1）一個官僚當局將比一個競爭性行業或一個追逐利潤的壟斷者提供更大的產出。這意味著用于生產官僚當局產出的特定要素的所有者更加有利于一種官僚化的組織形式：受教育的人可能更喜歡公共學校，郵政工人可能會抵制一個國家郵政公司的形成。（2）只要預算代表了對產出的約束，一個官僚當局就有從事推銷活動的激勵，它會增加對它的服務的需求，也會降低對它的服務的需求彈性。（3）一個官僚當局在面對對它的服務的需求彈性很大時，它的供給成本等于或接近于在一個有組織的競爭性行業的普遍成本。相反，一個無彈性的需求可能使官僚當局從它的活動中獲取較高份額的經濟租金。這些租金可能采取人員增加或設施更加豪華的形式。
除了有些領域比如國防外，在“純粹理論”中所說明的官僚主義模型是很難觀察的。官僚當局一般是將服務的組合提供給幾個受托團體。在美國，一所農業大學向一個項目很多的受托團體提供教學、研究和推廣的組合。它從國家和聯邦立法機關，以及通過學費和商品的銷售來獲取收入，不過，立法機關在撥出基金以及受托團體在支持立法的撥款時，是有幾種可選擇的方案的。例如，美國國會是將研究基金撥給美國農業部，而不是州實驗站。農民可以從相鄰的州實驗站的出版物和推廣服務以及農場的出版物中獲取信息。學生可以在州一級的農業學院注冊，而不是在他們自己州的公立或私立大學學習除農業以外的自修或全部課程。這些修正的努力是為了使得對農業學院服務的需求（包括教學，研究，推廣單位）比在純粹的官僚主義行為的雙邊壟斷模型的含義更具有彈性，并引致類似于我們在一個競爭行業所看到的制度行為。
不過，尼斯卡寧模型確實具有巨大的預見力。它預見了一種在彈性需求條件下生產過剩以及在無彈性需求的條件下形成過剩租金的趨勢，這似乎是與關于官僚主義行為的經驗知識相吻合的。生產的產出水平超過W．K．布呂昂在對美國食品分類項目中所論證的一個競爭性市場下的均衡水平的趨勢。A．O．克魯格用導向尋租或形成租金的資源估計了為獲得合法的和非法的國民就業（或許可證）、商品以及服務所付出的努力，它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的GNP中占一個顯著的份額。
用新古典企業理論的方式來將官僚主義行為模型化的努力，已對官僚服務的有效供給得出了許多十分有力的洞見。不過在這方面的著作中，還很少對制度創新予以明確的考慮。因此，我們很難考察官僚主義的部分均衡模型中所暗含的秘密行為與新知識的發明之間的相關性，后者是由政治史學家和經濟發展學者已經描述了的。
集體行動
增長紅利的形成或者是技術進步的結果，或者是更為有效的制度績效展現了制度變遷的第二個需求來源的結果。技術變遷的顯著重要性就在于，它能容許知識對資源的替代，或較為廉價的但是更為豐裕的資源對更加昂貴的資源的替代——即它解除了資源的非彈性供給對增長的制約。類似地，制度績效的增長降低了經濟組織的成本。
制度創新的效應是它降低了新收入流的成本。當要素所有者的新收入流的價格比在沒有實現快速技術與制度變遷的經濟部門的新收入流的價格更低時，它們是可以獲得的。創新性組織（家庭，企業，官僚當局）企圖使成本外部化或使創新活動的收益內部化，在任何一個進步的社會，其結果都是引致了用于修正技術進步與制度運作所形成的收益及要素所有者和社會階層進行分割的持續的制度變遷流。
這一進程的歷史例子是不勝枚舉的，對土地租佃制度變遷的需求有時是由新知識的應用中獲得潛在收益所誘致的，如英國的圈地運動。這一需求有時是通過佃農的政治壓力來實施的，這些佃農期望分享生產率增長所帶來的收益，在美國，組織工會是為了形成一種政治力量，以保證工人分享工業發展所形成的增長紅利。農業研究和推廣體系的發展代表了農民和一般公共機構為使社會在農業生產中應用先進的生物和機械技術獲得潛在的新收入流所作出的努力。本世紀20年代中期到現在，為發展農用品價格支持計劃所作出的政治努力，可以被視為農業生產者為從農業研究的制度化所致的收益中獲取一個較高的份額所作出的努力。在缺乏這些價格計劃的情況下，技術進步的收益中將有一個較大的份額被以較低的食品價格的形式轉給消費者。
對技術或制度變遷所形成的增長紅利的分割進行修正的努力，是集體行動的產物。無論是制度經濟學中的康芒斯傳統，還是政治科學中的多元主義傳統，它們都強調了自愿的聯合來分享共同的經濟利益，對改變與加速經濟增長相聯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所起的建設性作用。
近來，為將企業與消費者行為的微觀經濟理論拓展到分析集體行動，對集體行動代表了對個人自利的理性追求的假定提出了嚴重挑戰。奧爾森的研究的一個創造性企圖是想將企業理論和產業組織理論的內涵延伸到對集體行動的分析中去。
奧爾森強調了組織成本和個人同團體利益的沖突對實現經濟目標時動員政治資源的制約。“如果一個大的團體的成員在理性地追求他們的個人最大福利時，就不會起到使他們的共同或團體目標利益進步的作用，除非有一種強制的力量迫使他們這樣做，或除非向團體中的單個成員提供了某些分別的激勵而區別于共同的或團體利益的實現，團體中單個的成員有助于承擔在實現團體目標時所包含的成本或負擔。”
奧爾森說明了那些較大的團體進一步追逐自利的因素：“第一，團體越大，任何人在總團體利益中所獲取的收益越少……第二，……團體越大，……任何小的成員子集從集體利益中獲取足夠的收益，同時只為此承受一個很小的負擔的可能性越小……第三，團體的成員越多，組織的成本也越大，因而，阻止所有的成員在獲取收益后離開的成本越大。”其結果，每一個團體成員都有理由期待其他人會作出組織的努力，或承擔維持組織的成本。
分析這些團體行動壁壘的方式有兩種。一個潛在團體的成員可能被迫強制參與，也可能向他們提供為動員政治資源所需要的超過慣常的經濟利益的激勵。例如，當農業的推廣服務在美國發展時，農民被迫組織地方“農場局”或協會，以獲取由一個推廣代理人所提供的服務。這些地方農業協會后來又加入了國家農場局，它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它所起的政治作用還在擴大。聯邦政府和國家開始將推廣服務從農場局中“分離”開來，后來，農場局又通過組織市場營銷合作社和購買合作社以及保險公司來補償這一遞減的公共支持，這些組織既使這些服務只能由農場局的成員來獲得，也限制了受保護的局成員的紅利。
美國其他的農場組織也遵循上面所描述的模式，如農民協會和全國農民組織。美國現在最為緊密的有組織的農場團體可能要數一些特殊日用品的市場營銷合作社了。這些日用品包括奶制品、檸檬水果、桃子、酸果蔓的果實以及葡萄。這些組織的優點是成員少，地理集中，對就近市場的壟斷與近乎完全壟斷，并能對聯邦和州立法機關施加影響以支持建立和執行市場營銷規則，也可以建立強制與基于由政治行動計劃的農業基金所提供的有關服務的組合。
當我們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農民組織的力量時，我們看到了農場的人口規模與農民的政治力量之間的相反關系：在發展中國家，農場人口較大，但幾乎沒有政治權力。在那里，工業勞動力代表了總勞動力的一小部分，而有組織的勞動力與總勞動力相比很小的國家（常常是發展中國家），有組織的勞動者與無組織的勞動者的工資的差異要比工業和有組織的勞動力較大的國家更大。奧爾森的理論也提供了一種方法來分析一個社會中大多數處于劣勢的和分散的基礎團體（例如，在發展中國家的農民和發達國家的消費者）為追逐他們的團體利益而實現有效的組織和施加充分的政治影響時的失敗。
對自愿的集體行動的壁壘已使公共代理組織努力實施有效的競爭或補償有組織的生產者對消費者的利益。不過，反壟斷的實施以及其他消費者導向的管制代理的經驗可以被解釋為是與尼斯卡寧的官僚主義行為模型和奧爾森的集體行動模型相一致的。例如，生產者的利益經常支配那些已經建立管制代理的能夠立法的消費者。即便當消費者的利益最初已支配管制者時，他們也傾向于成為一段時期內被管制的工具。
制度創新的動態學
從官僚主義和集體行動理論所引出的推論是十分令人悲觀的。這兩種理論都表明，在經濟與政治資源的市場中所顯示的制度變遷需求是很不完全的，因而產生了在制度變遷導向上的根本性偏向。這些偏向對生產者比對消費者更為有利，在生產者當中，這些偏向又對那些對資本品或人力資源進行了最大投資的生產者最為有利。因此，制度變遷的市場對于有組織的石油生產者比對有組織的農民運作更好，它對有組織的醫生比對有組織的產業工人更為有效。
另一方面，經驗事實沒有支持我們所認識到的通過消除結構的不完整能獲得較大的收益的觀點。資料沒有表明工資在有組織的勞動市場部門比在無組織的勞動市場部門提高更快，我們假定對這些與官僚主義與集體行動理論所引伸的推論明顯不一致的解釋，可以從制度變遷市場的供給方面發現。我們還更為明確地假定，制度變遷曲線的右移或制度創新可能性曲線的轉換，往往會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并使得制度變遷市場更為有效。
官僚化的企業家
我們可以通過考察官僚主義理論與集體行動理論的共同含義來解釋它們之間的某些明顯的不相容性。集體行動的理論認為，大的團體在作為正規的組織追逐他們的特別利益時，會有許多對他們的能力與動機的制約。然而，官僚主義行為理論的一個主要含義是，官僚化的企業家在追逐較大的預算與較多的職員時，將會發現他們的利益是為了組織對他們的服務具有潛在需求的顧客團體，因此，當官僚化的企業家的目標是要建立一個較大的生產者與消費者委托團體，以便創造對他們的服務的需求時，他們的效應就是降低了組織的成本。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當奧爾森在檢驗勞工、農業以及專業組織所起的壓力團體的作用時，他常常發現官僚化的企業家這只“隱藏的手”的原因。
在經濟和社會緊張時期，組織一個潛在團體的成本可能會激劇下降。在有些情況下，對社會變遷的潛在需求“為想要獲得社會利潤的社會企業家提供了機會，他們在這樣做時，將為那些期待它們的人‘供給’或提供了社會運動。”尼斯卡寧和奧爾森顯然低估了那些供給或需求一種公共品的人可能聯合起來，以從技術或制度創新中獲取現有的或潛在的收益。進言之，一個社會對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容忍程度可能會降低，從而會進一步降低組織的成本。這使我們得出的結論是，規模對組織的制約可能不像奧爾森所意味的那么重要。
制度的擴散與轉化
引入制度創新的可能性，不管它是通過擴散過程，還是通過社會、經濟與政治程序所進行的制度轉化，它們都會進一步降低制度變遷的成本。縱觀現代歷史，帝國主義的、國家主義的和利他主義的政策都會導致國家之間的制度形式的巨大轉化。許多拉丁美洲國家在獨立后，新的共和國遵循美國的模式建立了立憲民主與總統制。有一些國家如英國、法國和荷蘭的立法體制已加上了一些存在了很久的法律和習俗體制。德國和日本則謹慎地引進了自由主義的制度形式作為它們的經濟國家主義化的計劃的一部分。在最近幾十年，一些雙邊的和多邊的技術援助代理組織已成為制度轉化的一個重要來源。發展中國家繼續視制度轉化的過程為他們發展技術創新能力所作出的努力的一個很自然的部分。在農業中，無論是試驗站還是推廣服務都變得很普及了。
不適當的制度轉化會導致制度變遷供給的偏向，這類似于不合適的技術轉化所導致的技術變遷供給的偏向。有大量的文獻論述了不適當的制度轉化以及這類轉化對制度發展的扭曲性影響。
有一個方面的文獻為我們理解制度的轉化進程作出了貢獻，它收集了大量的關于制度建立的原始資料。這方面的知識主要是在公共行政學領域發展的，它們為技術援助代理提供了一種對付干預的有效的方法，從而誘致了更加有效的制度運行。關于制度建立的文獻典型地采用了一種明確地朝向制度變遷的規范方法，對有效的制度化的影響的檢驗就是要著組織對它的集合的規范性影響。因此，試驗站對稻谷研究能力的制度化的有效性將由稻谷研究中所派生的新知識對稻谷產量、稻谷生產者的收入以及稻谷價格對城市消費者的影響來得到恰當的評價。制度建立的文獻展現了對特定的組織形式從發達國家轉向發展中國家問題，以及將技術轉化與創新的能力制度化的普遍關注。
與此同時，制度建立方法也受到批評，即它沒有對一種類型的發展給予更多的關注，在這一類型下，為合適的制度變遷所提供的機會可能是基于不同的技術與環境特征。例如，西芬認為，一個關注正在發展的技術的組織可能比一個關注技術不集中的組織更容易制度化。他指出，許多技術相對“封閉的體系”意味著它們所要求的行為對于它們的操作非常獨特，而且與一般的社會文化體制不同。另一方面，當技術體系不是封閉的時，在共同體的發展努力中，有效的制度化可能非常難實現。
社會科學中的新知識
相對穩定的封閉體制的技術可以通過地理的或政治的邊界來轉化，而且在資源與文化差異很大的社會比那些技術最初發展已構成制度與技術變遷方向偏向的一個重要來源的社會更容易制度化。這類轉化的可能性將資源轉化成了與國家或區域的文化賦予的發展相一致的制度創新的進程。從富國轉向窮國的制度形式在沒有巨大的適應性時，它很少可能為發展作出有效的貢獻。制度創新確實有可能比技術創新的地區分布更為專門化。將歐洲和北美的生產合作社模式轉化到發展中國家的努力代表了一個更為復雜的在制度發展領域的資源沒有投入非生產性使用的例子。
縱觀歷史，社會知識使制度績效和制度創新得以增進＿這主要是通過成功先例的逐漸積累或作為行政與管理知識與經驗的副產品來實現的，在最近的一個世紀，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已為制度創新的效率開辟了新的可能性。我們在前文中已提出，對社會科學知識的需求是由對更為有效的制度績效的需求中派生出來的。社會科學知識可能會經由現存的制度或通過促進新的更為有效的制度的發展和創新而導致更為有效的制度績效。例如，對商品供給數量與需求關系的研究已導致更為有效的供給管理、食品的獲得與食品的分配計劃；對影響新技術的擴散的社會與心理因素的研究已通過農業推廣服務導致了更為有效的績效，并導致了農業生產運動的更為有效的設計；對土地租佃或團隊農作安排的效應的研究已導致了在獲取自然資源的更大的公平與對農村地區的資源的利用帶來更大的生產率的制度創新。
社會科學知識的效應已使制度變遷的供給函數右移，即社會科學知識對代價更大的真偽學習過程的替代，這能使制度創新的成本降低，不過有一點似乎是很顯然的，即只有當這些制度創新的更為有效的來源能夠發展本土的社會科學知識以及采用他自己的資源和其他社會的社會科學知識的文化條件時，一個社會才能實現新的收入流。
不過，只有少數幾個國家開始通過社會科學研究能力的制度化而使收益的獲取成為可能。A．格申克龍已論證了社會科學知識對制度變遷的貢獻更多的是通過加強意識形態而不是通過分析能力的進步來實現的。E．S．鄧恩認為，社會科學的努力更多的是集中于對能維持現存的制度組織模式的研究，而不是對旨在轉變這些模式的研究。不過，K．波拉伊卻表達了一個社會科學知識對制度創新作出了貢獻的更為樂觀的觀點。
不管對歷史經驗作出怎樣的解釋，但有一點似乎是很顯然的，即在本世紀后半期，社會科學知識的進步已對制度創新成本的降低作出了重大貢獻。社會科學研究能力、制度設計以及管理能力都利用了社會科學知識，并已在許多國家有效地制度化了。在旨在實現更為有效的制度績效的政策的設計與實施中，計劃性的代理人和計劃人已成為主導性的行動者。
研究工作者和計劃工作者近來對那些在制度績效方面能實現更大公平的制度設計給予了更大的關注。對獲取經濟與政治資源的相對劣勢的無能為力（這是許多社會的主要情形）仍然是對實現因社會科學知識進步所可能帶來的制度績效增長的嚴重制約。
展望未來
正如我們在本文所概括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還是不完善的。很顯然，這一理論對制度創新概念采取了一種漸進主義的方法。我們還沒有對漸近主義方法的批評完全作出回答。然而，我們不得不從社會科學知識的觀點來分析制度績效的效率與公平的含義。不過，我們還沒有像已經發展和實施了的誘致性創新檢驗那樣提供一個可以進行嚴格的經驗檢驗的誘致性制度創新假說。
很顯然，在通過制度變遷的需求與供給的操作力量的市場中有一個嚴重的偏向——通過利用經濟與政治資源以努力實現制度創新與效率，而且還沒有一種理論或政治體制表明如何消除這一偏向。
我們在本文的第一部分已描述的誘致性制度變遷理論確實為我們開辟了利用社會科學與有關專業的資源以發展與特定的資源和社會的文化賦予更為一致的制度創新。我們在以后還將在誘致性技術與制度創新的理論概念的邏輯下來檢驗與綠色革命相聯系的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的歷史——它是發生于本世紀60和70年代的旨在增加發展中國家的食品生產的努力。因此，我們在本文所提出的理論檢驗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促進我們理解在經濟發展進程中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所起的作用的理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公眾平臺（微信號/三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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